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魂系黑龙江
——深切悼念老战友范式人同志
王鹤寿 赵德尊 陈雷
范式人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忠诚的、优秀的老党员，1909年出生于福建省寿宁县一个城市贫民家庭。1930年参加革命；193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寿宁县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以后，在闽东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曾历任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团政治指导员、独立师政治部主任、闽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闽东特委书记等职，为闽东红色根据地主要创建和领导人之一。
范式人同志于1986年10月逝世，距今已离开我们两年多了。范式人同志的音容笑貌如在我们眼前，他优秀的思想品德和作风将在我们心中长驻。最令人难忘的是，他于1945年11月至1948年11月，凡三年时间，和我们一道开辟和建设黑龙江根据地的战斗生活。
（一）
抗日战争结束不久，蒋介石很快撕毁了国共双十停战协定，内战一触即发。从中国全局看，敌伪顽反动势力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力量对比，仍是敌强我弱。在这种形势下，我党我军首先进入东北。
1945年10月13日前，首先是一部分抗联的同志到达北安、海伦、绥化，以后，是冀察晋的一部分同志进入北安，接管伪政府并派人前去黑河。11月13日，延安干部团的同志到达北安，前后三批干部，共195人，范式人同志代理省工委书记。月底正式建立黑龙江省委，范式人同志任副书记。当即充实了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建立起省军区，范式人同志同时兼军区第二政委。
当时黑龙江的整个局势是异常混乱和严峻的：原“满洲国”的伪军、警察、特务以及土匪四起作乱，只要怀疑是共产党就杀，从城市到乡村到处趁火打劫，再加上国民党派遣大批特务进入黑龙江，他们与伪军伪警和土匪勾结在一起，形成了一股直接威胁我们存在的势力。当时，省委所在地的北安也处在国民党别动队和匪特包围之中，省委办公地的北岗几乎也夜夜听到枪声。在此危难和险峻的形势下，范式人同志以十分镇静和自信的精神处理紧急的不测事件，充分显示了共产党人的高贵品德。这种精神也感染了我们的党员干部，大家不顾安危，集中力量，在我们刚到黑龙江尚立脚未稳时，就进入战斗，设法消灭反动武装。实际是边决策、边组建队伍、边战斗，夜以继日地工作，了解情况，迅速派干部接管各县，建立起县人民政权。当时没有武装，没有一支枪，一切只能从头做起，在我党领导下，重新迅速创立人民武装力量，积极准备迎接决定黑龙江命运的决战。
（二）
随着长春、哈尔滨形势的变化，当时黑龙江的形势也日趋严重起来。国民党的正规军队虽然未曾踏上江北一步，但是，国民党派遣了大批特务，伴随“接收大员”进入东北。他们潜入老黑龙江省各地，网罗伪警宪特和土匪，封官加爵。很快，国民党东北行营委任了尚其悦为第一战区挺进第一军上将军长。尚和其他人的5个旅以及黄雨迁为首的伪满警察一个大队，号称1.5万人，一齐在黑龙江省各地活动。他们策动了通北叛变，枪杀了县人民政府秘书赵光同志，袭击了孙吴，组织龙门大队叛敌，进攻德都；以后又组织绥棱叛乱，袭击了我黑河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王肃同志，致使王肃同志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刘光烈同志及其爱人江燕同志及一班战士英勇殉难；然后，又大举进攻拜泉。在北安，国民党特务以“中国国民党大公反共工作团”的名义，散发反动传单，并在北安市燃起5场大火，同时声称要烧掉北安所有大楼。范式人同志当时分管军区和保卫工作，他忠实地执行省委的建军方针和坚决肃清匪特的决定，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为了建立一支坚强可靠的人民武装，省委首先制止了省政府少数同志利用旧关系发委任状的方式。我们完全用自己的干部亲自招募，每个县都建立500或千人左右的县大队，并在北安、海伦、绥化建立3个旅，又将后来新四军派来的1个营的骨干集中，充实三旅主力团，成为一支铁拳。
建立了相应的人民武装以后，我们迅速在黑龙江各县开展剿匪斗争。省委全面分析了全省匪情、我军的现有力量及全省建政工作的形势，作出了“巩固克山，保卫拜泉，集中力量打下国民党挺进第一军尚其悦据守的泰安，随后再回解德都之围，以求打开黑龙江局面”的决策。当时，整个剿匪斗争的关键，就是看能否打下泰安。因泰安既是黑龙江省内国民党反动势力的老巢，又是黑嫩两省交界和铁路枢纽。拿下泰安，击退敌人主力，打掉敌人气焰，我军就气势大盛，一切转入主动，继续剿匪就势如破竹，其它都会迎刃而解。范式人同志和省委其他同志共同作出决定后，立即进行贯彻，他直接部属整个战斗计划和作战方案，亲自作战斗动员。盘踞在泰安的匪首尚其悦发现我军有攻打泰安的意图，便带领2000匪军攻打我拜泉县城以分散我们的目标和力量。拜泉县的党政领导同志，在我们兵力相当薄弱的情况下，面对敌人的大举进攻，坚持打了三天三夜保卫战。军区和各县部队配合解了拜泉之围，然后乘胜迅速向泰安集结，猛攻4天，12月30日，终于彻底粉碎了尚其悦所部，打下了泰安。范式人同志作为主管军区工作的领导，在整个剿匪过程中，在打泰安的战役中，坚决贯彻执行省委决定，并督促这一方针正确实施，为稳定黑龙江形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为了联系基本群众，省委首先取消了少数同志决定的将于1945年12月召开的全省士绅座谈会。在攻打泰安战斗胜利后，从1946年1月1日开始，由克山县委带头，组织工作团下乡，开展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以后，各县都先后派人下乡开展这项工作。一直到中央有关指示下达后，各地才由反奸清算转为进一步开展土改斗争。这一时期，范式人同志曾到克山等县，座谈发动农民问题。比如，东北许多农民当时不懂什么叫“剥削”，工作团便针对这种情况，面对面进行“是谁养活了谁”的启发式教育。同时，范式人同志除了提醒防止“左”的倾向外还及时提出防止工作团包办代替的倾向，他表扬的工作团启发式教育的方式，提出“防止清官断”的口号，要广大贫雇农民“自己起来，自己救自己”。所有这些，给当年参加土改的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
范式人同志在领导工作的过程中，很少作大报告，做干部和群众工作时，他是采取唠家常的方式。他非常平易近人，很少发脾气，所以，广大干部和群众都愿意接近他，有什么心里话愿意同他说。领导干部这种作风影响着全体干部，无论干什么工作，大家团结一致，有劲往一块使。当时，省委内部的团结，以及由此带出来的部队、政府并各县内部的团结，直到现在，许多老同志对此还津津乐道，念念不忘。
由于1946年下半年省政府负责人调动工作，范式人同志兼任省主席。筹粮筹款，输送兵源，都是他的事了。黑龙江匪患虽然很快肃清了，但东北战争越打越大，土改斗争逐步深入，翻身农民纷纷入伍。黑龙江要出兵出粮，筹粮筹款都落到了范式人同志的头上了。在这期间，黑龙江人民对东北战争，贡献是相当大的。这里，当然少不了式人同志这位“大管家”的辛勤汗水。
当时，有多少钱，才能出多少兵。这一点，范式人同志心里非常明白。他打心眼里想在黑龙江多出点兵，为全国解放战争多出把力。但一遇这事他便主动同财政厅的同志商量，让大家出主意，想办法，从不硬性下达任务。在这上面，充分反映出范式人同志的民主作风，因此受到同志们和下级的尊敬。
式人同志在生活上要求自己很严格，在他身上表现出了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这一时期，生活确实艰苦，全体干部，吃的是玉米碴子粥，穿的是更生布，每人一条小被子，晚上，许多人还睡在办公桌上。同志们一心想的就是工作。生活上虽然是最清苦的时期，但同时也是大家生活最为愉快，心情最为舒畅的时期。范式人同志与全体人员同甘苦，共命运，记得他冬天只穿一个便服小棉袱。
现在，我们党的事业，我们的国家大大地向前发展了，更光辉灿烂的前途将寄希望于后来者。我们不能忘记打天下的创业之难，不能忘记范式人同志和许多当时鲜血洒在祖国大地上的先烈们的英雄业绩，以此激励我们为建设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不息。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怀念烈士温健公
亚马 郑思远
温健公烈士于1938年12月26日，遭日本帝国主义者飞机轰炸牺牲，已经50年了。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如今还活着的人，每当缅怀健公当年为民族解放、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的贡献时，钦佩的心情溢于胸怀。
健公烈士是广东梅县人，幼年就受到民主思想熏陶。到广州求学时，他参加过1925年的省港罢工、反帝示威游行。在大革命的浪潮中，他受粤东诸革命前辈的影响，参加到国民革命运动的“北伐”行列。
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他离开河南，到了上海，与一些进步人士搞新文化。他抓紧时间学习日语、英语等，翻译文章、书籍，在启智书店翻译出版了苏联小说《赤恋》（署名是“张孝峰”），并在暨南大学讲授日语课。但他并不满足于这种住在“亭子间”的笔耕生活，更不羡慕那些官场贵客的耀武扬威，而且没有被反革命叛变和屠杀所吓倒，他认为中国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并没有完成，需要坚持革命的宣传，组织革命力量，为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做辛勤的创造性的工作。就在这年，健公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参加党组织后，他更是不顾身患疾病，经常到上海郊区的学生、工人中工作。1929年5月1日，当他按照党组织指示，在白渡桥一带，散发传单，搞“飞行集会”时，被租界巡捕逮住，由于从他身上搜不出证据，后经律师交涉释放。
在反动派的高压政策下，许多共产党员、进步人士、知识青年，为了追求民族生存，社会进步，都想从理论上寻找正确的道路、经验、方法。那时，日本知识界对苏联报刊文章的书籍翻译出版的比较多。健公与友人在1929年底赴天津，1930年春，东渡日本求学。
到日本后，健公考入秋田矿山专科学校，并获得官费。但他却用最多的时间去学习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并经常把名著译成中文，以“天行”、“文淦”、“湘萍”等笔名投寄国内各报刊发表。
1931年秋，在东京的中华学生留日同学会，接受党组织的决定，准备召开一次留学生和华侨参加的群众大会，定名为“东三省死难同胞追悼会”，以谴责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的罪行。经过学生会负责人秦元邦、温盛刚、张友渔、李葆华等商定，安排大会主讲人由仪表英俊、才华横溢的温健公担任。
追悼会是在东京神田中华青年会举行的，健公在大会上讲话，揭露痛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博得全场与会群众的热烈鼓掌。当讲到日军炸轰沈阳城，中国老百姓与军队死伤无数，我们要为东北死难同胞报仇时，群众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警察十分惊慌，多次阻止群众喊口号。这次大会后，举行了游行，群众把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包围起来，要求大使“降旗回国”，与日本断交。
此后，日本刑警经常到健公住处侦查，认为他有参加“赤化”活动的重大嫌疑，却总是拿不到证据。最使他们决断不下的是健公各学科成绩都异常出色，有的超过了日本学生。他们估计一个中国留学生，能获得这么好的学科成绩，不可能有更多的时间搞政治活动。不久，日本政府还是以种种借口，驱逐健公出境。
到达上海，健公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很快参加了反帝大同盟的工作，继续奔走呼号，发动进步的留日同学成立救亡会，继续在上海进行革命活动。当11月7日，救亡会举行纪念苏联十月革命的活动，健公和闻永之从救亡会刚出来，就被敌探抓住，从他身上搜出宣传抗日救国的传单，被关押在法租界巡捕房，反动当局以“破坏睦邻关系”罪，判了健公两年半徒刑。后经于右任等保释，于1933年被提前释放。
出狱后，健公回到上海参加社联工作，后因环境恶劣，才转到北平从事文化运动。健公调到北平搞新兴社会科学运动后，显示了他的博学多才。他在北平世界学会编辑的《世界日报》副刊《社会科学》上，从1934年5月到8月底，分析国际国内形势，介绍苏联新兴社会科学，特别是借评介《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一书，公开提出，要把正在经历着伟大变革的中国放到科学的解剖台上，从精神生活现象、经济生活现象进行剖析，用历史唯物论方法，通过精心研究，从而得出有价值的结论。
健公还应北平大学法学院、中国大学、朝阳大学聘请，分别担任现代哲学、经济学等课程，还在一些进步青年组织的日语班教授世界史。他在大学讲坛上认真地实践马列主义通俗化的尝试，讲话能放得开，联系当代社会现象与问题，不论民族解放斗争的事例或阶级矛盾的事例都能顺手拈来，讲得实在、尖锐，深受听课者欢迎。有时连外校的学生也挤到教室中听课去了。健公由此而得“青年哲学家”尊号。
1934年秋，健公与几位教授和青年积极分子，筹办组织“骆驼丛书社”，意在沙漠似的中国学术界进行长途跋涉，把沙漠化为绿洲。这个丛书社是个没有固定体制的综合性丛刊编辑部，健公等人合作翻译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程》就是其中的一本。
1934年北平的理论战线上，马列主义者的处境也是严峻的，斗争对象不但有民族敌人、阶级敌人，而自己的阵线内部，甚至有暗探混在里边。健公虽有大学教授的合法身份，也处于艰难的境地。1935年初，他应张友渔邀约，赴太原讲学。
当时由张友渔、邢西萍、温健公三人组成的工作小组分析了在太原的任务，主要是做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他参加反蒋抗日，并利用他给予“客卿”的礼遇，做些团结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
1935年夏天，健公受聘天津法商学院，任研究室主任，并讲授世界经济问题，受到学生的欢迎。当时院内组织了时事讨论会，请健公指导，对国内外重大政治问题，举行过多次讨论，健公每次都做总结性发言，全院学生争着去听，有时校外的学生慕名前来听讲。当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他不顾日蒋特务和汉奸的威胁，公开批判“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宣传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为广大救亡心切的青年指示了民族、国家的出路。这年12月9日，北京各大、中学学生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发动了大规模的抗日救国运动。天津法商学院学生在健公、杨秀峰、闻永之等同志指导和启发下，也积极参加了12月18日的伟大反帝爱国斗争，并以法商学院为中心推动了天津各大、中学的抗日救国运动，与北平的爱国热潮，遥相呼应。在天津学生游行示威中，健公、秀峰都站在学生队伍的最前列，迎接革命运动高潮的到来。
1936年2月，健公等被逼退出天津法商学院，张荫梧邀他去河北，以开办河北省民众教育实践学校的名义，扩大抗日救国的宣传影响。健公任该校秘书长。不久冀东自治政府成立，健公、杨秀峰促使张组织了一个“抗日联盟”，邀许多河北名流参加，做了许多抗日准备的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后，保定、定县、石家庄等地失陷，张荫梧出任河北民军总指挥，健公任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在抗战初期的兵荒马乱中，不仅顺利地联系各方完成退却、转移任务，对地方党组织与抗日武装的建设，也给予了方便与支持。后来，战局急转直下，河北民军总指挥部遂西进转入山西陵川境内。
不久，张荫梧准备向蒋介石靠拢，搞片面抗战，吃“磨擦饭”，以求保存自己实力。健公不为所动，特别是在周恩来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后，他更加坚决执行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同反对抗战的路线和反共政策进行斗争。
1938年9月，健公到二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山西吉县，在组建政治部中负责宣训课的工作。这时，《政治周刊》已刊行；民族革命大学正在探求提高教学质量，认真解决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民革通讯社已建立，开展正常工作；黄河出版社的编、印、发行已初具规模；政宣队才开始筹办，拟向全国征调。此外，军队政治工作的教材，对广大抗日群众的宣传材料，已组织人员开始编写。也正是健公施展才能的大好时机。然而，在日军正面进攻武汉时，对二战区领导机关所在地也进行了狂轰滥炸，加紧威逼，企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8年12月26日，日寇空袭吉县城，健公在驻地不顾个人安危，组织群众疏散防空，自己却牺牲在敌机炸弹下，鲜血洒在中华大地上。牺牲之日，健公年仅30岁。
健公殉国，党内外知晓他的人，无不为之痛惜。二战区政治部发了讣告，召开各界追悼大会。各地人士纷纷颂扬健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赞扬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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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1月7日至1949年1月10日，我第二、三野战军联合举行了淮海战役，消灭国民党军55.5万余人，使国民党反动派丧失了主要的军事力量，并使南京、上海暴露在我军的进攻面前。上图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我军进驻徐州。下图我军攻破双堆黄维兵团汽车防线。 本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