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经济)
专栏：改革话题
远看其势 近观其姿
——再析怎样看改革成果
本报记者 董焕亮
“改革是否要停下来了？是否面临退潮了？”时下，经常听到有人这样议论。议论中夹带着关注、焦虑、疑惑……
在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前后，记者在有体改领导部门和研究部门同志参加的两次座谈会上，听到的却是：改革不能停顿，更不能倒退，否则将前功尽弃。中国的希望在于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
改革最重要的成果
——打破了封闭和停滞
中央领导同志最近指出：改革对于中国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已经给我们带来的什么，更重要的在于它结束了封闭和停滞的局面，开创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俗话说，近观其姿，远看其势。天天发生在身边的事情，虽然看得真切，但不易觉察其变化。而如果与发生久远的事实作对比，中国在改革前后经济运行和社会生活的变化即豁然显现，再不是往昔封闭和停滞的一潭死水了。
以经济运行机制为例，旧体制基本是按照国家指令性计划来运行的，而现在这种僵化的局面被突破了。在农产品中，有65％、工业消费品中有55％是“市场调节”的。在生产资料中，市场调节部分也已占到40％。
目前，占全国工业产值1／3的沿海已成为对外开放地带。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比十年前增长两倍多，其中硬通货贸易的增长在各社会主义国家中位居前列。
数字固然有说服力，而日日夜夜，通过“陆、海、空”通道穿行于中国城市和农村的物流、人流，不也同样生动地告诉每一个人，封闭和停滞的局面被打破了么？就拿工业“老大哥”上海市来说，过去相当数量的轻工业品调拨供应兄弟省市，而兄弟省市销往上海的商品却寥寥无几。如今呢？上海市体改委主任贺镐圣说：“由于发展了商品经济，打破了地区割据，外省市供应上海市的轻工业品已占上海需求总量的30％到40％，上海市则将轻工业品生产量的40％供应外省市，30％打入国际市场。”
人流动了，物流动了，再加上资金、证券、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这正是改革带给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
有众多矛盾便有众多抉择
——比沿着死胡同碰壁好
在改革打破停滞和封闭后而新秩序又没有很好建立之前，难免要出现一定程度上的混乱。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归纳起来，多数同志认为有如下几点：
——有的现象，用旧规矩衡量是个问题，用新观念认识恰是必需。例如，作为“人民公仆”的管理者可以解雇部分劳动者，用旧逻辑怎么也解释不通。但从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来看，这样做有利于劳动力流动，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
——当然，也有的“乱”是由于改革缺少现成的经验。在实施改革措施时常常是“走一步，看一步”，从实践中总结了经验，就要对实施的步骤和方法进行适当的调整。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指出：“中国农村第一步改革成功的关键，是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取代原来的人民公社体制，具有机制转换性质。而前期的城市经济改革，在策略选择上，基本上走的是利益刺激为主而不是机制转换的路子。现在，我们总结了经验，提出以两权分离和产权明晰化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改革，正是为了摸索机制转换的出路。”
——改革是复杂的系统工程，而前期城市改革中，各项改革措施出台的配套性不够。例如，旧秩序破除了，新秩序尚未建立，当法律不健全的时候，民间会形成不成文的自发规则，像商品买卖中的拉关系，行贿受贿……便应运而生，而且蔓延很快。
——某些混乱还与改革发展的不平衡性有关。例如，沿海一些地区的改革发展快，新体制的因素作用较大；而广大内地传统体制的影响则相对保留较多。这种不平衡性必然加剧统一市场形成中的种种矛盾。
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和冲突，甚至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混乱，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经济体制的可塑性增强了，人们可以从中思考的问题更加显露了。正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李峻所说：“改革不是无规律可寻的不可知的黑箱。”只要认识了改革的规律性，建立起必要的新秩序，新问题就可以逐步得到解决。众多的矛盾恰意味着众多解决办法的抉择，总比旧体制下没有抉择，沿着死胡同碰壁好得多！
多数人的共识：改革不可逆转，改革须全面深化
中国的改革形成不可逆转之势。对此，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吴稼祥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两个方面做了推断：
其一，在改革的土壤上，经济自主调节机制开始生成。这种机制的核心是企业的自主性。改革前，企业像机器人一样，完全按指令行动。改革使企业的自主性生长和增强。这种自主调节的机制一旦出现，就很难轻易否定掉它，恰似乔木一经长大就难以动摇。
其二，在改革中，迅速发展的技术进步具有典型的不可逆性。技术只要在生产中得到应用，是不会被轻易放弃的，它是防止历史车轮倒转的“棘轮”。技术进步必然引起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变革。
改革不可逆转。然而，当前强调整治，改革是否意味着踏步不前呢？参加座谈的同志们认为，实现整治目标，要“治标”与“治本”并举，而深化改革恰是“治本”之策。如果不进行投资体制改革，大家依旧争上项目，无效投资就控制不住；如果不进行分配体制的改革与调整，不管效益好坏，各单位消费基金仍会比着涨；如果不推进企业改革，也就不能增加短线和适销对路产品的有效供给……总之，不改革，总需求与总供给必然难以平衡，宽松环境必然难以出现。
广东省体改办主任易振球举例说，解决当前流通秩序混乱问题，光靠查是不够的，关键在于深化改革，使行政分配办法公开化。现在“倒”得最厉害的是国内国外差价大的产品的批文。企业花的这些“冤枉钱”成了某些公司的囊中之物，而国家分文未得。如果采取生产企业投标的办法分配批文，程序公开，就可杜绝营私舞弊。
许多同志指出，解决当前经济工作中的问题，不但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上海一家毛纺厂今年初反映完不成承包指标，结果一搞厂长招聘，不到年底就提前完成了全年的生产经营任务。最近，上海市政府确定并公布，凡是不能部分消化原材料涨价因素，完不成出口创汇指标的企业，原则上全部实行招聘厂长。这样的改革，财政分文不掏，促使全市98％的企业都积极完成承包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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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经济卫士 廉洁公仆
三名商检人员拒收厚酬受表彰
本报讯 记者刘霄报道：最近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商检系统电话会议上，国家商检局局长朱震元表扬了侯东藩、王家齐、薛秋亭拒收高额酬金的先进事迹，号召全体商检人员学习他们忠于职守、廉洁奉公、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
今年10月16日，辽宁商检局工程师侯东藩、王家齐为某县农垦贸易公司检验出口海蜇皮，厂方将包在纸里的5000元送给侯东藩，说是劳务费，另外又派人到王家齐的家里，送去4000元辛苦费。二人推辞不掉，第二天，分别将总额9000元的现金交给了组织。
广西梧州商检局工程师薛秋亭负责大宗商品松香的出口检验工作。今年4月，一家出口公司感谢薛秋亭不辞辛苦到外省产地抽样，回来加紧检验，保证了500吨松香的顺利出口，特采取“糖中藏金”的办法，将500元钱装在糖盒里，趁其不在时送至家中。薛秋亭发现后，即找到这家公司将钱退回。对方说：“你为我们加班加点，辛苦多日，这点小意思都不肯收，我们实在过意不去。”老薛表示，对工作尽责尽职是本份，不能因此收取外块。6月下旬，薛秋亭到一家村办松香厂检验时，主动为他们提供技术咨询，临行前，农民厂长执意给他1000元的酬金，薛秋亭回到局里即上交给了组织。
会后，朱震元局长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进出口商品检验局既是重要的涉外经济监督部门，又是经济执法部门，只有为政清廉，才能用好人民赋予我们的权力。他称侯东藩、王家齐、薛秋亭为“中国商检的光荣和骄傲”。
据悉，我国商检人员目前有1万多人，其中技术人员占70％。他们经常奔波于各个检验点之间，工作条件差，任务繁重，收入不高，住房拥挤，生活比较清苦。在这种情况下，侯东藩、王家齐、薛秋亭同志的所作所为尤其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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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职业道德赞
规范市场行为的经济监督部门和从事经济监督的国家工作人员，应当具有严肃的行为规范。商检人员侯东藩、王家齐、薛秋亭拒收高额酬金的事迹，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好人好事，还表现出维护商品经济秩序的高尚职业道德。
不可否认，在一些经济监督人员中间，确实存在着职业道德败坏、以权谋私、索贿受贿、强行收取回扣等丑陋行径。当前，在整顿经济秩序工作中，必须把职业道德教育作为“为政清廉”的一个重要内容抓紧抓好。
现代商品经济活动，是在各种经济监督部门和法律法规约束下的有序运动。商品经济对所有参与者特别是经济监督者的职业道德，提出了比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更高、更严格得多的要求。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政府直接管理经济的权力弱化了，审计、工商、税务、物价、商检、海关、卫生检疫等经济监督部门的权力不断被加强。在权力的转移过程中，经济监督部门的职业道德水准，直接影响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按照常理，三位商检人员不辞辛苦，加班加点工作，为外贸企业合格产品的及时出口创造条件，为乡镇企业的发展热情提供咨询，当事人表示感谢，事在情理之中。问题是，正常的工作关系不可以因为“感谢”而异化为交易关系，监督者和被监督者的主从关系也不可以因为“感谢”而异化为金钱关系。否则，执法就会变为弄权：个人能够得到好处时，“说你行就行，不行也行”；个人没有好处时，“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那样，还谈得上什么市场秩序，还有什么公平竞争。一言以蔽之，经济监督者只认金钱，不讲职业道德，商品经济就会被违法乱纪行为冲得一片混乱。
从这个意义上说，廉政建设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强化经济监督部门的职业道德，通过严肃执行国家政策、法规，制约各种各样的违法乱纪行为。每一个真正有志改革图强的人，都应当自觉地遵守职业道德，做到公正清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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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秦皇岛市施行系统控制物价办法
市政府与各部门签订控制目标责任制
新华社石家庄12月24日电 （记者薛满堂、中国新闻学院实习生王国辰）秦皇岛市最近拿出了一套旨在促使各部门合力稳定物价的新办法，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
这个被称为“双稳网络控制责任制”的办法，就是把“稳定市场、稳定物价”的总体目标分解到各部门及各有关单位，从而改变目前“物价部门管物价、其他部门看笑话”的局面。中央对河北省明年物价上涨指数作了限定，秦皇岛市不久前对此进行了测算，发现要达到这个限定数难度很大。市委、市政府决定，今后物价管理除由物价、工商部门统筹监督外，其它部门也必须分担指标，协力控制物价上涨。
他们的具体作法是：把中央要求控制的指数按商品类别分解，确定每类商品允许上涨的指数，然后将此落实到主管或主营部门。如粮食类价格控制指数，就落实在市粮食局的责任目标里。现在，秦皇岛市商业局、物资局、水产局、蔬菜局、供销社、文化局、市经委、医药总公司、烟草局、粮食局等10大部门，都已明确了自己的责任目标，与市政府签订了责任状，并拿出了各自的落实措施。
秦皇岛市还规定，物价、工商部门有配合其他部门搞好行业管理，稳定市场、控制物价的责任。10大部门落实责任目标情况如何，由物价、工商、工会、居民共同监督检查。秦皇岛市市长顾二熊说，市政府将把目标落实情况作为考核各级干部政绩的一项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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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批土地复垦先进单位受表彰
本报讯 为研究更好实施《土地复垦规定》，国家计委和国家土地管理局12月23日召开座谈会，来自国务院有关部委的有关领导和专家学者就土地复垦的现状、问题和措施广泛交换意见。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王先进在会上强调，在执行《土地复垦规定》中，一定要坚持“谁破坏，谁复垦”的原则，站在人口——土地——粮食这样的高度来搞好土地复垦工作。我国目前土地复垦率还不到2％，而一些发达国家则达50％，潜力很大。目前国内一些单位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如辽河油田土地复垦就达90％。全国有关厂矿、企业的土地复垦率如能达到50％，就将增加一大批耕地。座谈会上，国家土地管理局向属于冶金、有色金属、建材、煤炭、核工业、石油、电力系统的44个土地复垦先进单位颁发了奖状。（龙兵 蒋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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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严格管理和民主管理相结合
长虹机器厂调动职工积极性
本报讯 国营四川长虹机器厂在不断完善企业各项规章制度，强化企业管理的同时，实行民主办厂，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企业经济效益不断提高，8项经济指标跃居四川省和全国电子行业前茅。
长虹机器厂1985年实行厂长负责制以后，制定了严格的劳动纪律、各种规章制度和奖惩办法，工人们一时觉得不如以前那么自由，怨气也多了。厂领导认为，严格管理只有和民主管理结合起来，尊重职工的主人翁地位，使企业的严格管理建立在职工自觉自愿的基础上，才会产生劳动效益。因此这个厂主要规章制度和关系到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在执行之前，都要交职代会审议通过。厂领导还经常与职工进行对话，听取意见，减少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
今年初，这个厂决定实行合理化劳动组合，一些职工人心不够安定。厂里将草拟的《技术、管理人员和工人劳动组合试行办法》交给职工进行讨论、修改。在充分尊重职工代表意见的基础上在全厂公布施行，使这项工作进展得很顺利。
严格管理与民主管理相结合，有效地调动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今年1—10月，已完成产值6亿多元，利税7300多万元。（宋健 陈锦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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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花村汾酒厂实现利税两亿元 该厂今年共生产汾酒、竹叶青酒等国家名酒15080吨，生产其他优质白酒、露酒、黄酒、沙棘酒等19020吨，总产量为34000余吨。实现利税比去年增加了1.1亿余元。
以杏花村汾酒厂为龙头组建的杏花村汾酒集团已被山西省政府批准成立。该厂还将积极筹建杏花村小经济区，为外向型经济的更大发展而努力。（宝丰 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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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固体磷铵将立足国内资源开始工业化生产 以中品位磷矿为原料、采用“中和料浆浓缩法”新技术，就可以生产出被农民称为“化肥之王”的高效复合肥料固体磷铵。这项获得1988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重大科研成果，已从大学的实验室“走”进了工厂的流水线。第一套年产三万吨固体磷铵的国家重点工业性试验项目，日前通过国家级鉴定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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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安徽今年粮食定购任务基本完成 安徽省到目前为止已完成全年粮食定购任务的97.2％，农民上交的定购粮比去年同期多12万吨。
今年安徽省粮食生产受灾较重，但农民还是能够顾全大局、体谅国家困难，在粮食收购上作出了一定的牺牲。面对明知烫手的数千万元“白条子”，绝大多数农户还是保证了定购粮任务如数完成。（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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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理论研讨会”征文启事
十年来我国农村改革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了系统地总结这十年的基本经验，研究当前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新形势，研究未来的思路和对策，农业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社等单位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征文的基础上，选拔一批优秀作者，于1989年3月中旬在京召开全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理论研讨会。会议着重讨论我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参考选题如下：
1、农村十年改革与发展的基本经验；2、近、中、长期农村改革与发展的目标；3、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城乡关系；4、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与社会地位；5、农村所有制结构改革与组织创新；6、农村产业变化的趋向与产业发展政策；7、农村流通与金融体制改革；8、农村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与农村基层建设等。
征文请寄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2号中国农村经济杂志社康淑君收，截稿日期1989年1月31日，请注明征文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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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朝阳正升时
——记河南省平顶山朝阳制药厂厂长张浩侠
本报记者 李杰
张浩侠，河南省平顶山朝阳制药厂厂长，别看他笑眯眯的眼睛、“二等残废个头”，却治厂“邪乎”，为人侠义，一人挑起一个多难的企业迅跑如飞。
1982年8月，平顶山市郊区来苏尔厂（朝阳制药厂的前身）一副惨兮兮的模样：草没人膝，门可罗雀。建厂5年，6易其帅，实在赔不下去了，上级派人宣布“人散厂闭”。
在几个女工的哭泣声中，临时工张浩侠红着眼圈站了起来：
“只要给我权，从9月到年底，完成全年产值、利润计划。否则甘愿受罚”。
“这可是来真格的呀！”
“我立军令状！”他伤心了，半天没有抬头。
大伙都知道他的为人和能力，要没他这个供销能手，这个厂垮得更早。
张浩侠这个“临时负责人”硬是苦撑起来，20多人干到年底，填平了头8个月的亏损后，还赚2.1万元，是利润计划的4倍。工厂第一次成了市里的先进单位。
真正显露出张浩侠的治厂之道，是1983年春天后的事儿。
在工厂管理上张浩侠规定，无故上班迟到超过10分钟，一次罚款10元；无故旷工一天罚款60元；工作时间，5米以内可以步行，5米以外一律小跑。各工种工序都有严厉的奖罚制度。如传达室的一条：电话铃响三声不接者，罚款10元。怪就怪在这近乎苛刻的“土政策”，全厂120人都能接受，而且心悦诚服。几年来，除1人旷工被罚外，几乎没有第二人敢试。他说：“重罚是为了不罚，不疼不痒的规章制度哪来的权威！”
快节奏、高效率，在他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他去石家庄“抢”购紧俏材料甲酚，下午从平顶山上火车，站半夜才落座，第二天天亮到石家庄，舌战一场，货一到手便回，又一个夜行，到厂里赶上上早班，来去三千里，只花39个小时。
张浩侠认为，一个好厂长应该像块大磁铁，与工人吸得越紧越有凝聚力。
他明确“厂规”、“厂法”，职工家只要有事——红白喜事、过生日、得儿女、突发事件等，厂里必有“表示”。只要他在厂，必亲自前往，否则副手代行。为此，厂里专门设卡建档。药剂师母耀灵父亲来厂探子，张浩侠有空就陪，临行车送，老人拉过儿子老泪纵横：“浩侠没拿咱当外人，你搭了个好伙计！”
朝阳制药厂是个120人的小厂，但大中专以上学历的竟占1／4，其余的70多人全部受过专业技术的正规训练。为此，工厂耗费了1986年盈利的1／6。非议者有之，他则说：“施肥何惜动血本，磨刀不误砍柴工。”
1986年，当新闻媒介大力宣传奖金挂钩，目标责任制的时候，他已搞起了全员风险抵押。规定厂领导每人交抵押金1000元、中层干部500元，职工300元，到年终，如产值利润计划翻番，除还清抵押金外，再发数额可观的奖金，完不成，哪怕欠1分钱，所有抵押金归厂所有。于是厂我一家，人人关心，偷懒、捣蛋、浪费者，不治自敛。
朝阳制药厂朝气蓬勃。1983年到1987年连续4年实现利润翻番；1987年的产值利税率跃居全国同行业前四名，今年前9个月盈利是年计划的4倍，年终人均创利可达1.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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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素质”
——泰兴县建筑总公司经理吴耀忠的经营之道
本报记者 朱维群
江苏集体建筑队伍在全国颇有名气，而泰兴的队伍又是江苏的一支劲旅。1983年，当吴耀忠开始主持全县建筑业工作时，队伍已发展到5.6万人，施工点遍及全国22个省、市，但他心头却产生一种危机感。他尖锐地向干部们指出：“眼下省内外建筑队伍都在急剧扩大，而建筑市场却不可能无限膨胀。无论是着眼于国家建设的全局利益，还是着眼于本县队伍的前途，都必须把工作重点从扩大队伍转向提高队伍素质，准备迎接更激烈的市场竞争。”
集体建筑队的基本成分是刚刚走出农田的农民。“有力气，不怕苦就能吃建筑饭”、“一把瓦刀走遍天下”的传统观念比较普遍。往往争项目、抢进度劲头十足，而一讲技术标准、质量要求就甘居下游。
老吴认为，提高队伍素质关键是抓住三条：工人素质、干部素质、技术装备水平。他选择了人数最多、施工量最大的大庆工地，投下了第一剂良药——全面考核技术工人。在3个月内，他主持对数十个工种的1.4万名技术工人进行了实际操作和理论测验。合格者分级发证，优秀者提前升级。有2100人因不合格而重新补考，补考仍不及格的一律降级，有80多人被压缩回乡。他又将在大庆的经验推广到全县。许多过去手不沾书的工人夜里捧起技术课本。
按照队伍的技术水准、装备水平、工程质量、安全生产和领导能力这5条标准确定全县队伍等级，是吴耀忠提高企业整体素质的又一剂良药。经过半年多考核，当时的94个外出施工队，有26％评为一类队，64％评为二类队，10％列入三类队。按规定，今后有任务，优先安排一类队，照顾二类队，限制三类队。半年后仍不能提高等级的三类队不得出县施工。
企业评级不搞“铁交椅”。根据实际情况，1986年吴耀忠又发起第二轮考核。有一个乡用3个月完成自查，要求县里考核验收。老吴不客气地说：“队伍素质强弱不是凭哪个领导说句话就能决定的。自查后至少要运行半年，显出成效，才有资格请求验收。”目前已通过验收的32个乡镇公司中，有8个由4级企业上升为3级。有2个公司由于安全生产一项不够标准，一度被取消已取得的4级企业的资格。
老吴深深懂得，集体队伍的内部不利因素首先是技术力量不足，社会上对集体队伍不放心往往也因为这一条。他们除了努力引进人才，更注意抓培训、抓教育。在前方结合施工组织全员技术培训，在后方办起电大班，施工队长、经理培训班，年年对回乡过年的队伍进行冬训。几年来送出近400人到大专院校培训。1984年又创办起全省第一所建筑职工学校。县建工系统平均每年智力投资70多万元，现有1065人获得专业技术职称，是1978年的35倍。
在这个基础上，老吴主持对各级企业领导班子逐步进行了调整。1983年总公司领导班子8人中只有他本人有技术职称，现在5人有职称；县级工程公司的19个经理中有16人获得职称；乡镇级公司主要干部中86％都经过各种专业培训和考核。
随着队伍素质提高，泰兴多次承接北京国贸大厦分项工程、深圳38层航空大厦、深圳银湖旅游中心这样高难度、高标准的建筑。他们先后创建了江苏省首项全优样板工业厂房、南京市第一个全优住宅小区、深圳市第一个高层全优样板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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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安徽省的巢湖素称鱼米之乡。改革十年来，沿湖的农民利用湖泊优势，在支流的沟河港汊上发展个体水运事业。目前全区共有个体船只5185艘，个体水运已成了巢湖地区水上运输的主力军。图为个体户的天然港口。
张朝中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