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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春佳节迎亲人
本报评论员
岁序更迭，龙年将届。值此全国人民喜迎新春佳节之际，我们谨向海峡彼岸两千万台湾同胞致以衷心的祝贺和亲切的问候。
去年１１月，台湾当局开放民众来大陆探亲。３个月来，前来大陆的台湾同胞络绎不绝。众多的白头游子在饱经长期的离愁别绪后，终于得以重返故园，父子重逢，夫妻团聚，互诉相思之苦，共享天伦之乐。这一离一聚包含着多少辛酸和甘甜，又绽开了多少人的笑颜。
少小离家，一年不短，两年苦长，台湾同胞别离亲人近４０年，而今才踏上归途。大陆同胞无不为之动情，无不想为两岸亲人的团圆尽一份辛劳，提供一份便利。不久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明确提出，对探亲台胞“政治上不要强加于人，经济上不要索钱要物，接待工作中不要弄虚作假。”几个月来，各地民航、铁道、交通、海关、边防和旅游等有关部门认真执行了这个方针，想方设法为台胞排忧解难，提供优质服务，使前来探亲的台胞切身感受到祖国大陆的温暖和两岸人民之间的骨肉深情。
我们的接待工作还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在交通、住宿和服务等方面有待进一步改进。新春佳节就要到了，将会有更多的台胞前来大陆探亲。希望各地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满腔热情地为台胞提供方便，把接待工作做得更加周到，使探亲台胞高兴而来，满意而去。
开放探亲使两岸关系出现了祥和气氛，这是可喜的一步。但是，台湾当局仍有种种限制，两岸人民“双向往来”的愿望至今尚未实现。目前，有多少大陆同胞倚门翘首，期待着台湾亲人回来共度新春佳节；又有多少居住在大陆的台胞和去台人员亲属束装待发，盼望着赴台探望亲人。我们期望早日拆除人为藩篱，让海峡两岸所有同胞自由往来，都能实现与亲人团聚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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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贯彻改革精神 实行差额选举
省级班子换届民主气氛浓厚
各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选举结果感到满意
据新华社北京２月１１日电（记者徐心华）从１月１５日到２月６日，我国有２０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政府、政协和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任期届满，先后举行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委员会全体会议进行换届选举。还有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政府、政协的换届选举将于今年４月以后陆续进行。各地传来的消息表明，这次选举贯彻了改革的精神，普遍实行了差额选举的办法，民主气氛很浓。
这次２０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选出人大、政府、政协主要领导成员和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共５９２人，除连任的外，新任的２０８人，其中人大常委会主任１０人，副主任５９人；省长６人，副省长、自治区副主席、副市长３６人；政协主席１０人，副主席７０人；高级法院院长９人；检察院检察长８人。新选出的领导班子成员，绝大多数担任过地市或厅局的主要领导职务，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较强的领导能力，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做出了突出的成绩。
经过换届选举，这２０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领导班子的年龄结构比上届有了明显的变化，文化、专业素质有了进一步提高。换届前，５０岁以下的人在这些地方的政府班子中平均占１８．４％，现在占２６％；人大常委会正副主任中，换届前６０岁以下的人占６％，现在占２５％；政协正副主席中，过去６０岁以下的人只占７．３％，现在已占２０．２％。在文化素质方面，正副省长、自治区正副主席、直辖市正副市长中，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现在占７６．４％，也高于过去。各地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这样的选举结果感到满意。
这次换届选举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各地都按照《选举法》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广泛发扬民主，实行了差额选举。不仅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副省长实行了候选人多于应选人数一至三人的差额选举，还有５个省、自治区选举省长和自治区主席，６个省选举人大常委会主任，５个省选举法院院长，６个省、自治区选举检察院检察长时，也实行了差额选举。
２０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代会上，都出现了代表１０人以上联合提名推荐候选人的情况。代表联名推荐的人大、政府领导成员和高级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的候选人，就有１９０名。经代表充分讨论酝酿后，大会主席团根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将其中５４名列为正式候选人。对候选人情况的介绍也比过去详细、全面。
在这次各地换届选举中，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政议政的意识和能力比过去有了提高。各地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酝酿候选人时，思想活跃，畅所欲言。有位农民代表说：“我是代表人民来开会的，回去后人们会问我：选省长、主任时为什么选这个不选那个？我得回答出个一二三来。如果闭着眼睛划圈圈，回去就交不了帐。”代表们在联名推荐候选人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河南省郑州市代表团和新乡市、省直机关的部分代表共１００多人联名推荐刘源为河南省副省长候选人。他们在推荐理由中说：我们推荐刘源为副省长候选人，并不是因为他是刘少奇同志的儿子，而是因为他谦虚谨慎，工作敢想敢干而又任劳任怨，有突出的政绩。
这次各地的实践表明，实行差额选举，广泛发扬民主，不是削弱了党的领导，而是更好地体现了党的领导。党的十三大提出，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党政分开后，地方党委的主要职责之一是向人大、政协推荐重要干部。因此，在这次地方换届选举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通过各种方式，在较大范围内选拔领导班子成员候选人。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充分酝酿的基础上，中共中央组织部派出１７个考察组，对各地党组织推荐的人选进行了认真的考察。由于充分听取了群众意见，因此，这２０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当选为人大、政府正副职和两院“两长”的３４９人中，属于党委推荐的有３４１人，占全部当选人数的９７．７％。
据代表反映，这次换届选举工作也还有一些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有的代表认为，实行差额选举，对于代表１０人以上联名推荐候选人应规定细则，要有规范化的程序。实行差额选举以后如何保证领导班子的合理结构，也需要进一步探索。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认为，这次地方换届选举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推进政治体制和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经验。这位负责人指出，我们要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更新观念，完善制度，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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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赵紫阳邀请外国专家作客中南海
感谢他们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宝贵贡献
新华社北京２月１１日电（记者柴世宽）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今天下午把长期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请进中南海，感谢他们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宝贵贡献，祝贺他们在即将到来的龙年健康长寿。
这些来自亚、欧、美３大洲９个国家的专家，有的早在２０年代就到了中国，还有许多人从３０或４０年代起同中国人民共同奋斗。
下午５时３０分，赵紫阳和田纪云、杨尚昆、温家宝等在国家外国专家局负责人陪同下，同专家们一一亲切握手、问好。
赵紫阳对专家们说：“几十年来你们和中国人民同甘苦、共患难。中国党、政府和人民高度评价你们的工作。我们衷心感谢你们，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你们。”
赵紫阳接着说，朋友们在中国经历了两个史诗般的年代，即中国人民通过斗争求得翻身解放的时期和现在已经开始的现代化建设时期。这两个年代在世界历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他说：“我们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占人类总数１／５的中国人通过这个过程向贫穷告别，向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前进。”
赵紫阳强调，贫穷的社会主义没有吸引力，一个国家的人民不可能为贫穷的社会主义奋斗。不少外国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十三大标志着党和人民的新觉醒。赵紫阳说，如果讲觉醒，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不仅花费了很长时间，而且付出了很大代价、建国３０多年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在中国这个生产力低下，商品经济不发达的东方大国，改革和开放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一切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措施都应当采取。如果不是这样，而是采取超越现实的政策和措施，不仅搞不好经济建设，也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
赵紫阳说，国际社会很关注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但是不大了解中国。他希望在座的专家们利用他们同国外的广泛联系，帮助外国朋友更好地了解中国。
杨尚昆对专家们说，中国近几十年的变化，大家都是见证人。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的整个情况是向上的，今后还会稳步向上。去年的形势比较好，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更好，真正成为龙腾虎跃的一年。
杨尚昆说：“今天这个聚会是现任卫生部顾问的马海德提议举行的，他还提议请邓小平同大家见面。小平同志不在北京，紫阳同志和我代表他向各位表示问候和感谢。我在这里还要告诉大家：小平同志身体很好。他接受了马海德大夫的建议，现在抽烟少了。”
随后，赵紫阳等领导人同马海德 、阳早、寒春、爱泼斯坦、米勒、横川次郎、川越敏孝、柯鲁克、伊莎白、戴妮丝、秋迪·卢森堡等３９位专家和夫人共进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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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海南特区优惠政策即将公布
经济结构主要是中外合资、合作和外商独资企业
实行境外人员、资金进出自由货物进出基本自由
新华社海口２月１１日电（记者田川）把海南办成全国最大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已经拟定，不久即将公布。海南建省筹备组副组长梁湘昨天向参加春节座谈会的海南党政军领导人透露了这一消息。他说，将来海南的经济结构主要是中外合资、合作和外商独资企业。
梁湘是在参加中央讨论有关海南建省、把海南办成比现在的特区还特的最大特区问题的会议之后于昨天返回海口的。他在座谈会上介绍说，将来海南的经济运行是市场调节，所有制结构不再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各种经济成份并存的，而主要是中外合资、合作和外商独资的企业比重较大。
在谈到人、财、物进出海南岛问题时，梁湘说，境外人员进出岛自由，手续简化；资金进出岛自由；货物进出岛基本自由。他说，海南对外更加开放，在开放中加强管理。一要防止海南利用优惠政策倒卖洋货，二要防止内地利用优惠政策套汇逃汇，要牢牢掌握这两条。
海南是作为省一级对外开放的，面积大，自主权也大，直接由党中央、国务院领导。梁湘说，海南一开始就作为全面改革的试验区，不仅发挥对外开放的“窗口”作用，而且还要作为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超前改革试验区。
梁湘指出，海南要充分认识到中央给予的优惠政策这个有利条件，鼓足干劲。同时，也要看到当前的困难，海南基础设施差，投资环境不完善，人民生活水平还比较低。但只要我们正确贯彻中央关于海南进一步开放的指示、措施，海南腾飞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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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改革大潮中吸取教训继续奋进
步鑫生应聘任申佳公司副总经理
本报上海２月１１日电 记者章世鸿、高海浩报道：由上海、江苏、浙江企业界人士共同创办的上海申佳联合公司正式聘请步鑫生为该公司副总经理。申佳联合公司为工商联营的集体性经济实体。
２月６日，在申佳春节联欢会上，该公司董事长姜庆湘将聘书授予步鑫生。他在致词中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企业成败也是常事，问题在于总结经验教训，使今后工作得更好”。步鑫生欣然接受聘书，于９日去厦门为该公司洽接业务。
１１日，身在厦门的步鑫生接受本报记者的电话采访。他在电话中说：“我从心底里十分感激上海申佳公司对我的关心和信任，也感激上海经济界对我的热情鼓励。今后，不管我走到哪里，都将铭记申佳公司对我的支持。”
步鑫生在谈到以往的教训和失误时说：“海盐衬衫总厂的经营失误，我负有一定责任。我感激省、市、县领导对我的及时教育、帮助，这个教训千金难买，也是一面镜子，我要经常照照，继续反思，保持清醒头脑，力争拚搏两三年，在改革的大潮中重新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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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总投资三十五亿元 具当代世界先进水平
天津无缝钢管总厂批准建设
引进技术设备合同昨天正式签订
本报天津二月十一日电 记者肖荻报道：建国以来天津最大的工业项目——天津无缝钢管总厂，经国家批准建设。今天晚上，天津与联邦德国、意大利、美国的三家公司在津正式签订了引进技术设备合同。
天津无缝钢管总厂建设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占地面积二点五平方公里。项目总投资估算为三十五亿元，其中利用外资八点五亿美元。建筑总面积约四十八万平方米，机电设备安装总重量近八万吨。
该厂技术、设备的引进采用三方的组合，即：炼钢选用联邦德国一百五十吨超高功率电炉、炉外精炼装置，四流圆坯连铸机；轧管选用意大利二百五十毫米限动芯棒连轧管机组；管加工选用美国五条加工作业线；辅助设施由联邦德国和意大利相应配套。以上设备和技术均具有八十年代世界先进水平。
按合同规定，合同生效的第一年，做好施工前的各种准备工作，再用二年半的时间把工厂建成，然后投料、热负荷试车。全部工程用五十四个月交付国家验收，正式投产。
天津无缝钢管总厂建成后，将年产钢六十万吨，无缝钢管五十万吨，年产值达十二亿元，上交利税五亿多元。它的建成对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天津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都将起到重大作用。
天津市长李瑞环、国家计委副主任干志坚、对外经贸部副部长李岚清等出席了签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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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习继承周恩来总理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周总理身边部分工作人员〔注1〕
今年3月5日，是周恩来总理诞辰90周年。我们这些曾经在他身边工作过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警卫、医护、行政工作人员，相约在一起，共同回忆在他身边工作的难忘岁月，缅怀他对我们的关怀、教育和培养，追思他严于律己、克己奉公、日夜操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德，学习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密切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颂扬他为建立新中国、保卫新中国和建设社会主义做出的丰功伟绩。在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我们纪念他，不仅是为了寄托我们的情思，也是为了学习、继承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民主协商 绘制蓝图
我们跟随周恩来同志从西柏坡来到北京，就像“土包子进城”，对北京十分陌生，不了解城市情况，不认识民主人士，不知道外交礼仪，不懂得在大城市里如何做好警卫服务工作。周恩来同志在浩繁的政务活动中，以他的言传身教，使我们逐步适应了环境，学会了如何工作。我们记得，进城不久，他就按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定，积极进行建立新中国的准备工作。当时，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迅猛，汉口、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相继解放，国民党主力部队已被歼灭。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时机业已成熟。从1949年6月起，在近3个月时间里，他为筹备新政协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有时连续几天几夜，在中南海勤政殿，他专心致志，按照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起草共同纲领。初稿写出后，他又先后在七次会议上，耐心地和党外人士协商，广泛吸取各方面的合理意见，使共同纲领草案日臻完善，终于得到政协会议一致通过，成为新中国的建国施政纲领，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在起草和协商共同纲领的过程中，周恩来同志为全党树立了通过民主协商实现党的领导的光辉范例。他说，民主协商原则体现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精神，这种议事精神，不在于最后的表决，不注重形式上的多数少数，主要在于事先协商和反复讨论，达成一致。他还代表党中央同各方面协商了政协代表名单。他长期负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熟悉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又经过细致地调查研究和反复协商，使政协会议具备了广泛的代表性，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这种共同协商代表名单的做法，为后来历届全国政协和人民代表大会所沿用。1949年10月1日上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任命周恩来同志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从此，我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周总理或称总理。这天下午，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开国大典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正式成立了！当时我们看到，站在毛主席身旁的周总理，满目深情地凝视着聚集在广场上欢呼雀跃的30万群众。中国人民为之奋斗了100多年的人民共和国诞生了，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但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建设祖国的历史任务更艰巨、更伟大。在开国后急需解决的政府机构人事安排问题上，周总理深谋远虑，费尽心思，启用人才，对各民主党派的主要领袖和社会贤达、知名人士都做了精心安排，使我们的国家政权，根本不同于资产阶级共和国，与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也有所区别，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经过同各民主党派协商，取得一致，作出决定：在政务院4位副总理中有两位民主人士，21位政务委员中民主人士11人，各部、委93位负责人中，民主人士42人。各界人士普遍称赞周总理安排得周到，真不愧是“周”总理啊！朱德、董必武等党内老同志称赞恩来同志“历来是管家的，是个好管家”。
从1950年9月起，周总理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抗美援朝斗争上。9月30日，当美国军队占领汉城，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时，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了“不能置之不理”的庄严声明。10月19日美伪军侵占平壤后又向中朝边境全线进攻，朝鲜局势极端严峻，我国东北地区也受到严重威胁。党中央政治局对此严重局势进行了反复研究，决定组建以彭德怀为司令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到朝鲜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斗争。身为军委副主席、政府总理的周恩来同志，勇敢地挑起了协助毛主席组织领导这场战争的重任。从志愿军的组建、装备、兵员补充到军工生产、交通运输和后勤保障，他都亲自过问，亲自组织。运筹帷幄，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他经常亲自到军委总部指挥机关，听取汇报，掌握战况。他对敌我双方情况了如指掌，甚至对战区中某些村镇、高地、河流、岛屿和铁路枢纽的情况都很清楚。他代中央军委起草的作战电报，对抗美援朝几次战役的作战方针都及时给予指示。尤其令人难以忘怀的是，1951年1月，东北军区召开后勤会议，研究志愿军的供应问题，周总理在百忙中专程赶到沈阳，并根据作战部队的反映，决定把大盖帽改换解放帽，套头式单衣改为开襟式，把棉衣面轧上绗线，以便于部队防空、爬山、钻林子，负伤后也好抢救。他还亲自过问抢修和保卫铁路、公路、交通枢纽，指示在运输线上普遍建立“防空哨”，下令从地方抽调车辆、司机和汽车修理工补充志愿军，建立起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保证了抗美援朝的物资供应。他按照党中央确定的财经工作必须服从战争需要，必须采取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在全国掀起了参军参战，增产节约，劳动竞赛的热潮，开展了大规模的慰问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活动，增强了全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的责任感，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提供了人力、物力的保证。经过中朝人民的共同奋斗，1951年7月，美国被迫同意停战谈判，双方形成了长达两年零一个月的对峙作战局面。他亲自掌握战局发展和谈判的进程，几乎每夜都要起草给我方谈判代表的电报，或亲自打电话询问情况，及时作出指示。由于采取了边打边谈，打谈结合，以打为主，以打促谈的正确策略，粉碎了美国企图武力取胜和谈判取胜的幻想，终于在1953年7月27日达成了停战协定，以战斗的胜利保卫了朝鲜的独立和我国的安全，打破了美帝不可战胜的神话，为保卫远东与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鼓舞了世界人民反对侵略、保卫和平的信心，对国际局势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已成定局后，周总理又和陈云同志主持编制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1952年秋季一段时间里，他经常找国家计委和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反复修改和补充。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确定了以重工业为重点进行工业化建设的方针，注意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特别注意了财政、物资、信贷的平衡，不留缺口。他工作非常细致，有些数字差错往往是他发现纠正的。“一五”计划是在借鉴苏联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充分注意了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经过反复的论证和研究之后确定的。它以156个建设项目为骨干，提前一年完成，是一个成功的五年计划，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为探索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迈出了极其可贵的第一步。1956年夏季，周总理又忙于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他多次找计委的同志商讨研究，往往是晚上总理讲，白天计委同志算、改、写，第二天晚上再送总理审改。这样紧张工作约个把月。有时夜深了，我们请总理到院子里散散步，一会儿他又返回办公室工作。经过总理数斟项酌，初稿才定下来。经中央和国务院审议后，“八大”一致通过了周总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从而正确规定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规定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应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以大统一小自由、大集中小分散为原则，建立和健全以国营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份同时并存，直接计划和间接计划相结合的经济体制；规定了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综合平衡稳步前进，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针。“二五建议”文字虽短，却是总理经过反复平衡，集中了各方面意见，呕尽心血制定的。“二五计划”后来虽然被大跃进搞乱了，但是周总理在主持制定第一、二个五年计划中所坚持的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注意农轻重顺序，建设规模要同国力相适应，合理地规定建设速度，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的指导思想，他亲自动手编制审改计划所做的努力，所花费的心血，所表现的智慧、才能、胆略和远见，确实给我们党和国家发展国民经济留下了宝贵精神财富。
崇高的品德 难忘的教诲
建国以后，周总理一直和邓颖超同志居住在中南海西花厅。这是一座旧式的平房院落，是周总理、邓大姐生活、办公的地方。组织上先后派我们到西花厅做警卫、服务工作，长期的实践使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工作在周总理、邓大姐身边，犹如置身于一个革命大家庭里，处处感受到党的温暖和崇高的革命情谊。我们跟周总理朝夕相处，日夜相随，亲聆教诲，是我们一生中受到教育和帮助最多的难忘岁月。周恩来同志是叱咤风云闻名中外的伟人，他思维敏捷，精力过人，有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阅历，肩负着主持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重任。我们初到他身边工作时，都有一种敬畏和紧张的心理，怕不能胜任。但实践使我们体会到：他对我们是充分信任的，完全平等的，他把我们担负的各项服务工作，看作是他做好党和国家领导工作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每当我们工作上出现差错或纰漏时，他总是循循善诱，严格要求。他还让我们轮流到公安学院学文化，学业务，要我们组织起来，利用中央开会的机会学时事，学理论，一直坚持到“文革”开始。我们在工作或生活上遇到了困难，邓大姐就想办法帮助我们解决。在西花厅工作，我们感到有信心，有力量，意义重大，是一生的幸福，一生的光荣。在西花厅工作，我们觉得如同上大学，工作紧张，内容丰富，受到多方面锻炼，学到很多东西。周总理、邓大姐的言传身教对我们影响很大，对我们后来的为人和做事有很大裨益。
我们在周总理身边工作，对我们教育最深的是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新中国诞生以后，我们党成了执政党，但周总理胸中时时装着人民的疾苦，仍然保持着战争年代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无论是郑州黄河、天津海河大水灾，或是邢台地震，他都亲临现场，察看险情，组织抢险救灾，安排人民群众的生活。我们记得，邢台地震的第二天，总理不顾频繁余震的危险，怀着沉重的心情，赶赴灾区看望受灾群众。当时，春寒料峭，裹着沙砾的西北风一阵紧似一阵。总理看到数千名群众迎风坐着等他讲话，当即对县委书记说：“风沙这么大，怎么让老乡们朝着风坐呀？你说，一个人跟几千群众相比，哪一方面更应该照顾？”接着又用深沉的语调说：“我是作为国家总理来看望受灾群众的，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你想想，共产党人哪有让群众吃苦在前而自己吃苦在后的道理呢？”他亲自指挥群众朝南坐下，自己绕过去，站在一个木箱上，迎着漫天风沙向群众讲话。当总理号召灾区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时，群众激动得热泪盈眶，总理讲一句，大家齐声响应一句。当总理讲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你们恢复了生产，重建了家园，我再来看望你们时，几千名群众一齐站了起来，口号声此起彼伏，连成一片。我们亲眼看到了总理和人民群众心连心的动人场面。回京后，他就邀请李四光同志和有关部门负责人，研究加强地震预报、减少地震损失的办法。回想起人民公社成立不久，听说河北一些地方建起了社员新村，周总理亲自到河北省定县、安国、徐水视察。他发现新村楼房取消了火炕，农民睡不惯，做饭满屋子都是烟，上下楼不方便，给吃水、养猪、积肥都带来困难，当即对随行的省、地、县领导说：改变华北农村千百年来形成的居住和生活习惯，要引起重视，同群众商量。在“文革”期间，他还时刻惦记着“老、少、边”地区（注2）人民的生活。1970年春，我们一位工作人员的孩子，从陕北插队回京探亲。总理在同他交谈中得知陕北人民生活困难时，难过地流下了眼泪。为此，他专门召集中央有关部门，北京市和陕西省及延安地区负责同志开会，研究如何帮助老区发展农业生产和五小工业，改善人民生活。1973年6月，他陪外宾回到阔别26年的延安，看到人民生活仍然十分困难，就利用晚上外宾休息时间，召集地方党政军负责干部，开会研究这个问题。散会前，到会同志纷纷要求总理以后再来延安。总理说，我也很愿意来，不过有三个条件：第一，你们要搞好团结，搞好生产，五年粮食翻一番，我就来；第二，如果我不死（知道自己已患癌症）；第三，如果我不犯错误。本来十分活跃的会场，一下子鸦雀无声了。大家看着总理消瘦的面容，满含泪水的双眼，都难过得说不出话来。不到三年，病魔就夺去了周总理的生命，他没能再去陕北看看，但他对老区人民的心愿，邓大姐却深深记在心间。《周恩来选集》出版后，有二万元稿费。邓大姐一再表示，周来同志生前从不收稿费，他虽然不在了，我们也不能做他不愿做的事，钱来自人民，要还给人民。她决定把二万元稿费全部赠送给延安人民，以偿恩来同志的心愿。
我们多次听周总理讲过，他是政府总理，是共产党员，也是普通劳动者。他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在我这里工作要懂得，办任何事情都要跟我联系起来，要跟我的职务联系起来，要和政治影响联系起来，要把我和人民联系起来。”解放初期的一天晚上，总理听陈云同志说，王府井的霓虹灯亮了，就高兴地招呼我们一起去看看。到了百货大楼，总理听到店里正在广播清场，他就严肃地批评这种做法要不得，怎么能把领导同群众隔离呢？那天晚上，他是以一个普通顾客的身份，来市场看看，也像群众一样买些东西。他还同经理、老职工交谈，了解店里工作情况。有一次他听到反映人民大会堂开会时，在外面的司机、交通民警没有休息和解手的地方，他就让把大会堂东门外地下室改建成休息室，设置了厕所。他工作繁忙，珍惜分秒，乘汽车外出，司机总想把车开快点。这时，总理总是
提醒司机：慢些，不要抢，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想着群众。在
路口人多的地方，总理不准猛按喇叭，以免人们受惊；遇上雨天，总理嘱咐司机不要把泥水溅到行人身上。他把人民群众看
作是国家的主人，自己是人民公仆的感人情景，我们经历过何止一次！他常对我们说，共产党的干部应该是人民的公仆，而
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
我们的总理是亿万人民的当家人，他深知建国创业之不易。虽然艰苦的战争年代过去了，经济条件改善了，但他依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本色。进城后，有些部门铺张浪费，大建楼堂馆所，他多次严肃批评，还明确表示，只要他当一天总理，就不盖政务院大楼，也不让大修西花厅的住房。他和邓大姐每周都要吃些粗粮，外出视察，经常和群众吃一样的饭菜。他一贯克己奉公，公私分明。国务院规定，私事用汽车，要自付汽油费。他以身作则，严格执行。他把看病人、看演出、去理发都定为“私事”，要司机同志如实写在登记本上，按里程付清汽油费。总理有时也在家中请一些知名人士、演员、运动员或老战友吃饭，但从不让公家报销。开会喝杯茶水，他都交费。吃顿夜餐，他也要付款。我们说按规定夜餐费可以报销，他说我的情况不同，我是作为晚饭吃的，不能不交费。他常对我们说，要遵守国家制度和各项规定，不要因为我是总理，就不认真执行。每月的房租、水电费交了没有，拿回家的自费药交钱没有，他也过问。总理的生活情趣高雅，内容丰富，爱好广泛，他喜欢诗歌、音乐、舞蹈、戏剧。“文革”前，他有时在周末抽暇参加舞会，既可欣赏音乐，陶冶情操，又能活动腿脚，消除疲劳，还可联系群众，广结友好。偶尔在工作放得下的时候，他喜欢到公园散散步，到剧场去看看戏。每次都让我们用他的钱买票，而且要持票入门，看戏对号入座，不让惊动周围群众，一点也不特殊。他坚决执行不用公款请客送礼的规定，凡是地方和个人给他送来的礼物一律退回，实在不能退的，按高价付款，并写信批评。外宾送给他的礼物，他都让交给有关部门处理。
周总理对自己的亲属要求很严，每当亲属好友提出安排工作时，他总是劝说他们通过所在组织去解决，从不利用自己的地位、权力为他们说话。有时候侄子侄女来看望，他总是让他们到机关食堂就餐。并经常告诫他们，不能因为是总理的亲属而特殊，在学校不准讲与总理的亲属关系，有的直到入党时才告诉党组织。他教育插队的侄女留在内蒙古草原，只是他严格要求亲属许多事例中的一件。周总理和邓大姐把我们工作人员看成是一家人，对我们同样严格要求。他经常教育我们不要计较名利地位，也不要因为在他身边工作而自视特殊，更不允许打着他的旗号谋取私利。1971年，送孩子走后门当兵以逃避
“上山下乡”，成了一种社会现象。当时我们工作人员也有几个孩子走后门当了兵。总理知道后很生气，都让退了回来。他还亲自做侄女的思想工作，让她从部队回到插队的农村。一位跟随他多年的保健医生，迟迟没把孩子从部队退回，总理让他写检讨，并在一次政治局会上把这位医生叫进会场，严厉批评，对在场的领导干部也是一次教育。
周总理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彬彬有礼，和蔼可亲。他为国家为人民立下了丰功伟绩，但他从不居功骄傲，总是把成绩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他多次对我们说，他在支部里是一名党员，不是总理，你们不要叫我总理，就叫“恩来同志”。在他住院病危的日子里，他恳切地对我们说：“我已经不能工作了，你们不要再叫我总理，就叫恩来同志吧！”我们听了这令人心碎的话语，都难过得流下了眼泪。总理对革命队伍的同志，都是真诚关怀，平等相待。他曾经把自己的毡靴送给雪夜中的哨兵，对守卫在住地门口给他敬礼的哨兵说：“咱们都是同志嘛！每天见几次面，不要再向我敬礼。”还有多少次，他和英雄模范、先进人物、各界人士合影留念，总是兴致勃勃地和大家随便站在一起，不肯坐到中间的椅子上。他曾经在鞍钢视察时看望职工家属，却不让惊动还在睡觉的夜班工人；他曾经到农民家中促膝长谈，却不给群众增加一点寐烦；他曾经向灾区农民问寒问暖，也曾经淋着大雨听取架桥工人的意见。
他胸怀坦荡，无私无畏，在困难和挫折面前从不悲观，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信心，有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喜欢和人民群众在一起，愿意和各界人士交谈。他富有幽默感，常常听到他爽朗的笑声。他走到哪里，哪里的人们都觉得他可亲可敬。
50年代初，我们把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归纳为保安全，保健康，保工作。后来周总理、邓大姐又给我们加了一条“保政治影响。”这“四保”，即成了我们完成任务长期遵循的四条原则。他还教育我们：在外事活动中要礼让外宾；在人大、政协开会时，要礼让党外人士；在接待客人时，不管客人身份高低，都要礼让客人。他是要我们根据不同场合，恰当地进行警卫、接待安排，不能失礼，不能脱离群众。他外出时，一向不喜欢保卫人员过多，特别反对前呼后拥。他在国内视察时，要求轻车简从，入乡随俗，遵守制度，不给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添麻烦。不论是到城镇乡村，还是到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他都强调因陋就简，有什么条件住什么房子，用当地的生活用品，吃当地的饭菜。所到之处，群众都感到是自己的亲人来了。在接待外宾时，他强调“主随客便”，尊重外宾的生活习惯，尽量做到客人满意，使其有“宾至如归”之感。出国访问时，他又强调“客随主便”，尊重接待国的风俗习惯和活动安排，不挑剔，不添麻烦，把精力集中到广交朋友，建立友谊，完成外交任务上。对上至总统，下至服务人员，都彬彬有礼，周到细致。起程前，总要和服务人员一一握手告别致谢。因而受到各国政府和世界人民的普遍信任和敬重，使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周总理这种“功高天下而无欲，誉满中外而不骄”，始终同人民共甘苦、心连心的高贵品德和优良作风，不正是我们每个共产党员，每个炎黄子孙都应该学习、继承和发扬的吗？
求实的优良作风 忘我的工作精神
我国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以后，周总理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他总管全国的经济和外交，兼顾国防、公安、内务、统战等工作，时刻关心着亿万人民群众的生活，真可谓日理万机。他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于一身，刻苦地忘我地工作精神，给我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
几十年来，他废寝忘食、呕心沥血，为党为国为民操劳，日夜不懈。我们劝他保重身体，注意休息，他满怀深情地说：“无数革命同志为了党的事业牺牲了。我们有幸活到今天，应该把这些同志的担子担起来，多做工作，这样才能对得起死去的同志。”他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和历史的责任感，做着超越常人的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西花厅的一天》（注3）真实地记述了总理千万个工作日中的一个。我们清楚地记得，多少个日日夜夜，总理沉浸在忘我地工作之中。他常常是在经过白天的会议、外事活动后，晚上又投入工作，或召集会议，或约人谈话，或批阅公文，或向毛主席请示研究重大问题，常常到凌晨才能休息。在抗美援朝战争的紧张阶段，在出席国际会议和外交谈判期间，在三年困难时期，尤其是在“十年动乱”中，他每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有时连续两三个昼夜不能睡觉，顾不上吃饭，常以玉米面粥充饥。在这无数个不眠之夜里，我们这些比他年轻的工作人员，轮流值班，轮换休息，常常支持不住要打瞌睡，他却始终打足精神，专心致志地工作。实在疲劳时，他就习惯地在额头上擦一点清凉油或用热毛巾擦擦脸。过度的劳累，使总理时常出现流鼻血的症状，每次都是稍加处置又继续工作。在我们的记忆里，节假日他也很少休息，即使因病短期疗养或出国访问回来在外地稍事停留，他也利用一切机
会在当地做调查研究，和地方领导同志商谈工作。
工作勤奋，亲自动手，是周总理工作作风的一大特点。除
政府工作报告在他主持下集体起草，然后由他逐字逐句修改外，许多文电、报告，他都是自己动手写。有时实在忙不过来，他也把自己的构思告诉秘书帮助整理，然后再挤时间修改。向干部群众讲话，总理常常不拿讲稿，凭着他清晰的思维和逻辑，敏锐的洞察力和惊人的记忆力，联系实际，旁征博引，把中央的方针政策讲到大家的心坎里。万隆会议时，中间出现了新情况，他就在会议厅里边听发言，边准备自己的补充发言稿，上午写成，下午发言，提出了“求同存异”的著名论点，很快扭转了会议的僵局。多少年来，我们常常思索着这样一个问题：周总理过人的精力和令人叹服的记忆力是怎样形成和保持的呢？我们观察学习总理多年，悟出的道理就是：从青年时代起就立志为中华崛起而奋斗的周恩来同志，他的心是属于人民的；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富强，他勤勉自强，奋斗不息，在他宽阔的胸怀里，充满着对共产主义的必胜信念，充满着对祖国光明未来的坚定信心，充满着对人民群众的无限热爱。
在处理内政外交的重大事件中，在军事斗争中，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充分表现出周总理的组织才干和处理紧急棘手问题的非凡能力，受到党内外、国内外的高度崇敬和钦佩。经他悉心安排的八次核试验，全部成功。在粉碎林彪叛乱事件中，更表现了他的大智大勇。这种出色的组织才干，来源于他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对人民群众的无比热爱，来源于他勤奋好学，对事物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和丰富的工作经验。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公认的出色的组织家，是我们党内历时最长，最突出的做实际组织工作的领袖。
三年困难时期，粮食问题成为困扰全党和全国人民最严重的经济问题，也是这个时期周总理辛勤操劳、日夜思虑的一个重要问题。他是全国解决粮食问题的总指挥，他了解实情，统筹全局，果断决策，在陈云、李先念同志的协助下，使全国人民终于度过了难关。我们记得，困难初期，由于浮夸风盛行，高估产引起高征购、高销售、高上调、高出口，更增加了粮食问题的严重性。山东、河南等灾区发生了浮肿病，许多地方还出现了非正常死亡和人口外流等严重情况。京、津、沪、辽粮食入不敷出，一般只能维持几天的供应。“民以食为天”。总理心急如焚，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每天同有关领导同志开会研究解决办法，亲自打电话从各地调粮，并派人到河南信阳地区调查农民口粮和发生浮肿病的情况。为了克服对粮食心中无数的状况，周总理通过各种途径核实粮食产量。他每周让粮食部的领导来几次，从晚上十点钟谈到凌晨两三点钟。还要他们按时送来粮食购销调存表，他经常在深夜用算盘核实粮食统计数字，一算就是大半夜。邓大姐感慨地说：“咱们的总理呀，一钻到粮食堆里就出不来了。”当时，总理和大姐带头减少吃肉、蛋、油，饮食非常简单，总理明显地消瘦了。情况明，决心大。周总理等领导同志果断地向党中央、国务院建议，采取了进口粮食、精简城镇人口，压缩定量、节约粮食和落实农村粮食产量等几项重大措施。可以说，没有这些重大措施，就缓解不了当时的困难局面。
在常年累月工作繁忙、节奏紧促的情况下，周总理主要是利用各种场合、各种机会随时随地向群众做调查，也曾专门抽出时间蹲点调查。1961年4月28日至5月14日，他曾带工作组到邯郸农村调查研究。我们跟随他到农民家里促膝谈心，在村里召开各种座谈会，听取农民对当时农村政策的意见。他亲手作记录，亲自给毛主席打电话，提出了解散农村食堂、取消社员供给制、恢复评工记分、恢复社员体力和恢复畜力等建议。后来经过中央集体讨论，做出决定，基本纠正了人民公社在分配问题上的一些错误政策，使农村经济在两三年内得到了恢复，并有所发展。
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周总理要求各部委送来的报告要由部长、主任审核签发，以示负责，并要求各部委建立值班制度，昼夜有人值班。他经常提醒各级领导干部，警惕官僚主义的危害，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和官僚主义作斗争。1963年5月1日，周总理得悉我国第一艘大型远洋货轮“跃进号”在驶往日本途中突然遇难沉没。当时有两种推测：一是被鱼雷击中沉没，二是触礁沉没。周总理对这一事故既非常重视，又沉着冷静。一面指示海军派舰营救，一面报告毛主席：为慎重从事，我新华社可“待情况弄清后，再发表正式声明”。随即成立了专门小组调查此事。他先在北京主持会议，通过了交通部关于出海进行现场调查和海军派舰船、飞机予以协助的两个报告。随后和陈毅副总理及交通部负责同志赶赴上海，先听取东海舰队和海上打捞局对出海调查准备工作的汇报，后亲临舰上检查调查方案的落实情况。从出海力量的配备，指挥干部的调整，通信联络、水下作业到后勤工作，他都做了周密的布置。总理还亲自到海洋研究所察看了潜水员适应深潜抗压试验，和潜水员通了电话，最后向执行任务的全体同志讲话，动员他们一定要把事故原因查清楚。调查船队出发后，总理才返回北京。调查结果证明，是触礁沉没，主要原因是有关部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该船领导班子临时组建，选了一条不当的航线造成的。根据这次教训，5月29日总理在中央国家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作了著名的《反对官僚主义》的讲话。我们跟随总理，目睹了他处理这件重大事故的全过程，看到了总理遇事先调查后下结论的好作风，和以身示教、用事实教育大家，启发犯有官僚主义错误的同志，心悦诚服做检查的领导艺术。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我们党形成了密切联系群众，理论联系实际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周总理每天都要处理党和国家的许多大事，时间对他来说一分一秒都十分宝贵。但他还是经常抽出一些时间，到工厂、农村、部队、学校、商店了解情况，听取群众的意见和愿望，掌握群众的情绪和脉搏。我们亲眼看到，他总是利用一切机会，广泛地接触群众，和各个阶层、各行各业的人交朋友。他态度和蔼，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官架子。群众的心里话，都愿意向他倾吐。他接触群众之广泛，足迹所及之普遍，实在是各级领导干部学习的榜样。
他重视和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同科学、教育、文化、艺术、体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领导和著名人士有广泛的联系。不仅在工作上、生活上关心他们，尤其在政治上关心他们的进步，调动了他们建设祖国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经常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引导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鼓励他们过好政治、思想、生活、家庭和社会这“五关”。许多民主人士在他的亲切关怀下，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有的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他亲自培养、介绍程砚秋入党，不止一次到程家促膝长谈。我们原先不理解他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培养介绍一位京剧演员入党？总理认为，程砚秋有民族气节，又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代表一个方面，在戏剧界有较大影响，介绍他入党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这样做，给戏剧界指出了他们努力的政治方向。在一次会议上，周总理看到老舍先生穿着笨重的毡靴，在交谈中了解到老舍的住房是旧砖地，又凉又潮，因为个人买不到木材换不了地板，即告北京市领导同志帮助解决，并派人前往察看，做了防潮处理。老舍
当时就高兴地说：“我出钱！”总理还亲自到他家中看望，和他探讨修改上演的剧目。老舍不止一次深情地对家人说，他对周总理崇拜得五体投地，敬佩万分，从心眼里把他当成自己的良师益友。周总理十分关心爱护对国家有贡献的科学家、教育家和
文艺、体育、医务工作者，见到他们总是主动打招呼，问他们有什么困难，有时还请他们座谈，到家中做客，成为广大知识分子的挚友。
周总理善于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中央的决议，融会贯通，落实到工作实践中，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模范。他起草、批示文电，发表讲话，从不谈空洞的口号，他的意见总是明确的，具体的，既解决现实问题，又考虑到长远利益。他还善于把丰富的实践经验加以概括，上升为理论，对毛泽东思想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一生的言行都是以“万丈高楼平地起”的精神，注重实践，从现在做起，沿着理想之路，一步一步走向未来。他是言必信、行必果、表里如一的楷模，赢得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信赖。党中央的每一项号召，他都带头响应，身体力行。中央号召精兵简政，他首先从精简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做起。本来我们的人手并不算多，他却坚持一减再减，直到不能再少的程度。到十三陵水库劳动，考察三峡水库坝址，他都是只带一个警卫员。他从遵义会议上提议毛泽东为领袖起，就真心实意拥护毛主席，几十年里甘当助手。不管请示汇报工作，准备会议材料，研究重大决策，他都非常周到细致，尽量减轻主席的负担，甚至连毛主席的安全保卫和医疗保健工作，他都亲自过问，亲自检查。
在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周总理为全党做出了榜样。他心中无我，无私无畏，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严于律己，赤诚相见，肝胆照人，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对工作中、政策上的失误，他总是首先承担责任，经常讲自己的缺点错误，用以警诫全党。他常说：“有错误要逢人就讲，既可取得同志们的监督帮助，又可给同志以借鉴。”当他发现我们趁他到外地视察维修了一次他的住房时，就多次在大会小会上检查对我们管理不严，给国家多花了钱。他批评领导干部，总是摆事实，讲道理，使人心悦诚服。对发生的重大问题，他都是从提倡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反对官僚主义进行批评教育的。在民主人士面前，他也同样严于解剖自己，光明磊落，真是无事不可对人言。在处理“跃进号”等重大事故，决定停办农村食堂等重大问题前，他都多方听取意见。他不喜欢那些唯唯诺诺的人，研究问题时如果有人说“完全拥护总理的意见”，他就不高兴，批评说：“如果我的意见都正确开会干什么？开会就是研究不同的意见，集中正确的意见。我希望你们谈一些不同的看法，不要老讲赞成、拥护的话。”他用真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在他周围造成了一种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良好气氛。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在“文化大革命”这场历史性大灾难中，林彪、江青一伙把周总理视为夺权的最大障碍，一直伺机把他打倒。当时，极“左”思潮泛滥，总理的处境比一般人知道的要艰难得多，在许多重大问题面前，力不从心。但他仍然忍辱负重，砥柱中流，尽力减少“文革”造成的损失。1966年12月的一天，他和老战友李富春谈心时说，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正是他力挽狂澜，苦撑危局的内心动力。他坚信人民和历史最终是会理解自己的。他曾多次说过，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了把党和国家从这场悲剧性的灾难中解脱出来，他艰难而顽强地走完了自己生命历程的最后十年，赢得了全国人民的理解、信任和衷心爱戴。
林彪、江青一伙在“文革”期间煽动“红卫兵”搞打砸抢抄抓，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和民主党派、无党派知名人士受到冲击和伤害。周总理顶着窃踞高位的林彪、江青一伙的巨大压力，想尽办法保护老干部，保护各界知名人士，保护人民群众。他曾经在许多场合讲：“对干部就是要挺身而出，该保就是要保。要一分为二，要功过分明。”江青一伙攻击周总理是“最大的保皇派”，正说明总理是他们迫害老干部的最大障碍。我们记得，最早是1966年8月30日，总理收到毛主席关于保护章士钊的批示后，一方面执行主席的指示，一方面利用这个机会当即拟定了一份应予保护的人员名单，包括宋庆龄、郭沫若等各界知名人士和中央、国务院、人大、政协的领导人。后来，贺龙同志和许多部长被抄家，总理就采取了让他们住进中南海保护起来的办法；对于一些被坏人反复揪斗，林彪、江青一伙抓住不放，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领导干部，采取了让北京卫戍区“监护”的办法；对受到“揪军内一小撮”冲击的军队领导干部，采取了让他们住进京西宾馆开会的办法；对受到“抓叛徒”冲击的高级领导干部采取了住进军队医院“治疗”，由军队保护起来的办法；对20多位大区和省市委负责同志，先用住进中直招待所后秘密转移到北京卫戍区部队住所保护起来的办法。我们看到，凡是周总理力所能及的，他都想到了做到了；凡是周总理鞭长莫及、爱莫能助的，他也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方式，给那些身处逆境的干部送去党的温暖，并让秘书转告他们：“心中无他，继续革命，实事求是。”鼓励他们坚持下去。周总理对陈毅同志更是煞费苦心地采取各种保护措施。在外交部造反派批斗陈毅同志时，周总理几次到会陪斗，不准呼叫“打倒陈毅”的口号。当造反派企图趁会间休息揪走陈毅时，周总理亲自陪陈毅在一个小房间坐了一个多小时，任凭房外狂呼乱叫，沉着地指挥我们把陈毅同志安全转移。我们看到，这位在各种逆境中从不低头的老帅，感动得落下了热泪。当外语学院一伙人威胁说要揪走陈毅时，总理愤慨地警告他们：“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要揪走陈毅同志，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当农林口的学生冲进中南海西门要揪斗谭震林同志时，周总理正在国务院开会，没穿大衣，也没穿毛衣，在零下六七度的寒夜里赶到现场，站着讲了半个小时话，劝说学生们退了出去。当林彪、江青一伙挑动十几万群众在中南海周围安营扎寨，搞起“揪刘火线”，多次冲击中南海时，周总理不顾自己的安危，为了不中断国务院的工作，他坚持不离开西花厅，终于挫败了林彪、江青一伙的阴谋。国防工办副主任赵尔陆死在办公桌边，造反派硬说他是畏罪自杀。周总理知道以后，很生气地说，一位老同志，死前还在工作，怎么能说是自杀呢？他指令医院解剖检查，证明是心脏病发作致死。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被造反派害死后又诬陷为叛徒，周总理多次在各种会议上愤慨地说：张霖之同志是被迫害死的，他没有背叛党，背叛人民，不能说是叛徒。并对没有保护好张霖之同志感到内疚，几次作自我批评。他曾经对身边工作人员说，经过一个革命时期和不经过一个革命时期是不一样的，现在一次造反就成了响当当的革命派，而革命近半个世纪的一大批老干部倒成了走资派，这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吗？革命的历史传统是属于一代人的，保护老一代，就是保护革命的历史和传统。林彪自我爆炸后，周总理抓住这一契机，组织批判极左思潮，提出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整顿监狱，解决被监禁的老干部受虐待的问题。随后又因两位部长救治不及时相继去世，他亲自布置卫生部解决了副部长以上干部的检查身体和医疗保健问题。不少老干部趁此机会回到北京，逐步安排了工作。当毛主席在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上对张茜等人提到小平同志时，周总理立即暗示陈毅的亲属把这个消息传出去，后来又经过多方努力，终于促成了小平同志的复出。到“文革”后期，他又想方设法解放老干部，亲自做工作让一些老同志出来工作。1975年初，他在医院里得知毛主席提议侯宝林为四届人大代表时，立即提名20多位文艺界同志为代表候选人。
周总理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护，突出地表现在他抵制极“左”思潮，运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发展农业生产，努力扭转国民经济遭到破坏的严重局面，从而维系了人民群众衣食住行的基本需要。针对林彪鼓吹的“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谬论，周总理在多次会议上提出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他为了解决港口堵塞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的问题，明确指示坚持装卸工的计件工资，保证了港口不致瘫痪。从1971年底开始，周总理在相继召开的一系列全国性专业会议上，鼓励各级干部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业务，恢复被砸烂的各种规章制度，并以国务院的名义提出了整顿企业的若干措施。企业整顿取得一定的成效后总理又转入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的问题。他强调一定要消除林彪一伙对经济的破坏性后果，并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使工农业生产逐步回升，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
“文化大革命”给我国科学、文化、教育事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周总理痛心于文艺园地一片凋零的局面，鲜明地提出了要提倡百花齐放，给苦闷中的文艺工作者以极大的鼓舞。他针对学校秩序混乱，教育质量严重下降的局面，提出“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的意见。他要求改变科研工作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局面，并提出了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意见，还写信催促科学院的负责同志，“这件事不能再拖延了”。经过一大批科技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我国的人造卫星也上了天。
为打开我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周总理倾注了巨大的心血，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受到了世界人民的普遍尊敬。“文革”前，我们跟随周总理出访过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参加了万隆会议和日内瓦会议，出访亚欧11国和亚、非、欧14国，亲眼看到被全世界誉为“出类拔萃的外交家”的周总理，无论是在与各国共产党的交往中，还是在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交往中，都坚持了国家不论大小，必须平等相待，越是小国，越要尊重的原则，把政府外交和人民友好工作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使我们的朋友越来越多，遍于天下。在参加国际会议和与各国的交往中，总理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维护了我们国家的尊严，团结了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经过周总理长期艰苦细致地工作，在林彪叛国事件后，我们国家在外交上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重大突破：我国恢复
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尼克松访华达成了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田中访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随之形成一大批国家与中国建交。这一系列重大变化，我们记得是从基辛格秘密访华以后开始的。在这之前，有一个戏剧性的“乒乓外交”。周总理抓住邀请在日本参加世乒赛的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一契机，抵消了美国国内一大批反华派的影响，为基辛格第一次秘密来访创造了适当的气氛。
基辛格第一次来访是秘密的，总理安排基辛格住到钓鱼台国宾馆，并亲自检查警卫部署和接待工作，做到了安全保密、周到有礼、万无一失。基辛格第二次来访，准备尼克松访华公报，在周总理的主持下，搞出一个双方各抒己见的公报，在外交文件中这是一个创新。在接待黑格率领的尼克松访华先遣队时，表现了他在原则问题上的坚定性和具体问题上的灵活性。先遣队离京前夕，周总理亲自接见黑格，进行了几个小时的长谈，使美国方面明确了中美谈判是要建立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在原则问题上中国是寸步不让的。会谈后黑格说，对周总理虽久闻大名，但今晚的一番话使我佩服之至。尼克松访华时，美国方面要通过卫星进行现场电视新闻转播。黑格说可以把美国的两套地面卫星接收站设备租给中国用，用完归还。总理明确答复，两套设备中国都买下，你们租用，用完后归我们。这就是后来留在北京和上海的两个卫星地面接收站。总理坚持原则，不贪图便宜，维护了我国的尊严。在尼克松第一次访华时，周总理提出了“不冷不热，不卑不亢，以礼相待，落落大方”的接待方针，对全国人民进行了形势和政策教育，使冻结了二十余年的中美关系，通过尼克松访华得到恢复，不仅形成了我国新的外交格局，而且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时反对关起门来搞建设，主张引进先进技术，学习别国的长处，是我们党的一贯思想。但由于西方国家对我们实行“禁运”，“引进”工作受到限制。中美关系恢复后，周总理主持制订了进口43亿美元技术设备的计划，包括武钢一米七冷轧机、13套大型化肥、化纤设备等。这批引进项目，为后来的大规模引进，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周总理以古稀之年，在患有冠心病的情况下承担了超负荷的工作，竭尽全力减少“文革”造成的损失，维持着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的继续运转，终于心力交瘁，忧劳成疾，不得不于1974年6月1日住进305医院，在医院中度过了最后的一年零六个月。总理的癌症是1972年5月发现的，医务人员焦急万分，“四人帮”却以种种借口，百般刁难、干扰治疗。总理的病情恶化后，每天大量尿血，还要承担频繁的迎送外宾的礼节性工作，经常往返于几十公里远的首都机场。这对身患重病的总理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他不止一次向我们吐露说感到疲乏，想喘息一下。但是，为了不让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落入江青集团手中，为了防止来势凶猛的“批林批孔”再度演变成动乱局面，他强支病体，不分昼夜地抱病操劳。他把自己的疾病置之度外，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加快了自己的工作节奏，一再要求我们医护人员，把治病与他的工作统一起来，治疗要适应、配合工作，使工作不受影响和干扰。周总理住院的消息披露后，牵动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当周总理抱病主持国庆25周年的盛大招待会时，我们看到，全场沸腾，掌声经久不息，中外来宾争相向他问候致意，充分显示了当时的人心所向。在筹备四届人大、酝酿国家机构人事安排的日子里，在这关系到由谁来掌握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关键时刻，周总理不顾经过两次大手术后的病体，毅然再度挑起这副重担。他连续十多天在医院里约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谈话，分批找政治局成员开会，研究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并向毛主席写信，积极支持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为了做好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周总理在医院通宵达旦地紧张工作，解决了最棘手的人事安排问题，然后抱病飞赴长沙，向毛主席汇报，挫败了江青组阁的阴谋。周总理在向四届人大作政府工作报告时，重申了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一宏伟目标，成为他留给我们最重要的遗愿。
在周总理病重的最后一年时间里，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整顿，使各项工作出现了勃勃生机。全面整顿的成绩，使人民群众看到了国家的希望，也使病危中的周总理感到欣慰。1975年冬，他明知自已不久于人世了，但仍然镇静自若，除了忧国忧民之外，他丝毫没有悲观、失望、烦躁的情绪，而是配合医护人员进行十分痛苦的治疗，并向毛主席写信，郑重建议由邓小平同志接任他的职务。在1975年9月20日手术前，护送手术车的医护、警卫人员，亲眼看见躺在车上的周总理和前来主管手术的叶剑英、李先念同志一一握手；在即将进入手术室前，当小平同志靠近手术车时，他紧紧握住小平同志伸过来的手，当着大家包括王洪文、张春桥的面，大声地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然后又对先念同志说：“中央要你管财经工作，你要管好呀！”邓大姐和我们一起目睹了这一感人的场面。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于任何人也无法抗拒的自然法则——生老病死，周总理是坦然无畏的。他每次做大手术离开病房前，都同医护、警卫、服务人员一一握手表示感谢，准备再也回不来了。但他从没有为个人留下什么遗言，却抓住进手术室前这最后一瞬间，当着中央一些领导人的面，拚力大声称赞小平同志，难道不是把他的良苦用心和殷切寄托全都表达出来了吗？周总理在十年动乱中，与国家和民族同患难，与党和人民共命运，在与历史悲剧的抗争中，历尽艰辛，表现了对祖国、对党和人民的耿耿忠心，使自己一生的最后历程放射出灿烂的光辉。他将永远为后人所铭记和赞颂。
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孕育出来的优秀代表周恩来同志的光辉形象，将永远是鼓舞我们和子孙后代完成祖国统一和“四化”大业，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无穷精神力量。
注1：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何谦、成元功、毛崇横、张文健、张树迎、高振普、乔金旺、卞志强、张佐良、郑淑芸、赵行杰、韩福裕、姜贵春、杨金铭参加座谈。张文健、刘海勤整理。
注2：“老、少、边”地区指老根据地、少数民族和边远地区。
注3：《西花厅的一天》作者何谦，发表于《北京文艺》198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