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社会一角
夜晚的北京，一些单位的卫士不尽职守甚至形同虚设。这对梁上君子真是人赐良机——
伸向公物的罪恶之手
本报记者 罗盘
特写镜头：夜幕下的匆匆来客
10月13日晚10时，北京八大处商店。来自河南新县的农民胡存如手持铁钳，撬开门锁，闯进商店，把40多条名烟和大批食品、工艺品装进大麻袋，大摇大摆地向玉泉路方向走去……
北京某汽车传动轴厂，供应科的两名干部拉着大块铁板走出厂门，转手倒卖，分掉赃款，这些铁板，正是他们经手管理、属于工厂的财物……
北京丰台某大厂，三个河北王姓农民，在夜阑人静时，跑到这家工厂偷窃铜线，一次就顺利窃得90多公斤……
这些已经被抓获并受到应有处罚的小偷，只是北京盗窃者中极少的一部分。据对北京44个单位的统计，今年以来，这些单位的经济民警，查获偷窃公物案1466起。今年1至9月，北京市各类企事业单位中立案的盗窃案358起。去年，北京竟有600多个企事业单位发生盗窃案。在大量的被盗物资中，公物占90％！
广角镜头：公家的东西最好偷
在预审室，一个盗窃犯说：“公家的东西看得松，只要我一进厂，就能发现仓库在哪儿，哪儿进出方便，偷公家的东西最容易。”
据了解，一些企事业单位保卫工作漏洞百出，致使盗窃犯频频得手。有段时间，北京市肉联厂的墙上贴着各种各样的保安规定，却没人认真执行，厂里接连被盗走1.5万多公斤猪肉。
一些中央单位的防范措施也不严密。仅驻海淀区的中央单位，去年就发生盗窃案80余起，其中被盗价值千元、万元以上的重大、特大案件40余起。中国科学院北中公司在一间仓库里存放了价值100万元的货物，却没人值班守卫，结果被盗。电子工业部的一个研究所，从1985年底到去年底，接连发生5起大案，该所有的部门被迫停止办公。
长镜头：从盗到倒
过去一提盗窃者，人们往往想到那些衣衫破烂、流浪街头的人。现在的盗窃犯，除了这部分人外，还有国家干部、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个体户等。
公安部门曾对北京市肉联厂进行调查，发现有5个盗窃团伙长期打这个厂的主意，参与盗窃团伙的本厂职工就有40多人。北京无线电厂五车间过去常有产品失窃，公安机关一查，原来这个车间有20多名职工先后盗窃过车间的产品。啤酒厂有偷啤酒的干部，蛋厂有偷蛋制品的工人，钢厂有偷钢锭的工人……偷窃者们普遍存有侥幸心理，认为不会被抓住，抓住了也够不上判刑。
有偷的就有买的，就有运送的。朝阳门、建国门和东直门等处的立交桥下，每天傍晚都有许多人推着架着藤条筐的自行车，耐心等待下班回家的职工们。真有人在此停住自行车，把用旧报纸包着的东西（有的是贵重金属）扔进藤条筐，从小贩手里接过钱。这些收购者来自河北等地，散居在京郊农民家里，每天四出收购，晚上偷运出城。有关部门对北京东郊通县城关乡耿庄村进行调查，这个村紧靠京榆公路，70多个农民开的个体旅店中，有50多个无照经营。这里住有300多名钢铁收购贩子，当时截获的金属材料，装了70多辆汽车。
变焦镜头：教训何时吸取
今年初，北京市监察局通报了20起重大盗窃案中存在的严重官僚主义问题，其中23名领导者受到了行政处分。北京市公安局有关部门也加强防范，到目前为止，已向存在漏洞的单位发出隐患通知单600余张。同时，全市115个单位组建了经济民警，1200多个企业建立了3万人的专职护厂队，市里又成立了11家面向企业的保安公司。在这种情况下，企事业单位的盗窃案发案率出现了下降趋势。
遗憾的是，仍有一些机关领导、企业负责人不把安全防范当一回事。一家印刷厂安全防范漏洞很多，公安部门下达隐患通知单后，这个厂领导还是不理睬。结果，大量汽油票被盗走。案发后，公安人员发现这里的漏洞仍未堵住，第二次下发隐患通知单，厂领导仍未引起重视，时隔不久，厂里的汽油票又被盗窃。现在还有一些单位竟撤销了力量本来就很薄弱的保卫科。对此，北京市公安部门的同志深感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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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和逐步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
孙起孟
我们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建设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从政治建设方面说，至关重要的一项是坚持和逐步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这种制度之发生和发展，起源于中国的具体实践，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实践。中共十三大揭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路线、方针，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这种制度之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需要迫切性。
“既然是多党合作，为什么还要共产党领导？”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多党合作是政治上的合作，共产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政治领导不同于组织领导，组织领导通常地表现为上级对下级的关系，上级令，下级行，上级禁，下级止。在我国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几个政党之间，显然不存在这种上级组织和下级组织的领导和被领导关系。参加合作的各政党的地位是平等的，谁对谁也不能发号施令。正因为各政党都具有宪法范围内的组织独立性，彼此的地位又是平等的，它们在政治上实行合作，就不能没有共同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否则它们就没有共同的政治目标、政治决策，也就失去了政治合作的内容和依据。由此可见，要实行多党派的政治合作，不能设想没有政治领导，取消政治领导实际上也就等于取消政治合作。这样，在我国多党合作中的政治领导的必要性，是可以肯定无疑的了。其次，谁来实行这种政治领导即谁来充当共同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的总设计院或总参谋部？中国人民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饱尝胜利的欢乐和失败的痛苦之后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并在新中国以庄严的宪法形式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下来。中国八个民主党派确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也不是从各党派成立一开始就是这样的，而是经过曲折的漫长道路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才作出如此抉择的。这种政治抉择经过各民主党派的再实践、再认识，现已载入它们的党章之中。再次，为什么会是这样？简单说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辉煌胜利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基础，在新中国，中国人民要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建设，其中包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充当中国人民和各派共同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的总设计院或总参谋部的重任就更不能不落在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当然，这个总设计院之所以能制订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除掉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自身特点和优势以外，还由于它具有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能够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因此中国共产党制订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仅是几千万共产党员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且是亿万群众和各民主党派集体智慧的结晶。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多党合作可以说是互为作用，无法分离，融合成为一个整体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否权宜之计？”回答是：决非权宜之计，而是我国的长期政策。这一点，其实早在建国伊始就已定下来了。现在回顾，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和国际环境中作出这样的战略决策是很不平凡的，表明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制订这条政策，不仅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相吻合，而且和解决台湾问题的指导方针很自然地衔接起来了。至于在“左”的影响下实践发生的种种偏差，当然很不好，但毕竟并不涉及政策本身的改变问题，就在十年内乱期间，“四人帮”也不敢公开否定这条政策，这就足以说明它的深得人心，不可逆转。自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对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无论在认识或者实践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最近，在10月11日中共中央举行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赵紫阳总书记强调指出，这种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它有着很大的优越性，今后我们要进一步努力，在坚持和完善这个制度上下功夫，把其优越性更充分地发挥出来。要在坚持的前提下加以完善、充实、丰富”。赵总书记的这一段话有力地表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决非权宜之计，而是不可移易的长期政策。为了进一步解决问题，建议尽早对我国宪法按中共中央的一贯精神加以补充。赵总书记还就这方面的制度建设提出了重要意见，举如扩大民主党派参与国家事务的决策，共同进行调查研究，制订一些重要政策，逐步增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政府工作，更好地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等等。这些意见，对于贯彻落实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以至发展国家的改革和建设事业，都是十分有利和切实可行的，这里同样有一个是否认真执行中央政策的问题。建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检查工作、政绩时，把这方面的贯彻落实情况列为重要内容，并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订有关的法规，把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统一起来，为充分发挥我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优越性提供可靠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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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汉阴查获一起倒金大案
本报西安11月6日电 最近，陕西汉阴县公安机关查获一起倒卖黄金特大案件。县人武部政委、县委常委刘国柱、人武部办公室主任杨庭战等5名干部与10名贩金、走私人员串通，非法倒卖黄金1811·7克，牟取暴利12万余元。
去年2月至今年5月，汉阴县人武部组织复员退伍军人在河道多处设障采黄金，既不交纳管理费，又不服从有关部门管理，一年多共采淘黄金2418.7克，只向国家交售553克，其它均由刘国柱、杨庭战等人以高出国家两倍的价格转手非法倒卖。
目前，公安机关对人武部非法倒卖黄金所获的12万余元去向正在进一步追查。（赵充增 孟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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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回答一些人大常委委员对标准化法草案的意见
国家技术监督局提交书面说明
认为设立专业和地方标准适合国情
新华社北京11月6日电 鉴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一些委员对标准化法草案提出的意见，国家技术监督局向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提交了一份关于这部法律草案的说明。
一些委员们对于标准化法草案的主要意见是：不同意设立专业和地方标准。因为这样容易造成条块分割，保护落后。国家技术监督局在说明中解释说，标准体制应与国家的经济管理体制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相适应。从当今世界各国的标准体制看，并不完全局限于国家标准和企业标准两级。我国的标准体制也应与我国实行有计划商品经济和我国的现实情况相适应。当前的情况是，我国商品经济不发达，市场竞争机制未完全形成，产品供不应求，粗制滥造的情况还相当严重，企业自我调节也不完善。因此，许多标准还是要管住、管好。标准化法中设立专业标准一级，正是为了适应当前既放权，使企业搞活，又要加强企业管理和政府监督。
说明还说，关于制定地方标准问题，国外有先例，也是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的。第一，我国幅员辽阔，各地资源条件、自然条件和生活习惯不同，经济发展不平衡，有些技术要求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起来，而需要制订各地的标准。第二，现在乡镇企业兴起，新产品发展很快，如果把所有产品都制订出国家标准或专业标准，既无必要，也不可能。目前没有国家标准、专业标准的产品，所占比例很大。如果这些产品都让企业自己去制订标准，势必出现无标生产或标准水平低，产品质量更难控制。第三，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法、药品管理法等法律中，已经明确规定要制订地方标准。因此，地方标准已是客观存在，并且实践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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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起海商侵权纠纷案在沪一审结束
“日欧公司”被判向福建一公司赔付巨款
新华社福州11月5日电 （通讯员翁德云、记者蔡清河）上海海事法院日前对福建宁德地区经济技术协作公司起诉日本国日欧集装箱运输公司（简称“日欧公司”）预借提单一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日欧公司）赔付原告货款损失3972万多日元、货款利息损失人民币34万多元、原告应支付第三人（福安县企业供销公司）的违约金损失人民币23万余元、营业利润损失6133万多日元。这是我国海事法院判决的首例海商预借提单侵权纠纷案。
据悉，1985年3月，福建省宁德地区经济技术协作公司为进口3000台日产东芝RAC—30JE型单冷式空调机，与日本国三明通商株式会社签订了买卖合同，交货期限自同年6月至7月31日。三明通商株式会社在日本国向东芝公司订购了合同约定的空调机，并交
“日欧公司”承运。“日欧公司”作为无船承运人，分别于1985年6月30日至7月25日，两次签发了指名“大仓山”轮已装船的提单。为此，宁德地区经济技术协作公司持提单去福州港在约定期限内未能提到货物。同期，三明通商株式会社通过开证行，却提取了信用证项下的全部货款，宁德地区经济技术协作公司因此蒙受了巨额经济损失，遂委托福建东方律师事务所律师担任代理人，于1986年3月向上海海事法院投诉，上海海事法院受理此案后，“日欧公司”委托中国法律事务中心律师应诉，并作出答辩和反诉。
上海海事法院经两年多的调查取证和认真审理，查明“日欧公司”在签发上述提单时，承运船舶“大仓山”轮根本不在日本港口。法院认为，“日欧公司”签发的货物已装船提单是虚假的，属于对原告的侵权行为，被告应对此产生的后果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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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通过法律手段解决信贷借款合同纠纷
湖南法院追回逾期贷款7500万
本报长沙11月6日电 湖南省各级人民法院，积极审理信贷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从去年11月至今年9月，为金融部门追回逾期贷款7561万元。
近年来，湖南金融部门发放的大量贷款逾期收不回，严重影响经济正常运转。去年四季度以来，全省各级法院派出干警到各金融部门调查摸底，及时组织力量，专项审理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不少法院还组织巡回法庭就地办案，共判决、调处信贷借款合同纠纷案件38500多件。郴县人民法院了解到县农业银行有2700余万元贷款收不回，就抽调7名审判人员组成巡回法庭，用20天时间审结了55件案子，落实和收回贷款54.6万元。
各级法院在审理信贷借款纠纷案件中，还注意通过调查取证、传讯当事人、公开审理典型案件等形式教育当事人增强他们的信用意识和法制观念，自觉归还借款。
（吴兴华 刘庆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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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桑吉内蒂总统游览天坛
新华社北京11月6日电 乌拉圭总统桑吉内蒂和夫人一行今天上午游览了天坛公园。
今天是个晴空朗照、微风吹拂的星期天。总统一手挽着夫人，在导游的引导下，先参观了祈年殿。总统和夫人满怀兴趣地听导游小姐的介绍，时而插话提问。
然后他们沿着通往回音壁的一条几百米长的青石板路——据介绍，这是一条留给天神走的神路——来到了回音壁。在那里总统和夫人对着墙壁呼唤对方的名字。
在圜丘坛，总统和夫人兴致勃勃地邀请他们的随行人员一起合影留念。
下午，乌拉圭贵宾们还将游览定陵和长城。
昨天，总统和夫人一行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了花圈、瞻仰了毛主席遗容并参观了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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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工人事业报》总编辑访华
本报讯 中共中央委员、人民日报社社长钱李仁11月6日晚举行宴会，欢迎保共中央候补委员、《工人事业报》总编辑拉多斯拉夫·拉德夫来我国访问。保加利亚驻中国大使顿切夫应邀出席了宴会。
拉德夫是应人民日报社邀请，于11月6日上午抵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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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学谦会见金永南
新华社北京11月6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今晚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并宴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金永南一行。金永南将于明天离京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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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迟浩田会见葡武装力量总参谋长
新华社北京11月6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迟浩田今晚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葡萄牙武装力量总参谋长莱莫斯·费雷拉上将一行。
迟浩田在宴会上说，中葡两国相距遥远，社会制度也不相同，但是自1979年两国建交以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不断发展。特别是由于双方的共同努力，澳门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从而使中葡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他指出，保持和发展中葡两军领导人的友好交往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
费雷拉说，他相信这次访华将加强两军的关系和友谊。他欢迎中国派军事代表团去葡萄牙访问。
今天上午，迟浩田在军事博物馆前广场上主持欢迎仪式，并陪同费雷拉上将检阅了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葡萄牙客人是5日抵京的。他们还将去西安、上海、广州等地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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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王兆国同香港总督会谈
新华社福州11月5日电 （记者施峥尧）福建省省长王兆国今天下午在同前来访问的香港总督卫奕信会谈时说，在当前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中，中央给予福建的特殊政策与灵活措施将继续实行。福建给予外商的优惠待遇都不作改变，并将保护涉外企业。现在有条件扩大福建同香港的经济贸易合作，这有利于发挥闽港双方的优势，提高两地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卫奕信对此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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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杨西林同志逝世
新华社西宁11月5日电 原青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十二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杨西林于10月21日在成都病逝，终年70岁。杨西林同志追悼会今天上午在西宁举行，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青海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人民政府等送了花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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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民族地区纪行
俄罗斯族的困忧
本报记者 李成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市防疫站管理员瓦林津·别列科夫（汉名叫兰松山）一家，可以说是当今中国俄罗斯族的缩影。别列科夫的父亲是山东省即墨人，少年时到俄国谋生，后来同一位俄罗斯姑娘结婚。1930年，父亲离开苏联回国到塔城找到工作。母亲闻讯，抱着坠地不久的别列科夫赶往塔城。过境时，这位俄罗斯妇女宣布放弃苏联国籍，加入中国国籍。如今她同儿子别列科夫一家在一起。
别列科夫的妻子安塔妮达·海米依洛娃（汉名叫张玉兰），同丈夫的情况一样，也是出生在苏联，父亲也是山东人，母亲是俄罗斯人。在30年代，她随同父母亲回到塔城定居。
别列科夫和安塔妮达有两儿两女，两个女儿已结婚，丈夫的血管里都流着汉俄两个民族的血，排在中间的两个儿子至今还未找到合适的对象。我们到别列科夫家访问时，他的大女儿抱着自己的小女儿让我们拍照。别列科夫这个小外孙女，白皮肤、蓝眼睛、高鼻子、黄头发，是典型的俄罗斯小女孩。
别列科夫老两口都已退休，生活很不错，但仍有忧虑：在新疆的5000名俄罗斯族人中，居住在塔城地区的俄罗斯族人是最多的，几乎占了一半，可是缺少民族学校，好多后生不会讲俄语。
要保持俄罗斯语言，那就要办学校。对此，俄罗斯族人认识一致。但是，办什么样的学校，意见就有分歧了。
8月15日，塔城地委宣传部和行署民族宗教事务处联合为我们的采访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除了别列科夫夫妇外，还有7位俄罗斯人。
座谈会开始不久，他们就对办什么样的学校问题展开了讨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政协委员、塔城地区畜产品总厂工人什外措娃·木霞（汉名叫秦秀梅）说：“我到伊犁开会时，参观过伊宁市俄罗斯学校。学校用俄语教学，课本是从苏联进口的旧课本。第一届学生已经毕业，因为不懂汉语，就业有困难，只好留在学校当教师。我们塔城地区可不能办这样的学校，咱们在一些小学增加俄语课就行了。”接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代表、塔城市第五小学教师玛丽亚·诺维克娃（汉名叫徐家芝）说：“我是两届自治区人大代表，每次会上都提出成立俄罗斯小学的建议，但问题至今没有解决。我们是中国的俄罗斯族，办伊宁市那样的俄罗斯学校根本行不通。我们的娃娃在俄罗斯小学毕业后，再上汉族中学，得让他们了解中国的历史。”听到这些议论，别列科夫坐不住了，放开嗓门大声说：“我看还是要成立俄罗斯学校，我已写出报告，这样的学校不仅使我们的娃娃能讲俄语，而且可以从他们当中培养出高级翻译人才……”塔城地区幼儿园会计（现已退休）妮娜（汉名叫张桂芬）打断他的话说：“你要办俄罗斯学校，我是坚决不送自己的娃娃入学的。我们的娃上学，是为了就业，不学汉语怎么能就业？就拿我和别拉老人的女儿来说吧，我上的是汉语学校，我当上了干部；她上的是俄罗斯学校，至今没有工作，生活很困难。”全国人大代表、塔城市第一小学教员什瓦廖娃·尼娜（汉名叫姜凤英）接着说：“我的爱人是汉族，到我们娃娃这一代俄罗斯语言根本就不行了。我看办俄语夜校就可以了。”听完尼娜的发言，别列科夫激动地说：“不学本民族语言，再让自己的娃娃找汉族人结婚，还有什么俄罗斯族？”这时，我才明白了他的两个儿子为什么至今还没有结婚。于是，我在下面小声地跟他说：“老兰，你也不要太固执，要改变观念。你的儿子不一定非找有俄罗斯血统的姑娘结婚不可，其他民族的姑娘也可以嘛。”他笑了笑说：“这当然，决定权在他们自己手里。”
七八天后，我们到伊犁地区采访，在伊宁市民委的办公室里，碰到俄罗斯学校校长尼娜·格丽什娜（汉名叫刘书琴）。这位50多岁黑头发、黑眼睛、高鼻子的俄罗斯族妇女，是自治区政协委员、伊宁市政协常委。我问她：“怎样解决俄罗斯族的困忧？”她回答得很干脆：“外国不是有‘唐人街’吗？我看拨出两幢楼房，让分布在伊宁各处的俄罗斯族人集中居住在那里。这样，青年们找对象就会容易，娃娃们上学也就方便了。”我把塔城的俄罗斯族同志对她的学校的看法转告给她，她说：“我们已注意到这些问题。”
（附图片）
俄罗斯族别列科夫夫妇和他们的小外孙女 杨功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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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华联新闻摄影比赛
代人捉笔者说
代人捉笔在许多城市已成一行。图中的他正为妙龄的她代写信。他说：“我每天应接不暇，青年顾客不少。”我听后心里一阵苦涩。
徐殿奎摄于合肥市四牌楼邮局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