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文学的新思维与新格局
——谈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双轨机制
张韧
谁不烦厌捧煞与骂煞的文学的批评呢？可是骂与捧这两个极端似乎变成无法逃避或逾越的怪圈，评论几乎在它的迷阵里徘徊踟蹰着。曾记否，1985年对现实主义的骂与对现代主义新潮作品之捧，简直达至奥林匹斯山的峰巅。认为前者已陈旧不堪，束缚了文学的发展；而后者结束了现代文学史，开端了真正意义的当代文学，它使中国文学走上新里程。然而时不过3年，1988年对两个主义的捧与骂骤然间颠倒了一个大个儿。有人说今年是骂年，有的刊物专辟了“骂”栏，骂某篇作品，骂某某作家，但骂东骂西，骂这骂那，归根到底是骂现代主义，说它是没有西方哲学、文化背景的伪货，是仿制的赝品。一句话，中国不可能有现代主义，纯粹是几个文学浪子的“瞎掰”。有的论评虽未涉言现代主义（或许是不屑一瞥），但对于曾被骂得遍体鳞伤的现实主义则倍加赞颂，认为今年是现实主义回归热，甚至当年热情扶植现代派的，如今也在回归热风中认为现代主义陷落峡谷了。
问题是，当今活跃于文坛的创作方法究竟是二派分立，还是一家之天下？我们只要耐着性子浏览一下目前纷繁多样的作品，不难发现，现代主义并未濒临绝境，现实主义也没有回归或恢复昔日大一统的昌盛。在我看来，文坛真实状况是，作为一种思潮、创作精神和艺术方法而言，现实主义尽管目前处于主流与优势，但它与现代主义谁也取代不了谁，它们的现状与趋向是二派分立，交相渗透，你激我荡，相争共存。它们二者之间既有对立一面，又有互补的一面，双轨运行形成了文学自由竞争的活跃机制。当今文学派别尽管多式多样，但大体上分汇和流动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两大文学潮流。文学的这一格局与价值取向，既是世界性的也是中国文学的总趋向。为了证实哪一派文学的存在价值及其显赫地位，拿出作品实例固然是重要的，但也容易陷入片面性。因为单从维护文学一个“主义”出发，总有轻而易举地拈来为其观点服务的例证。要探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及二者关系，我们不能不改变传统的艺术思维方式，从时代的特质与大趋势，从文学把握世界的规律性和发展文学生产力诸方面来考察。这考察不在于回答具体问题，而是为了探索当今文学新的价值思维和活跃创作的内在机制。
首先，生产力是我们审视包括艺术方法在内的各种现象的标准和出发点。尤其是当今的时代走向与文学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不是你死我活，而是相竞共存。爱因斯坦于1 905年提出的相对论，不但找到了物理的、物质世界的真谛，而且揭示了本世纪的时代特质。人类的社会、制度、经济、文化各个方面不再是一统而是多元与相对的。时代的转变要求文学思维与价值取向的变革。布莱希特说：“现实在改变，要表现现实，则表现方式必须改变。”50年代前他与卢卡契的论争，实际上反映了我们时代的文学再也不能恪守上一世纪现实主义的一种模式了。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不是无源之水，它是艺术女神与新时代撞击而产生的迥然有别于现实主义的把握世界的一种独特方式。现代主义的发难是文学历史上一次意义巨大的变革，半个多世纪来它促进文学生产力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现代主义的出现结束了现实主义上一世纪那种至高无尚的地位；但它即使在鼎盛期，现实主义在西方也没有灰飞烟灭，而是坚实地深化着。如果将创作方法视为推动文学生产力的一种方式方法，我们可以说现代主义与在它之前诞生的现实主义一样，都曾极大的开扩了文学观照的领域，丰富了文学对世界的感知、把握和表现方式。
在中国，现实主义的存在价值无须饶舌，由于它长期统治文坛而被阐释得够多了。困难的是，如何认识现代主义的存在和它促进文学生产力的价值。现代主义的确是发祥于西方的“洋货”，但不能由此而论定它不适于东方的生存。因为它所强调的对人类生命与主体生活体验的传达，对于揭示人性情感和心理深层意识的技巧方式，都未必是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制约，而更多的则是属于人类用文学把握世界的带有共性的必然要求。中国与西方哲学、文化虽有质的区别性，但中国与西方所面临的问题及人类精神现象，二者又有同与异的双重性。我们虽然没有西方那样的两次世界大战与二、三十年代经济危机的惨痛经历，没有西方工业社会的“物质丰富、精神痛苦”（马尔库塞语），但中国人的价值理想却遭受了政治与经济的两次大冲击。一是“文革”浩劫，打碎了人们的某些价值信念，一是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冲刷着伦理观念与人生的价值取向。这相似的历史、经济背景与文化氛围，自然引起我们对西方哲学与文学的共鸣。从这个意义说，现代主义既是西方的又有东方生成的土壤。如按西方标准称它是伪现代主义，还不如说它是中国的前现代主义。因为它是中国现代社会心理、哲学文化思潮与文学生产力自身所要求的一次变革。正因为如此，由中年作家王蒙、宗璞为先声，继之韩少功、莫言、刘索拉、王朔、残雪、马原等一批青年作家的跟进，使其队伍在扩充，作品在递进，影响在增大。今天看来，尽管前几年将现代主义说得天花乱坠，确有言过其实之处，但也决非像今天骂的那样。现代主义有自己的风度，它拓展了艺术视野，改变了传统思维方式，重视创新与回归审美本体，在一个缺乏形式本体意识的文学土地上，自觉与强化了形式意识，与现实主义形成了二元结构格局和相互竞争的文学机制。这一切的变革，都是围绕文学生产力这一中心，有助于它的解放与活跃。我们应该承认，从1985年始，现代主义不再是偶发的、间断性的涟漪，而是有创作实绩有批评理论，它已作为独立的文学思潮与方法在中国文坛上占有了一席。它与现实主义一起共同建构了文学的新思维与新格局。
其次，文学把握世界的规律性和它表现人类生存状态的自身使命，要求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彼此借鉴，相竞相长。尽管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作为文学方法分别于十九、二十世纪提出来的，但从文学发生学说，它诞生之日始，在古代神话、诗歌与史诗里，就存在着以描写客观现实与表现主观意象为主的两种基本创作倾向。中国古典文论中的“体物”与“缘情”说，实际上概括了作家对世界的感受、把握与表达的两种方式。“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柳随过前川。”与“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这虽是短短两句古代诗辞，但再现与表现的不同方式一目了然。再看今天的小说，同是以当代城市与青年为审视对象的，可是《卷毛》与《无主题变奏》在把握生活世界的方式却是泾渭分明。因此说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不是由天而降，不是人工构设，而是人类“认识自己、理解世界”（见《生存的哲学》）双重任务对审美把握方式所要求的必然产物。
这是从文学发生学历史说，早已存在体物与缘情、外向与内向、再现与表现两种把握世界的文学方式。再从现实说，艺术的任何一个门类都以它独有的审视对象与任务作为它存在的前提。现在对文学的性能与使命流行这样的见解：认为现代科技文化的发展，认识客观任务似乎完成了。文学只是向内转，只有认识自我的使命。意思是说，再现客观世界的现实主义过时了，唯有现代主义在认识与表现自我中勃兴。“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是认识自我”，怀疑论思想家蒙田提出的这一命题自然是有价值的。但认识自我不只是认识深层心理意识与非理性，即使如此，那心理的颤悸，灵魂的搏动，也不能将它仅仅视为神秘的个体生物现象，应该说更为主要的是压抑与困惑人们的诸种社会问题在内心世界的投影。尤其是今天，人类生存第一次面临严重的威胁，不只是核战争，还有世界性的生态环境的危机，大气污染，人口爆炸，生存资源的匮乏，以及艾滋病各类致命疾病的泛滥，这一切既反映了人类进入了历史从未有过的高度文明社会，同时也走上从未有过的生存困境。我是谁？向何处去？人怎样生存与生活是合理的？个体的自由与社会的制约，社会的伦理与个人的欲望，生与死，这些人与社会、现实价值观念与理想的冲突，这一系列困扰着客体世界与主体世界的问题，无疑是文学探求的永恒主题。所以说，认识客观与主观这两个世界是不可分割的。为了探索人类如何摆脱生存的困境，为了拯救人类的灵魂，这双向的紧迫使命，即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比翼齐飞、双双并存的价值取向。
再说，肯定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二元结构格局，有助于自觉运用文学把握世界的规律，有利于文学引入富有创新活力的竞争机制。我们承认了这种格局并非是抑贬现实主义传统地位和它的时代使命，也不仅仅是给现代主义争夺一席位置。主要目的在于：其一，承认二元结构格局有利于将创作方法与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扭结和束缚中挣脱出来，从斥弃现代主义、独尊现实主义一家的僵滞思想中解放出来。其二，长期来我们不是在渴望文学的自由竞争，不是在寻求文学发展的有效机制吗？这机制既包括文艺体制的改革，还有文学内部的变革。承认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二元结构，它就肯定了文学方法内部与二者之间从竞争中求生存与发展的机制。在二派分立、多元并举中建设新型的文学价值观与思维方式，运用文学方法双轨运行的内在机制，以活跃与繁荣文学创作。优胜劣败，物竞天择，让各种文学方法、流派和风格在激烈竞争中认识自我、调整与改善自我吧。其三，承认二元结构格局有利于作家认识与运用内、外双向把握世界的文学自身规律，以自觉地促进文学的生产力。多元的创作方法给作家提供更为自由更加充分的选择，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不论哪一种把握世界的方式与技巧形式，只要有助于提高文学生产力与审美力就要毫无偏见地唯我所用。
从文学生产力与审美透视力说，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在感知、把握和表述世界方面，各有所长又互有所短。二者不是森严壁垒有我无你，倒是应该相为映衬交渗互补。包括创作方法在内的任何构成的体系，尤其是完备体系都带有排它的封闭性，封闭就是老化的开端。所以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著名理论家哈贝马斯提出了“沟通”的理论，批判一沟通一重建，在开放与融会中更新、超越原有的体系。在长期创作与理论体系实践中绽露优势与弱项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如今迫切需要的是沟通，在突破“自我设限”中重新审视与发展自我。现在文坛不是出现了一种新提法吗？我们且不论现代现实主义口号的利弊，但它反映了作家对二者沟通与综合的热情向往。近两年张炜的《古船》、张抗抗的《隐形伴侣》等一些有影响的长篇，大都是这种热情沟通二者所留下的足迹。当然，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各有自己的哲学信念与审美追求，勉为其难的“二结合”反倒丧失各自的特点。但在二者对立冲突、否定与借鉴中，在杂交生发的作家作品中，抑或催动文学在更高层次上走向成熟。去、今两年的创作，尤其是小说显示了二者交叉互补的趋向。被人们称为现实主义回归的代表作，如《烦恼人生》、《风景》、《伏羲伏羲》、《新兵连》等，它们不是热切追求艺术典型性和有因果的情节链条，而在表述上是那样的凸现了对纷乱生活作家自我的感知印象。它不是新感觉派的先锋小说，但它追求一种对主体感觉的真实与忠实。这与其说仅仅是现实主义自身的回归，不如说是它汲取了现代主义的某些精华（也包括新闻主义与纪实文学对小说的影响），使现实主义打破封闭性，得到了别样营养的补充而升华。反之，现代主义亦如是，它在撷取现实主义及其它英华，使其在民族土壤上跟读者交汇。如李晓的《关于行规的闲话》与刘索拉前年发表的《你别无选择》，二者同有《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投影，但它不再像后者洋味十足的给人以“吃饱了撑出病来”的感觉，在“行规”的圈套里熙来攘往而又苦苦挣扎的人物，却是道道地地有着中国情感内容与思维方式的艺术形象。至于说吴滨的“城市独白”系列及其它这类现代派小说，也渐渐褪去了仿制与矫情的痕迹，而以真诚和真情跟现实读者找到对话的契合点。这，是不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正在自我调整与超越？是不是表明文学方法二元结构的竞争机制在散发热能？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质朴情深的人生之歌
——电视剧《塔铺》观后
曾镇南
刘震云的短篇小说《塔铺》，是一篇被认为用生命和真情写出的优秀作品，在读者中有广泛的影响。听说它改编为电视剧，我感到高兴。
当我静静地看完电视剧《塔铺》（山东电视台录制，唐敬睿导演），耳边回响着李爱莲嘱咐即将上大学的马永祥的痛楚凄切的声音时，我感到一阵心灵的震颤。我被带入剧中的情景和情绪中去了。这种“带入感”大概就是改编成功的一种感性标志吧。
《塔铺》叙说的是一群贫困艰窘的农村青年在新时期之初考大学的往事。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农村来的年轻人怀着求知识、求发展的强烈欲望集中到一起来了。时代为这些失学的、困厄一隅的青年提供了机会，但也把他们推到一个严酷无情的充满竞争的战场。他们是在极不公平的现实条件下被投入竞争的。由于文化基础差、生活负担重，他们中的大多数几乎注定是要被淘汰的。这是近乎无望的悲剧性的人生拚搏。然而他们还是虔诚地、尽其所能地投入了。仅此一端，也可以看出，中国的青年，尽管在十年动乱中被利用、被欺骗、被践踏、被放逐，陷入失业失学的境地，然而他们求生存、求发展的生命意志和渴慕文化和文明的良知，始终没有泯灭。当我看到王全面对送馍的儿子，昏倒的“磨桌”掉下的清凉油盒在考场地上跳动，考前被迫出嫁的李爱莲那凄凉的眼神等一个个动人的镜头时，我在悲悯中还感到了一种悲壮。一代青年付出的牺牲使人痛苦，但他们为改变生存条件而进行的奋斗却令人尊敬——尽管这是失败的奋斗。因为这里毕竟含有一种不甘心屈服于现状的精神的因子。
在这些农村青年的背后，还有他们的父兄妻儿充满着期冀目光。当马永祥的父亲日夜兼程步行180 里地为儿子找来《世界地理》课本时，我深深地感动了。老父亲那在黎明到来的田野上艰辛走路的身影，他那鞋帮开裂、鲜血渗流的脚，是令人难忘的。农民的坚韧和执拗，在这里表现为一种力量，一种改变自己命运的力量。这力量在那历史的转换期，终于有了导向文化和文明的新方向。这令人欣慰，也令人肃然。
最使我难以平静的，是这个高考辛酸故事中的爱情悲剧。马永祥和李爱莲这一对农村青年的爱情，是在对生活的共同的期冀中萌生的，是在真挚的相互同情和爱护中发展的。马永祥探望李爱莲家的场面，马永祥把节日的肉菜扣在李爱莲菜盆里的镜头，拍得分外细腻，把贫穷小儿女恋情中的酸楚和淳朴表现得那么美。这些场面和镜头使《塔铺》这曲质朴深沉的人生之歌有了一种温馨的诗情。然而，编导并没有因此回避了现实生活的逻辑。在来自家庭的压力下，李爱莲终于瞒着马永祥出嫁了。在农村青年没有获得经济独立和精神独立的现实环境中，爱情的梦是薄脆的，一挤就破。悲剧不可避免。这样的爱情悲剧，实际上是极其深刻的人生悲剧、生命悲剧，这种悲剧在人生的各个领域，在文化的各个层次，在生命的各个阶段，都会以不同的形式复演，表现着共同的类似宿命的严酷。艺术上悲剧的美艳之花，常常需要用人类在爱情中流的血泪去浸润，这真是一种永恒的扼腕之叹。
在这些地方，《塔铺》的意蕴似乎超越了它的故事的躯壳，而揭示着人类性的悲剧母题。
这部电视剧的创作者本身就是一群探索生活的青年。他们的生活经历、感情体验和《塔铺》的男女主人公们息息相通，所以他们能胜任地表现出一代青年在艰难的生命历程中的真歌哭。他们的认真和严肃，使画面似乎太凝重了，有些地方有点沉闷。但这样严肃而深沉的片子在我们的荧屏上还不是很多的——也许应该说是太少了，所以它反而产生了一种新鲜的感觉。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文艺信息
△《百花洲》编辑部、中国作协江西分会等单位最近在南昌召开了长篇小说《铜帆》、《侏儒》讨论会
（作品分别载于《百花洲》一九八八年第五和第三期）。《铜帆》写的是工业建设题材，但作者打破了这类题材的传统写法，通过人物群像的刻画，展示了坚韧不拔的
“梅关人精神”。《侏儒》冷峻地剖析了中国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的软弱、浮躁和茫然的心态。（钱宏）
△中国青年出版社《小说》编辑部最近召开了香港女作家梁荔玲的中篇新作《今夜没有雨》作品讨论会（载于《小说界》一九八八年第五期）。这部小说以香港人的眼光审视内陆，真实地表达了随着改革开放，海内外华人在交流、融合过程中的社会心态。（文一）
△《解放军文艺》编辑部最近连续组织了四次关于报告文学创作的对话会，分别邀集了报告文学作家、评论家、编辑和读者就近年来我国报告文学创作的发展态势、成就得失、未来前景以及当前的纪实文学热对于当代文坛格局的影响等问题交换看法。（晓文）
△由《企业家》半月刊举办的有争议的改革家题材报告文学评奖最近揭晓。祖慰等作家的十篇作品分别获特、一、二、三等奖。（张砚）
△为促进和繁荣文艺评论，天津《文学自由谈》举办“海鸥文学自由奖”。该奖分别设最佳撰稿人奖、最佳批评奖，此外，还为有争议的作品设了奖。（胜）
△由中国剧协主办的《中国戏剧》（原《戏剧报》）为加强在文化市场的竞争能力，明年起将改版发行。改版后的《中国戏剧》将以“雅”、“俗”两版，按单、双月交替露面。（文）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从封闭中走出来的农民
宋遂良
邻近黄河入海处有一个广饶县，这个广而不饶的地方过去以出要饭的而闻名山东。近年来逐步走上了富裕的道路，她所属的大王镇成为贫瘠的鲁北平原上第一个过亿元的乡镇。据此，李存葆、王光明以这个镇几十年的曲折历程为经纬，写了一个七万余字的报告文学——《大王魂》（载《人民文学》1988年第8期）。
大王是一个珍藏着《共产党宣言》首译本、在北方农村中建党较早的乡镇，为什么这个最早高举共产主义旗帜的农村，却变成一个最败坏共产主义声誉的“典型”？为什么当年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仅止于悲叹和惋惜，用健忘症来回避，用“交学费”来自嘲自解，都已经远远不够了。当人们的意志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实际时，只能有这种可悲的结局。再没有什么东西比无情的历史惩罚更容易使人们清醒了，再没有什么东西比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更有收益了。在改革开放中，大王人终于“从封闭牢笼中走了出来，从古老的牧歌中走了出来”，在重新认识马克思的同时，也结识了爱因斯坦。来自这一代思想伟人和旷世科学泰斗故乡的联邦德国商人，今天终于在大王镇受到了礼遇。
国有民心，军有士气，知耻近乎勇，置之死地生。一个没有精神，没有经历过苦难忧患的群体，是没有生命力的。改革开放、和平建设，鸟语花香、宾朋满座，同样离不开高拔的民心、卓绝的意志。作者歌颂的就是这种哀兵必胜的大王精神。没钱送礼的采购员用自己那颗诚实的心和一身使不完的力气去“联络感情”，蔬菜商店用“欲取姑予”的策略赢得了石油工人的信任，“新红嫂”用她的乳汁滋润着商品经济，一支“接收”国营造纸厂的人马像敢死队一样战斗在冰天雪地里……这种背水一战的奋斗精神，在赞歌声中，鲜花丛中，太极拳的温煦中，是难以生发的。挑战和压力使人清醒。
商品经济在人际关系和意识形态方面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平等的竞争观念的引入，它对等级观念、宗法关系、特权思想、平均主义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冲击。我们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困难往往来源于此。大王镇年轻的党委书记马洪勇武戏文唱，用办“培训班”的方式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完成了“换届”，提拔了一批有作为的年轻人，颇像一出现代的“杯酒释兵权”。当年被迫闯关东、下西北的流浪汉，被管制、被专政的国民党将军的后裔，被游乡批斗、“群专”、“严打”的“自发势力”，以及一群玩世不恭的光棍，如今都成了发展商品经济的能人，他们一旦抬头挺胸，有了人格尊严，便变得活泼洒脱，意气风发。智慧和道德，自信心和责任感也同时回到了这些人的身上。我们的作家充分地发现和肯定了这些人的价值，实在是对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给予的最有力的支持。
《大王魂》以其对历史的纵深开掘，以其对人物的细致刻画、对事件的精心选择而使人回肠荡气，思绪纷纭。它偏重于文学性。《大王魂》对于当前农村变革的描写，已经超出了一般物质层面和与之相应的情感变化，而深入到对人性、民族文化心理、人类精神现象等方面的追寻。作品中关于国民党名将李延年、李玉堂的传说，“小莫斯科”与“小延安”的交替起伏，“老槐抱子”的象征意义，“现代红嫂”的奉献精神，关于《宣言》的“版本”和党支部建立的先后的争论，关于先进个体户代表的选举标准……都是道地的农民文化心理和审美意识的反映。借用带有家长式权威的老党员的表态，来排除党内传统陈旧的习惯思维的干扰，利用“父子兵”的亲和力来带出一支纪律严明的建筑队……事物往往就是这样：以毒攻毒、歪打正着，果因倒置，“无心插柳”地撞开了商品经济的一扇扇门户，偶然必然交替地走上了一条独特的发展农村经济的道路。
也许最有认识价值和发人深思的是《大王魂》中描写的小D、大B和老A这三个人物。这三个“资本主义新人”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出现，于我们有重要的警醒作用。文化心理的改变、民族素质的提高，是较物质生产的发展更为艰巨、更为持久的任务。我们期待着大王更深刻的变化，期待着写得更精彩的《大王魂》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