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
漫话春节晚会
日尧
一年一度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万众瞩目。如今，春节又将临近。“今年的春节晚会怎么样”，自然成了社会上议论的话题。
我们暂且不谈今年晚会将以什么面貌出现在观众面前，更不用说晚会播出以后能不能皆大欢喜，仅就诸多的社会因素和人们的心理因素而言，我想已足够令人担忧的。
近年来，我国电视观众数量猛增，现在电视机的数量多达１．１２亿台以上。不难想象，除夕之夜的春节晚会会有多少观众。几亿人同时收看一台晚会节目，这在世界上也是不多见的。
我国大多数地区的传统习惯是除夕不“串门”，一般是各自呆在家中守岁。电视进入亿万家庭以后，人们过节的习惯起了变化，看电视已成为主要内容，春节联欢晚会大概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晚会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确实增添了节日的欢乐，调剂了人们的文化需求。然而，随之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即对这台晚会的要求逐年提高，本应以娱乐性为主的节目演出无形中被拔高到不适当的位置。
电视日益普及，观众见多识广，欣赏水平愈来愈高，胃口越来越大，使晚会创作水平很难跟上。这种差距容易造成心理的倾斜。于是，像《十五的月亮》、《冬天里的一把火》一类的歌曲就能因晚会的演出而一夜之间在全国流传；而１９８５年想创新但又不成功的春节晚会则能成为众矢之的，引起举国的怨声载道。试想，为办这台晚会，主办者要承受多大的心理压力！春节晚会眼下的地位已经决定了它必须尽可能地适应各行各业数以亿计观众的各种新的需求，男女老幼，党政工农兵学商，缺一不可，不然就要挨骂。因此不得不绞尽脑汁，力求从内容到形式年年出新，避免雷同。照这样一年一变，最后很难说不会走进死胡同，以致无新可创，又走了回来。
目前我国文艺节目的创作水平尚不尽如人意。去年声势浩大的中国艺术节尽管组织耗工甚巨，节目出新尚且不易；一个春节晚会要一下子拿出一台全新的节目，还要让绝大多数观众满意，实在不敢指望过高。去年和今年的晚会总导演虽然都是邓在军，但去年的节目中，小品《产房门前》、相声《五官争功》和《虎口遐想》、歌曲《血染的风采》等都是社会上比较成熟的作品，稍加修改和处理在晚会上即成气候。可今年的晚会据说几乎没有“拿来”就能用的节目，只得组织创作。艺术不能靠突击，没有经过锤炼的节目很难一炮打响。刚创作的节目搬上屏幕效果会如何？恐怕谁的心里也没底。
今年的春节晚会面临严峻的考验。不过，假如设想一下，如果人们的观念和习惯有所改变，有了更丰富的文化消费方式，不再是几亿双眼睛“盯”着一台晚会；如果全国的文化设施能不断增加并在除夕之夜也开放；如果各地电视台都能播放一大批自办的独具特色的精采节目，像电影、电视剧、歌舞等；那么，春节晚会是不是可以免去种种不必要的苦恼呢？而且，除夕的节目也不一定非采用联欢晚会的方式不可。
作为电视台来说，当然不能因为有这许多客观原因就心安理得地不求质量。探索、创新，以优秀的文化节目吸引观众，是电视台的责任。除夕的节目，不论是否采用联欢晚会的形式，都应力求观众满意，得到美的享受。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某些不怎么合理的习惯、不那么合适的思维方式，以及由春节晚会的背后暴露出来的文化娱乐的落后状态，是否也应引起我们的反思呢？该改的恐怕还是要改一改，不要一种欣赏方式一形成，便成了习惯，甚至十几年“一贯制”。
（附图片）
壮族歌手韦唯和台湾“山地歌王”万沙浪在春节电视联欢晚会上
李彤摄
第8版(副刊)
专栏：大地
侯一民的中国画
李松
６０年代初，我与侯一民毗邻住着，只隔一道木障壁，经常踅过去看他作画。我总觉得这位著名的油画家有点“不务正业”，他那么喜欢画中国画，还爱好考古，去伊拉克访问，背回一块刻有楔形文字的砖头，文革期间下放到磁县，我们还一块搞了出土文物展览。前几年，他又一趟趟去陶瓷厂，搞了农家的影壁、宾馆的陶瓷壁画和数不清的瓷盘。不久前，他和邓澍同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回顾展，把他们创作的油画、中国画、钞票设计、壁画、年画、雕塑、印章、陶艺、瓷盘等都拿了出来，洋洋洒洒地摆满了几间陈列大厅。看了展览，留下一个鲜明的印象，就是他们在不同艺术、文化领域的广泛涉猎，都通联着一个确定的目标，用侯一民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的注意点是想使西方的艺术技巧与东方的审美情趣和技巧相融合，使人觉得是中国人的作品。”油画、中国画只是不同的表现手段而已。我还觉得，不同艺术门类的创作，又是各自反映出了作者不同方面的文化素养和审美情趣。你能想象得出那些瓷盘上奇幻瑰丽的画面和那些严肃的历史画会是同出一人之手么？
以前，我总以为侯一民画中国画仅只是练笔，从这次展览会的介绍中才知道他少年时期曾经拜师学中国画，画油画倒是后来的事。也是在这次展览会上，我才第一次那么集中地看到他几十幅中国画近作，大部分是具有讽喻性的简笔小品，也有山水。山水似乎尚未完全从写生脱出，而小品则画得笔简而意远，完全是一个斫轮老手。那人物神情、鸟兽动态，靠着他那久经磨练的速写功力，更是十分传神。这些画，有的以情趣胜，如《酒香鸟醉》；有的由物及人，撩人情怀，如《猫食八哥》；有的忽发奇想，对前卫艺术加以调侃，如《手之延伸》；有的则直刺不良风气，寄寓着深深的感慨，如《鱼儿要学乖》、《可无争》、《笼中趣》。有一幅无叶墨牡丹，风趣横生，题词曰：“有人告我既为院长即不应作画，此言甚是。有花无叶，不可怪我也。”
那是１９８５年他还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时画的，让人看了忍俊不禁，却又感到几分辛酸，想抱怨又不知应该怨谁。还有一幅《怵怵惊惊两碗端》，大约也是一种心境的流露吧。既然身为院长，各家各派自然都得“一碗水端平”，结果是恓恓惶惶，手颤腿软，千万个小心之中仍不免泼洒出来。这种事又该怪谁？画家提出问题，批评的是一种大家都应当深长思之的社会问题。而问题却又提得含糊、巧妙，不是一两句话所能说得清楚。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画似乎又可归入漫画一类。我认为，在中国固有的传统绘画中，本来就有着不同的品类，以后来的分类衡量，有的是壁画，有的是连环画，有的是漫画，有重头戏，也有小品。各有千秋，不可以同一尺度去品评。漫画一类在传统绘画中是很有光彩的一部分。宋人的某些小品，朱耷的讽世之作，罗聘的《鬼趣图》，均可归入这一类。近人如丰子恺、华君武的漫画、刘小岑的大写意，也是这种传统的延续，其共同特点是画意醇厚，不浅露。这当然是与作者的修养和对人生、世态思考的深度直接相关的，也与对题材的处理、笔墨的表现力大有关系。
侯一民对中国画的修养，也在他的油画作品里显现出来。早在６０年代，他的油画创作就表现出对中国画风格的执著追求。这不仅表现在《六亿神州尽舜尧》（１９６２，与邓澍、周令钊合作）、《清水江畔》（１９８２，与邓澍合作）等巨作上，展览会上有一幅很动人的肖像画《邓澍像》，那风尘仆仆的女八路，是当年他俩结缡时的邓澍形象。作于１９６２年的这幅画，在中西绘画的表现技巧中找到了相互沟通、融会、互补的因素，舍弃了一些扦格不入的东西，在形式之中最大限度地汇入了作者的情意。这是一幅富有中国艺术神韵的油画，“使人觉得是中国人的作品”。
第8版(副刊)
专栏：
泥土中站起的“艺术家”
——大连金州区农民演出团晚会观后
李伟
最近到北京的大连金州区农民演出团的表演，使首都各界观众被这群带着一身泥土气的“艺术家”们的动人风采所震惊。你看，由得胜乡农民组成的一支不足３０人的管乐队，在解放军军乐团的帮助下，用了不足４年时间，竟排练了四五十个乐曲，能较高水平地演奏出像《载歌载舞的人们》、《骑兵进行曲》、《北京喜讯到边寨》等难度较高的军乐曲；而且能出色地演奏像《双鹰旗下进行曲》、《拿波里舞曲》（小号独奏）、《拉科茨基进行曲》、《卡门序曲》这样的世界名曲。在音准、节奏、声部的默契、旋律和感情处理上都恰到好处，使全场观众情不自禁地发出欢呼。这管乐的声音，是农民由内心发出的，他们想显示出农民也需要艺术，也能掌握文化，而且能吸收那些属于高层次文化的信心。正由于这样的一种心理，才使他们格外用心尽力。
《龙舞》是由友谊乡演出的。演员们都是菜农，打头舞彩珠的韩谦财已届７３岁高龄。只见两条龙在舞台上忽而遨游，忽而蜷曲，忽而盘柱，忽而腾飞，龙身游动浑然一体，看起来似乎龙的全身肌肉都在协调地颤动。由大孤山乡渔民们演出的彩灯舞《闹海》，在舞台上的暗光中出现了鱼、龟、蚌、蟹、鱿等海中动物形象，“它们”嬉戏、欢舞，热闹，优美，体现了渔民在劳动生活中所想像的那种海中仙境。《龙舞》是用锣鼓伴奏的，而《闹海》则使用了现代的电声乐器，前者渲染云水风雷的气氛，后者造成海中漂荡的效果。大孤山乡的姑娘和小伙子们演出的另一个舞蹈《单鼓舞》，５０年代也曾和首都观众见过面。男女演员们使用了特制的单面鼓，腰间拴挂着串铃，舞蹈动作热烈多姿，技巧娴熟，演员们身强力壮，焕发出农民青年的蓬勃朝气。晚会上还演出了声乐节目：湾里乡（这是个水产乡）阎凤的女声独唱《谁能比得上咱》和《九里里山疙瘩十里里沟》；登沙河镇（这是个苹果乡）冯淑云唱的《金州美》和《在希望的田野上》，都是歌颂农村生活的当代作品。她们各有特色，阎凤用民歌唱法，音质明亮淳厚；冯淑云的发声既是民歌的，又近似美声，婉转清脆，演唱如流水奔泻，神态活泼，怡然自得。这些演员的表演，动作朴实，情绪自然，有时甚至憨态可掬，极少浮华之举。
他们的演出团确实是土生土长的，都是些地地道道的农民；但他们体现了８０年代富裕农村新面貌，不是土里土气的。他们表演中体现出来的技巧、文化素养、对艺术和生活的理解，已经具有较高的水平，说明他们从狭隘的乡土中走了出来，用新的眼光看待自己的过去和现在。他们追求的不仅仅是丰衣足食，而是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文化，享受文化。金州区的农民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农民的文化气魄，可以成为那些已经富裕起来或正在富裕起来的农民的一面镜子：如果富裕的农民不追求文化，那就永远不会成为现代化的农民，也不会脱离愚昧落后的境地。
第8版(副刊)
专栏：
雨季的瞬间
曾毓琳
只一瞬间雨季就结束了
不管你有没有感觉到
那时我骑着自行车刚过了大桥
路灯便刷地亮了起来
相信路灯总比相信磷光要好
憧憬未来总比缅怀往事要好
有油画般的风景在眼前呈现
总比没色彩没线条的空白
折磨视网膜要好
于是我不能不想到现在
而现在我一无所有——
除了这辆车除了脚下延伸的路
除了永远属于跋涉的禀性
第8版(副刊)
专栏：山川风物
姑苏曲园
江宗荣
在姑苏城内马医科小巷两侧，有一座幽静的宅第园林。这就是我国晚清时著名学者俞樾的故居曲园。
俞樾，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氏，一八五八年罢官后移居苏州，潜心治学，通晓训诂、音韵、书法、文学、经学、史学等，并有“门秀三千士、名高四百州”之誉，近代吴大徵、章太炎都曾受学于他的门下。如今保存在名刹寒山寺内的张继“枫桥夜泊”诗碑，即为他所书写。
清同治十三年，俞樾在苏州马医科买下一座旧宅，由自己规划设计，花了一年时间才建成，题为曲园。宅内筑乐知堂、春在堂、认春轩、小竹里馆、瑞梅轩、达斋、艮宦等厅堂楼阁三十余楹，面积不大却别具特色。尤其是宅内园林，一泓清水，小筑亭台，栽花种竹，叠石成山，形如曲尺，典雅精美。
一九五四年，俞樾的曾孙、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将曲园献给国家。可惜十年动乱时，这座宅第园林遭到严重破坏，直至一九八二年才开始整修。目前已修复开放的有小竹里馆、春在堂、乐知堂等主体建筑，厅堂内陈列着俞樾的家谱、年谱、信札、著作、遗物，及其亲朋故友的字画、对联等。其中的春在堂，系俞樾三十多岁时赴京参加翰林考试所作诗中的“花落春仍在”之句而题名，也是他当年著书立说之地。长达二百五十卷的《春在堂全书》，就是他在此写成。前些年，苏州市有关部门曾在春在堂内发现赛金花练习弹奏的一架钢琴。据记载，赛金花的第一个丈夫是苏州状元洪文卿（洪钧），而俞、洪两家是亲戚，这架钢琴估计是当年洪家存放在俞家的，今依旧放于堂内。
第8版(副刊)
专栏：
我爱家乡美（年画）苏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