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关于评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问题
张翼星
如何实事求是地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派别，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名称，按照当前西方和国内部分学者所使用的范围，包含众多的派别和庞杂的内容。其中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两大基本派别之间，在对待列宁主义的态度上，在革命的战略策略上，在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等方面，存在着重大分歧和争议，难于统一在一种思潮和序列之中；很多派别和人物的思想，前期与后期有着重大变化，不可同日而语；特别是卢卡奇、葛兰西与一般“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比如与梅劳—庞蒂、萨特、弗洛姆、科莱蒂等人相比较，本质上属于不同类型的思想家，不宜相提并论。因此，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复杂情况，不宜笼统地作定性判断，而应当就不同方面、不同时期，对各个派别和代表人物的性质、归属和功过、是非问题，分别进行具体的分析和评价。
有的同志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一律看作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主要论据之一，就是认为它们没有实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具体革命实践的结合，而是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中某个唯心主义流派的“结合”。其实，这是不能一概而论的，需要作具体分析。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与西方国家的某些共产党人总结无产阶级革命遭受挫折的原因、反对社会主义的僵化模式密切相关，也与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和科技革命的发展有关，因此本来就具有与西方某些国家的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某些特点。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前期到后期，有很大的变化。由于西欧工人运动出现低潮，一些代表人物受到共产国际和所属各国政党的排斥与批判，以及他们所受文化教育和专门从事学术研究方式的局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派别确实日益难以与工人运动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这可能是它们的一个比较普遍的弱点。但是，它们反对教条主义，要求重新探索马克思主义的鲜明态度，它们对社会主义僵化模式的种种批评，对资本主义弊端的种种分析和揭露，以及在革命的战略策略、社会主义道路、建党学说和国家学说等方面提出的独特见解和主张，不也正是已经或试图在某种程度上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吗？虽然，这些见解和主张的是非问题，需要认真分析，也有待历史和实践的检验。至于像卢卡奇、葛兰西这样的代表人物，就更难说他们是不实行这种结合的了。卢卡奇一生的学术和政治活动，可以说都与整个国际社会主义事业紧密相关、呼吸与共。葛兰西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意大利的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西欧某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的一度建立，使葛兰西更加倾向于依据本国的特殊国情，创造性地吸取和应用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在他看来，当时意大利的无产阶级政党弱小的原因，就在于对本国客观形势的无知，因而他主张“对民族特点要有认真的精确的认识。”他的全部理论活动也正是为了达到这种认识。
“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些派别，确实有使马克思主义与某种唯心主义流派相结合的倾向，因而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但应当看到，他们也是认为现行马克思主义体系中有某种“空场”或被忽略的领域，如关于人学或人的心理因素等领域，可以由存在主义或弗洛伊德学说的某些方面来“补充”。萨特在论述这种主张时，也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并列起来，他仍然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我们时代的不可超越的哲学”。存在主义则是附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只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停滞，在辩证唯物主义的体系中出现了“人学的空场”，因而才需要吸取存在主义的内容。这里是否包含着某些可资借鉴的因素，是可以研究、讨论的。但至少不宜简单地斥责为主张“一种世界观与另一种世界观的折衷混合”。
阿尔都塞被人们称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结构主义究竟在他的思想中占据什么地位，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他在1974年写的《自我批评材料》中，检查了自己与结构主义的关系，但明确地宣称他不是结构主义者。实际上他的思想有多方面理论来源，结构主义的影响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且主要表现在早期研究《资本论》的著作中，即应用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方法，来阅读《资本论》一类的经典著作。对此应当如何评价，姑且不论。在他的中、晚期著作中已经基本不再使用结构主义的术语和方法了。把结构主义看作阿尔都塞思想的主要方面，认为他主张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的“折衷混合”，看来是缺乏充分根据的。
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是不是主张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主义的结合呢？有的同志认为它是“按照黑格尔主义去解释马克思主义”，因而开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卢卡奇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这是值得商榷的。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与阶级意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需要专门的研究和著述。这里只想把它与列宁的《哲学笔记》作一简略的比较，以便对上述观点提出一点异议。
《历史与阶级意识》发表于1923年，其中的主要篇章写于1919年—1921年，比列宁于1914—1916年所写的8个《哲学笔记本》稍晚几年。两者相较，不难看出某些共同点：1、基本一致的时代背景与理论问题。帝国主义的矛盾尖锐化，一些国家酝酿着无产阶级革命；第二国际的思想家们忽视辩证法，轻视黑格尔，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给无产阶级革命设置藩篱。为了揭示时代的本质，批判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路线，推动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就必须深入探索唯物辩证法及其理论渊源。2、大体相同的探讨重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把理论探讨的重心首先集中到辩证法方面，把辩证法史与辩证法理论的研究结合起来，从总体上构思和推进辩证法的理论内容，随后卢卡奇也把哲学史的研究转向黑格尔，把理论探讨的重心转向辩证法。《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副标题即“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3、大致相近的探索路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内在联系，是马克思主义形成、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第二国际的思想家们严重忽视这一方面，是他们在理论上陷入歧途的一个重要原因。列宁与卢卡奇却不约而同地从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个理论渊源上揭示马克思主义的深义。4、方向一致的批判锋芒。列宁从理论上深刻地批判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折衷主义、诡辩论，并多次指出他们的观点的“庸俗唯物主义”和“庸俗化”的性质。卢卡奇的锋芒所向，也是直指第二国际思想家们的“庸俗化”倾向。在卢卡奇看来，他们在新康德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影响下，抛弃辩证法，把唯物史观庸俗化，只看作单纯的“经济决定论”，使无产阶级不能成为自觉的历史创造者，以致延误条件成熟时的无产阶级革命。因此卢卡奇特别强调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作用，把辩证法看作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应当说，这和列宁的理论与实践的大方向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以上这些方面，难道不能说明列宁和卢卡奇有着大体相同的理论倾向与革命气质吗？卢卡奇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时还不可能读到列宁的《哲学笔记》，后来才发现，那时他与列宁“正沿着同一方向前进”。这首先是时代、历史决定的，但也说明他们都站在时代、历史的前列，分别回答共同的时代课题。
当然，列宁写作《哲学笔记本》时，列宁主义思想正处于高度发展时期，而卢卡奇在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时，他本人还处于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中。列宁的理论上的成熟性、对黑格尔思想的实质和合理内核的高屋建瓴式的解剖与改造，远非卢卡奇所能比拟的。但卢卡奇所着重阐述的辩证法的总体性范畴，关于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的思想，对于列宁所阐述的辩证法的核心和一系列规律、范畴，虽然各有侧重和特点，却并不互相排斥，而且包含着补充、发挥的含义。只是由于卢卡奇没有摆脱唯心主义的影响，在某些方面较多地渲染了黑格尔的思想成分、却不能说是“按照黑格尔主义去解释马克思主义”，这和主张把马克思主义与某种唯心主义派别相结合的倾向是有原则区别的。
的确，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批评第二国际的庸俗化倾向时，也批评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观点，并旁及列宁的唯物主义反映论。这表明卢卡奇所受唯心主义的影响。但这在全书中实际上不占主导地位，对此他后来也作过多次自我批评，表示反对夸大这一方面从而制造他与恩格斯、列宁的对立。
1967年，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再版序言中，在承认书中有严重缺点的同时，又指出这是“用革新和运用黑格尔辩证方法来恢复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性质的最激进的尝试”，“曾在反对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修正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并且曾把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争取到共产主义运动中来。”这是对书中的主导方面和积极内容的比较符合实际的判断，而这决不是用“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所能说明的。所谓“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主要是西方某些学者对卢卡奇思想的一种曲解。美国学者诺曼·莱文甚至认为把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的倾向不是从卢卡奇开始，而是从列宁开始的。他在《辩证法内部对话》一书中，就把《哲学笔记》中的思想称之为“黑格尔化的列宁主义”。这种曲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正是我们应当认真分析和严肃对待的。
总之，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必急于作出一般性的结论，不宜先入为主地带框框，作定性。应当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加强具体研究，分别作出科学的、合乎实际的评论。
第5版(理论)
专栏：
任继愈说：现代化建设需要清除封建思想
在《现代化》杂志第十期“科学与文化”论坛座谈会上，任继愈说，阻碍我们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小农经济意识长期支配着我们的思想、观念，直至各个方面。
小农经济的特点是什么呢？作者认为，一个是家长制，因为小农生产，没有一个有经验的家长组织，生产就没法持续，全家总得听一个人的。小农经济的生产特点是从来不考虑成本。因为它生产主要是为满足自己消费的，不是作为商品用于交换的。小农经济的另一个特点是自给自足，这个思想一直影响着我们。小农经济还有宗教意识。说到宗教，什么佛教、道教、基督教等等，它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解救自己的力量寄托在外部。一切宗教都有这么个特点，不是自己解放自己。中国最大的宗教是儒教，从朱熹开始，儒教变成中国的宗教，它讲天地君亲师，以三纲为首，封建统治者主要靠这个巩固了小农经济的意识。
他还指出，很长时间，我们对封建思想没有好好的总结。建国以后，认为最大的危险是资产阶级思想，而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反而放过了，认为不存在了。这也影响到党内。我们对封建的东西没有好好地清理，带来许多恶果。
（林）
第5版(理论)
专栏：
秦晓鹰说：民主应包括“少数原则”
中央宣传部秦晓鹰在《求是》杂志第八期撰文说，过去，我们在实行民主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时，对民主的少数原则，即允许少数人陈述、保留、坚持自己的观点和思想的权利，往往缺乏自觉。他认为，社会主义民主也应包括“少数原则”。实行这个原则有助于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有助于及时掌握社会思想信息，开展科学的、健康的思想争论，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批评的水平，建立一支新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他说，在中外历史上，“真理常常在少数人手中”的情况并不鲜见：多数人的观点看法恰恰是错误的，少数人的意见接近于正确；今天是少数人赞同的观点，明天或许就成为多数人的观点。生活推动着人类的认知过程，少数与多数也就常常要发生这种辩证的、戏剧性的转变。可惜的是，由于缺少法律上保障民主的“少数原则”，不能给这种客观存在的转变造成一种宽松，提供一种可能，就使得这种戏剧性的、正常的转变不但没有给人们带来认识真理后的欢悦色彩，却往往带有某种悲剧味道。（秋）
第5版(理论)
专栏：
尊重历史·面对现实·着眼未来
——《国共两党关系史》读后
章开沅
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是迂回曲折、错综复杂的，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变化尤其是迂回曲折、错综复杂的。自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它们之间经历了两次合作与两次分裂，而目前又出现了酝酿第三次合作的新动向。国共两党的关系如何，在民主革命时期，直接影响中华民族的命运与前途；而在当前与未来，不仅直接影响祖国的统一与四化大业，也密切关系着亚洲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因此，研究国共两党关系史，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但是，由于人们所已知道的政治、心理原因，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都把这一重要课题视为风险很大的禁区，很难进行客观的、科学的探讨，更谈不上出版一本系统、全面的学术专著。现在，经过王功安、毛磊等十几位学者历时三年的通力合作，一部《国共两党关系史》大型学术专著终于出版问世，这是值得我们为之衷心祝贺的，深信它将有力地推动这一重要课题的研究。
本书的特点之一就是尊重历史，尽可能按照历史的原貌来论述这一段历史。对于国共关系，不仅阐明合作，而且剖析分裂。对于合作，不仅叙述共产党的巨大贡献，而且恰如其分地肯定国民党的积极作用。对于分裂，不仅揭示国民党方面的过错，而且检讨共产党本身的失误。同时，对于合作期间的局部分裂与分裂时期的局部合作，也一一作了如实的论析。
六十多年以来，两党关系风云变幻、扑朔迷离。北伐战争期间，两党党员的鲜血曾经流在一起；而在十年内战中，两党却又是生死搏斗，血海深仇。到三十年代中期，国共关系仿佛已是不共戴天，但是，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在日本的疯狂侵略面前重新合作，携手抗战。及至抗战胜利未久，内战硝烟又起，终至国民党退据台湾，双方隔海对峙达四十年之久。
中国有句老话：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国共两党或分或合，都不仅仅是取决于少数领导人的主观意愿，而是有更为复杂、深刻的国际、国内原因需要追寻。分有分的根据，合有合的必然，这就是社会的规律，历史的逻辑。作者在这方面作了艰苦的探索，不仅为既往的国共关系发展轨迹提供了比较合理的解释，而且为其今后的发展前景提供了令人信服的预测，在理论与历史结合的基础上回答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可能性问题。
纵观六十多年的国共关系史，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分则两伤，合则两利；分是历史的曲折，合是历史的方向。过去的合作，乃是出于共同挽救民族危亡的需要，今天的合作，则将是基于同心振兴中华民族的共识。国际局势，国内情况，人民愿望，都要求通过国共两党的合作，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与全国人民的大团结，以期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共同建成四化大业。如果说，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那么和平统一便是中国当今的潮流，人心之所向。1982年7月，廖承志致蒋经国的信曾经说过：“千秋功罪，系于一念之间。”就是敦促国民党领导人要看清形势，顺应潮流，尊重民意，把握时机，尽快作出正确的决策，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实现。
当前，中国共产党已有一系列主动的倡议与措施，中国国民党也有不少积极的因应动作，隔绝已久的海峡两岸总算开始了初步来往，出现了祥和之气。第三次国共合作与祖国的和平统一，虽然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也决非遥遥无期。和平统一必然要求国共合作，国共合作必然促进和平统一，这是牵动十亿颗以上中国人心的头等大事。为此，我乐于为此书介绍，希望有更多的读者从书中得到教益，并且深信此书的出版对于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必将有所裨益。当然，由于是第一本专著，万事开头难，全书无论在观点与体系等方面，也还有值得商榷之处。如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的时间问题，史学界一般认为汪精卫叛变标志着彻底破裂，本书作者认为应把彻底破裂的时间放在1927年底。这种争论是有益的，既有助于推动这门新学科的发展，还可更好地为促成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服务。
第5版(理论)
专栏：
黄山书社出版“方志文库”丛书
黄山书社最近出版方志系列著作——“方志文库”丛书。1988年内首次推出5部：《中国地方志综览（1949—1987）》、《中国地方志争鸣》、《新编方志点评》、《方志记事技巧》、《傅振伦方志文存》。其中，《中国地方志综览》聚集了全国方志界和部分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100余人编成，由来新夏教授主编。该书资料宏富，门类齐全，是中国方志史上第一部大型综合性文献。附录部分载有中国历代方志发展史，堪称“中国地方志百科全书”。（郑正西）
第5版(理论)
专栏：学术动态
关于治理环境整顿秩序思路的探讨
全国高教系统的经济理论工作者，最近在武汉召开的经济学术研讨会上，就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思路，展开了热烈的探讨。着重谈了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一、治理环境、整顿秩序与深化改革的关系
主要有三种观点：（1）目前经济环境不好，经济秩序紊乱的原因，是中央放权太多和过快，因而需要通过治理和整顿，重新协调中央、地方、企业各自的权力。这种协调本身就是改革，因此，治理和整顿也就是改革。（2）改革就是要改变旧的体制，但治理环境和整顿秩序不是改革旧体制，而是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创造有利条件，因此，治理、整顿本身并不是改革。（3）经济环境不好和经济秩序紊乱，主要是由原有体制造成的，是一种体制病。这种体制病只有通过改革才能消除。因此，治理、整顿既是为深化改革创造条件，同时，治理环境和整顿秩序也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达到目的。
二、治理经济环境的思路与方法
与会同志认为，治理环境的核心是治理通货膨胀，并对如何治理通货膨胀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部分同志认为，治理通货膨胀的关键是稳定物价，因而主张通过稳定物价减缓通货膨胀的压力。有的同志认为，只有增加供给，才能消除通货膨胀，因而主张通过提高利息率、发展轻纺工业、挖掘企业潜力等办法增加有效供给，以减缓货币多而物资短缺的矛盾。还有一些同志认为，超量发行货币是目前体制推动的，因而要消除通货膨胀就必须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也有同志认为，消除通货膨胀的主要办法是回笼货币，但在如何回笼的方式上又有分歧。
三、整顿经济秩序的思路与方法
对整顿经济秩序的内涵，与会代表理解不一，因而，提出整顿的重点、思路与方法也各异。概括起来有4种思路：（1）要消除不符合商品经济运行规则的“官倒”、“私倒”，打击非法倒买倒卖的经济活动，因而整顿的重点是整顿行政性公司，完善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2）双轨制是舞弊的温床，因而整顿秩序的目标应该是逐步消除双轨制，深化价格改革。有的同志还提出，整顿的主线是严肃价格制度。（3）整顿是为了克服企业行为的短期化和不规范化，因而，整顿的重点应是协调企业的市场行为秩序。企业的市场行为秩序紊乱在于产权关系不明晰，而后者又是由所有制形式不合理引起的，因此，整顿秩序的关键是推进所有制改革。
（4）经济生活紊乱的原因之一，是宏观决策失误，整顿的着眼点应落在改革现行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上。
四、治本与治标的关系
有三种理解：（1）在治理环境和整顿秩序中，行政性措施是治标，但收效快；深化改革是治本，但收效慢。因而在一定条件下，采取行政措施是必要的，但行政措施达到一定目的后，就应不失时机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2）采取行政措施本身就是治本。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这几年经济秩序紊乱，就是中央放权太多，因而必须采取有效的行政手段。（3）用行政措施治理环境和整顿秩序会有一定的收效，但行政措施不宜用得过多，否则会产生影响供给、损害企业的正常运行、损害市场发育等不良后果。因此，行政措施的运用，应以不影响改革的深化为前提。
五、协调总供给与总需求关系的思路
第一种思路：增加供给是重点。认为传统体制的弊病是无所不包的供给管理，改革开始后我们往往注重增加需求，却没有解决增加供给方面的问题，这就出现了宏观控制断层，缺乏调节供给能力的状况，因此，要以改革宏观管理体制，增加供给为出路。第二种思路：抑制需求是第一位的。认为“增加供给是治本，抑制需求是治标”的观点缺乏辩证法。我国不仅存在需求盲目增长，也还存在供给不足，从目前来看，是需求增长过快，因此，重点是抑制需求。第三种思路：对于不同性质的总需求膨胀应采取不同的治理措施。认为对需求推进型总需求膨胀，要以抑制需求为治本；对结构型总需求膨胀，主要通过需求分流导向和供给结构调整来治理；对于供给缺位型总需求膨胀，解决问题的重点应放在改革束缚有效供给增加的僵化体制上；对于由需求增长过猛和有效供给不足引起的双向型总需求膨胀，则应特别注意抑制总需求与促进总供给之间的有效配合。（魏杰 钟亚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