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不知有机巧无事干心胸
——怀念马彦祥同志
周巍峙
去年７月４日，著名戏剧家马彦祥同志８０寿辰，我以唐代诗人岑参的两句诗：“不知有机巧，无事干心胸”书赠给他，作为纪念。我认为，这两句诗，作为彦祥同志性格和为人的写照，是十分准确的。不料仅仅过了半年，今年１月８日下午，我却突然接到了他与世长辞的噩耗！我的心不由得震悸起来……
我还清楚地记得，１９４８年８月，华北人民代表大会和华北文艺界代表大会同时在石家庄举行。有一天，一位身穿长衫的中年人，走进了会场。主持会议的周扬同志向大家介绍，他就是著名戏剧家马彦祥同志。他是到解放区来和我们一起战斗的。啊！眼前站着的这个人，就是那个曾和著名戏剧家洪深、田汉、欧阳予倩长期合作，一直从事进步戏剧活动，导演演出过《雷雨》、《日出》、《北京人》等几十部著名作品的优秀艺术家马彦祥！就是那个曾经撰写过《秦腔考》、《二簧考源》、《地方剧演技溯源》、《论地方剧》、《地方剧考源》等论著的戏曲史论研究家马彦祥！大家真是相见恨晚，一见如故。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华北文联负责人。不久他就去了西柏坡村，受到了周恩来副主席的亲切接见。他欣然从命，负责起旧戏曲的改革工作。我也在他的带领下投入了这场艰苦的战斗。周扬同志向我们传达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戏曲传统曲目要根据有益、无害、有害的标准进行整理改革的意见。他认为这是“推陈出新”方针的发展和丰富，问题更明确了，他的工作劲头更大了。为了深入、具体地了解情况，我们几乎天天都要去剧场看京剧演出，到后台和演员们谈戏，回来以后他还要忙着改戏。在石家庄，我们虽然只相处了短短四个月，但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回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
１９４９年第一届文代会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文化部，彦祥作为田汉同志的得力助手，担任了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副局长。可以说从这时起我同彦祥就从未分开过，从１９５０年起，他在党的文艺方针的指导下，在文化部艺术局长期担负着推进全国戏曲工作的重任。
作为人民政府文化部门的一位重要的工作人员，他积极参与了戏曲方针政策的制定工作，他根据有益、无害、有害的标准，认真清理京剧传统剧目，他还亲自担任文化部所属大众剧场的经理，把办公室设到剧场，身体力行，为整顿剧场旧秩序，树立剧场文明新作风想了不少办法，这些经验，对全国大中城市的剧场整顿，起到了参考和借鉴的作用。
彦祥同志不仅是改革戏曲旧制度、反对戏曲舞台色情、凶残、野蛮表演的积极分子，而且是一位通过艺术实践，建设新戏曲的实干家。他积极地担负起京剧《柳荫记》的导演。他的导演处理，手法简洁，清新隽永，富于创新精神，他善于把话剧导演的经验和戏曲艺术特点很好溶合，善于把新的戏剧手法和旧的戏曲传统表演很好结合，他还善于和戏曲演员合作，充分发挥他们的艺术才能，终于把《柳荫记》排成一出主题突出、剧情集中，形式优美、技艺高超的新编历史戏。
戏曲排演活动从临场“说戏”到建立真正的导演制度，可以说是由彦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后来在许多大中城市的戏曲剧团中得到推广。这促进了对戏曲艺术的革新和提高，使古老的艺术和新时代的戏剧技巧、表现手法能很好的结合，这不能不算是彦祥在戏曲革新和发展方面的一大功绩。
粉碎“四人帮”以后，彦祥同志恢复了工作，被分配到文化部和中国艺术研究院担任顾问，同时还兼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的导师，挑起了培养戏曲研究人才的重任。此时他虽然年逾古稀，但每次见到他，都使我感到他仍然和以前一样，热情、坦率、真诚，浑身充满朝气。有几次，我遇见他时，他都举着手中的拐杖，笑着说：我现在有三条腿，比别人还优越。言谈之间，仍然那样谈笑自如，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他给我一个最深刻的印象，是尊重党的领导，一直和党内同志关系密切，努力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终于从一个民主主义者，一个爱国主义者，成长为一位共产主义战士，在他７３岁高龄时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他的工作更是一切听党和政府的安排，决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
彦祥同志在思想品德方面有一个突出优点，就是胸襟坦荡，不隐蔽自己的观点；他表里一致，不投机取巧，不背后搞“小动作”。他对不同的看法、做法，很少盲从，总是表明自己的意见，据理力争。由于他爱憎分明、嫉恶如仇，因此他敢在自己主编的副刊上公开责骂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以致被逼辞职，或不得不出走他乡。他坦率直言，不顾压力的作风，正是他对人民事业负责的表现，追求真理的表现，这种优良品德值得我们十分珍视和学习。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化使者
写在澳大利亚电影周开幕之际
〔澳大利亚〕尼古拉斯·周斯
即将在中国举办的第二届澳大利亚电影周，将使北京、上海、天津、南京和福州的中国观众看到一些澳大利亚近几年来最好的影片。这次上映的节目中之佼佼者是《鳄鱼邓迪》。按其受欢迎的程度和票房收入，该片是澳大利亚最成功的影片，也曾在美国引起轰动。该片成功的关键在于其中备受观众喜爱的明星保尔·霍根，世界知名的典型的澳洲“哥儿们”。在真实生活中，霍根机智幽默，笑容自然，是个身架瘦硬、皮肤晒成古铜色的乡下人，代表了土生土长、爱喝啤酒的澳大利亚人，他成了当代民族英雄的典型。《鳄鱼邓迪》是霍根演的第一部影片，他自己构思创造了捕鳄手米克·邓迪这个人物。当邓迪在澳大利亚北部荒野中追踪捕杀一条巨型鳄鱼时，一名年轻的女记者从纽约飞来采访他。邓迪领着她穿过北澳大利亚最美的乡间。她为这个男子汉的勇气和幽默所倾倒，邀请他同回纽约。邓迪以前从未见过超过４０个人在一起，但是在纽约的一系列欢闹疯狂的事件中，邓迪却能与那里狂热杂乱的生活争雄。在影片的结尾，他从地铁站里大群的纽约人头顶上踩着走过，权把他们当作一大群澳大利亚绵羊。
在最近１０年或１５年中，年轻的现代澳大利亚电影业从小到大发展为世界电影业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实际上澳大利亚拍电影的历史并不短，在电影技术发展之初，澳大利亚曾居世界电影领先地位。有些电影史专家声称世界上第一部故事片应是１９００年在澳大利亚摄制的《十字架战士》。在默片时代，电影事业繁荣兴旺。然而３０年代，由于出现了有声电影，世界经济大萧条，外国电影发行商控制了电影市场，澳大利亚本国电影衰落了，直到７０年代才获得转机。７０年代起澳大利亚文化进入了一个充满信心而富于创造的时期，这也是一个年轻的作家、演员、电影导演、摄影师大批涌现的文艺复兴时期。
澳大利亚电影已经引起世界上的注意，观众为其新意和活力所吸引。电影是这个年轻的社会中新文化的一部分，同时也反映了这个古老大陆的神秘。澳大利亚特有的风景、广阔的视野、奇异的动植物，还有她明媚的阳光使影片富于特色。澳大利亚电影正如当地的幽默一样有一种独特的味道。
如果说《鳄鱼邓迪》是个绷着脸的讽刺剧，《戈利波里》则是严肃地探讨澳大利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这部片子是《悬崖下的野餐》的导演皮特·威尔的又一部力作。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许多澳大利亚青年心怀冒险精神到欧洲帮助英国人作战，许多人甘愿在远离家乡没有希望的环境中英勇地战死。影片讲的是两个年轻人一起应征入伍并且成为“哥儿们”。澳大利亚人很看重“哥儿们”义气，也就是说朋友们生死与共。皮特·威尔用动人的、富于诗意的手法表现了这段历史活剧。影片的摄影极美。
《冰雪河来客》既是爱情片，又是行动片。故事基于广为传诵的澳大利亚民谣，背景是崎岖不平的山乡。这里野马漫游，人也热情奔放。
另一部描写遥远的过去拓荒时期的影片叫作《鬼怪游戏》。影片中一个小姑娘回到１００多年前旧悉尼城的粗野生活中去了。这个充满了魔幻色彩和夸张的人物形象的故事片是由南澳大利亚电影公司摄制的。该公司曾出产一些澳大利亚最优秀的故事片。
澳大利亚电影工作者热衷于探索各种内容和形式。除去每年生产的７０余部故事片和小型系列片，还有众多的短片。澳大利亚电影电视学校是造就富于创新精神的年轻人才的基地。有些影片亦面对现实问题。《空旷的海滩》以惊险片的样式反映了今日悉尼的阴暗面。这是一个充斥着暴力、腐败、贩毒和欺诈的虚构的黑社会故事，由澳大利亚极负盛名的明星布莱恩·布朗主演。澳大利亚电影周对澳大利亚电影业算是个介绍，让中国观众有机会在澳大利亚建国２００周年之际，对这个国家加深一点了解。
（栗钧译）
第8版(副刊)
专栏：
吃相·礼仪·上下楼
马赛克
近读吴小如《曲礼檀弓丛札》，很有趣。我说有趣，表明我是以兴趣主义的眼光，来看这位老友如何严肃认真地于古之经典有所发明。看似古奥的语言，一经点拨，有些竟是常话儿。涉及吃相的一部分，如“毋放饭，勿流歠”，原来是说狼吞虎咽，鲸吸牛饮，淋漓无状，应以为戒；“毋咤食”，简单说，舐唇唼舌，吱咋作声，也是贪馋的恶态；“毋反鱼肉”，即所谓“君子不吃翻身鱼”；“毋嚃羹”，其实所忌的就是不用筷子，不嘴嚼，用口吸食，北京及河北省方言里说的“ｔｅｒ ｌｏｕ”；“毋嘬炙”这个嘬字，小如释为大口吞噬，使食物塞满口中，今江南方言读为ｃｈｕａｉ。
凡此种种，当然可以斥为饱食者才讲究的礼仪而置之不顾，但我看到世界知识出版社郑重推出的《国际礼仪与交际礼节》，也有类似的章节，可见这都是文明礼貌之所必需。注意吃相只是起码的要求，其层次不在“你好，谢谢，对不起，再见”之上，大致与这一组大力推广的“礼貌语言”相当。这似乎是一个人从幼年就该养成的习惯，由家长、幼儿园和小学老师指点一下就行了，用不着借助于吴小如教授的训诂，把《曲礼》翻译成白话的衣食住行应对进退“礼貌须知”若干章——何况那旨在“毋不敬”的烦琐规定，并不都像注意吃相的几条至今完全适用。
吃相难看，叫作失礼，这是表层。所以难看，源于贪馋；沾上贪字，就会在有形无形中不尊重或侵犯别人，在人际关系中属于不礼貌的行为，不文明的表现。
然而一味“礼让”；老是“请，请，请”就好么？以为长幼有序，妇女优先，下楼梯的时候也请老人、妇女先下，怕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误解，要么就是不动脑筋的缘故。“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觉新来懒上楼”，老人上楼都有困难，下楼该怎样扶持援引才是？
当年溥仪刚从抚顺回到北京不久，一次跟亲族聚会后去乘公共汽车，他鹄立门边，彬彬有礼，让一位一位乘客先上车，最后把下车收票的售票员也让了上去，车门随之关闭，车也开走了。司机和售票员把他当成了殷勤送客的主人。
看来，无论从文明社会的礼仪，还是从社会生活的秩序来说，还是应上则上，应下则下，应进则进，应退则退为好。一窝蜂地抢，会出事；一个劲地让，也会误事，不止是礼貌上的过与不及而已。公共汽车多年来讲究“先下后上”，对于维护乘车秩序，还是切实可行的。
溥仪的故事，昔年闻之于京韵大鼓“少白派”大师白凤鸣。白妻金氏，亦爱新觉罗之后也。
第8版(副刊)
专栏：文苑拾穗
评话专业户
张世英
１９８８年伊始，中年评话演员朱庆涛在上海评弹团的支持下，签订了停薪留职的合同，成为上海市第一个文艺“个体户”。
这位近年来书坛上的后起之秀，放着“铁饭碗”不端，“大锅饭”不吃，为什么要走经济上自负盈亏的艰难之路呢？当我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的回答是：思想和精神上有了压力，可以促使我开动脑筋；艺术上有了自主权，利于发挥艺术才能和演出的积极性。
朱庆涛敢于不吃“大锅饭”，是有思想准备和艺术实践基础的。他虽刚届四十，可从事评话艺术已经２５年，不仅演出一些传统书目，也自编自演了一些现代书目，表演风格新颖、明快，颇受青少年观众的喜爱。
近年来，苏州评话观众的减少，曾使他苦恼过，但是他没有灰心，而是积极地进行改革。他看到北方评书演员说书，由于不受语言的限制，南北都有观众，备受启发。他决定试一试南书北说。
１９８１年，朱庆涛大胆尝试用普通话表演苏州评话。他运用了广播小说、电影、话剧中的语言技巧，以弥补舍去苏州方言而造成缺乏语言魅力的缺陷，使其语言的变化不影响内容的表达和角色动作等其他表演手段。为了减少普通话与苏州方言的差别，他还将书目内容中的语言结构做较大的修改。经过处理后的书目，运用俏皮话等俚语俗话方面略微逊色，但大多数效果是好的，听众也乐于接受。
几年来，朱庆涛在上海的１００多个中小学校，演出了自编和改编的《铁道游击队》、《雷锋》、《女排采访记》等苏州评话。他还走出上海，在北京、河南等地演出，同样受到北方观众的欢迎。
朱庆涛说，他多年来一直在考察如何配合教育进行“课文评话”。过去因为收入少，甚至没有收入，又和表演团体关系不大，这个愿望难以实现；现在实行承包后，他可以付诸实践了，是否成功，没有完全的把握，然而他确信路是人走出来的。
探求之路充满甘苦，但他愿在探索中使苏州评话得到新发展。
第8版(副刊)
专栏：
古树千年（中国画） 钟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