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
临川为何才子多？
吴志成
最近，我有幸到江西省临川县参加了一所中学的建校十周年庆祝活动，校长向大家报告了几个令人振奋的数字：十年来，全校已毕业的1574名高中毕业生中，有1187名考取了大中专学校；1984年就有5名学生考取了中国科大少年班；至今共有20名学生考取了科大、清华、复旦等名牌大学；数十人获得或正在攻读博士、硕士学位，有的还在美国、日本、苏联等国留学。
这所学校才创办十年，就出了这么多少年才子，实在不愧是“才子之乡”，才子的摇篮。
“临川出才子”由来已久。大政治家、大文学家、被列宁誉为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就出在临川，被称为“东方莎士比亚”的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也出在临川，晏殊、晏几道等著名文人也出在临川。
校门写着几个醒目的大字：“为振兴中华而苦读”。苦读、守纪、求实、争先，这是临川出才子的一个奥秘。校园里，每当东方泛白，就响起一片琅琅读书声，夜幕降临，一间间教室里，灯光通明，鸦雀无声，一片寂静。广大执教者更是付出一腔心血，全县各级党组织对他们非常重视、非常尊重、非常信赖，他们自己也为能造就新的一代“临川才子”而感到欣慰和自豪，提出“造就临川才子，热血报效国家”。
正因为有了动力，才出现了学生苦读，老师苦教，师生共同拚搏的局面。
此外，社会、家庭也能苦熬。这个县有个不大富裕的村子，却盖起一幢四层小学教学大楼，鹤立鸡群。那里的干部群众都说：“国家搞四化，教育要为本。我们宁愿勒紧裤带，也要把这件大事办好。”万丈高楼平地起，教育也要打“地基”，倘若不是他们下大本钱，打好基础，就不可能有今天的人才辈出。有一次，我来到这个县的一个偏僻山乡，乡党委书记津津有味地向我谈起他们这个山乡中学毕业生升学率是如何如何高的情况。正说间，一位中年妇女迎面走来。他指着她说，她家五个孩子就有四个考取了大专院校。一个普通农家能出这样多的人才，细问之，原来是她在孩子读书问题上舍得投资。她说，“我和老伴披星戴月，赚几个钱确不那么容易，但钱财要为人才服务，舍不得山鸡引不来凤凰。眼前我们是苦一点，咬紧牙关熬几年就过去了。”
把眼光放远些吧，不要被人欲横流迷住了眼睛。为振兴中华而苦读！苦教！苦熬！这是全民族度过难关韧性战斗的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也是临川才子多的关键所在。
第8版(副刊)
专栏：
莫干山话竹
陈伯吹
旅游，诚然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乐事。仅就游山来说，只须谈到泰山、黄山、庐山、衡山、长白山或峨眉山时，不觉眉飞色舞，津津乐道。可难得听说莫干山，以其又小又不高，在旅游者的心态上，没几多分量。然而海不可斗量，山也不可貌相。唐代文学家刘禹锡说得好：“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如果换句话说：“山不在高，有竹则秀。”莫干山岂不是当之而无愧？
莫干山地仅占4000亩，高度只有700米，当然进不了大山、名山的行列。但如若深入观赏，细心体察，宏观中不扬弃微观，那就不致于以貌取“人”了吧。看天桥，龙潭，观瀑亭，芦花荡，荫山洞……如能“万物静观皆自得”，就会爱上莫干山那独特的景色，毋须抚摩干将莫邪的试剑石，也不须濯足在微波轻漾的剑池，感到快哉此游而心满意足。
是的，人各有志，景物兴趣，审美观念，不尽相同：有的爱热闹，徜徉在旅舍、茶肆、饭厅、大会堂的荫山街上；有的爱清静，一人独坐清凉亭，然后漫步登上旭光台，享受自然界的清福；有的爱活动，健步奔赴观日台，看罢日出，兴犹未尽，注目山谷中若隐若现的花坑水库；有的远至怪石角，争睹耸立五丈高的巨石，既奇且怪，势如累卵，三折迭危立不动；有的爱曲径通幽，沿着林深人不知的小石子路，绕过石块砌筑的石屋，徐步跨入问津亭，默默地坐看四围冈峦起伏，陶醉在宁静的绿色世界中，不知不觉黄昏日暮，舍不得也得舍离夕阳无限好，踏着淡淡的月光，不如归去；有的爱早起，经常遇上满山浓雾，却不懊恼，自得其乐地吟起刘大白的《莫干山上的风雨》诗句来：“朝朝暮暮，尽是风风雨雨。挟着些云云雾雾，向高山喷喷吐吐……”
而我，将何所游？何所得？
上山的第一天，自山麓上至坐落在屋脊头的武陵村，村屋在此山东北角的最高处，一路上车窗外一闪而过的尽是幽篁修竹，不觉浮漾起“此山多竹！”的印象。汽车盘山而上，几乎满山皆竹，即使称它为“竹山”，一点儿也没夸大。尽管山路旁也耸立着一株两株的黄杨、银杏，翠竹的挚友老松也偶而见到，可总掩盖不了“山有琅玕万个青”的好风光……
第二天，起早，不等雾散，循着昨天上山来的路，渴望欣赏那延绵不断的竹林。走着，看着；看着，走着，不觉到了三叉路口，眼前是一丛叶片浅绿微黄，带有紫色条纹的丛竹，禁不住要止步仔细端详了，“是什么样的一种竹？这般又矮又细又嫩？”正在沉思默想的当儿，背后响起匆促的脚步声。赶上来一老一小，他们以为我呆呆地站着，迷失路途了，放下肩上装毛笋的麻袋，喘了一口气，小的抢先问了，“先生，您上哪去？”不等我回话，老的紧接着说开了，“您上观日台向右上坡走；要去荫山街邮局投信，请转弯下坡走。”我点头向他们道声谢。尽管他们不知道我这个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大片大片的竹林深处，可这份盛意，使我心里头赞叹着：“山里的人多么诚朴啊！”
我右转上坡走了，数不尽的竹，看不完的绿，从高处越林穿竹而下的两位姑娘，发现我这个从外地来的游客，停停又走走，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我先搭话了：“早上好！摘竹笋？”年长的一个羞答答地“唔，唔，”声音很低。小的一个却落落大方，“是嘛，一半儿留着自家吃，咸菜竹笋汤；一半儿谁要就卖。”说着，一双黑而发亮的眼睛，直盯着我。我正踌躇着怎么回答才好，她又开口了，好伶俐，“买不买，您随便——”话突然一转，“咱这儿长50多万枝竹；全国有300多种竹，这山上就占了一半！”那种“家乡好！”的得意样儿，喜形于色。
我倾听着，喜欢这个穿红格子花布衫的小姑娘，尽管不大相信她所说的数据，却佩服她的知识面不小，能在陌生人面前大胆地诉说，不简单！
她们闪入竹林中去了，正是林深人不见，我只能踽踽独行，边走边想：“光是莫干山如此多竹，‘岁寒三友’中该有它的一席地。”
我不禁问自己了：陶渊明独爱菊，周敦颐独爱莲。一个爱寒霜中黄花犹艳；一个爱盛暑里亭亭玉立，出于污泥而不染。他们各有所爱，也各有所寄，无非是借物明志。至于那位一再被谪官的王禹偁，居住黄岗竹楼，不嫌其简陋而反自矜：“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说得多么轻巧，听来倒是一位乐天派的达观主义者；只恐是处世哲学的内心独白吧。
我当然不敢高攀，自附风雅，说不出口地说“我爱竹！”但是我在莫干山上，几乎处在竹的王国之中。只见千竿万竿，挺立，高洁，青青翠翠地多么秀丽而有生气，朝气，能不爱它们吗？何况这回十二级以上的强台风，窜向杭州湾登陆，到处肆虐，也侵袭到了莫干山，可全山竹林，依然一片青光绿影，怡然无恙。纵有一、二枝叶落竿折者，但那宁折不屈，正气凛然的气概，能叫我不爱吗？我能不爱刚毅抗暴的莫干山竹林吗？……
第8版(副刊)
专栏：山川风物
曹娥庙碑廊
高志林
浙江上虞曹娥江畔曹娥庙内有一座碑廊。它小巧幽雅，廊内真迹甚多；它颇具江南民间的建筑特色，将木雕石刻和会稽派盆景艺术融于一体，寓碑廊于古典庙宇之中。
曹娥庙是为纪念东汉孝女曹娥而建的，曹娥碑廊则是最近新辟的。它与蔡卞手书宋碑毗邻而居，相互辉映。据当地文管部门的同志介绍，此碑廊是把散落在梁湖天香楼等地的古碑名碣集于一廊，收藏陈列有宋、元、明、清四代98位书法家的墨宝真迹共120余块191幅。分有《天香楼藏帖》、《天香楼续刻》、《诒晋斋法书》和《刘梁合璧》四部分。为清代著名收藏家、内阁中书王望霖收藏，金石家范圣传等汇刻而成。其中主要真品均有王望霖撰写来源出处，并题签书跋，可谓是精华荟萃，名珍聚集之碑帖。
王望霖，号石友山人，精通书法，有藏书数万卷，且善鉴名人墨迹，择优精者，钩摹镌石。《天香楼藏帖》共8卷，分别收有宋苏轼和米芾的行书，元赵孟頫的行草书，称为“明末四书家”的“邢、张、米、董”的书法，明“吴门四才子”的“唐、祝、文、周”及会稽徐渭的书法真迹等。它始刻于嘉庆元年，至嘉庆9年完工；《天香楼续刻》共二卷，主要有双探花姜宸英和王文治的墨迹，分别刻于嘉庆14年和道光15年；《刘梁合璧》1卷，择清宰相刘镛和学士梁同书的书法真迹，刻于道光6年；《诒晋斋法书》为清乾隆皇帝第十一子永瑆（号诒晋斋主人）的墨迹，刻于道光13年。
以上12卷书法真迹的收藏到石刻，王望霖共花去了40年的心血。但这只仅仅是他收藏书法真迹中的1／2，还有1／2的书法真迹，现有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着。
第8版(副刊)
专栏：
秋天的怀念
李勇浓缩枝头历历是初恋的孕育风的呼吸悸动情绪回想划过透明的磷片点燃相思的枫叶季节熟透赤裸着壮年丰美的胴体知流霜已在鬓边结茧玉兰花的微馨偏夜夜侵入梦中叮嘱珍惜所有的故事已潜潜溶入生命的回声或喜或悲纵然集结成一种颜色而有一只歌永远绽放千万种艳丽奉献每一滴血安详地等待那个结局
第8版(副刊)
专栏：品书札记
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一项“大业”
——读黄拔荆著《词史》（上卷）
周旻
近年来风闻有数家治词史者星夜撰写《词史》巨著，读者翅首以待久矣。这热望传达了几辈人对这项研究的关注。终于，黄拔荆同志以治词史者的特识，为这项被夏承焘先生誉为“千秋大业”的古典文学研究的艰巨工程，又奠定了一块坚实的基石。这便是福建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词史》（上卷）。
词史的编辑与出版，解放前曾有王易的《词曲史》，刘毓盘的《词史》和胡云翼的《中国词史大纲》，但因草创阶段，只能或就词论词，或单举词作如词人点将录，均未能概括词史全貌。建国以来，特别是近年来，词学研究有了新的面貌，这自然要求有一部乃至几部有分量的著作。
《词史》的作者既注意政治经济的发展对词史的影响，又注意宏观鸟瞰与微观辨析相结合，不但涉及前人研究较多的唐宋词，而且在两宋民间词史、金元词史等陌生领域，也以拓荒者的勇气，悉心耕耘。
《词史》认为，自晚唐至两宋，词的发展基本上是一部文人词的发展史，但民间词在文人词高度发展和繁荣的宋代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同时在下层社会传唱不衰。书中举出四种类型的民间词作者：下层失意的知识分子；中下层妇女；粗通文墨的市井小民；无名氏作者。对于上述作者所作的三百余首历尽非难与摧残而幸存的“劫灰”，《词史》以“两宋民间词人”、“两宋民间词的思想内容”、“两宋民间词的艺术成就”等节予以全面论述。其中尤以分析民间词是“活词史”的见解最为精彩。词是隋唐民间的乐调，它有两个特点，一是香艳和俚俗，二是口语化合律。但词到了文人手中之后却渐渐地由可歌的口头文学变成不能唱的案头文学。而两宋民间词却一直保存着合律可歌的优良传统。例如该书作者从吴曾《能改斋漫录》中摘引冯延巳《长命女》（“春日晏”）被改为《雨中花》（“我有五重深深愿”）的记载之后分析道：“文人作品与民间趣味往往是格格不入的。一般来说，除了文字艰深，不易被人欣赏之外，作品之所以被变更有两个原因，一是难以合律，二是时时改为新的唱法，冯词的被改，看来主要属于后面两个原因。”并根据宋人“前辈好词甚多却不能唱，而秦楼楚馆所歌之词乃多是教坊乐工及市井做赚人所作，只缘音律不差，故多唱之”的说法而点明：“这才是唐宋以来词的传唱实在情形。两宋民间词就保留了这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因此可以说，只有民间词，才能使我们看到词本来的真正面目，才是真的，活的词史”。这就充分肯定了民间词作为民族文化存在的重要意义。同时民间词又以内容尖锐的政治性和强烈的现实性，以及作为民间通俗文艺兴起和发展的艺术成就、大众审美意识的自觉，弥补了文人词的不足，为整个宋代词的发展增光设色。
《词史》（上卷）止于金元，上述介绍已初见此书的规模与特色。我们希望黄拔荆同志早日完成全部《词史》这项大业。
第8版(副刊)
专栏：
雪野（中国画） 孙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