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经济)
专栏：
夏任凡二次出山记
赵宝常 周保华
沈阳市长途汽车客运公司１９８７年最终统计结果：全年总收入１４６０万元。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实现利润１４１．２万元，比１９８６年几乎翻了一番，位居全市交通系统九大单位之首，并已超过承包合同规定的１９９０年目标……
面对这些数字，长客２１００名职工精神振奋；市交通局以至市政府的领导感到震惊：长客这个乱摊子，１０年落后，１年翻身，出乎意料。
东山再起
人们在惊叹之余，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长客公司第六任经理夏任凡身上。
夏任凡的名字，不少读者并不陌生。４年前，他出任沈阳市电车公司经理，因勇于改革，曾作为全国百名优秀青年企业家之一受到表彰。但不久，在沈阳围绕着夏任凡发生了一场争议，在１９８５年８月底，他被免职。
一年多之后，夏任凡易地复职，于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１１日当上了市长客公司经理。
历史常常出现意想不到的巧合。夏任凡走马上任这天，正是长客公司挂牌通车十周年纪念日。１０年时间，对一个企业来说，不能算短。然而，沈阳市长客公司却面貌依旧，给夏任凡留下一串心寒的数字：
企业经济效益连续两年大幅度下降，１９８６年实现利润只有７２万元，不及最好年景的一半，１９８７年新添的增支因素高达１５０万元，全公司预计至少出现４５万元的亏损。
欠银行贷款１４６０万元，一年利息就得１００万，企业已入不敷出。
沈阳市的个体客运户拥有车辆２６０多台。在个体户如潮似浪的竞争面前，多年以国营自居的长客公司显得毫无斗志。
企业缺钱，接踵而来的是职工生活福利方面困难重重。全公司人均住房面积只有２．１平方米。为此，１／３的中层干部和近一半的司机申请调离。
夏任凡出山后的第一个月，默不作声，下车队，跟车转。新年前夕，他宣布１９８７年的经营目标：偿还部分贷款之后，仍要实现利润１２０万元。
曾在浪涛中搁过浅的夏任凡，当重新得到自己应有的位置时，又义无返顾地投入了一场新的搏击。
锐气不减
“小夏呀，我对你就一句话：吸取电车公司的教训，注意长客职工对改革的承受能力。”赴任路上，市有关部门领导曾这样告诫夏任凡。
夏任凡出山之后是怎么做的呢？
“长客十难八难，说穿了是一个‘乱’字，管理乱，人心散，长客的唯一出路是改革。”在宣布经营目标的同时，夏任凡拿出了一个比在电车公司时更为大胆的全面改革方案。其结果，赢得了台下掌声不断。
夏任凡不减当年改革之勇。
沈阳市长客公司纪律松弛，管理混乱的状况为时已久，企业整顿连续３年验收不过关。夏任凡抓企业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整顿纪律刹歪风。他认为，只有先抓这一条，才能为建立企业新的运行机制扫清路障，创造条件。
夏任凡管理客运企业确实内行。时间不长，车辆保养制度、门卫制度、司乘人员条例等３４种规章制度相继出台。
司乘人员贪污票款，是长途客运部门的一个“顽症”。夏任凡决不容忍这种侵吞国家财产的现象继续蔓延。他采取断然措施，成立了由４３人组成的稽查大队，专司堵塞贪污现象之职，并规定贪污票款者第一次被发现罚款警告，第二次则辞退。
规定易定，而执行则难。社会上无形的关系网常常令执法者生畏。有人提醒夏任凡，某某是局里某某的儿子，某某是市里某领导的亲戚……夏任凡火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我们开除的是屡教不改的贪污票款者，至于爸爸是谁，亲戚是谁，甭管。去年，长客公司辞退了２０名屡犯贪污的司乘人员，一下子使这个公司成了全省交通系统贪污票款最少的企业。
“夏任凡胆子真大，真敢用辞退职工的权力。”有的厂长、经理评说。其实，他胆大，也心细。夏任凡知道目前辞退职工之后的社会管理、保险、劳务市场等配套改革远远没有跟上。于是，他别出心裁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小配套”：被辞退的职工经认真反省，写出检查，有关部门讨论通过后，可到公司做临时工，每月发３０元生活费。一年之后，表现突出者，公司录为集体所有制工人。去年被辞退的职工中，已有１０多人在公司做临时工，其中４人被新建的汽水厂录用。
“夏任凡改革意识强，工作有魄力，有创造，是个企业家。”
“夏任凡秉公办事，跟他干事痛快。”
人们对这位新经理交口称赞。一场整顿纪律刹歪风的较量，使重新出山的夏任凡在长客职工心目中树起了权威。
办国营“个体户”
夏任凡提出把长客办成国营“个体户”。他要全面推行租赁和承包。
长途客运搞租赁承包，全国还没有成功的先例。夏任凡说，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仅３个月时间，租赁承包在全公司全面铺开了。
夏任凡在长客推行的租赁承包，区别车型、车况和线路，采取了单车租赁、集体租赁和线路承包三种形式。无论哪一种形式，都定死基数，实行超收分成，欠收自补，使劳动成果与劳动报酬成正比。多干了自己有好处，少收了得自己掏腰包。因此，再从票夹里拿钱，等于自己偷自己。
压力与动力共生。沈阳长客职工实行租赁和承包后焕发出的积极性，不亚于个体客运户。请看：
农村线路实行单车租赁后，夜宿农村时，司乘人员主动走家串户征求意见。有的班车变固定地点上车为流动接客；有的在市内农贸市场增设停车点，方便了进城农民，长客的收入也多了。
沈阳与抚顺两市间客流量大，素有“黄金线路”之称。夏任凡从原汽车一队分出一个三队，对这条线路实行全额承包。三队发现，早上进沈阳的乘客多，他们每晚就留２０台车在抚顺过夜，结果，实载率大大提高了。去年这个队创利比１９８６年增长４２．６％。
开往辽阳、本溪、鞍山的线路，从去年下半年实行线路承包之后，日发车班次由原来不到１０次提高到７４次，６个月创利５２．５万元，比１９８６年同期提高两倍多。
租赁承包在运营一线显出威力，夏任凡又把“包先生”请到了公司的各个角落。近２００人的汽车修理厂，过去年年亏损，去年实行承包经营后，一年赢利１２万元。公司下属劳动服务公司在两大客运站开设的旅店、饭店、小卖店，去年实行招标租赁后，也一举扭转了多年亏损的被动局面，当年就赢利２２万元。
夏任凡当过司机，任过汽车场副场长，后又毕业于辽宁大学经济管理系。他凭借对客运工作的丰富实践和现代化管理的深厚知识，靠改革开拓进取，向管理索取效益，短短的一年时间，使长客公司迈进了前所未有的新天地。去年，公司已偿还了１／４的银行贷款；利用自有资金兴建的５０００平方米的住宅楼拔地而起；司机和乘务员的人均收入也比上年增长了６０．３％和２３．５％。原来申请调离的职工，现已纷纷抽回请调报告。
第2版(经济)
专栏：编者的话
潮涨潮落等闲看
改革的大潮正在中国大地涌起。就整体来说，它不会落下去。
但就某个具体进程来说，就某一范围的小气候来说，特别是就某一改革者的境遇来说，“潮涨潮落”却是常有的事。困难和顺利，成绩和失误，受赞扬和遭非议，以至被免职和“东山再起”，彼此交替或交织，可以说，是改革进程中带有普遍性的现象。
有人说，改革已由初期发动的欢欣鼓舞阶段，进入了苦辣酸甜的新旧体制交替阶段。这样，这种交错起伏的现象，恐怕就更加多见了。
对于改革者来说，应把这种“潮涨潮落”现象视为改革的应有之义，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顺利时不头脑发涨，困难时乃至落马时，又不泄气。韧性，应是改革者的重要素质。
坚持就是胜利！夏任凡二次出山的事迹，应是对所有勇于改革者的一个鼓舞。
第2版(经济)
专栏：
出口商品“口岸大战”
——长江三角洲采访札记
“不要让我们在一棵树上吊死。”
“哪个口岸卖价高、服务好，我就同它挂钩。”
这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出口创汇企业的普遍要求。
８０年代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对外出口已从基本上由上海口岸独家经营，发展到各省市都有了自己的口岸。这无疑是有利于出口的一件好事。然而，企业依照商品经济规律产生的选择口岸的合理要求，却与现行的按行政区划下达指令性出口创汇计划的体制相悖，使企业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
嘉兴市有一家工厂１９６８年起就通过上海口岸出口相册和笔记本。１９８０年浙江自营出口后，省外贸给这个厂下达的年出口业务量只有６０万元，企业吃不饱，又偷偷去上海接老关系，暗中为上海承担部分出口加工业务。厂长说：“我们就像一个女儿许了两家，做了不光彩的事似的。”１９８４年，工厂下决心与上海“结婚”，签了为期１０年的联营合同。虽然他们在合同中明确写了“首先满足浙江外贸需要的业务”，但浙江省外贸部门却从此把这个厂的任务全勾掉了。
与江苏外贸联营的一家绣服厂，生产的真丝绸时装９０％出口，但光靠一个口岸，企业的生产任务不均衡。去年有一段时间，江苏口岸没有来订单，工厂试图利用空隙到上海口岸承接一点加工业务。江苏口岸却宁让企业停产，每天发给职工０．５元工资搞“技术练兵”，也不允许他们与上海联系。
类似的事情，记者在不少地方都有所闻。为了减少“磨擦”，有的厂采取两头保密的办法，为两个口岸提供产品；有的把交外口岸的产品以劳动服务公司名义送出去；有的干脆一家厂挂两块牌子。
由于不少企业与上海口岸存在着传统的经济联系，江浙两省交外口岸出口的货源，大多数流向上海。于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多口岸出口形成的矛盾，也就集中表现在上海口岸和江浙口岸之间对货源的争取和控制上。
两省一市外贸部门确实都有各自的苦衷。各口岸出口创汇数，中央是作为指令性计划按行政区划下达的。上海作为传统口岸，接受的指令性任务最重。但各省自开口岸后，外地货源骤降，上海出口创汇的形势变得十分严峻。这种形势迫使上海外贸大力发展与外地企业的横向联系，以经济手段来保证货源。而江、浙两地口岸由于处于初创阶段，人才、资金、客户等条件不如上海。为了完成指令性创汇任务，他们不得不采取一些行政手段来控制货源。
历经三四年的“拉锯战”，现在两省一市大致形成这样的“默契”：哪个口岸向工厂投资联营，货源就归谁。尽管如此，各省市口岸之间为某一企业、某一商品而产生的局部“磨擦”仍经常发生。
这种矛盾是新旧体制并存的产物，其症结在于企业出口还不能自负盈亏，要靠各地外贸企业统一收购出口。如果企业自负盈亏问题解决了，不管选择哪个口岸，外汇都返回地方，地方的行政干预就没有必要了。但目前还做不到，只能通过深化改革，逐步实现。
经济界人士认为，长江三角洲的口岸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多口岸出口，多口岸竞争，是大势所趋。而企业自主权扩大后，也就必然要选择效益高、服务好的口岸。这是靠行政手段堵不住的。因此各口岸都应把企业放在中心位置，促其发展。企业发展了，出口货源才能增加，口岸之间的“磨擦”才会减少。
如何促进新旧体制的转换，加速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呢？最现实的办法是，在口岸之间、口岸和企业之间开展多种形式的联合。如以最终产品为龙头，组建从原料到深加工的“一条龙”出口企业集团；设立跨地区的外贸联营公司；围绕某一产品在一个最有利的口岸统一对外成交，分口岸出运、结汇；有条件的出口生产企业联合起来直接对外出口等。近年来已有一批生产企业和外贸公司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取得了明显成效。
有一些同志还提出，应努力把上海口岸推到国际化口岸的地位上去，大力发展转口贸易。使它真正成为长江三角洲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龙头”；而不是仅作为“上海市的口岸”与外省口岸在同一水平线上争货源。上海口岸有条件从目前以经营为主，转向经营服务并重，大力发展转口贸易，从信息、业务、通讯、资金、仓储、运输等多方面为其他口岸服务，把重点放到开拓国际市场上去。
当然，上海口岸要实现这个转变，就得实行更为开放的政策，进一步增强它的实力和活力。这个思路的导向，已经不仅仅局限在解决口岸之争这个矛盾了。
（新华社联合记者组）
第2版(经济)
专栏：
全国首届经济改革人才奖评选揭晓
１５名改革者获金杯奖 ８４名改革者获银杯奖
本报２月１２日讯 今天的全国首届经济改革人才奖新闻发布会宣布，张兴让等９９名在经济改革中作出突出贡献的改革者分别获得金杯奖和银杯奖（获奖名单如下）。
为了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造就企业家人才群体，中国人才资源开发基金会、中国管理科学研究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中心、中央电视台经济部、《中国企业家》杂志、新华社《经济参考》和《环球》杂志联合主办了这次评选活动。据新闻发言人介绍，在两个月的评选活动中，各地有关部门、新闻单位以及基层厂矿企业推荐了上千名候选人，经过评委们的认真评审和民意测验，产生了金杯奖１５名、银杯奖８４名。获奖者中间既有大、中、小型企业的厂长、经理，也有乡镇企业的佼佼者、从事个体经营的能人，还有提出新见解的经济理论专家。由于这次评奖名额有限，一大批经济改革人才未能入选，主办单位今后将继续举办这类评选活动。
据悉，颁奖仪式将在龙年正月初四举行。（郁静）
金杯奖获得者（１５名）：
王永寿 无锡市漂染厂 厂长
王体西 哈尔滨城乡建筑公司 经理
冯根生 杭州第二中药厂 厂长
石山麟 哈尔滨市昌宁给水设备厂 厂长
关广梅（女）辽宁本溪东明商业集团 总经理
孙超 安庆供销服务总公司 总经理
李正治 沈阳电工机械厂 厂长
李经纬 广东健力宝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兴让 石家庄市第一塑料厂 厂长
张盛泉 江苏南通通美实业公司 总经理
杨树杉 燕山石化公司化工一厂 厂长
禹作敏 天津大邱庄农工商联合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
钟华生 珠海白藤湖联合发展公司 总经理
龚文林 天津宇华制衣实业公司 经理
鲁冠球 杭州万向节厂 厂长
银杯奖获得者（８４名）：
万润南 北京四通集团公司 总经理
马胜利 石家庄造纸厂 厂长
马辉普 吉林省三岔子林业局 局长
马力 宁夏吴忠市塑料编织袋厂 厂长
马继波 哈尔滨轴承厂 厂长
马英升 山东济南服装六厂 厂长
王传剑 国家计委煤代油办公室 副主任
王道纯 宝鸡石油机械厂 厂长
王纪年 许昌继电器厂 厂长
王建 国家计委计划经济研究所 副主任
王焚宫 国营星光机器厂 厂长兼总工
王泽普 辽宁鞍钢经营咨询开发公司 副总经理
王林祥 内蒙羊绒衫厂 厂长
贝兆汉 广州白云山制药厂 厂长
尤俊明 扬州美容化妆品厂 厂长
石健佐 山东省济南槐荫低压锅炉厂 厂长
邓绍深 广州电器冰箱厂 厂长
左权 北京市昌平北方企业总厂 厂长
左长林 沈阳变压器厂 厂长
厉以宁 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 主任、教授
叶昌保 洪湖市洪林村企业联合公司 经理
叶邦华 新疆天山锅炉厂 总工程师
吕全福 甘肃榆中甘草水泥厂 厂长
刘元举 贵阳金钢砂厂 厂长
刘维灿（女）厦门华美卷烟公司 董事长
刘韶安 广州市头甘化厂 厂长
刘志华（女）河南新乡县京华食品开发公司 总经理
刘铁生 北京东风贸易公司 经理
乔其能 四川省文君县文君酒厂 厂长
孙宝君 济南第一机床厂 厂长
朱振义 国营黄河机器制造厂 厂长
朱伦昌 无锡县华庄镇 党委书记
许福民 无锡县河埒乡农工商公司 经理
李积平 交通部第一航务工程局 局长
李书臣 冶金部三冶公司 经理
李成玉 吉林造纸厂 厂长
李秀森 湛江市家用电器工业公司 经理
杜聆（女） 衡阳变压器厂 厂长
汪丽荣 化工部第七化工建设公司 经理
应治邦 西北国棉五厂 厂长
陈维润 包头磁性材料厂 厂长
陈清泰 湖北省第二汽车制造厂 厂长
吴协刚 北京燕山石油化工公司 经理
郑宝 兰州第二毛纺厂 厂长兼党委书记
郑焕明 北京汽车工业联合公司 总经理
张学仁 河南平顶山朝川矿务局 党委书记
张瑞林 齐齐哈尔和平机器制造厂 厂长
张连琨 营口化学纤维厂 厂长兼总工
张晓彬 中国新技术开发创业投资公司 经理
张振兴 苏州电扇总厂 厂长
张桂华（女）北京第四制药厂 厂长
欧昌林 上海无线电十八厂 厂长
杨丽坤（女）北京制呢厂 厂长兼总工
杨正文 航天部１１１厂 厂长
杨发源 云南昆明机器厂 厂长
周冠五 首都钢铁公司 党委书记
范绍沛 柳州开关厂 厂长
赵小平 北京东风电视机厂 厂长
赵希友 沈阳汽车工业公司 总经理
祝海初 无锡电扇厂 厂长
段马柱 山西文水工程机械厂 厂长
徐世彬 吉林铁合金厂 厂长
徐孝纯 北京印染厂 厂长
徐有泮 沈阳电缆厂 厂长
徐明 哈尔滨市电热器总厂 厂长
唐锦生 深圳中华汽车工业公司 经理
唐乾三 沈阳飞机制造公司 经理
高振武 山西省太原市正光饭店 经理
高树枝 吉林通化四服厂 厂长
浦大珍（女）四川重庆木模厂 厂长
顾传训 上海化工总厂 厂长
顾衡如 苏州市物资贸易中心 总经理
涂胜华 现实信息咨询事务所（北京）个体业主
郭湘泗 北京星火计划研究所 所长
郭世英 西安鱼化农工商公司 经理
郭建民 中国食品机械包装开发中心 经理
郭新明 唐山发电厂 厂长
梁邦昌 江苏洋河酒厂 厂长兼党委书记
温邦彦 瑞安市永久机电研究所 所长
曾荣苟 南昌市郊顺外村 党总支书记
滕继新 湖北沙市日用化工总厂 厂长
黎达苏 广州珠江钢琴工业公司 经理
嘎吉德（女）内蒙古正兰旗民族服装厂 厂长
颜孟秋 长沙颜氏节能技术研究所 所长
（以上名单以姓氏笔划为序）
第2版(经济)
专栏：
我商检部门信誉满四海
去年检验出不合格进口商品一万七千批为国家索赔回一亿多美元
本报讯 记者刘霄、冯霄报道：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局（简称国家商检局）出具的检验证书已达世界１７０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国际贸易中交接、结算、通关、计税、索赔、仲裁以及诉讼举证的重要依据。２月１２日，国家商检局副局长朱震元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我国的进出口商品检验工作已在国内外树立了良好的信誉。
进出口检验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世界性的独立行业。商检机构站在第三者的公正立场，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对进出口商品进行检验，维护买卖双方的合法权益，对外贸易少不了商检。目前，我国与国际间的所有合同都规定以商检证书作为交接结算的凭证。去年一年，我国商检人员检验出不合格进口商品１．７万批，出具商检证书后，为国家索赔回１．１亿美元；同时，检验出不合格的出口商品１．５万批，经过生产单位返工整理，出口合格率有了显著提高。此外，各地商检部门登轮验船计重９５００多船次，集装箱鉴定４．５万多箱次，签发普惠制产地证书２７．５万份，签证金额达８０亿美元，为扩大出口创汇作出了贡献。
商品检验必须以数据服人。数据准确科学与否，与技术手段密切相关。近几年，国家商检局一方面充实自身的技术队伍和技术设备，一方面与社会检测力量相结合，先后认证了４６个国家级检测实验室和２００多个地方级检测实验室，初步形成了我国自己的进出口商品实验室体系，为进行国际间的技术较量打下了基础。
第2版(经济)
专栏：
四川春节鸡鸭鹅兔供应充足
新华社成都２月１１日电（记者熊小立）近日来成都市周围的长途汽车站异常繁忙：一辆辆客车顶棚上满载的活鸭、活鹅刚卸下，很快就被三轮车拉走，疏散到各个菜市场。
今年春节期间，全省上市的禽兔肉比哪一年都多，估计除夕夜四川将有上亿只鸡鹅鸭兔上餐桌。省畜牧局负责人这样告诉记者，去年省里抓的６８个水禽重点县和２１个肉兔重点县普遍达到预定指标，全省鸡鹅鸭兔饲养量达３．７亿只，禽兔肉产量达２６万吨，比上年增长１４．５％。尤以兔肉发展快，去年出栏的２０００万只，增产二成多。
第2版(经济)
专栏：
牡丹彩色电视机荣获国家金质奖
本报讯 在刚刚结束的国家优质产品奖评选中，北京电视机厂生产的４８３Ｐ型１４英寸彩色电视机荣获国家金质奖。
该厂是我国四大彩电生产基地之一。他们以设计、生产、使用全过程的质量保证体系和质量管理，代替了以往质量部门的后期检查，产品质量不断提高。（王宁）
第2版(经济)
专栏：
平顶山一矿采煤基本实现机械化
本报讯 新建成的河南平顶山煤矿一矿最近经煤炭部验收，达到部颁煤矿现代化标准。这是我国目前黄河以南建成的第一个现代化矿井。
目前这个矿的生产指挥、安全监督、统计分析、工资管理、档案管理，都实现了电子计算机控制，采煤的机械化程度达９１％以上。
第2版(经济)
专栏：
“北广”高频发射机获得技术装备奖
本报讯 北京广播器材厂研制的１００千瓦高频发射机，为我国第一部正负电子对撞机提供了可靠的功率源，填补了国家空白。最近荣获国家重大技术装备奖。
１００千瓦高频机是电子对撞机的关键设备之一。该厂生产的这种产品全部性能均达到国际水平，而成本不及国外设备的一半，可为国家节约大量外汇。（赵宏光）
第2版(经济)
专栏：经济漫笔
也谈竞争要有规则
喻中华
读去年１２月３１日人民日报二版《竞争要有规则》一文，很有同感，也想吐吐文中未尽之意。
最近，发现一个建筑工程单位的采购员，去物资部门的建材公司购买甲级建筑涂料，结算货款１．４万元。采购员马上问这公司的彭科长：“回扣多少？”彭科长坦然一笑，说：“香茶一杯，公家开支，香烟个人招待。回扣没有。”采购员听了，说声：“对不起”，便从彭科长手上把订单拿走了。生意吹掉。就在同一天，在另一家集体经营的建材商店，采购员买走了乙级涂料，得回扣——彩电一台，结算货款为１．５５万元。
回扣从何而来？一般说来，羊毛出在羊身上，销售者抬高价格，从中剔除回扣。向何而去？回扣进入业务员私人腰包，而这笔账实际在购买单位的账上报销。是事业单位，则国家吃亏；是生产企业，加大了生产成本，造成产品出厂价的提高，坑害了消费者。上面买涂料一事清楚地说明，建材商店提高商品单价，采购员获彩电一部，建筑工程单位损失１０００多元。所以，回扣费运行的结果，是个人得利，集体受害，国家受害。
有的单位、有的人利用回扣拉拢干部和购销人员，出售商品以次充优，结果名优产品被挤；有些利欲熏心的人，得了一点“好处”后，明知是次废产品也买，使市场上出现“名牌”竞争不过“杂牌”，“真货”竞争不过“假货”，“守法”的竞争不过“违法”的怪现象。
尽管“回扣”制度同改革并无内在的必然联系，但过去没有的，今天出现了，群众却一概以为是改革的产物，有的甚至把回扣制度错误地同改革画等号。
回扣制度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竞争原则，害处很多，群众很反感，应当废除。废除回扣制度，制定竞争规则，严格市场管理，是深化改革的内容，也是促进市场发育和完善的必要条件。对这一问题，有关部门是该重视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