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关于治理和整顿的几个问题与建议
徐雪寒
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尽管抓得晚了些，但现在在某些方面已初见成效，这说明只要下决心去做还是来得及的。为此，需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十年来，无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但也出现一些缺点和失误，使改革和建设都面临着不少困难，难以健康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对通货膨胀的严重危害认识不足。少数经济学者不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不研究建国29年（1949—1978）来经济发展中几次大起大落的惨痛教训，提出“适度通货膨胀有益论”，主张用多发票子人为地加速经济高速发展。事实证明这种观点是有害的。1984年因信用膨胀和消耗大量外汇储备造成经济过热。1985年为消除经济过热，曾提出三年进行小的调整，即“软着陆”，但却半途而废。1986—1987年继续大量增发货币，其速度大大超过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使1986年第二季度以后经济持续加热。于是，通货膨胀就呈日益明显之势，难以遏制。
（二）城市改革以“块块行政性分权”为主的模式（也有条条行政性分权的，如全行业大包干），弊多利少，它既不利于搞活企业，也不利于宏观调控。通过改革适当放权，合理地发挥中央、地方和企业各自的积极性是必要的，逐步改变中央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方式也是必要的，但决不能因此而削弱中央的宏观调控力量。同时，通过改革，必须维护和培育全国统一市场，决不可使企业由原来从属于中央条条改变为从属于各级块块。就财政而言，从对省市推行“分灶吃饭”，到今年实行财政大包干，并以实际完成数为基数一定3—5年不变。其结果是各省之间不尽合理；中央所得甚少。近年来，中央财政收入增长还抵消不了物价的上涨。就金融而言，各级地方政府对金融都有巨大的干预力。由于信贷由各省市包干，金融分割也就固定化了。再则今年又实行外贸出口收汇计划，由各省、市包干，外汇留成、进口用汇也是如此，进出口许可证也下放到地方掌握。由于省市对地县也逐级实行各种分级包干，于是第二个层次的分割又出现了。结果：（1）中央宏观调控力量大大削弱，形成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预算外计划外的投资便势成燎原。（2）在这种体制下形成的相互冲突的经济利益促使各级地方政府分地割据，互相封锁。外贸则对内抬价收购，对外削价竞销，本来就发育不良的国内市场更加分割破碎了。
（三）改革不配套，诱发“短期行为”。改革、开放的大方针，无疑是正确的，十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改革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要有配套的措施。近年来，甚为流行的“撞击反射”改革办法，即使某个单项改革取得一时的成效，但因为不配套，发生“真空”、“错位”、“反差”，也难以巩固，甚至难以收拾。例如，生产资料实行双轨制后，没有同时建立相应的市场组织、市场管理和必要的法规。这样，流通领域出现严重混乱，引起人民普遍不满。
（四）缺乏系统有效的产业政策。旧体制下形成的不良经济结构，是提高经济效益和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重大障碍。1979—1981年的经济调整，虽使经济结构在农轻重的关系等方面有相当改善，但未能持之以恒地做下去。党的十二大确定以农业、能源、交通运输、科学技术为战略重点，是对产业政策正确的原则规定。但是，一则没有进一步具体化，二则没有有效的机制与政策手段加以贯彻。1984年以来，经济结构反而有恶化的趋势。首先，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通过初步改革——家庭承包责任制和调整粮价曾取得了重大的效果，连续几年粮、棉、油丰收，到1984年达到顶峰。有些人以为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于是减少对农业物质的投入，而同时实行减少农民收入的粮油合同征购，结果大大挫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其次，近几年来，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给国民经济带来了生气，在农村资源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开发利用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是靠当地政府的各种“优惠”措施，包括不适当的税收减免、信贷“输血”，拔苗助长搞起来的。这就造成了遍及各地的小丝厂、小纱厂、小烟厂、小酒厂等加工工业的盲目发展，其产品大多质量低劣，成本高昂，技术落后，原材料能源消耗过高，并且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等。第三，对于技术引进、外资引进和外汇留成的优惠待遇，主要是向某些地区倾斜，而不是以国家产业政策、技术结构政策等为依据。引进不配套，引进多、消化创新少，硬件多、软件少，结果是花了大量的财力和外汇，而对于国家产业结构优化和技术进步作用并不理想。最后，一般加工业发展过快，基础设施、基础工业发展滞后，使得全国能源、原材料以及交通运输越来越紧张。
（五）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我国的改革已有十年，政治体制方面也有某些改革和进步，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发挥了某些权力机构作用，开始建立和完善各种法律法规，民主政治建设也有了增强，报刊舆论也有某些改革开放，增加了透明度。但另一方面，机构的设置愈来愈庞杂，冗员多，官僚主义膨胀，几乎成为难以医治的顽症。一度实行的人事权下放办法，由于没有与之相适应的监督制度和缺乏人才的流动与竞争机制，这就给了任用私人、提拔亲信等不良行为以可乘之机。重大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有了开端，但还不充分。在“左”倾路线下“言者有罪”的作法虽已扭转，但“报喜得喜、报忧得忧”的情况仍然所在多有。种种腐败现象的未能及时有效地制止也都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有密切关系。
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与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和任务，人民是拥护的，但也有所疑虑。因为治理、整顿带有经济调整、总量紧缩的性质，某些地区、部门、单位的局部利益与本位利益将会受到触动，某些享有特权的人的利益也会受到触犯。他们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就将重演“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故伎，使正确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遇到抵制和阻力。因此，好的决议还需要有贯彻到底的毅力，决不应遇到阻力就转弯，这样会导致矛盾在拖延不决中深化。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想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使治理、整顿成为全党自觉的行动。首先对于过去十年的经验教训要认真总结，成绩固然要讲够，问题也必须说透。严格遵循党的十三大决定的“注重效益、提高质量、协调发展、稳定增长”的战略，从中央到地方，真正改变高速度、高消费的错误做法。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把明年工业增长速度降到10％甚至更低一些”，这是完全正确的。经济稳定地发展是我国长期的战略方针。国民经济大起大落，既不利于改革开放，又不利于发展。
第二，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明年物价上涨要明显地低于今年，实现这个任务必须付出十倍的努力。中央银行今年1—8月货币投放失控，对明年物价翘尾巴的可能性要有足够估计。所以，为控制通货膨胀，需要采取一系列过硬措施。首先，1989年财政决不能再有透支性赤字，以免货币继续超经济发行。其次，今后中央银行货币供应量必须严格限于国民经济增长的范围内。现在这种“货币发行增长率＝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的公式，是一个实行通货膨胀的公式。中央银行应该更好地运用利率政策，存款不仅要保值，而且要能增值，这样才能更有效地稳住和扩大定期储蓄存款。贷款利率，除按照国家产业倾斜政策有不同档次的优待外，其他贷款利率应高于通货膨胀率和存款利率。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和再贴现利率应按经济情况随时调整，当前则应适当提高。现在计划外投资仍处于失控状态，其资金多数来自银行信贷，明后两年必须使之有较大数额的下降。其三，采取回笼货币的措施。实行公房出售一则缓不济急，二则房租未提高之前难以顺利进行。不如银行适当提高黄金收价，减少走私，然后拿出适量的库存金银制成首饰出售，回笼后不再发出。
第三，整顿经济秩序要与治理经济环境互相推进，配套实施。目前整治的办法，党中央和国务院已经发布了一系列决定和规定。问题是要言出法随，敢于碰硬，不能走过场，搞形式主义。在倒爷等问题上，正如一位领导同志所说，领导同志先要管好自己，二要管好子女，三要管好自己周围的工作人员。要警惕和克服权力资本化的弊端。在公检法和监察机关的执法过程中，保护犯罪者应与贪赃与窝藏者同罪。总之，党必须从自身做起，严肃党纪，加强和健全法规法制，使中国成为法治国家。
第四，全面深化改革。因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而放慢步调的主要只是物价改革和工资改革，其他改革应坚定不移地进行，而且有几项还必须同时进行。例如财政信贷、外贸外汇的大包干制度，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制度等，要认真总结加以改革。通过这些改革，加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节力量，削弱各自为政的倾向；加强人大这个权力机构对财力使用、货币稳定、外贸外汇等进行有效的及时的监督。中央的宏观调控也要接受社会监督，以进一步体现政治民主化和决策科学化。
最后，对于现行的治理、整顿措施，要明确临时的与长期的，治标的与治本的区别。比如，为消除通货膨胀，用行政手段管制物价，只是必要的应急措施，根本办法是釜底抽薪，消除财政的透支性赤字和端正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否则，是决不会成功的。粮食、棉花、蚕茧、化肥、某些品种的钢材等实行专营，也只能是临时性的。钢材等生产资料的价格，短期实行双轨制是可以的，但长期实行决不可取，因为这不仅与整顿经济秩序的要求相矛盾，而且与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改革目标背道而驰。
第5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宏观历史研究的可喜收获
——读佘树声著《历史哲学》
蒋大椿
佘树声同志撰著的《历史哲学》，在新时期史学领域的理论研究中，独辟蹊径，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作了一番总体的考察。作为一名史学理论工作者，对解放以来我国第一部历史哲学著作问世，十分高兴，觉得应当向读者推荐。同时也提出一些问题，以期通过这部著作的出版，对历史哲学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
该著作包罗甚富，多有新意，从其基本内容来看，有以下三点特色。
第一，以视野开阔的宏观历史考察，在近几年的史学著述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微观史学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中观史学的著作则更多一些，以历史学作为研究对象的史学理论论著也渐趋活跃，宏观历史研究则相对沉寂。作者的这一著作，弥补了新时期我国宏观历史研究的不足。该著以整个人类历史的纵横发展作为考察的范围，向人们提供了如下按一定规律向前发展的宏观历史图景：马克思主义历史规律的纵向构成，包括常规性形式和变异性形式两个方面。常规性形式，是指通常所说的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演化；变异性形式，则是历史发展的非五种社会形态发展顺序。常规性和变异性之间的矛盾统一运动，构成了历史发展的丰富多彩的生动内容。再从横向构成上看，历史的存在是多元的。同一种社会形态由于具体条件不同，会存在多种社会模式。而同一时间内历史空间又存在着多种社会形态，这多种社会形态的每一种又各因具体条件而存在多种社会模式。在历史的多元多样性基础上存在各种各样的文化模式，它们大体上循着“融合—提高”、“消失—转移”、“复兴—发展”三种形式及其交叉的历史道路而有规律地变化和发展着。上述认识既坚持历史存在统一规律，又力图更广泛地从宏观上揭示历史全貌，从而给人以很多启发。
第二，宏观考察与微观研究的结合，当为佘著内容的另一特色。如，在考察人类历史起点的原始社会时，作者将宏观理论考察同马克思关于原始社会理论的具体形成过程，以及一些地区和国家历史进程的微观透视相结合，既增强了这部历史理论著作的可读性，同时也便于读者对作者论述主旨的理解。
第三，认真研究历史资料，在与历史实际的结合中，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作者关于历史变异的多种形式，都是在认真研究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提出的，因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规律理论。作者指出无论是历史的常规形式，还是变异形式的发展，都是由社会生产力以及生产力发展规律性最终决定的。作者将这种理论认识，又回到历史的途程中，去作进一步的阐述。
《历史哲学》一书涉及理论问题很多，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第一个问题是，应当如何确定社会形态系统的质？作者依据历史唯物论原理提出：“社会形态的性质，并不单单地决定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本身的性质，更为重要的，还决定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二者结合的具体方式。这是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理。”实际上，用生产关系判定社会形态的质同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来决定社会形态的质，二者内涵是不一样的。作者对此细别，未予进一步论述。但该书对社会形态系统质的确定，则给了确定的答复。是不是还可以找出其他判定社会形态质的标志呢？这是对历史发展作宏观探讨时，必须解决的一个理论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是否存在终极原因及其与相互作用的关系。作者对此作出了肯定的回答，认为“把历史的发展建立在经济因素的基础上面，也就是把经济因素作为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历史观的两大鲜明特点之一。同时对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也不能作机械的绝对的理解，它同样具有相对的性质，否则就不存在历史进程中各种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了。我是赞成作者对二者关系的看法的。史学界对这个问题存在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个问题还可以进一步讨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应当也能够广泛吸取各门科学成果及其他思想流派的积极成果，来丰富和发展自己。
当然，作为我国第一部历史哲学著作，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在对人类历史自身进行宏观考察的范围内，该著作主要研究了文化模式、社会形态、历史规律及其动因，而所有这些基本问题的产生，还同一个认识前提相联系。这个前提是，作为认识客体的人类历史的基本特征是什么？作者似乎将这个问题作为既成事实来看待，而没有自觉地予以注意。另则，通观全书，对人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的研究，仍然显得不足。
再从论述的社会形态范围看，也有两个问题值得讨论。其一，作者认为：“社会形态、社会经济形态、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总和、社会关系，等等，在马克思的著述中，是完全可以互易的同一性概念”。这个论断能否成立，是值得商榷的。
通观马克思著作，社会形态和社会经济形态的含义，并非没有区别。事实上，问题不仅在于马克思是否区别了这两个概念的含义，而是从实际内容看，两者内涵确是有广狭之分的。我们如果把社会形态和社会经济形态区别开来，很可能会有助于社会形态问题的探讨。其二，关于社会形态的各家主张，远的不论，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内外就有五形态论，四形态论，三形态论，网络层次说，多线说；就是在同一种观点，又各有不同的主张，佘著对此，概未涉及。而且，这部对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理论作了较为详细考察的著作，对马克思本人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到的三大社会形态（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最初社会形态，到物的依赖关系基础上人的独立性为特征的第二形态，再到在共同的生产高度发展基础上人的全面发展的第三形态）也未提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不足。
第5版(理论)
专栏：
正确处理局部与全局的关系
吕先声
在当前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正确处理局部与全局的关系。
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各部门、各地区和再生产各环节共同组成的有机整体。作为一个个经济单元和分系统、子系统，各部门、各地区和再生产环节的发展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没有部门、地区和企业的积极性，整个国民经济就会缺乏活力。但是，由于国民经济不是孤立的各要素的简单相加，而是各要素的有机结合，所以，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不但依赖于部门、地区和企业积极性的发挥，而且依赖于对部门、地区和企业积极性的正确引导和合理组织。部门、地区、企业的发展，只有符合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及其指出的方向，只有在总体协调、综合平衡的情况下，才能有力地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这就是说，一方面，离开了局部，全局固然就失去了基础；但另一方面，离开了整体，任何局部也不可能孤立存在和发展。
有的同志只注意本部门、本地区、本企业的发展，而对全局的利益和国民经济整体的发展漠不关心。实践告诉我们，当全局利益受到损害、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不大协调的时候，部门、地区和企业的发展势必受到影响。当前的问题是由于固定资产投资连年膨胀，一些加工工业盲目发展，经济过热，由于消费基金一再超过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增长，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而导致的通货膨胀，使得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更加紧张，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价格猛涨。由于僧多粥少，不仅爆发了一场场争夺原料的“大战”，而且众多的加工企业“无米下锅”，停工待料。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全国铝制品行业已有36％的骨干企业难为“无米之炊”。至于因电力不足对现有生产能力的制约，更为普遍。从这里我们应该得出这样的认识：局部的发展要有良好的经济秩序和大环境，要依赖于整个国民经济比例的协调。
近几年来，在改革中针对过去由中央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弊病，强调了下放权力，重视发挥部门、地方、企业的积极性。这是对的。但是，顾全大局的思想和局部服从全局的原则什么时候也是不能遗忘和丢掉的。而且，越是中央重视部门、地方和企业的权力和利益，部门、地方和企业越是要自觉树立顾全大局的观念，越要坚持局部服从全局的原则。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就决定了部门、地区、企业各个局部与国民经济整体利益，既有根本一致的一面，又存在一定差别的一面。我们无疑应当做到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统一。然而，这在事实上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如有些地区发展小烟厂、小酒厂、小棉纺厂及其它一些加工企业，这对局部可能有利可图，但却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那就应当克服怕吃亏的思想，忍痛割爱，牺牲局部，保证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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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时代的科学精神与哲学
——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讨会侧记
如何从时代的科学精神中汲取营养，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不久前在北京召开的“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讨会”的主题。研讨会由“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发展和体系改革研究”课题组、全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清华大学等单位联合举办。
科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是多年来困惑人们的一个重要问题。那时，曾经把政治上的党派原则等同于哲学的党性原则，用哲学观点代替自然科学结论，甚至用哲学的观点批判科学研究的过程与结论，以至于发展到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荒唐地步。这样，哲学与科学家的联盟被破坏了，哲学脱离科学而变得越来越僵化、枯萎和贫困。1979年以来，这种状况有了根本的改观。人们看到了汲取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是哲学存在和发展的动因之所在，从而积极主动地向自然科学靠拢。但是，如何处理科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其主要表现是，一些人往往用科学的最新术语来增加或代替哲学的概念和范畴，用某些横断科学的原理来更新哲学的原理。针对这种状况，与会同志指出，哲学汲取科学成果的这种想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哲学汲取科学成果不等于对科学发展的亦步亦趋地跟踪，也不是把科学概念往哲学里直接硬搬。大家认为，这种做法有三个缺陷：一是现代科技日新月异，新成果新发现层出不穷，亦步亦趋，难以跟上。二是科学发展愈快，对已有理论的推翻、修正、发展和超越的速度与频率也愈快，今天被认为正确有用的成果，明天可能是错误无用的成果；反之亦然。如果把科学成果和原理不经提炼搬进哲学，势必造成哲学的混乱。三是哲学的性质与功能决定了哲学不仅要对科学成果概括和总结，而且要指导科学研究，对科学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提供超前预测和指导。如果亦步亦趋，必然导致哲学性质和功能的丧失。
那么，如何总结和概括自然科学成果进而指导哲学研究呢？与会同志进行了讨论和研究，归纳出九个有待探讨的问题：1、哲学如何从总体上把握现代科学中的哲学精神，并把这种精神贯彻于哲学理论体系中，而不是停留在对于具体科学问题的简单解释上；2、现代科学在科学方法上的革命如何反映在哲学之中；3、现代科学方法论中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范畴，如系统、层次、有序、信息等，如何提升为哲学范畴；4、对现代科技革命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宇宙学中的人择原理、数学基础中的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人工智能与人类自然智能的关系等，如何进行哲学上的解释；5、如何根据现代科学的实践去总结认识论规律并用以改造旧有的认识论体系；6、现代科技革命中，产生了许多密切地结合于科学发展的哲学理论，我们应该如何汲收其合理成分；7、哲学应该如何汲收、提取现代认知心理学的积极成果；8、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哲学应该如何对之进行解释；9、以往科学与技术合二而一，但二者是不同的，应该重视研究技术发展对社会以及对人的观念的独特作用。
（程家明 王南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