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要闻)
专栏：
赵紫阳李鹏同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工作会议代表座谈强调
外向型经济越发展对全国经济越有利
在对外贸易中要注意协调防止多头对外
本报北京12月3日讯 新华社记者朱幼棣、本报记者计泓赓报道：中共中央今天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出席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工作会议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同志座谈。赵紫阳、李鹏作了重要讲话。万里、乔石、姚依林、田纪云等出席了座谈会。
赵紫阳说，我国沿海地区确实出现了发展外向型经济、进一步吸引外商来华投资的好形势、好机遇。目前恰逢国内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我们可以找到一条既有利于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又不影响治理、整顿，而使两者互相促进的路子。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要坚定不移，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也要坚定不移。
赵紫阳指出，我们这次治理、整顿，与过去的历次调整不同，是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进行的。如何利用好这个条件，来减少和克服治理、整顿中的困难，全国各地是有很多文章可做的。在沿海地区发展“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就是一个重要方面。特别要充分利用我们的劳力、技术、基础设施和工业能力，开展对外经济技术的合作交流，发展以进养出、三来一补，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与我们的老企业进行“嫁接”，鼓励外商来华兴办独资企业。这些方面的发展，对我们进行治理和整顿，不但没有妨害，而且大有好处。对保持经济的发展、增加有效供给、扩大出口创汇都大有好处。
赵紫阳指出，沿海地区一定要抓好经济结构的调整，包括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投资结构、信贷结构的调整。通过调整，促进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必须压一些，保一些，对不利于全国治理经济环境的方面要坚决控制，对有利于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方面要积极地搞。对那些不适销的、消耗能源和原材料多的产品，对那些效益极低和亏损的企业，要压缩，让出一部分能源、原材料、运力和资金，保效益好的外向型的生产。从一定意义上讲，治理、整顿，对沿海地区旧模式的发展是一种抑制，对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是一种促进。而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得越好，对全国的经济越有利。
赵紫阳说，在治理、整顿中，对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实行网开一面的政策，同时必须加强监督，以保证法规、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尤其是权力下放以后，各级地方政府更要把监督当作主要职责。
李鹏总理谈到，在发展外向型经济和对外贸易中，一定要重信誉，守合同，保证如期交货，并要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和档次，及时根据国际市场的需要更新产品的款式。他还特别强调，在对外贸易中要注意协调，防止盲目多头对外。
宋平、阎明复、张劲夫等也出席了今天的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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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出国留学生政策将继续坚持下去
赵紫阳杨尚昆李鹏等会见回国留学人员代表
李铁映在座谈中说要创造条件充分发挥留学人员聪明才智
本报北京12月3日讯 记者马在新、陈树荣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赵紫阳、杨尚昆、李鹏等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53名优秀回国留学人员代表。
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笑容满面地向大家问好，并同前排同志一一握手，然后向大家介绍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愉快的气氛中，中央领导与大家合影留念。参加会见的还有李铁映、宋任穷、阎明复、严济慈、宋健、方毅、钱学森等。
参见会见的回国留学人员，分别来自高等院校、科研机构、金融机构及其它企事业单位，大部分在京工作，有6位来自上海、南京等地。他们都是1978年以后出国学习、进修或从事科研工作的。这些同志回国后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做出了显著成绩，是教学、科研、管理、生产岗位上的骨干，不少同志有发明创造并在国内外获得多种荣誉、奖励。他们中具有副教授、副研究员、高级工程师以上高级职称者44人，有10多位担任了高校、科研院所及金融、实业部门的负责人。
会见结束后，李铁映、宋任穷、严济慈、宋健、方毅、钱学森等同大家在安徽厅进行座谈。回国留学人员在座谈中谈到，留学人员中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愿意用自己所学报效祖国，同时也希望得到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清华大学校长张孝文以自身经历说明留学回国人员大有用武之地。中国人民大学软科学研究所所长李忠尚提出，回国人员最关心的是学以致用，如果有关部门能够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将使他们更好地报效祖国。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副研究员马颂德建议更大范围地扩大博士后流动站，或者扩大为人才流动站，创造较好的科研条件吸引留学归国人员。座谈会上，大家争相发言。
李铁映在座谈会上讲了话。他再次强调出国留学政策是我国改革开放总方针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长期坚持下去，决不可能再回到闭关锁国的时代。党和政府非常关心出国留学人员，认为他们素质是好的，学习是卓有成效的。祖国建设急需人才，希望他们学成归国尽快投入建设。当然，如需继续深造的可以提出申请，有关部门将合情合理地予以解决。他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出国留学工作的重点，就是帮助回国留学人员解决工作和生活上的问题，创造良好的物质条件及配套政策，吸引、安排留学人员为祖国建设出力。
参加座谈会的还有国家教委、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卫生部、农业部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附图片）
赵紫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53位回国留学人员。
新华社记者 李治元摄
第1版(要闻)
专栏：
国家物价局决定
定期监测公布21个城市菜价
11月份上述城市菜价呈南降北升趋势
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记者陈芸）国家物价局决定，近期内对21个大中城市蔬菜零售价格实行定期监测，每10天向社会公布一次菜价。
这是国家物价局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物价管理，严格控制物价上涨的决定》而采取的一项措施，它将及时为地方人民政府和城市居民提供蔬菜行情，以利稳定“菜篮子”价格。
受到监测的大中城市北方有9个，南方有12个，他们是：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西安、沈阳、哈尔滨、济南、郑州、上海、南京、杭州、武汉、长沙、福州、南昌、成都、重庆、贵阳、昆明、广州。
具体监测的方法是，每10天由这些城市的物价人员到国营菜场和集贸市场采一次价，采价的品种主要是当旬市场的大路菜；然后各地将采得的本市大路菜的国营和集市各类平均价格报给国家物价局；国家物价局汇总后在报纸上列表公布，并发表一旬菜价综述。
据悉，21城市菜价行情表将首先在《中国消费者报》上刊出。
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记者陈芸）国家物价局11月份对21个大中城市蔬菜价格的监测显示，这些城市的菜价比秋淡季明显回落，南方菜价稳中有降，北方大白菜价格平稳，其他大路菜价格有所上升。
上海、南京、杭州、武汉、长沙、福州、南昌、成都、重庆、贵阳、昆明、广州12个城市国营商业经营的主要品种一个月中青菜每500克由0.12元降至0.075元，萝卜从0.17元降到0.12元，菠菜从0.28元降到0.2元，芹菜从0.32元降到0.2元。其中杭州、武汉、福州、成都等城市大路菜主要品种多数下降，上海和南京价格基本平稳，前段时间因气候影响菜价偏高的长沙、重庆、南昌等市，菜价已明显回落。目前南方多数城市已进入蔬菜旺季，市场供应看好。
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西安、沈阳、哈尔滨、济南、郑州9个北方城市大白菜的价格因冬储大白菜上市，从10月末的每500克8分降到4分了。其它大路菜的国营价格一个月中每500克上涨金额为元白菜4分、萝卜4分、芹菜5分、菜花6分。集市价格除土豆外均有所上升，上涨最多的是菜花，每500克上涨0.2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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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将进行海岛资源调查
为开发保护提供基础资料科学依据
新华社北京十二月三日电 （记者周宗敏）经国务院批准，我国将从明年开始对全国的海岛及其周围水域资源进行为期五年的大规模综合调查和开发试验。
由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国家海洋局、农业部、解放军总参谋部和沿海十一个省、市、自治区联合进行的这次活动，将就海岛及其周围水域的自然环境要素、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情况展开调查和研究，提出综合利用海岛资源的方案和专项开发规划。
我国沿海目前共有六千五百多个岛屿，面积八万多平方公里，其中有人居住的海岛就有四百多个。在这些海岛中除台湾省和海南省外，有十二个海岛县和二百多个海岛乡，人口三百多万。另外，还有一些科研价值很高的特殊岛屿，如鸟岛、蛇岛、龟岛、猴岛等。
这次海岛调查和开发试验，是历时七年（一九八○至一九八六年）的全国海岸带调查工作的继续和延伸，将进一步促进中国海岛经济的发展，为开发和保护海岛提供基础资料和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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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金曲、金星”评选活动开幕
26位优秀歌手出场献艺
本报北京12月3日讯 记者易凯报道：“因一首歌而走红，未必是一个歌手的理想。”今晚，列入1988年金星评选名单的26位优秀歌手，却只靠演唱一首歌展示自己的水平和风格。北京工人体育馆里，1.2万首都观众欣赏了这场精彩的演唱会，得到很大满足。有人认为，一台演出荟萃20余名高水平歌手，实属罕见。
这场演唱会，是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和本报文艺部主办“新时期10年金曲、1988年金星评选”的开幕式。歌手们的歌声随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场直播的强大电波响彻神州大地。
列入新时期10年金曲评选的国内100首歌曲的词曲作者，今晚应邀来到会场与广大观众见面。
列入1988年金星评选的优秀歌手：王迪、王哲、王虹、韦唯、田震、孙国庆、那英、李玲玉、成方圆、刘欢、吕念祖、苏红、吴立坤、邱昱、陈汝佳、段品章、杭天祺、郁钧剑、胡月、胡晓晴、郭峰、郭蓉、黄勇、屠洪刚、董文华、崔健先后登台为观众演唱，他们的歌声，有的慷慨激昂、有的低回婉转，有的悲凉苍劲，有的柔美抒情，小小的四方歌台成了新时期歌曲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群芳争妍的展台。座无虚席的体育馆内，掌声不断，欢声如潮。开幕式在全体歌手集体演唱奥林匹克主题歌《心手相连》中结束。
有关方面负责人彭冲、林丽韫、周克玉、秦川、谭文瑞、周巍峙、马庆雄、王济夫、何鲁丽等出席了今晚的开幕式。
金曲、金星评选活动今天已进入高潮，闭幕式将于12月底在山东济南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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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每周论坛
就该“治治整人的人”
邓刚
人民日报“每周论坛”专栏8月21日发表夏雨的《治治整人的人》（下称“治文”）和10月17日发表张延的《也谈“治治整人的人”》（下称“也文”）。看来，“也文”是为纠正、补充“治文”的“偏颇”和“遗漏”而作的。作者担心“一些坏人”会从“治治整人的人”中找到“口实”，因此，不同意笼统提“治治整人的人”。然而，我倒觉得“也文”的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整人的人就该治治！
什么是“整人”？“也文”说“整人”就是“管束、惩罚、打击等意思”。我认为对“整人”作这种模棱两可的定义，是不确切的。在群众看来，“整人”是个很坏的字眼，“整人”即居心不良，不以事实为根据、不以法律为准绳，打击、迫害别人。把不是右派的打成“右派”，不是贪污分子的打成“贪污分子”，从而加以迫害，这都是整人的例证。“文革”中四人帮野心勃勃，倒行逆施，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打击一切正直的人，整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现在人们对那段历史仍记忆犹新，提起“整人”二字就有切齿之恨，整人的人是很不得人心的！
“也文”说到，“整人”可以是好人整坏人，也可以是坏人整好人。这就更离奇了！我国的各种法律，是惩治坏人、保护好人的。然而，查遍大小法典，不曾见到“整人”二字的踪迹。可见把依法对坏人的惩处，说成是“整人”，是很不科学的。再说，在现实生活中，除了好人惩处坏人和坏人整好人外，难道就没有第三种、第四种可能存在吗？难道整好人的都是坏人吗？我认为事情不是如此简单！还有好人整好人，即人民内部的“内耗”。所谓“治治整人的人”就是既要治整好人的坏人，也要治整好人、搞内耗但仍属好人的人。“也文”强调依法惩处违法者，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也不可忽视“内耗”整人及坏人整好人的另一面，更不可以“好人整坏人应该”为由，来为“整人”正名，为“整人的人”张目！试问，我们党什么时候提倡过“整人”？没有！相反，党历来主张的是法治，提倡实事求是。即便是对应惩的坏人，也要求做到：认定事实清楚、定性准确、量刑适当，使其口服心服。真如此，被惩的坏人又何从找“口实”呢？
当然，我也不完全赞同“治文”中“被整的人总是受损害，整人的人总是占便宜”一语中的“总”字，如果改为“被整的人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害，而一些整人的人不负任何责任，甚至占了便宜”可能更符合实际些。不过我们看事情，不能只看个别字眼，应该看其实质。“治文”的实质是什么？我认为是：为了减少内耗，呼吁治治整人的人。不治治那些心术不正、以权乱法、以权代法的动辄整人的人，“内耗”就不能消除，法制就健全不了，安定团结的局面就难以巩固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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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本报部分驻省记者评述压缩基建投资
一方面是基本建设规模膨胀，一方面是能源、交通、电信、原材料紧张；一边是重点生产性工程项目进展缓慢，一边是楼堂馆所如雨后春笋。看来，在如何使用基建投资的问题上，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肖荻（驻天津记者）：天津市从现在开始，三年内一律不准新建楼堂馆所。不论哪个单位，也不管有多少理由，都必须毫无例外地坚决执行。对生产性项目也规定：凡因国内外市场变化，产品由畅变滞的建设项目未开工的要撤销，已开工的要停建，进行调整。凡生产所需原材料不落实、生产工艺不成熟的建设项目，或建设条件不齐备的项目，一律缓建。凡没有充分利用原有厂房或通过调整可以解决厂房的技改项目、土建量过大的基建项目，以及建筑标准过高的项目，必须坚决压缩，降低标准，核减投资。同时，在压缩基建规模的同时，要以坚决的态度，压缩基建队伍的外用工。
显然，这是在当前条件下又一个合理的倾斜：砍、缓、减一批项目，其目的不仅在于进一步压缩基建规模，而是为了集中力量将能源、交通、原材料项目，必要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短线产品技术改造项目，以及各项建设条件已落实的技术引进和涉外项目，全力以赴地抓上去。因为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潘帝都（驻贵州记者）：与沿海省份比，贵州省地方基本建设投资可以说少得可怜。近几年每年都不足5亿元，建国40年来，全省基建投资总额仅200多亿，还抵不上沿海某省去年一年的基建投资总额。
那么，是否因此就可以说贵州的基建投资规模已不存在什么问题了呢？据省有关部门提供的材料表明，贵州在基本建设投资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令人忧虑的地方。具体表现在：新开工的项目过多，楼堂馆所项目也有新上马的趋势。而新开工的项目中，大多数是经有关部门批准的计划总投资在100万元以下的住宅、办公楼、招待所等非生产性建设项目，生产性建设项目占的比重并不大。由于新开工项目增多，战线拉得太长，资金不足，加之运输紧张，结果造成一些重点生产性工程项目进度缓慢，投资效益很差。据省行政及有关部门反映，今年1至7月，全省基建施工项目共1507个，但建成投产的仅124个，与去年同期相比，施工项目增加8.7％，而投产项目却减少了32.2％。一些国家和省重点工程因资金短缺而停工，还不知下一步如何解决。
贵州经济历来处于落后地位，经济发展速度慢。要赶上全国经济发展的步伐，缩小差距，必须加强对生产性建设的投资，以解决面临生产后劲不足问题，这些是可以理解的，但若不量力而行，把摊子铺得过大，操之过急，将欲速而不达。
梁兆明（驻广东记者）：当前，广东突出存在交通能源紧张和原材料工业薄弱问题，但有的地方却在拚命争上加工业项目，导致原材料价格直线上升。而一些工厂企业则通过产品加价办法来“抵消”原材料的提价，造成了物价的轮番上涨，使广东全省前几年已经初步理顺的工业内部关系，重新出现了不协调。
事实上，广东对重新出现的这种不协调早有措施，比如去年的基本建设投资按“三保三压”的方针来部署，压缩了一般性建设，以确保重点建设。今年初，也注意到基建规模过大可能带来的恶性循环。但是，上下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一致。有的地方，往往从局部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铺摊子上项目的劲头很大，都想在自己这里“大干快上”。这样，总体上必然会造成投资规模过大，投资结构不合理，进而造成经济失衡。
李杰（驻河南记者）：河南是个大省，但财力小，承受能力差。从经济实力来看，也存在着楼堂馆所建设过热，基建规模过大的问题。河南有些地方习惯于走外延扩大生产规模的路子，加大投资，上项目。而河南基本上还是“吃饭财政”，人头费的开支占去财政收入的大部分。真正用于建设的资金不多，这就出现了收入和投资的不平衡，投资超出了自己承受能力的问题。通过这次清理，摸清河南的家底，是件好事。可以针对存在的问题，把劲用在内涵扩大再生产上，向内部挖潜求效益。
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年年喊，结果是年年膨胀。原因何在？这里既有体制方面的，也有认识方面的；既需要在投资结构上找原因，也需要在约束机制上找出路。
贾建舟、宋学春 （驻山东记者）：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膨胀，已经成为山东经济生活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事实上，从1980年以来，山东省就不断地采取措施进行清理、压缩，谁知越清越压反而越膨胀。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当然有上面手软、抓得不实，下面本位主义作怪等原因。但有关人士认为，还有两方面的原因值得注意：一是财政体制方面的。我国财政实行包干制，完成所包数额后，剩余的归地方，这样谁剩得多，谁的收入就增加。多建几个工厂、多上几个企业，就多得产品税，还能解决就业问题，何乐而不为？二是政治体制方面的。从历史上看，谁不敢大胆建几个工厂、企业、楼堂馆所，谁就显得“右”，谁就显得政绩平平；谁建了几个工厂、企业、楼堂馆所，谁就有政绩，就有资本当官或竞争领导位置，这又何乐而不为呢？
梁兆明：除了体制方面的原因外，还有认识上的偏差，也是基建投资压不下来的一个原因。例如，在广东，有的人把改善投资环境片面地理解为上楼堂馆所，造成相互攀比、竞豪华比阔气的心理倾斜，看不到全省楼堂馆所已超出实际需要。仅广州市区就已拥有各类宾馆、酒店、招待所近700家，近4万间客房，上10万个床位，已接近香港1984年的水平。这是造成消费基金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
龚达发 （驻湖北记者）：投资结构不合理也是一条重要原因。湖北省今年以来新开工项目太多，1—8月已达1410个，使投资规模急骤膨胀，同时导致投资规模小型化、分散化。今年新开工的项目中，投资千万元以上的只有6项，百万元以上的只有58个，其余平均规模不足50万元。此其一。其二是新开工项目中重复建设，一般加工工业，尤其是小棉纺厂、小烟厂、小酒厂、小塑料加工厂太多。去年全省在建的小棉纺厂达126家，年底狠压了一批，今年上半年又冒出了68家。1987年底全省已建成棉纺生产能力达230万纱锭，由于原料不足，约有15万纱锭能力闲置，相当于2.25亿元投资不能发挥效益，有人预计今年底纺纱能力要增加到300万纱锭。省计委的同志不无忧虑地说，这将意味着许多厂建成之日就是停产之时，或者是从老厂口中“抢食”吃，大家一起过半饥半饱的日子。这将是生产力的极大浪费。可是至今仍然找不到有效的控制办法，光靠行政手段砍、压，很难奏效，也不能持久。有人无可奈何地说：“小棉纺就像一根弹簧，压力大时可能暂时缩一下，一松手马上会跳得更高。”根本原因是办厂对地方财政有好处。
李杰：“压缩过热的基建规模，要通过改革，建立约束机制来解决。”一位多年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对记者这样说。1978年以来，这次是第5次压缩基建。结果是年年讲压缩，年年压不下去，年年压年年膨胀。他认为，原因在管理体制上：一、党委、政府什么事都想管、都想包下来，因此扩大投资的欲望很强。我们的一些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也鼓励了过热的投资。哪个地方上的项目多、发展快，政绩就突出，也受到上级机关的赞赏。这样就鼓励了地方上不切实际的争投资，争发展，以显示政绩。二、投资的多少和投资效益的好坏，与各级政府无直接利害关系，只有扩大投资的需要而无约束的机制。这样就出现了一种矛盾心理：一些领导人嘴上大讲、特讲要压缩，而脑子里想的却是看看别人压不压，最好压别人不压自己，行动上是再等一等看。
压缩基建投资，各地均有措施。但这些措施能否奏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落实得如何。实行责任制，加强多方面监督，严格基建审批制度和程序都是可以借鉴的办法。
贾建舟、宋学春：山东省政府把这次压缩投资规模当作硬仗来打，坚决顶住说情风，无论哪种性质的项目，都要按省制定的统一表格登记造册，并限期报送省清理在建项目领导小组办公室。各地市每10天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一次工作情况。从现在起到年底，各级一律不再批准新项目。已批准尚未开工的项目，除国务院批准开工的大中型项目和国家计委批准开工的限额以上技术改造项目外，其他项目不论大小，今年一律不再开工。
肖荻：天津对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是比较严的。
首先是保重点，压一般。在逐年递减的基础上，今年天津安排地方固定资产投资35亿元，比去年的38亿元压缩了10％。其中生产性项目占75％左右，绝大部分是能源、交通、邮电和工业改造项目，非生产项目比重大大降低，对楼堂馆所，市建委奉行“四不”政策，即：计划不排、规划不列、设计不搞、施工不开。绝不乱开口子。
对列入计划的生产性及人民生活急需项目，严格按照原定设计施工，不准提高标准、增加内容。有的采取二、三步到位。另一方面则提高竣工率，争取最大的投资效益。
对棘手的“首长工程”。天津实行一条在基建程序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即，无论是谁建议上哪项工程，在前期准备工作中一律按照程序办事。首长提出的项目，也同样要对每一细节反复权衡，提出几种设计方案，陈述利弊，盘算收支，务使在资金、效益、工艺各方面作到决策科学化。今年7、8月间市里曾提出为纪念明年40年大庆上它几个大项目，如天津解放40周年纪念馆。后来设计部门提出资金困难，便断然取消了这些项目。
执行以上三条，构成天津城市建设一大特点是：凡是列为重点项目的，大多能如期或提前完成；而偷着开工、变相开工的基本上可以得到控制。
罗茂城（驻四川记者）：四川省为控制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明确规定：凡对能源、交通、农业、教育、基础原材料5个方面的投资项目，可以从宽审批，即使突破一点指标省里也给；而对非生产性的项目，特别是兴建楼堂馆所等项目，每年缩小比例，各地不许突破，谁突破追究谁的责任。与此同时，加强各种监督，发现问题，敢于批评。谁突破就追究谁的责任，这一条好，但必须严格执行。光批评还不够，要追究经济责任。
梁兆明：广东压缩基建投资采取了5项措施，一是由政府大规模发行基础设施建设债券，集资办交通、能源、通讯事业和发展原材料基础工业。二是银行贷款重点放在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上，利率予以优惠。对一些不应提倡发展的行业，则实行提高贷款利率，加以控制。三是引导华侨、港澳同胞和台胞，把投资重点放在基础设施上。另外，积极争取国际长期低息贷款。四是调整外汇使用政策，使其既有利于发展对外贸易，又能限制高档消费品的进口，鼓励各地把有限的外汇集中用在基础设施上。五是发行股票，吸收集体企业、个体户等入股；同时在发展交通和其他建设需要征地时，允许实行土地折价入股，代替现款补偿，以减少资金的投放。
真正做到这5条，就能既保住重点，又大大压缩了一般，走上良性循环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