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纵横谈
批评的疏离与调节
滕云
不知人们是否注意到，文学批评近年取得长足进展的同时，某种对读者的疏离状态也隐然存在着了。对同一个作品和文学现象，批评界与读者大众的反应有不小差距。在批评界不算热门的作品，在读者大众中掀起热潮。批评家热衷评说的新作，读者大众漠然置之。批评家指为其曲甚高之作，读者大众和者甚寡。事实不难举，譬如对所谓“纯”文学，对一些在作者为探索性而在读者则索解无方的作品。你评你的，我读我的。热者自热，冷者自冷。批评与读者各行其道。这种情状，不知我们的批评界是应当喜？应当忧？还是喜忧参半？是应当改善抑或安之若素？
就说对“纯文学”的反应吧，这几年作家们推出了一大批被批评家称为“纯文学”的作品，体现了文学的新思维、新观念、新意味、新形式，文坛为之震动，批评界做出许多文章，或阐释、破译作品内涵的奥义，或论说这些作品对我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新义。这边批评家指点“红杏枝头春意闹”，那边读者大众却是“鱼龙寂寞秋江冷”。对于这类比一般非通俗文学更不通俗、更超俗、更“纯”的文学，一些直性子读者说：这不是叫我们读的文学；一些老实的读者说：这是我们读不懂不知他人懂不懂的文学；一些困惑的读者说：这或者可以叫做玄文学。
这就是疏离、反差。咎在何方？在读者吗？难说。一般地指责读者水平低、观念旧并不解决问题。应当看到，在文学的世界里，生存、进化的原理不是“物竞天择”，而是“物竞人择”，读者大众（包括低文化层与高文化层读者）的文学取向，有其“人择原理”，他可不管文坛上空吹着“争现代”、“辞传统”的时风，他不想读他认为“没意思”或“太费劲”的文学，你能怎么着？那么，咎在热心评赞“纯”文学的批评家？也难说。文学毕竟需要发展、出新，而“纯”文学的确包含着发展、出新的因素，是应当研究、评赞的。刘勰写《文心雕龙》，每篇篇末都有几句“赞”，赞就是评。问题不在评家赞了“纯”文学，而在赞什么，怎么赞，是否实事求是，是否拔高溢美为“纯”文学者讳；问题在评家是否将读者大众合理的文学取向和文学的人择原理弃之弗顾；问题在于评家是否也习染了一味“争现代”“辞传统”之风。
批评家与读者大众的文学取向之间、专家审美与大众审美之间有差异不足为怪，它本来是客观存在，而且有其合理性。但不是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只有经过适当的调节，合理性才显示出来。同一文学作品所引起的批评家与读者的冷热反差及其调节效应，可以作为例证。一方面，有识的批评终究会提高大众审美水平；另一方面，对批评家来说，也不要把大众审美中的“人择原理”看得过于简单，不应否认清官意识的传统惰性力在读者心理深层的积淀，但大众的选择从来是现实的，批评家对大众文学选择的现实合理性更深细的体察，将使批评与读者的疏离继续获得调节。
是的，有调节则批评与读者的疏离、反差就显出了合理性。没有疏离、反差，就见不出批评与读者的你长我短，也就谈不上调节，只有经过不断的双向调节，批评与读者才能共同提高。
不作调节只保留反差好不好？我看，作为具体的批评行为，批评与读者有疏离有反差是应当的，否则批评还有什么价值？也应当允许批评家个人在批评实践中有自主选择，否则，压抑、取消批评的主体性，就不会有批评的独立发展，也于文学发展不利。但作为总体的批评态势，如果不时时顾及并调节与读者的疏离，就不合理了。批评家可以说批评是选择，但同时不要忘记阅读也是选择，大众的阅读选择中有大众的主体意识，也是忽视不得的。大众是决定文学生存、进化的人择原理的主要体现者。我想，批评的选择与读者的选择局部疏离，总体一致，才是最优选择。把批评者与读者的疏离、反差神圣化，批评就会离开大众走进沙龙，走进象牙塔。批评从与读者疏离走向与读者隔离，其结果不但不会有什么真正的批评自身的独立发展，还会窒息了批评的生机。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改革题材文学的“内省精神”
李晶
改革难，写改革更难。认可前者，是因为我们不断地发现着这场变革从政治经济到思想文化领域所面临的是各种先天准备不足的现实；认可后者，是因为一再地接受到那些冲突人物及至结局都相近似的写改革作品。平淡之中看到传统思维模式一时仍顽强地占据众多作家的头脑。由此，那些代表了某种突破性转机的新作品一旦出现，便会诱使兴奋的我们做一番沉静的思考。
这类作品首先产生在长篇创作中。诸如柯云路的《衰与荣》、达理的《眩惑》、贾平凹的《浮躁》，以及陆星儿的《留给世纪的吻》等。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将改革文学由社会的政治经济视角转向人的文化心理视角，重视对现实人生情感开掘，透过实际生存的心理空间来感知实际生存的物质空间，从而均以人的心态世界的生动饱满补充了单纯的人的命运流程的散漫薄弱。
比如延续了《夜与昼》风格的《衰与荣》，笔锋比《夜与昼》来得更尖锐更深入，直刺各色人物的心理深层状写出个性生动的情感世界，描绘了京都人们文化心理领域非现代又非传统的裂变面貌。《眩惑》将几个中年知识分子在参与或倾向于改革过程中的思想状态和情绪变化作为小说的前台内容浓笔勾勒，写出对于嬗变期的一切反应最敏捷又最审慎的一代人，在现代意识确立之初，在不同的文化抉择中共同具有的眩惑心态。《浮躁》以“全中国最浮躁不安的河”州河为象征，敏锐观察了处在狭窄文化结构中的农民个体在大潮冲击下呈现的浮躁不安的心理特质。《留给世纪的吻》进入到现代家庭内部，集中考察了青春经历有过艰难负荷的一代人，在信念散失之后锐意奋进而又不时困惑怅惘的精神状态，传达出他们对变革现实和自我价值的深沉思考。
由此即可看出，这些作品不是把注意力凝聚在一个或几个主要人物的悲喜剧上，更不是铺展一两个完整的改革事件。一般来看，作品大都是以人的日常行为、日常面貌来取代激烈场景和紧张冲突的情节变化。
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真切地看到了人们的情态种种心态种种。正是这一幅幅极富张力的改革大潮中人的心态图构成了我们长久忽视的“内世界”的真实而深深震动了我们。显然，这真实对于欣赏领域的旧传统、对于长篇艺术的原有规范，都是刺激和挑战。但是这里，我们尤其看重的是它们对于改革题材文学如何深入这个命题所给予的启示。
以写改革题材为主的作家陈冲说：“毫无疑问，改革文学的深入，不是要研究、评价种种具体的改革方案，而是要深入到改革时期中各种人的内心世界，去感应、把握直至表现那些心理、观念的变革，这些变革带来的矛盾冲突，以及它们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和意义。”这番话很有见地。实际上，他是在呼唤作家眼界的现代更新问题。
现实主义发展到今天，其曾经最辉煌的部分也容易成为最僵硬的部分。当我们发现，在思维习惯、语言习惯等等方面，我们长期享有的优良传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拘束和限制时，突破和创造就成为一种必要。这首先取决于作家审美意识的勇敢移位。随着时代的文学对人的主体精神的尊重和确认，随着我们对文学探求人生本体价值的认可，如何全面地正视人成为当代文学发展深化的课题。接踵而来的问题就是对作家是否具备了现代人的内省精神的要求。我们常常格格不入于现代主义，但是毕竟不能忽视这个事实，就是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学借鉴现代主义的进程尽管曲折，尽管屡遭非议，最终还是得到了承认和接纳，并由此中国文学获得了汇入世界文学潮流的大趋向。这其中缘故何在呢？应该说，就是现代主义在审美意识上的内省倾向显现了合情合理的实践意义。
既然文学的认识领域已由社会中心论转向主体中心论，再以那种传统的仅从人与对象世界的认识关系来考察人生现象必然是肤浅的，而必须大量移入人对本体世界的内省意识。以后一种意识统领创作，开掘和发现人的“内宇宙”才成为可能。那些很有代表性的明确内倾的现代派艺术观对于我们改革文学的日益深化，对于现实主义的功能强化可作借镜。
因而，现在我们若是仅以心态小说或心理现实主义等名词术语的界定来对上述几部小说给予形式上突破的肯定，实际就埋没了突破的真正价值。可以说，上述几部作品充分显示了作家那种对旧有的既定形式的悖离，而将审美眼光转向注重主体进而转向人生的内省精神。本着这种精神，作家在艺术经验中起主导作用的不仅仅是客体也包括主体，全知全能和理想主义的模式被轰毁了，创作意识明显地由于干预生活转为表现主体对外部的感知，形成了艺术形式上本体体验的特征。于是，作家的观察出现了理性分析与心理分析的融合，现实主义的解剖刀由最显而易见的现象表层进入了最隐秘的现象深层，造成一种很有意味的效果。这就是，我们从以上几部着意于改革进程中人的精神心态刻画的作品中，虽然没有看到完形的改革者和完整的悲喜剧，但是我们被作品所揭示的主观视界的真实紧紧抓住了，其中，重要的引人深思的东西并非人物的所作所为而是人物的所思所想。从后者我们感知了变化中的社会和变化中的人，感知了这块土地上传统文化的惯性力是如何雄厚又是如何脆弱，因为种种意识上的裂变正在深刻有力地发生在人的心理深层。
也许，近几年的改革题材文学很难为我们提供出几个《新星》那样的李向南或比李向南更具魅力的英雄——尽管这是需要英雄辈出的时代。因为作品的真正力量在于它对严峻现实人生的内质把握。只要是以强烈的内省精神来支撑着审美感知的作家，都无法蔑视改革在显示充分活力的同时所激发出来的种种疑难和矛盾。这种疑难矛盾之所以带来了对改革的阻碍，形成了各种改革途中的悲剧、改革者的败绩，其原因在某种程度上源于改革者和参与者的内部而非外部。故而，内部原因正是导致某些悲剧产生的最深刻的基因。就像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其忧郁犹豫灵魂对其大胆正义行动的尖锐冲突，使其悲剧结局获得了极大的历史真实和必然。如果莎士比亚取消了人物灵魂深切地解剖，也就最终取消了哈姆莱特最生动的审美价值。这样看，无论我们说改革是处在初试阶段还是深入阶段，作为文学，都急需内省精神，急需将眼光向内部转移。观照投身于改革中的人们，其心态变化——精神气质、才干谋略、情感心灵等发生了哪些变化，亦即有多少准备移换和正被移换的崭新观念？或许这样才使文学真正进入了人生的本体探索，文学才获得真正的价值。
讨论改革文学的深化之路，我们在提倡自觉的参与意识的同时，仍然要对自省意识肯定。这是因为，作为越来越强烈地浸渗于２０世纪文学的自觉精神，这种肯定事实上已经构成了一种文化选择一种顺向引力。改革文学及至整个当代中国文学都不应排斥它的效能。惟此，我们才可能从文学中折射当代人的心态种种。一旦改革文学超越了政治的观察思索而跃进到文化心理结构中对人的本体世界的观察和揭示，改革文学就可能达到进一步深化的境地！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传统与现代
——评《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
陈平原
在国外的中国文学研究家中，捷克汉学家雅罗斯拉夫·普实克（１９０６—１９８０）的知名度很高。十年前，《鲁迅的〈怀旧〉——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一文的译介，几乎震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十年后的今天，《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的出版，很可能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说不定可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深入发展的一个契机。我指的主要不是他对鲁迅、郁达夫、茅盾、叶圣陶等的精采论述，而是他所使用的理论框架——抒情诗与史诗的交汇构成文学发展的动力，以及研究的特殊视角——五四新文学和中国古典传统之间的历史联系。
五四作家有过十分激烈的反传统言论，以至不少学人认为，在现代文学和传统文学之间，真的存在着一个名副其实的“断层”。普实克则声称，五四文学抛弃了很多传统文学形式引人注目的特征，但在“内在倾向”上跟古典文学仍有密切联系。这一“内在倾向”也就是他再三论证的中国文人文学的“主观色彩”和“抒情特性”。“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性主义”，这既是文集中一篇文章的标题，也是普实克的一个中心论题。形成中国现代文学这一整体特征的，除了个性主义等政治思潮外，当代欧洲文学（而不是１９世纪欧洲文学）和传统中国文学共有的“抒情主义浪潮”，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不是从比较表面的主题、题材、人物形象的演变论证传统与现代的区别，而是从比较深层的审美趣味和形式感来把握传统和现代的联系，实在棋高一着。至于某些语言障碍造成的误解，以及过分热心产生的“拔高”中国文化的倾向，并没有明显妨碍或损害普实克文章的理论活力。
这跟普实克本人的理论修养和知识结构有很大关系。自３０年代治汉学以来，普实克在话本和通俗小说研究方面硕果累累，仅我知道的就有《话本的起源和作者》、《中国的历史和文学》等著作。日后这些著作译成中文，我们才能更准确地评论其学术成就，也才能更好地理解其理论构想。比如他关于“抒情诗”和“史诗”的交汇综合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一构想，实际上也贯穿于他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如《中国中世纪故事中写实和抒情的因素》）。也只有像他这样“对传统和现代的中国文化都能应付自如”的博学之士，才能在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准确地把握大转折时代“传统与现代”的微妙关系。
大概是受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的影响——这从他文中不只一次引用施克洛夫斯基和穆卡罗夫斯基的理论可以看出，普实克对艺术形式的发展有惊人的敏感。他强调：“在新文学中，艺术形式问题、艺术方法问题并不是不重要，也许比在旧的文学中更重要。”鲁迅等“先锋派作家”的艺术创新，其动机在于“以新的形式准确表达革命时代的激情”；表明了艺术家对他所描述的现实加以重新评价的努力。因此，对作家的研究，必须落实到作品的艺术形式。鲁迅、茅盾、郁达夫等人的历史成绩，主要不在于表达了深邃的思想，而在于创造了能更恰当地表现现代社会生活和现代人感情思绪的新的艺术形式。这也许是普实克对中国小说叙事者的作用、情节功能、文体特征以及审美趣味的演变等很感兴趣，而对作品的主题、题材则较少涉及的主要原因。
美国学者李欧梵在给普实克编这本论文集时，定了个画龙点睛的书名：“抒情诗与史诗”。普实克把中国古典文学分成高雅精致、注重抒情的文人文学和粗俗清新、长于叙事的民间文学两大传统，强调明清以来这两大传统交汇融合的趋向。“根本的问题是，适应于文人文学的那种对世界所持的主观的、往往是抒情的、有时又是理性的态度，应当和传统史诗文学中那种更适合表现现实生活各个侧面的灵活生动、适应性强的形式结合。这是新文学产生的必要前提。”（《中国文学中的现实和艺术》，译文有改动）郁达夫、郭沫若之倾向于抒情诗传统与茅盾、老舍之倾向于史诗传统，都是在吴敬梓、曹雪芹开辟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只不过由于艺术个性不同，各自有所侧重罢了。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文学之得以顺利展开，很大原因是由于它继续了中国古典小说家综合文人文学、民间文学两大传统的努力。
这个发人深思的理论构想，也有成为“陷阱”的危险——由此推出五四新文学只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必然产物这一显然不正确的结论。实际上普实克一开始确实有这么一种偏向。文集中写作时间最早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性主义》（１９５７），在追溯新文学跟传统文学关系时，就强调２０世纪中国社会变革始于明代，即使没有任何外力作用也能达到其目的，而现代文学“实际上还是中国文学中长期发展并逐渐成熟的种种倾向的最高表现”。１９６４年以后写作的那几篇主要论文明显修正这一说法：“如果没有外界的冲击力，在单一的文化条件下，文学的自然进化不能产生全新的结构”。而没有全新的结构，个别因素的变革不可能促成五四新文学的诞生。西方文学的刺激与启迪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关键，但“对某些传统规范的压抑并不意味着消灭它们，而只是暂时地废止它们”。也就是说，传统的影响，暂时从前景转为后景。不排除在特定情况下，传统的影响又从后景转为前景（如抗战时期）。但那时西方文学的影响并没有消失，而是暂时由前景转为后景。普实克描绘的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动态的结构，无疑相当精采。只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有个如何转化的程序问题。缺了这一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就未免简单化了些。普实克似乎主要考虑现代文学中传统的影响，而较少注意传统是如何通过创造性转化而进入现代文学结构中并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的。不过，这毕竟为我们进一步的探讨提供了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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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黄梅新曲动人心
吴乾浩
被请回湖北老家的黄梅戏，植根于故土乡情，又结出了新的硕果。前不久进京的湖北省黄冈地区黄梅戏演出团以别具风格的剧目，撩动了首都观众的心弦。
艺术作品乐人易，动人难，要让广大观众关注剧中主要人物的命运，与之同欢共哀，并不是轻易可以达到的。英山县黄梅戏剧团演出的《银锁怨》，通过现代题材形象地展现重男轻女观念对农村妇女所带来的悲剧命运，借助以子易女的情节关目激化了戏剧冲突，银锁作为三代人苦难遭遇的见证格外具有力量。作品还站在新的高度试图挖掘出普通妇女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所应该取得的存在价值，由此同传统封建伦理观念进行有层次的撞击，像剧中的巧巧、长根、田母、康母等人都是普遍意义上的好人，对生活没有奢望，以寻求安逸、平和的天伦之乐为最高追求；这方面的追求与生儿育女的偶然性所产生的矛盾，为封建意识的孳生与繁衍创造了条件，互为因果促成了全剧的悲剧结果。他们都是封建传统观念广义的被害者，又是封建传统观念的信奉者，有的甚至是封建传统观念的身体力行者。这种与封建传统观念所构成的复杂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是酿成人物悲剧命运的思想支柱，加深了作品的内涵，扮演巧巧的演员郑淑兰以适度、细腻的心理体验，较好地把握了人物善良、柔顺、富于母爱的性格基调；她那富于技巧性的黄梅戏曲调的演唱，以声传情，对比鲜明地强化了角色的内心激荡，易于取得观众的共鸣。《银锁怨》除了在个别场合点明大致时代，在很大程度上采取模糊具体时间阶段的做法，这本无不可；但把人物的心理矛盾，与性格冲突完全摆脱了现代氛围所可能带给他（她）们的时代特征，则失之绝对了。故事的传奇性不能不讲，但把更多的戏剧冲突建筑在人为巧合之上，有可能带来观众逆反情绪，妨碍了更深层的感动。全剧的悲剧基调确立之后，对各场次段落的情绪铺排仍应有统筹处理；那种一味的强调悲，弦越拉越紧，效果不一定尽如人意。
黄梅县黄梅戏剧团演出的《於老四与张二女》作为新整理改编的传统剧目，取得了旧貌换新颜的效果。这个戏既乐人又感人，娱乐性能与感人效果相互配合，形成一种独特的演出风格。此剧取材于清末民初“张二女私奔”的真人真事，搬上舞台后屡经加工，产生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段落，既以整本戏也以折子戏形式与观众见面。族长张二维为维持风化屡加干涉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长工刘五赤诚相助好友的婚事，多次戏弄张大维，这一反一正的两个喜剧形象在对待张二女私奔这一问题上各个施展自己的身手，在多回合的较量中显示出卫道者的愚蠢无能与劳动人民的智慧。作为乡土恋歌，该剧包含了许多乡俗乡情，尽情以富有地方特色的民间歌舞表演穿插其间，诸如推车、跑驴、打莲厢……等等，都载歌载舞愉悦观众，娱乐性是很强的。扮演张二女的黄东风，扮演於老四的郭华阳，扮演刘五的汤寿庭，着意在歌舞中刻画性格，使这些段落在乐人的同时，让角色更贴近观众，产生了对青年男女自由婚姻的支持与同情。相比原作，目前的演出本纠正了以往对张大维等的丑化、漫画化，赋予反面人物以真实的心理动机，让戏剧冲突有更深层的性格冲击，不把社会矛盾简单化，这一改变是成功的。剧中的歌舞场面在广泛吸收兄弟剧种的语汇、手法的同时，仍然强化湖北黄梅戏传统中的民间色彩，乡土风味，这样的做法是可取的。学人所长，不要忘了自我，如果借鉴以丧失自我作代价，那就损失太重了。正因为采取了以我为主、兼学其它的作法，湖北黄梅戏才得以自立，与安徽的黄梅戏各呈风采，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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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东文艺家踊跃深入生活
本报讯 去年，广东省组织文艺家八十多批八百多人（次），或参观、访问，或调查、挂职，深入生活、拥抱改革开放的南国大潮，创作了一批反映改革生活的文艺作品。
据统计，省作协、文联等用多种形式，组织作者深入生活，仅省作协就有三十九批，一百八十人（次），其中有十一人挂职下去，美协有八批一百余人（次），除中青年文艺家外，老文艺家陈残云、杜埃、秦牧、关山月等也到生活中感受改革开放的大潮。不少作家深入到深圳、珠海和珠江三角洲等地，领略经济发展新面貌，描绘特区人的风采。省作协文学院组织沈仁康、程贤章、孔捷生等一批专业作者，多次到建设第一线，发表了一系列写佛山、江门的报告文学作品，形成了以报告文学为“龙头”的创作趋势。一些文艺家纷纷深入到贫困地区，反映扶贫致富的先进人物。仅写粤西农业开发的作品就有十余篇。省美协、画院还组织老画家陈吾、郭绍纲、杨之光等深入到大瑶山隧道、海南五指山和海岛等地写生，举办画展。（廖启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