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文学的当代意义
高尔泰
文学现象，从来就不是当前“纯文学”论者们所宣称的那种独立现象。文学是人学，作为人类思想感情的一种表现性形式，不仅带有人所必有的历史、社会特征，即时代、文化特征，而且作为人的创造物也体现出人的创造性；例如：它不仅是民族性格、时代精神和人的历史、文化、社会属性的一个“反映”或“表现”，而且也能动地参与形成民族性格、时代精神和人的历史、文化、社会属性。正因为如此，文学活动不仅是文学活动，它作为人类创造世界的无数活动中的一项活动，也与其他活动互相关联。一篇作品如此，一个流派如此，一整个时代的文学潮流也是如此。当前流行的纯文学现象，也不例外。它是当代中国文学为突破束缚而进行的自我调整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代中国文学潮流，大体上有三种主要的不同倾向：第一种倾向是用整体来取消个体，用外在的指令、即行政领导人给定的主题思想和创作方法，来代替作家个人产生于现实处境和人格特征的内在动力。用实用主义的政策宣传的单一需要，来代替为历史运动所唤醒的人的多种多样的现实需要。这种四十年代以来严重地扼杀了文学生机的文学思想及其实践，虽说已明显地走向衰退，但仍然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依旧普遍地和愤愤不平地存在着。第二种倾向是对上述统治倾向的反叛，力求用个体来否定整体；用感性来取代理性；用语言和形式的无意识构成，来替换对思想感情的有意识表现；用对“文学本体”的理解与追求，来抵制宣传任务的贯彻与执行。所以它强调文学自为目的，要求文学的非历史化、非社会化、非现实化、非理性化。这种倾向的出现，无疑是对第一种倾向所造成的僵死停滞的大一统局面的突破，具有巨大的解放意义和进步意义。但是由于它在反对用整体来否定个体时把个体绝对化，在反对僵死的统一性时把变化、差异和多样性绝对化，以致脱离了时代，脱离了历史运动的现实潮流这一文学生命力的源泉，五花八门的新形式和新方法都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在“失却轰动效应”以后便无所适从，只能宣称“文学不过是游戏”了。时下所谓“玩儿文学”、“玩儿评论”的兴起，标志着这种以个体否定整体的历史运动力度不足，也表明所谓“纯文学”论者所理解的“文学本体”，不过是一个虚幻的观念而已。所以它一度造成的浩大声势，终于只能在“文学界”这一小圈子里起部分作用。
在以上两种文学的失落所带来的困惑中崛起的第三种倾向，其理论批判的锋芒是针对第一种倾向的。但是插进来与之辩论的却是第二种倾向。第三种倾向所强调的以变化、差异和多样性为前提的个体和整体的统一；以感性文化动力为主导的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以对历史运动和社会责任的深刻理解和对于人的解放的自由而热烈的追求为主导的意识与无意识的统一；以及文学的审美价值同它现实的当代意义不可分割，文学的追求与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类进步的具体要求相一致是文学作为人学自我实现的必由之路等基本观点，都受到“纯文学”论的尖锐批评。批评所引起的更为深刻的反思使文学认识到，文学为开发本身所固有的内在生命力，必须扬弃那个以语言和形式为出发点和目的的虚幻的“文学本体”，重新确认植根于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植根于历史运动和社会生活的真正的文学本体。从而加深了对于把外在的阻力转化为内在的动力的那个现实的创作过程的理解，促成了文学运动与历史运动的一致。历史运动艰难困苦的进程，和它所付出的惨重代价，也迫使人们学会杜绝任何非生产性的开支，而把一切精神的能源应用于人类进步的事业，把文学的理论和实践同人类进步的事业联系起来。
这种对于文学本体的理解，无疑比第二种倾向对于文学本体的形式主义理解要深刻和正确得多。它的出现标志着当代中国文学运动又前进了一步。这一进步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文学的当代意义是什么？联系当代中国的历史社会特点来看，答案是十分清楚的，文学的当代意义是启蒙。对于“纯文学”论者来说，这么说好像是把两件不相干的事情拉在一起了。但是，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同人的愿望、意志、信念、爱和恨的情感以及人的一切创造活动互为因果的文学的历史性和社会性，是文学本体生命的根，那么把这根深植在当代中国的现实土壤，就应当成为文学活动理所当然的追求目标。
把启蒙仅仅看作是教育家的事情只是一种狭义的理解。广义地来说，启蒙应当包括人们自我意识的唤醒；主体意识的建立；精神难度的开拓；美感、崇高感和羞耻心的培养；感受、反应方式以及整个历史地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的转换。不用说，以精神麻木为特征的这片广袤的大漠，也是作家们驰骋的天地。一个当代中国作家，应该比其他的文化工作者更强烈地意识到和执著于自己的这一驰骋的机会和历史赋予的道义责任。因为这是他的事业的生命线。任何语言大师的操作对象——语言，都必须依其表现性的需要形成一个活的有机整体才能变成形式——文学作品。文学作品既不是物理定律也不是数学方程，因为它具有人的主体性和思想性，从而也必然具有当代性和现实性。而当代现实最强烈的进步需要就是启蒙。因此启蒙不仅是当代作家应该意识到的道义责任，也是他们的作品走向世界走向永恒的必由之路。
“无意识”地创造形式是自由人的特权。在一切都艰难困苦的当代中国，需要的不是无意识而是意识——植根于当代现实的荒谬意识、危机意识和突围意识以及与之相应的审美意识。如果一个人，没有对于自己的生存状况的意识和改善这种状况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意识，那他就没有资格当作家。当代现实及其意识的具体性和暂时性并不妨碍文学走向世界和永恒，恰恰相反，它是文学走向世界和永恒的必要条件。正如在敦煌壁画中魏晋的飞动、唐代的华严和宋代的清新，都是它们得以流传的条件。如果去掉了这些时代特征，那就谁也不会去看它，它的审美价值也就没有了。这么说并不排除创作的无意识性。因为灵感的到来并不通过意识的渠道。但灵感本身是在障碍物前长期积聚起来的心理动力的突破，它的价值取向仍然取决于心理深层的价值取向。（正因为如此，我常说情感是比思想更深刻的思想）。正如数学问题的无意识解决只有在优秀的数学家们那里才有可能，文学灵感的无意识显现也不会脱离作家一贯固有的人格、风格、世界观和产生于现实处境的具体感受。在概念运算和符号操作这一中介环节的后面，动力和结果之间存在着看不见的联系，意识到这种联系，是一种文学的自觉。而在当代中国作家身上，这种自觉首先就是体现在他对于历史赋予自己的启蒙任务的理解之上。
十八世纪的法国文学，是同十八世纪的法国的启蒙运动联系在一起的，针对当时政教合一的专制统治的压迫，它的基本主题是理性与自由。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是同五四时期中国的启蒙运动联系在一起的，针对数千年来封建专制主义的压迫和与之紧密配合的以儒家礼教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束缚，它的基本主题是科学与民主。那时启蒙的对象首先是民众。为了唤起民众，知识分子们在文学革命的同时，发动了一场与之相应的语言革命——白话文运动。当代中国的启蒙运动，实际上是五四运动的一个继续，仍然以反封建为其主要内容。原因很简单，因为反封建的任务不仅远未完成，在某种意义上反而比那时更加复杂和困难了。
由于生产力和文化教育水平的落后，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意识的影响既深且广，封建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土地上仍然根深蒂固，以致马列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并没有动摇它的根本。许多封建主义的东西，反而都贴上了这些新的标签，使人们看不清它的本质，陷入更深的蒙昧，严重地阻碍了历史的发展，使任何改革者都将步履艰难。真理并非必胜，历史也不是不可逆转的。不仅为了争取祖国的进步，也是为了防止悲剧的重演，与经济、政治改革相配合的启蒙工作都是必要的。由于文学的社会本性，这种必要性也必然渗入文学，同时成为文学内在生命力和外在的价值量度。
消除蒙昧，这是历史赋予包括当代中国作家在内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项神圣使命。历史使命不是额外的负担，特别是对于作家来说，它是时代的恩赐，只有特别幸运的人才能得到。不独当代中国如此，世界文学史上所有伟大的作家，都无不得益于自己的时代。没有使命和使命感的人，不仅生活是平庸乏味的，而且灵魂深处也没有足以摇撼和燃烧别人灵魂的力和热。这样的人是绝不会成为大作家的。生逢这疾风迅雨的伟大时代而要闭眼不看现实；置身在波诡云谲的历史潮流之中而要谋求心理的距离；目睹新与旧、真与假、正义与罪恶、自由与奴役之间空前剧烈而又扑朔迷离的搏斗、体验着精神奴役的创伤和观察着形形色色对于创伤的麻木而要保持超脱的平静，以为这样才能走向世界和走向永恒，岂不是南其辕而北其辙吗？
所谓“国家不幸诗人幸”，并不是利用国家的不幸来做文章，使自己幸运。恰恰相反，只有把国家的不幸理解为自己的不幸，把人民的苦难体验为自己的苦难，从而把自己的创造力投入到人民群众创造世界的历史性运动之中，才有可能从历史运动中吸取力量增强自己的创造力。这就要求作家们揭露人们的蒙昧时也要能正视自己心中的蒙昧，而不是居高临下地充当“精神领袖”和“灵魂的工程师”。应当认识到单靠文学不能改造世界，应当认识到我们自己并不比“普通人”高明。如果缺乏自我批判、自我更新的能力，如果心灵不能为别人的痛苦而悸动，为人间的不幸而燃烧起来，如果不能把自己的灵魂作为镜子，让人们穿过异化的迷雾，在其中照见他们渐渐有点畜类化了的面孔，而感到大羞耻和大恐怖，而在大羞耻和大恐怖中复活，那就谈不上启蒙，也谈不上文学的当代意义。这并不是说只有写异化才是启蒙，而是以此作为例子，说明作家只有忠于自己的切身体验和具体感受，以自身为对象，然后才有可能以民众为对象。易言之，消除精神麻木的道路，同时也是作家自我创造和在创造中形成文学的道路。而当前“纯文学”论者之所以陷于困惑，恰恰是因为迷失了这条通向文学的道路。“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纵然是才调无伦，也只好搔首踟蹰了。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寡言的李晓和他热闹的小说
吴泰昌
认识李晓有十来年了，当他还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的时候。每次去上海到他家坐坐，几乎总能见到他。见到他的时候，他便对我微微一笑点点头问声好，然后就默默地坐到一边听家人和朋友闲聊。他什么时候悄然离去了你也许不知道。他有他自己的事情，看书集邮听音乐什么的。我和他见面的机会不算少，可交谈得并不多，不知他和别人相处时怎么样，他留给我的印象是沉默寡言的。也许是由于年龄的差异，也许是他拥有一个跟别人大不相同的世界，总之，在我的记忆中，相识多年的我俩，相互交谈的语言加起来也不及他最短的一篇小说。突然有一天，我看到了《上海文学》上李晓发表的一个短篇小说，题为《机关轶事》，写得幽默、夸张、洒脱。不久又看到了李晓发在同一刊物上的《继续操练》，也仍然写得幽默、夸张、洒脱。这时我才知道这个李晓就是我早认识的他。之后又陆陆续续看到了他发出来的《屋顶上的青草》、《浪漫主义者和病退》、《小镇上的罗曼史》、《七十二小时的战争》、《小站》、《海内天涯》、《关于行规的闲话》、《我们的事业》等一系列短篇及中篇。大概是因为没想到，李晓使我惊异起来，一个少言寡语的人，竟也有那么多的话要说吗？而且说的话还以那样一种叫你欲哭还笑、欲笑还哭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样的一些小说实在很难与不苟言谈的李晓联系起来。然而这些小说是实实在在出自李晓之手。我就在想，李晓一定是实实在在拥有了一个他的世界，他的这个世界里的行为方式和语言方式都是独特的，他也许对别人的世界有些插不上嘴，于是他便沉默。沉默使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思索，在静观世界的时候，他品味着人生，他的一篇篇作品就这样在静观的品味中构想而成了。他出手不凡，在文学新人辈出在一篇作品就能引起轰动效应甚至造就一个作家的时期已经过去之后，李晓在两三年间发表的这些作品已经占有了他在文学界和读者中的位置，引起了评论界的注意和评论，《继续操练》还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奖，这实在是很难得的。冰心老人在看过李晓的作品后认为，李晓以幽默夸张的手法将社会相人生相冷峻从容地端给读者，是近两年引起注意的青年作家中难得的有潜力有才气的一位。
那么一个沉默寡言的李晓居然就让人们注意到了他，也居然就有那么多人对他感兴趣，对他的小说评头论足，可见他的沉默后面是有学问的，我就想问他，他的沉默后面的那个与人不同的世界是从哪儿来的呢？李晓和他这个年龄的许多青年一样，不可避免地曾经“上山下乡”，那一段生活无疑在这一代青年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于是这一代人中便出了许多写这一段生活的作家，写历史的错误，写知青的痛苦，写荒谬的年代，写这一代人的希冀和追求。一篇篇引起反响的作品过去之后，还能写一些什么呢？李晓在许多作家正困顿寻找的时候另辟蹊径地先走了一步，同样是写这一代人，他却不再将人放在过去的年代中去重走他们曾经走过的路，去经历他们已经经历的那个时代。时光流逝，他笔下的知识青年已经摇身几变，变成了大学生、记者、官员、学者、商人等等，这些人从过去的年代走过来，但已经远离了过去的年代，他们处在于改革开放急速嬗变的社会之中，从将功名利禄视为粪土的历史的一个极端，走向将功名利禄看作生家性命的历史的另一个极端，这样一段生活的大逆反使他们带着历史的印迹重新被历史铸造，这样的被铸造的过程便呈现出了深刻的历史和社会的意义。
李晓是不是将别人谈话的时间都用来静观社会品味人生了呢？没有对社会人生透透的观察和品味，他怎么能将那血淋淋的社会人生极轻松地置于笔端，那样地超然于世俗之上呢？我看他的小说，总觉得画面感极强，有如一幅幅精彩的漫画在眼前翻过。《机关轶事》中的大学生、高老头，《继续操练》中的四眼、黄鱼以及其它几篇中的蟹兄、博士、林肯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都被他用漫画的笔触作了夸张、变形的表现，让人在欲捧腹的时候却想下泪。这使人联想起美国黑色幽默作家约瑟夫·海勒的《二十二条军规》、《出了毛病》及另一位黑色幽默作家的《回到你老婆孩子身边去吧》里的那些故事。国度不一样，作家们捕捉到的一些东西倒是极相似的，比如在荒谬的境遇下人性被扭曲异化以及恶变的过程，人在现实世界中拚死拚活仍无能为力的荒唐渺小的存在等。李晓从不将人放到虚无飘渺中去神游，他的每一个人物都与社会存在着一种不可分割的联系，而那些社会生活都是实实在在的我们所熟悉的，他的夸张变形的手法又运用得恰到好处，在如今许多以黑色幽默笔调来写作的作者中，李晓玩得似乎更得心应手一些，内容和形式贴切得如水乳交融，这实在是很难得的。这使他的作品一出现便区别于写同类题材的作家。是人造就了社会还是社会造就了人？人生究竟是什么呢？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你不得不在读了李晓的小说掩卷之余在脑子里打一些莫名其妙的有点悲凉和辛酸的问号。
读李晓的小说，也如同在观一台台戏，他善于将这一台台戏弄得很热闹，你却能感觉到他在一旁冷眼审视着他的人物、他的世界。以往写知青生活的作品常常是慷慨悲壮，长歌当哭的，作家非得将自己的血和泪合着那一个个沉重的铅字揉进读者的心中。呕心沥血，这也许是中国文学主流的传统风格吧。李晓却不然，他早已在别人不注意时将血和泪悄然咽下，那一定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然后他再跳得离人物和读者都远远的，面对那些欢喜事辛酸事他不再和任何一个人一起笑一起哭。他的冷峻和从容就如同布莱希特戏剧中的间离效果，间离他与他表现的那个世界，间离了他的那个世界与读者。他的“戏”应该归于布莱希特体系。李晓时常上台充当演员，但他只重表现（他的体验已超前地进行了），这就使他时而又如同一个看客（旁观者时常比当事者清，就是因为旁观者获得了思索的时空）。李晓既是一个好演员又是一个好导演还是一个好看客，他很懂得审美距离产生的美学效应，他的小说无疑也在读者的心理上培养这种非传统的审美接受力。
读李晓的作品很轻松，他似乎也写得很轻松。他并不刻意地要追求什么长篇巨著和深邃博大，他写的都是他熟悉的生活和人物，感受到一点就写一点，毫不勉强自己，写得很娴熟。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小镇上的罗曼史》里收集的是这几年来他发表的作品，数量不算太多，多数作品的质量是高的。有人说李晓的创作还应打开路子，在内容的选择上、技巧的运用上都可以多样一些，路子更宽些。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由作家当电视导演说起
王云缦
目前，电视剧导演的来源众多，有电影界的，有戏剧界的，也有原本是广播电视界的；更有许多和影视艺术界毫无关系，乃至根本不谙此道、借此生财者。后者姑且不论，而多方涌来的各种类型的电视剧导演，既保留有原来各门艺术的印记及弱点，又为电视剧样式的多样化提供了条件。除少数优秀者外，他们的文学素养准备往往不足，也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因而影响了电视剧文学品位水准的提高。
影、视是综合艺术。导演要具备、充实、提高的素养是多方面的，但文学素养是基础，是必不可少的。若是连最基本的文学理解能力、把握能力、表现能力都欠缺，如何投入电视剧创作呢？拍出来的电视剧又如何谈得上有一定文学水准呢？
出于对提高电视剧创作文学品位的迫切期望，当耳闻目见在电视艺术界出现了作家任导演拍电视剧的新现象时，我颇感兴奋。它自然还不是普遍现象，其经验和成就也未必成熟，但这显示了电视剧创作的一种新前景，一项导演艺术人才来源的新途径。
出现这一艺术新现象的单位，是名声并不大，起步才几年的武汉电视艺术中心。已有好几位在文学上有点成就的青年作家，在这里安家落户，成了专业的电视剧导演，其中尤以王大鹏为代表。近年间，他除导演了以大瑶山工程为背景的《工程师们》，获得第八届全国“飞天奖”二等奖外，今年相继完成了两部单本剧《森林之子》和《白栅栏》，并先后在中央电视台播放。
《工程师们》给人印象颇深的一点是：构思新颖，激情充沛。特别是其中那段长达八分钟的、何工程师向来访女友叙说大瑶山铁道建设情景的讲话，确是吸引了、激动了无数观众的心。若不是王大鹏具有相当的文学素养和功力，怕难以将人物的语言、情感、思想，把握和处理得如此真切传神；难以在由文学形象转化为屏幕形象时，做到语含真情，文采风流，不觉其长，反感其短。这不是仅靠专业技巧所能奏效的。
当我看了王大鹏导演的两部新作，并读了他的几篇小说后，我发现：在他的小说和电视剧之间，有好些相通和相近的方面。即以构思而言，王大鹏都比较讲究，别出心裁。例如他有篇短篇小说《烟》，便是从一名基层党的书记深夜失眠，四处找人要烟引起，生发开去的则是他白日里遇到的各种人际矛盾以及内心浮躁。《工程师们》虽与《烟》的题材不同，涉及的内容也要重大一些，而其构思方法大致相似，取得了省力而讨好的艺术效果。
又如《森林之子》和《白栅栏》这两部新剧，在构思和人物性格把握上，也显然受到新时期以来文学变化的一些良好影响。王大鹏的小说如《风》《乐土》等，便运用了意识流、生活流之类心理小说的手法，给人一种比较新颖，比较现代的审美心理感受。相比而言，《森林之子》虽受到适应宣传任务的局限和束缚，主题过于直白，而由于全剧采用了散点结构和心理刻画相结合的方法，使人物多姿、视野开阔而又包含较大的信息量。这种文学的结构方法——不以一人一事、单线情节为贯串，而采取开放式的、意识流的散点结构，它和时空表现十分自由的影视艺术本性也是相吻合的。
《白栅栏》表现出王大鹏在人物审美观念上的一种转变。这特别体现在女护士形象上。她不安于位，从感情上和工作有抵触，急切请求父亲走后门等等，都有损于“正面形象”，而观众恰恰由此感到她内心的真实和形象的美感。
显然，由作家而成为专业电视剧导演，将面临众多的、难以想见的困难。两种文艺形式的创作方法、工作顺序、素养要求都很不相同。但，由作家进入电视圈从事导演创作这一新形式，将有益于电视剧文学品位的逐步提高，看来是肯定无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