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要闻)
专栏：
两千多老同志欢聚一堂喜迎新春
万里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所有老同志拜早年
本报北京２月１０日讯 记者颜世贵报道：２０００多名在京老同志今天出席了中顾委、中组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受党中央委托联合举办的迎春茶话会。
老同志欢聚在人民大会堂，喜气洋洋，辞旧迎新，共庆龙年佳节。
出席茶话会的老同志中，有中顾委的常委和委员１５０多人，有退居三线的副部长、副兵团级以上的老干部１３００多人，有已故老同志的夫人和亲属４７０多人。
李鹏、万里、李锡铭、杨尚昆、宋平、秦基伟、薄一波、宋任穷、阎明复、王平、李德生、杨得志、肖克、陈锡联、段君毅、黄华、黄镇、郑天翔、杨易辰、康克清、胡子昂、钱昌照、周培源、费孝通、汪锋、刘华清等领导同志，以及各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了茶话会。
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的负责人，无党派人士及在京少数民族代表，也应邀出席了茶话会。
薄一波同志主持了茶话会。
万里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在座的老同志和全国所有的老同志拜个早年，祝愿大家春节愉快！他赞扬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功臣，并就今年的经济工作，向老同志作了通报。宋任穷、宋平、杨白冰三位同志分别代表中顾委、中组部、总政治部讲话（讲话全文均见四版）。费孝通代表各民主党派即席致词。
与会的老同志，还饶有兴味地观赏了文艺演出。
（附图片）
中顾委、中组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受党中央委托，联合举办迎春茶话会，二千多名在京老同志出席。
本报记者 孟仁泉摄
第1版(要闻)
专栏：
物价与形势
——天津北京猪肉蔬菜市场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唐梭
元旦前后，我们就１９８７年人们普遍关心的猪肉、蔬菜问题在天津、北京作了初步调查。现将调查的情况和我们的想法整理如下。
调查前的疑问
调查前，我们从１９８７年经济情况的有关统计资料和分析材料中，看到了一种矛盾的经济现象：一方面是工业快速均衡增长，农村经济繁荣活跃，粮食丰收，是历史上第二个高产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基本得到控制，全年总供给的增长速度比总需求快了两个百分点。总之，前几年使人们感到棘手的一些经济问题都在向好的方面变化。另一方面，物价上涨幅度较大，全年零售物价总指数比上年上升７．２％，超过上年６％的增长幅度。
这就使我们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什么１９８７年总供给的增长快于总需求，物价上涨还要突破计划？一种解释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种局面是多年累积起来的。这个论点或许有道理。但它却难以解释下列统计数字：１９８７年食品类价格上升幅度最大，达１０％，在物价上升总指数中，它占６６．７％。穿、用等工业消费品价格上升４．８％，在总指数中只占３３．３％。在食品类中，价格上升最快的是鲜菜和猪肉。１９８７年各大城市猪肉价格比上年上涨２０％，蔬菜价格上涨３０％。为什么“过大的需求”没有怎么拉动最应该拉动的穿、用工业品价格（这是高消费的主要构成部分），反而拉动了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蔬菜、猪肉）价格的大幅度上涨？是因为群众手里的钞票过多，还是因为这些生活必需品发生短缺？
猪肉、蔬菜价格大幅度上涨的基本原因是短缺
商品短缺有三种形式：比较轻微的短缺是商品的增加赶不上社会购买力（即货币）的增加；严重的短缺是作为生活必需品的商品（需求弹性极小的商品）的增长低于消费者基本生活需要的增长；最严重的短缺是生活必需品数量的绝对减少。从我们调查的情况看，天津、北京的猪肉、蔬菜缺短属于第二、三种形式的短缺。
先看生猪的产量。以北京为例：１９８５年存栏１５７．６万头，出栏２０９．３万头；１９８６年存栏１４５．６万头，出栏１９６．５万头；１９８７年存栏１１５万头，出栏１８０万头，呈绝对数量逐年下降趋势。据了解，全国生猪产量也有较大幅度下降。１９８６年，全国生猪出栏２．５７亿头，１９８７年只有２．３７亿头，下降了０．２亿头。１９８７年是生猪产量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也是猪肉销售量最大的一年。这是什么原因？原因主要是我们统计的销售量只是国营副食店的销售量，不是全社会猪肉销售量。自从天津北京猪肉市场部分放开后，一部分鲜肉上了农贸市场。１９８６年生猪产量大，市场调节的猪肉多，质量好，价格也便宜，比较接近国营猪肉牌价。群众为了方便，也为了买新鲜肉，到农贸市场买的多，国营销售量反而不大。１９８７年生猪产量低，市场调节部分减少，价格上涨，人们都转向国营商店买肉，因为国营猪肉有财政补贴，价格稳定。特别是猪肉限量供应以后，一方面刺激了人们的抢购心理，另一方面更拉大了猪肉的市场价和国营牌价之间的差距，使群众更多地买国营商店的肉。北京１９８７年１０月开始对猪肉限量供应，使猪肉月销售量猛增，达到２．１万吨的全年最高水平，库存的猪肉急剧减少，迫使北京市于１１月份实行定量供应。这就是说，１９８７年国营系统猪肉销售量的增加，并不等于群众吃肉量增加，而只是说明由于猪肉短缺的紧张空气，刺激群众把猪肉的商业库存变成家庭库存，说明由于猪肉短缺造成了计划与市场的调节份额发生了改变，说明短缺与非市场经济体制是相互加强的关系。
蔬菜大致与猪肉的情况相同。天津市１９８５年、１９８６年蔬菜产量都是１９．５亿斤（市斤），扣去损耗（下同）销售量为１６．５亿斤。１９８７年产量下降为１９．３亿斤，销售量为１６．３亿斤。北京地区的几种大路菜１９８７年也发生短缺。
我们从这些情况得出两点印象：一、１９８７年零售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是以猪肉蔬菜为主的副食品价格上涨幅度大。二、导致上涨的基本原因是短缺。
１９８７年生猪产量下降是波动的结果
据了解，１９８７年蔬菜减产主要是农用生产资料涨价以及其他有关政策问题，也有气候不正常因素。我们着重分析一下生猪产量下降的原因。
说到生猪产量下降，人们很自然地会产生一个疑问，这是整个农业生产开始萎缩的征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调查的情况表明，１９８７年生猪短缺不是农业生产萎缩的表现，而只是生猪产量波动的结果。从统计数字看，我国８年来的生猪产量有增长也有波动：生猪存栏数，１９８０年３．０５亿头，１９８１年２．９３亿头，１９８２年３亿头，１９８３年２．９８亿头，１９８４年３．０６亿头，１９８５年３．３亿头，１９８６年３．１５亿头，１９８７年估计为３．１１亿头，从１９８４年到１９８５年持续两年上升，从１９８６到１９８７年又持续两年下降。生猪出栏数也有波动，比较明显的是１９８６年比１９８５年增加了近０．２亿头，１９８７年又比１９８６年减少了０．２亿头，这是近几年来猪产量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１９８７年的生猪产量正好处在波动周期的谷底。
引起１９８７年生猪产量较大幅度下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直接原因之一是粮价的变化。１９８４年粮食大丰收，是历史上创纪录的丰产年，饲料价格便宜，与此同时，还提高了生猪收购价。养猪前景看好，开始增养母猪，导致１９８５年存栏猪比１９８４年猛增了０．２４６亿头。但是１９８５年粮食多得没法办的呼声过高，致使加价收购大批粮食出口，年底粮价开始上涨，在生猪收购价没有变动的情况下，粮价上涨使养猪吃亏。所以，１９８６年虽然是生猪出栏创纪录的一年，也是生猪存栏数和母猪数下降幅度惊人的一年，北京市生猪存栏比上年下降了７％，后备母猪下降了４３％。这必然导致１９８７年生猪出栏大幅度减少。由此看来，粮价对生猪出栏量的影响大致后延１年。１９８７年粮食和其他许多农作物丰收与生猪减产并存，就是这个缘故。
第二个原因是农村各业生产比较收益发生了明显变化，使养猪的人越来越少。首先是乡镇企业发展，其利润率比种植业和养殖业高得多。近几年农村运输业、商业也得到发展，从事这方面活动的人的收入也比种地养猪高。天津反映，在养殖业内部，收益最低的是养猪。群众说，“养四条腿（猪），不如养两条腿（鸡），养两条腿不如养一条腿（蘑菇），养一条腿不如养没有腿的（鱼）。”养猪收益低，占用资金多而且时间长，占地面积大，运输难，劳动强度大，风险也大，死亡率在１０％左右。从比较收益看，天津郊区养三只鸡相当于养一只猪，人们当然愿意养鸡而不养猪。
很明显，１９８７年生猪产量减少，并不是我国农村生猪生产能力达到了极限，而是农民感到养猪不合算，养猪的积极性开始下降。因此，生猪产量波动，说到底是农民养猪积极性的波动。稳住了农民积极性，就可以从根本上稳定生猪生产。
还应当说明，我国生猪购销市场的不完善，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生猪生产的波动。如果购销市场吞吐容量大，向上波动时多吸纳，向下波动时多吐出，波动就可能趋缓。但实际情况有时不是这样，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购销市场容量很小，多也多不得，少也少不得，有时还反其道而行之，生猪多了时反而把猪肉往外抛，少了时又层层截留；有时错误地放大供求信号，使季节性的或少量的相对过剩造成严重价格下跌。
要学会善于运用价值规律同农民打交道
粮价上涨和比较利益的变化只要及时引起生猪和猪肉在价格上作出相应反应，本来不应导致１９８７年生猪产量大幅度下降。遗憾的是，价格机制的这种灵敏反应被生猪和猪肉的现行订价制度切断了，发生了“价格机制中梗阻”，使供求之间脱了节。我们的生猪收购价既不是按传统的成本加平均利润的原则订的，也不是按市场的供求法则订的，而是按我们的财政承受能力和城市居民的心理承受能力制订的。１９８７年天津生猪收购价是每斤１．０４元。据武清县抽样调查，按这个收购价，农户养一头２００斤重的猪，要亏损１８．４５元，这还不算场地费、折旧费、水电费和运费。谁都知道按这个收购价农民不会养猪，但收购任务是指令性的，必须完成，于是县乡村三级层层给补贴。结果搞得人人都想少养猪。县乡村三级政府不愿多养，养得多，财政补贴多，这些钱拿不出来。农民更不想多养，即使有补贴，但收益仍很低。愿不愿超计划自己出售？也不愿意。根本原因是经过层层补贴的国营商店猪肉牌价过低，集市贸易肉价被平抑住，多养也是多吃亏。况且交售任务重，农民只有完成交售任务之后才能自售，而农民根本不想完成任务，何来超额？不符合农民利益的指令性计划执行起来势必要打折扣，生猪产量下降是必然的。为什么花钱不少，产肉不多？主要是钱花的不是地方，钱既没有用来直接补贴给消费者，大部分也没有直接用来补贴给生产者，而是暗补给了供销系统。这是明珠暗投，花钱不买好，买来的是价格机制的失灵。钱应当用来买猪农的积极性。其实，只要把补贴给供销系统的一部分钱（正常的仓储等调节费用的补贴除外）直接补贴给消费者，由消费者直接补贴（通过支付比较高的价格）给生产者，我们可能不至于到最后花再多的钱也买不到猪肉，只好实行定量供应。
显而易见，１９８７年生猪减产是价值规律对我们的惩罚。这是一个值得认真记取的教训。在农村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条件下，农民已经学会了根据价格信号来安排自己的生产。如果我们阻断了价格机制的正常反应，向农民发出错误的价格信号，就会导致我们已经看到的严重后果，给生产者、消费者和国家都带来损失。我们应当在新形势下逐步学会运用价值规律与农民打交道，通过价格信号的灵敏反应来指导农业生产。
几点看法和建议
一、要正确认识物价与形势的关系。我们已经看到，１９８７年的物价上涨，主要是整个经济形势向好的方面发展的前提下出现的一些农副产品短缺问题，并不是经济要出现大起伏的征兆或前奏。看形势，不能不看物价，也不能只看物价，这里的关键是要对物价进行科学分析。物价确实是分析经济形势的一个重要指标，特别是在价格机制开始起作用的条件下，价格有时是测量国民经济是否健康的温度计。而且物价的涨落，直接影响群众生活，不能要求人们完全离开切身利益来谈形势。分析形势又不能只看物价，这主要是因为在我国目前价格机制很不完善的条件下，价格指数变动有时并不反映经济状况的变化，只反映商品短缺形式的变化。还要指出，经济是否稳定，在改革时期，不仅要看价格指数，还要看价格结构。过去，我国工农产品剪刀差过大，这在当时对工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长期得不到改变，就损害了农业发展。在价格结构不合理到可能危及农业这个基础的时候，适当调整价格结构，虽然价格指数可能上升，不仅不会损害经济稳定，还会促进经济稳定。
二、对当前的物价上涨既要重视，又应估计适当。现在发生短缺和涨价的是群众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不予重视，人民生活就会受到严重影响。但只要我们认清了物价上涨的具体原因是部分农副产品短缺，对症下药地去做工作，问题就有可能缓解。还应当看到，市场和我们的行政系统都有放大信号的功能，什么多了些，就说多得不得了；什么少了些，就说少得不得了。过去在粮食形势的估计上就有过教训。我们到天津农村，感到实际情况不像人们渲染的那么严重。武清县的同志还问市农委的领导：“４００斤重的一头猪能不能算两头猪的指标？”有这么重的猪存栏，可见农民在肉价看涨时有惜售心理（都听说市里准备提高收购价）。我们预测１９８８年生猪产量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迹象是天津仔猪价格飞涨，北京后备母猪成倍增加，由１．４万头增至３．２万头，多于１９８５年的２．４８万头。所以会如此，主要是１９８７年粮食丰收，生猪收购价和集市猪肉价都有提高，各级政府对生猪生产高度重视。
三、分析当前物价上涨原因应当从我国实际出发，辩证地认识和处理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一提到物价上涨，有的同志就认为根本原因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解决办法是抽紧银根，控制需求。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况确实存在，应当逐步加以解决。但是，第一，这个问题不是今天才有的，而且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解决；第二，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有两条，一是限制需求，二是增加供给。当前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增加供给。第三，抽紧银根可以部分地控制某些商品特别是原材料的价格上涨，但难以解决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短缺和价格上涨问题，甚至可能不利于增加这些必需品的生产，过分依赖这个办法，反而不利于对症下药地解决具体问题。
四、要从长远发展战略上把副食品的生产和供应放在必保的位置。国内外经验都证明，这对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和全社会的安定团结都是至关重要的。
五、立足于改革，配套解决我国的副食品问题。首先应从生产着手，遵循价值规律，提高农副产品生产的比较收益。还要从完善市场机制着手，减缓市场波动。
六、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农副产品价格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有上涨趋势，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思想准备，同时，在保障人民生活不受影响并逐步有所改善方面要采取得力措施。
第1版(要闻)
专栏：
省委组织地州市县委书记学习十三大文件拟订工作要点
云南敞开大门发展商品经济
决定采用多种多样形式尽快提高生产力
本报昆明２月９日电 记者钱江报道：云南再也不能满足于低水平的年年进步了。山多路远不能成为阻碍改革开放的借口，关起门来搞封闭型生产是云南建设的大敌，要向沿海地区学习，发展外向型开放型商品经济，争取和内地同步进入现代化建设。这是云南省地、州、市和县委书记们集中半个月，联系云南实际学习十三大文件后得出的一致看法。
参加学习、讨论的同志，以“生产力标准”评判云南工作的成败得失，深感边疆建设的落后局面非改变不可。
——云南是少数民族聚居，山地占总面积９４％的边疆省，各地区间的发展极不平衡，１９８０年以来全省经济虽然翻了番，因为基数低，去年人均工农业总产值６５５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还有３００多万人的温饱没有解决。关键就是商品经济不发达。
——破除生怕“肥水流入外人田”的封闭观念，进一步敞开云南大门，面向省外国外两个市场，积极发展云南的大宗骨干商品如卷烟、有色金属、糖、茶、返季蔬菜和热带水果等，加快水利电力资源的开发。
——实现云南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３个转变，由自然半自然经济观念转变到商品经济的观念上来，变封闭的内向型经济观念为开放的外向型观念，由粗放经营的观念转变到靠科学进步发展生产的观念上来。
——用商品经济改变“富饶的贫困”。全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边疆在初级阶段的起点就更低，决定了在云南发展生产力需要采用多种多样的形式，要承认和允许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形式。
在学习讨论的基础上，云南省委拟定了１９８８年工作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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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赵紫阳李鹏分别会见斯蒂芬
宾主对中澳两国关系发展感到满意
本报北京２月１０日讯 记者冯朝阳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今天下午对澳大利亚联邦总督斯蒂芬介绍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时说，中国沿海地带进一步走向国际市场，将使中国同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亚太国家经济关系更加密切。
在谈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赵紫阳说，目前我们要做的是把党政分开，这样会使政府和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得到进一步发挥。
赵紫阳还指出，对于民主和法制问题，我们要发扬民主，健全法制；把民主纳入法制的轨道，使法制保证民主。这两者相互结合，相互推动。
斯蒂芬总督表示，赵总书记介绍的情况十分重要，非常令人感兴趣。
在中南海进行的一个小时的会见中，两位领导人对这次相隔４年多的重逢都感到非常高兴。斯蒂芬对身着双排扣灰色国产西装的赵紫阳说，澳大利亚人民对您的形象很熟悉。今年１月１日您发表的电视讲话，我国人民广泛收看了。
赵紫阳对中澳两国关系全面、迅速的发展表示满意。他说，我们两国领导人互访较多。今后两国关系将会更加顺利地发展下去。
新华社北京２月１０日电 国务院代总理李鹏今天上午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澳大利亚联邦总督尼尼安·斯蒂芬爵士。
李鹏首先对澳大利亚建国２００周年表示祝贺。在谈到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时，他说，中澳之间没有任何麻烦的事情。两国在各个领域里的合作关系都有发展，在许多国际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和相似的。
斯蒂芬对此表示赞同。他说，两国之间没有任何障碍，没有什么“禁区”，两国关系的发展是令人满意的。
李鹏向斯蒂芬介绍了中国改革的一些最新情况，并回答了客人提出的问题。斯蒂芬也向李鹏介绍了澳大利亚的一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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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五十一家大企业负责人聚会上海
提出搞活大企业九点建议
本报讯 鞍山钢铁公司、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北京四通集团公司、广州市万宝电器工业公司、第二汽车制造厂、大连造船厂、攀枝花钢铁公司、烟台张裕葡萄酿酒总公司、天津手表厂等５１家大企业的负责人，最近聚会上海嘉定，参加中国大企业第二届圆桌会议，讨论大企业的改革与发展问题，就搞活大企业发表意见。
与会者们认为，９年改革，由浅入深，由易到难，搞活了农村，搞活了小企业，也为大企业增强了一定的活力。但是，与国内发展和国际竞争的要求相比，大企业的经济活力与潜力还远未得到充分发挥。反映在经济生活中，那些技术层次低、投资规模小，产出周期短的产业和领域，发展很快；而对国民经济有决定意义的新技术、新产业的开辟，进展缓慢。在今日国内结构大调整，国际经济大循环这一新的历史阶段，不对大企业政策和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就会错过历史的机遇，国家将蒙受不可估量的损失。对此，大企业家们深感焦急和忧虑，迫切希望放开手脚，在民族振兴的历史进程中，做出自己的贡献。
大企业家们根据十三大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从更为根本和长远的发展目标出发，一致认为，对大企业尚须在承包制的基础上，进行更具整体性的改革。为此，这５１家大企业负责人期望：
一、参与计划制订。在制订中长期发展计划、产业发展规划和重大经济政策过程中，应当吸收大企业的代表参加，使国家计划建立在大企业的发展计划的基础上，同时也使大企业能了解政府的意图，主动为实现国家发展目标作出努力。
二、改善计划管理。当前最紧迫的是减少指令性计划，并将指令性任务逐步改为国家优先订货，企业保质保量完成，价格由国家与企业协议；相应地这些企业也应优先取得紧缺物资的供应，以此替代指令性计划管理办法。
三、自主决策投资。允许大企业进行跨地区、跨行业的投资，成为一业为主、兼营多业的集团。延长大企业的承包期限。允许大企业按销售额的一定比例提取技术开发基金，同时以利税分离，税后还贷和加速折旧这三项措施增强大企业的投资和筹款的自主权。
四、直接对外联系。赋予大企业直接从事涉外经济活动的权力，包括进出口贸易、引进外资和在国外投资等活动加快改革外汇留成制度、汇率制度和许可证制度，形成外汇市场，使大企业成为有活力的国际竞争主体。
五、建立产业金融。在金融市场不发育的条件下，希望政府着力解决大企业的融资环境问题。中央银行应对各专业银行持有的资信良好和国家重点支持的大企业和企业集团的商业票据实行再贴现，使大企业和企业集团直接得到中央银行的金融支持。同时，允许大企业和企业集团创办产业银行和集团银行，改善大企业的融资地位。
六、健全法人制度。大企业应当能够充分发挥对中小企业进行改组、联合和集团化的作用，使大企业能够通过联合、兼并谋求发展，同时亦使产业组织能由此而逐步优化。为此，应当迅速建立起保护债权和产权的社会规范，并制订反封锁法和公司法，使企业能够在统一的国内市场上自主活动，同时使对某一企业的控制权不是以行政隶属关系为依据。而是以资产投入关系为依据，以此打破横向联合中的“三不变”原则。
七、人事制度改革。加快企业人事制度改革。企业经营者不再按政府的干部考评系列管理，建立企业经营者考评制度，使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能随着资产增殖和经营规模扩大而提高。
八、建立企业家组织。为了反映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和企业家的要求，维护他们的利益，应当建立由企业家推举产生的各种类型的企业家组织，以及政策研究机构。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建立更多的对话渠道，给企业家以更多的就重大的经济社会政策进行磋商和发表意见的机会。
九、成立行政法院。尽快制定行政法规，建立行政法院，受理诉政府违法的案件，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以上各方面的改革，牵动面广，难度大，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一蹴而就。但是，经过九年实践，搞活大企业的条件已初步具备，方向也大体明确。大企业家们认为，当前亟需各方协力，妥善规划，先选择一批大企业进行整体性改革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行，为使大企业真正能够成为振兴中国经济的基石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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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满负荷工作法引起广泛兴趣 经委召开报告会向企业推荐
据新华社北京２月１０日电（记者徐耀中）国家经委今天举行专题报告会，向出席全国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座谈会的代表，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北京市机关、企业的同志介绍和推荐满负荷工作法。
在今天的会议上，张兴让同志作了题为《推行满负荷工作法促进企业长期稳定发展》的报告，详细地介绍了满负荷工作法提出的过程、满负荷工作法的内容和含义、实行满负荷工作法的体会以及推行取得的较好效果（本报去年１２月１７日有详细报道）。
主持报告会的，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在讲话中赞扬满负荷工作法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广泛的适用性和较强的系统性。他说，当前不少企业纪律松弛，资金、物资管理十分混乱，浪费十分惊人，推行满负荷工作法，就能使企业的每个职工、每台设备、每一分钟、每种原料都充分发挥作用；工作效率低，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也是许多企业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只要我们掌握满负荷工作法的基本思想，因地制宜地推行，就会收到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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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指出
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应尽早付诸行动
印度把侵占的中国领土说成是自己“边疆”违背历史事实
据新华社北京２月１０日电 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在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苏联尽快从阿富汗全部撤军是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关键。我们希望苏联方面尽早采取实际行动，使阿富汗独立、中立和不结盟的地位早日得到恢复。
有记者问：中国外交部对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２月８日发表的关于从阿富汗撤军的声明有何评论？这位发言人在回答这一问题时发表了上述意见。
有记者问发言人：一位印度领导人最近到“阿鲁纳恰尔邦”活动，并声称该“邦”是印度“最东面的边疆”和“战略边境邦”，你对此有何评论？
发言人说：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基本上是印度在中印边界东段非法侵占的中国领土上建立的。中国政府多次严正声明，绝不承认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和所谓“阿鲁纳恰尔邦”，绝不承认印度对中国领土的占领。把中国领土说成印度的“边疆”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不利于中印边界问题的解决。
又有记者问：印度一些报纸最近报道，印国防分析研究所所长在一次公开演说中称中国是对印度的“主要威胁”。中国对此有何评论？
这位发言人说：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真诚希望同邻国友好相处。所谓中国对印度构成“威胁”的说法毫无根据，并不利于中印两国关系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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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李先念主席邀请
圣马力诺执政官将访华
新华社北京二月十日电 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在这里宣布，应李先念主席邀请，圣马力诺共和国执政官（即国家元首）吉安·佛朗哥·泰伦齐和罗萨诺·扎费拉尼将偕夫人于今年二月二十四日至三月一日对我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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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保卫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北京处决七名抢劫犯
新华社北京２月１０日电（记者周科进）７名抢劫罪行特别严重的罪犯今天在北京被处决。两名分别犯有销赃、窝赃和窝藏罪的罪犯被判处有期徒刑。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纪树翰在宣判会上指出，近来，一些犯罪分子成帮结伙，手持凶器，进行抢劫犯罪活动，严重威胁着公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如罪犯郑德宝过去因犯流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３年，刑满释放后仅两个月，又为首结成犯罪集团，伙同曾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４年的靳志宏等人，流窜于北京和广州市，组织、指挥同伙持刀抢劫作案６起，并持械进行流氓犯罪活动。１９８７年３月８日晚８时许，郑德宝、靳志宏等人，携带尖刀闯入一户民宅，抢走录音机一台，手表一块，粮票１００余斤。无业人员范丽英明知录音机、手表是郑犯等人犯罪所得的赃物，竟将手表匿藏并帮助将录音机销赃，因在销赃中被察觉，销赃未逞。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抢劫、流氓、销赃罪判处累犯、犯罪集团首犯郑德宝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抢劫、盗窃罪判处累犯、犯罪集团主犯靳志宏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销赃、窝赃罪判处范丽英有期徒刑１年零６个月。同案其他罪犯也依法分别受到严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