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伟大的发端
——纪念我国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开始十周年
于光远
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伟大发端的历史性会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在这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胜利闭幕，使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这之前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起始阶段。此时客观的历史已经走出了过渡时期，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在主观指导思想上仍沿用着“过渡时期”的那一套路线政策。在这之后的，就是以推行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第二阶段，即现阶段。
这两个会议，是我国实行社会主义体制改革这一伟大历史运动的发端。
这两个会议之所以成为伟大的改革的发端，是由我国历史具体进程决定的。如果我国不是在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如果我国不是在从1957年到1978年这长达22年的时间中犯有“左”的严重的错误，如果我国未曾经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如果我国经济社会能够顺利发展而非长期停滞不前，如果我国人民不最后起来进行“四五”运动那样的斗争，导致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如果不是邓小平、陈云等在党内有崇高威信的革命家已经参加党中央工作和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负责干部得到“解放”使中央会议的成份有了重大的变化，如果没有这一切，这场社会主义体制改革，是不会以这两个会议为发端的。
应该说这两个会议之所以开得如此成功，是由我国50年代下半期到1978年的具体历史进程决定的。会议回顾和总结以前20多年历史经验教训。结论归到一点，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就是这样来论述在我国进行这一场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的。
应该指出，这两个会议不但从原则上和理论上一般地指出进行这一场改革的必要性，而且还较为具体地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这就是：要坚决改变在建国后基本上从苏联搬来的那一套僵化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写道：“会议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地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这也是回顾和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教训之后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
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不是我国一国孤立的现象，而是当今世界上各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体制改革的问题。这场改革的发生，是有深刻的世界历史原因的。当然，一切社会主义国家中，在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时，人们只知道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怎样的，没有也不可能知道在革命胜利之后究竟应该建立起怎样的社会主义具体制度（即社会主义体制），才最能与本国的生产力的水平相适应，最能促进本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体制，只能是在革命中自然形成的体制。这样的体制不能够很好地适应各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各国最后都不得不普遍要求进行一场改革，实现从这样的体制向凭借较丰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而设计出来的新的体制的转化。
我国的改革是发端于1978年底的这两次会议。别的国家的改革，有的比我国要早些，有的和我国基本上同时，有的比我国要迟一些，还有的现在也许还没有开始。世界上各社会主义国家几乎同时进行这样一场改革，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样的改革，不可能普遍地发生在50年代初或者更早的时间。那时候，整个世界处在战争和革命的年代，资本主义社会处在困难时期，而社会主义社会有一种蓬勃发展的势头，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自我感觉很良好。在那样的形势下，尽管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有一些有识之士，已经看出社会主义各国的现行体制存在严重的弊端，认为有对之改革的必要，但是改革还是不可能列上社会主义各国的议事日程的。因为在那时候，人们不会像现在这样地认识到进行这场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不会像现在那样地认识社会主义的光辉前景依靠的就是取得这场改革的胜利。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资本主义社会走出了战争和革命年代的困难时期，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而在同一个历史时期，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却在指导思想上离开了本质上是必须不断向前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而把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甚至某些曲解奉为教条，思想上僵化，政治上极“左”，在组织上压制党内有不同看法的人，甚至对他们进行残酷斗争，结果使得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缓慢。这种情况，在我们国家中表现得十分突出。这样的世界和社会主义内部的形势使人们对必须进行一场改革的觉悟大大提高，改革于是就成为社会主义世界普遍的潮流。
解放思想是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前提
这两个会议，是以改革的伟大发端载入史册的。但是人们会注意到，在会议中讨论到的问题是很广泛的。在会上还讨论了将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讨论了如何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重大政治问题，如为“天安门事件”进行平反的问题；讨论了“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讨论了农业方针问题等等。尤其突出的是，把讨论恢复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作为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展开了讨论。这一讨论的中心思想是反对个人崇拜，反对所谓“两个凡是”。1977年2月7日，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又重申了“两个凡是”的观点，如果不把这样的观点反对掉，那么以往的错误也就不能克服，而改革也就根本无从谈起。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起始阶段中遭受严重损害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根源。因此，在粉碎“四人帮”后，广大干部和学术界普遍要求在理论上澄清这个问题，纠正这种错误思想。于是1978年5月，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开始，展开了一场旨在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的哲学原理的讨论，使反对“两个凡是”的斗争获得理论上的科学根据。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两次会议中最重要的文件。《邓小平文选》的编者在对这个讲话所作的题解中写道：“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在这个讲话中着重提出了“解放思想”的问题，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指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在这个讲话中鲜明地指出，解放思想是实行改革的必要的前提。对两个会议前进行的那一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讲话中也是从解放思想的角度给以高度评价的。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
10年来的历史进程，就是解放思想与社会主义改革相并进行的过程。改革需要解放思想为自己开辟道路，同时改革的不断向前又令人们觉悟到解放思想的必要和为解放思想提供新的经验资料。新的思维是从历史的新发展中来的，同时没有新思维，历史就不可能有新发展，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个基本的命题。这个命题在今天的改革中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
解放思想这个口号开始提出来的时候，主要是针对在这两次会议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某些人用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禁锢圈内这种情况，同时也是针对那时候在干部当中存在着的“看来头”、“看风向”、“随风倒”现象。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而且认为这么做是正确的。至于习惯于上级怎么讲自己就怎么想，根本不独立思考的现象，就更加普遍了。当时提出解放思想，当然人们都了解它的特定的具体内容。但是大家也都明白，解放思想的意义是长久的和深远的，其内容也会因地因时有所变化的。在这个口号提出之后，我国的改革向前发展了。改革的发展会遇到各式各样僵化思想的阻碍，它们就会有针对性地对解放思想提出新的要求。当然解放思想未必很顺利。有时解放思想的倾向占优势，有时对解放思想怀疑和抵触的倾向占优势；有时解放思想的路子走得正，有时解放思想路子走得不那么正。解放思想的历史也是曲曲折折地前进。应该承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解放思想的历史前进得非常之快，从一般的解放思想发展到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这种再认识不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中间，就是在一般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中间，解放思想的内容都扩展到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10年来在“解放思想”的号召下，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努力下，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上所取得的成就，对于推行我国的改革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这里，我想引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报告中的一长段话：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中，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发挥和发展了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包括：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这是在三中全会上得到充分肯定的）；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的观点；关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的观点（在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中开始提出‘初级阶段’这个概念。在十二大报告中指出了初级阶段具有‘物质文明还不发达’的这个基本特征。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对这个概念开始有比较具体的论述，并用它来纠正在理想问题上、道德问题上的‘左’的思想。而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得到了系统的发挥，提到基本路线基本方针重要理论根据的高度）；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实现现代化的观点（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团时提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的命题。在十三大报告中则更进一步提出了‘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或者是社会主义所允许的。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违反科学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这样一个‘生产力标准’的概念）；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观点（肯定这样一个观点是1984年召开的第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上所作出的一个伟大贡献。它改变了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这样一种传统观念：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再是商品经济，可以不按照商品经济的规律来制定计划，不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看成内在统一的东西，等等。它为社会主义经济提供了一个新的概念）；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对外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的观点（在改革开放上始终存在较为保守和较为激进的两种倾向，因此需要用这样的观点来说服对改革开放的怀疑和动摇）；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重要特征的观点（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讲话中就提出‘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这是针对建国以来我们没有重视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作出的论断。在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中强调地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了决议）；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这两个基本点相互结合、缺一不可的观点（这个观点是十三大报告特别强调的）；关于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来实现国家统一的观点（这是1983年邓小平提出的、非常重要的创造性的观点，它对于实现国家统一正起着很大的促进作用）；关于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观点；关于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外国共产党和其他党的关系的观点；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观点，等等。”（本段括号内为作者的话——编者）
这十二个观点是十三大报告作出的概括，比较全面，但也还只是最重要的。从这个概括中可以看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大的九年中，由于解放思想，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这个课题上，我们取得了何等巨大的成就。
更深层次的问题：对社会主义再认识
在十三大后，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对社会主义再认识又提出了更深一个层次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推进我们认识的发展，使得我们对当代世界当代中国有透彻的认识。1978年底这两次会议后我们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但问题并没有解决得很透彻。在十三大后我们一定要用几个五年的时间来深入研究中国和世界的大问题。
现在大家都看到，在50年代中期世界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其特征已经不再是战争和革命。十三大报告中写到的十二个观点中最后一个，便是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这不是简单的一句话，其中包括非常丰富的内容。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包括对从资本主义世界到社会主义世界的人类社会总的历史过程的再认识，包括对当代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再认识、对当代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再认识、对当代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间相互关系的再认识、对时代的再认识，等等。这样，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的范围就既包括历史的研究又包括现实的研究，既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内部问题的研究又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外部环境的研究，既包括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又包括对于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重大意义的具体问题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必须能够说明当代的问题，指导当代人类社会进步事业，才能充分发挥它的伟大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必须不断发展。这应该说是一个自明之理。但正是在这样的问题上，常常要同思想僵化的现象作斗争。必须经常记住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解放思想的号召，用最大的努力来从事创造性的理论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
学者们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有各种说法。对这个问题，也的确可以从多方面来考察和发挥。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学说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列宁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不是平列的，它们之间有一个这样的逻辑关系：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和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用它来对当代社会、当代世界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最后找出当代社会当代世界的客观发展规律，看出社会发展、世界发展的历史趋势，得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被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资本主义世界必然让位给社会主义世界的科学结论，并从促进人类进步的根本立场出发，研究实现这种向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动力（即社会进步的主体）何在，并且研究这个主体如何很好地把自己组织起来，积极行动，并在行动中采取正确的策略，有步骤地奔赴这个目标。马克思、恩格斯在一个多世纪之前，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分析解剖了当时他们面对着的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起主导作用的世界，建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作为他们的继承者，我们今天就应该去分析、解剖今天的社会、今天的世界，用新的研究、新的结论来对以前的研究成果作补充，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在今天已经不再像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那个时代那样只有资本主义一种社会形态（把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的存在撇开不说），而有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两种社会形态。对这两种社会形态我们都要作深刻的研究。当代的世界也就因之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并存的世界。而现今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世界不但与100多年前马克思主义所研究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世界比较起来，有许多显著不同的特点，就是与70多年前列宁所研究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世界比较起来也有许多显著不同的特点。世界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一定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对今天的社会和世界进行研究，而对许多原先取得的结论重新作一番考察，使自己在这种再认识的过程中获得提高。
有一种误解，仿佛“再认识”就是从根本上否定传统认识。在强调应该改变传统观点和强调应该维护传统观点的人那里都有这种看法。明白说这样的话的人是没有的，但是作为思想倾向是存在的。其实“再认识”无非就是原有认识的深化，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对新时代中的情况和问题进行研究。研究的结果，应该作出什么结论就作出什么结论。在进行这种研究时，当然会依据以往取得的至今仍然必须坚持的科学结论，会在这些科学结论的基础上前进。
发展马克思主义，出现一批高水平的理论家，
对今后中国之命运关系极大
在这里我想说这样一句话：“发展马克思主义，出现一批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于今后中国之命运关系极大”。我认为一定要把发展马克思主义同今后中国之命运紧紧地连结在一起，才算如实地评价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那个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邓小平还作出它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评价。今天我们说的是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个总的问题，当然更应该说关系到今后中国之命运。我们一定要从这样一个根本的立场出发，坚持解放思想，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运用严格的科学态度、科学方法，通过艰苦的努力来发展马克思主义。
我这里说到“出现一批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因为马克思主义需要一批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去发展。这样的理论家是不能“造成”和“培养”的，而只能是在党和国家的支持和鼓励下自己产生出来的。
应该指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中各个领域——包括其中某些业务性的问题，也是可以起到积极作用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应该发生作用的基本领域毕竟不是那些比较次要的问题，不是那些业务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就在于能够指明历史发展的方向和各国前进的道路。因此对今后中国之命运负有重大责任的人，包括政治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不但自己要特别重视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而且必须用极大的力量去大力支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这方面现状当然是很不能令人满意的。
还应该指出，如果在民主革命时期关于民族民主革命的理论在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是在列宁的著作中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阐述，毛泽东的功绩是把已有的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导致中国革命的胜利。那么在今天，由于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有些尚在探索之中，因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做的事情就不限于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还一定要参与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研究。应该说，把已有的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与本国实际正确地结合起来，也决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现在我们既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研究，从中取得科学成果，又要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与中国实际很好结合起来，在这样两方面的工作中都取得成果。
十一届三中全会及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和胜利闭幕至今已经十年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至今也已十年了，解放思想的号召提出也已经十年了。在这十年中，神州大陆所引起的变化，取得的进步，远远胜过在这之前的30年。回想一下十年前的中国的经济社会面貌，十年前中国人民的思想面貌，再看今天的变化，怎会不欢欣鼓舞。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改革的进展和建设的胜利，这两个会议将越来越显示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在改革中会发生这种或那种问题，遇到这种那种困难，这是前进中的问题、前进中的困难。但是也有人作一种错误的“今昔对比”，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还没有发生过这种现象，现在却……”这样的思想、这样的情况是值得注意的。一定要引导人们向前看，看到十年中取得的进步的确十分巨大，看到现在国家的形势是好的，坚持改革，国家的形势会发展得更好。在今天，的确存在不少需要解决的问题。对此，应该给以充分的重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探讨解决问题更好的路子。用历史的眼光看，这些困难毕竟只是短暂的事情。为了克服它们，采用某些“短期行为”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这场改革的伟大意义和它带来的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光辉前景。我们正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的道路前进，而且正在把道路开拓得更加宽广。在工作中，继续解放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将起着重大的作用。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坚持改革、坚持解放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这是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纪念我国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开始十周年时，我要说的“最后一言”。
（本文是为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即将出版的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集《猛醒的时刻》而写的。本报发表时，作者稍作了一些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