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革命回忆录)
专栏：
大军进沈阳
余建亭
1948年10月15日锦州解放后，党中央电告东北局，准备接收沈阳，由陈云同志担任沈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当时北满、辽东及西满地区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群众已发动起来，在东北广大区域已建立党的组织和解放区政权，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已初步形成，但辽沈战役还在进行中，廖耀湘兵团尚未被歼灭，沈阳、抚顺、鞍山等地还没有解放。
陈云同志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担任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接中央上述电令后，在哈尔滨开始筹建沈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10月27日东北局决定了沈阳军管会人选，抽调4000名新老干部，由陈云同志率领接收沈阳及周围几个工业城市。
10月31日军管会在开原召开了第二次会议，陈云同志宣布了接管沈阳的方针、方法、分工及注意事项等。同时指出：沈阳是东北最大城市和工业中心，沈阳的解放意味着东北全境即将解放，把接管沈阳的工作做好，使它不受破坏，迅速恢复生产，可以有力地支援全国解放战争。辽沈战役的胜利预示着平津不久将解放。接管沈阳可以为关内接管各大城市提供经验，因此接好管好沈阳对建设东北和支援全国都具有重要意义。会后军管会转移到铁岭。
11月2日沈阳获得解放，军管会从铁岭起程，乘卡车于黄昏时进入市区。这时辽沈战役刚结束，沈阳市内到处是国民党的散兵游勇，他们已被缴械，但仍穿着国民党的军服在大街上游荡。军管会一进入市内立即按预定部署开始工作，迅速贴出了事先印好了的军管会布告，安定民心。
接收工作进展很快，入城的第二天，市内就恢复了供电，电灯亮了，电车开动了，电话也可以启用，开始办理同抚顺、本溪等城市的电报业务。工厂、学校组织了护厂委员会、护校委员会，加上地下工作人员的配合，工厂、学校、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房屋、设备器材、仓库物资一般没有遭受破坏。
沈阳是东北国民党军队的指挥中心，又是军需补给基地。仓库里贮存大量炮弹、子弹、炸药、雷管、炸弹等物资，另有大量弹药在仓库附近未卸火车。解放后头几天敌机轰炸目标，首先就是这些地区。如果重要弹药仓库或上述火车被炸，沈阳可能半城被炸毁。军管会各部门从哈尔滨带来了技术干部及技工几百名，他们立场坚定，技术熟练，与沈阳职工相结合，奋不顾身地积极工作。在我们进入沈阳的当天夜晚，军管会铁道处组织铁路员工在敌机轰炸及各种困难的情况下，把3列满载炮弹的火车，拉到沈阳至丹东线上一个小车站附近。同时疏散仓库中的军火物资。经过几个昼夜的奋战，保存了大量弹药未受损失。
由于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我军纪律严明，军管会制定了各方面的具体政策，采取了有力措施，入城后接管工作顺利，社会秩序良好。许多长期没有开工的工厂很快恢复了生产。
军管会确定接管沈阳的方针是“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原封不动是指按原建制接收，先稳定下来，逐步改造，先接后分是指各部门只有接收权，没有占有权，支配权，档案与资产一律不准搬走。这个接管方针得到了认真的贯彻执行。实践证明：接管沈阳的方针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当时如不采取这样的方针，沈阳及南满各工业城市势必很乱，势必遭受破坏，不能迅速稳定下来，恢复与发展生产，有力地支援大军入关、解放平津。
在进入沈阳以前，陈云同志对入城后的粮食政策和金融物价政策做过具体指示。他指出：沈阳粮食价格应该比铁岭、开原高一些，应根据成本加运费及合理利润制定价格。入城后如粮食的市价低，贸易局可用适当价格收购农民运进来的粮食。加上国营贸易公司调运一部分以及接收敌人的存粮，就可以保证沈阳市的粮食供应。同时又指出：沈阳物价不宜低于老解放区，否则市场上的大量物资会隐藏起来，对我们不利。贸易公司定价格必须恰当，高到什么程度或者低到什么程度都要很好研究。由于贯彻执行了这些具体方针，沈阳解放后粮食供应充足，物价稳定。
军管会入城后一开始就着眼于恢复与发展生产，稳定经济。因此密切注视市场动态，关心能源及运输。由于指导思想明确，沈阳及周围地区的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军管会在进行接管工作的同时开展了群众工作，采取各种方式向广大职工、学生及城市居民宣传党的政策。为此设立了群众工作委员会，利用复工前的时间对职工讲大课或办短期训练班，联系当时群众中存在着的一些思想问题进行政治及形势教育。普遍推广护厂委员会、护校委员会的经验，协助领导完成各项行政任务。
在军管会召开的会议上陈云同志明确指出：“党群工作的重心应该放在国营大企业中，要依靠地方党去做，不依靠地方党委，群众工作是做不好的。北满的实践已经有这个经验。”“工厂里有机器设备、原料和人，这三者以人为决定因素。”因此必须做好群众工作，提高群众觉悟，同时要关心群众生活。
军管会指出：工厂和企业迅速复工是保护工厂、安定人心、解决职工生活问题的最好办法。恢复生产越快，工厂保护会越好，职工生活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军管会进入沈阳后立即部署修铁路，恢复生产。由于事先组织了抢修队并随带了材料，因此，11月3日就修通了四平到沈阳的铁路。到11月25日运输量已等于哈尔滨铁路局，每天有96列客货车进出沈阳，绝大部分工厂也已经恢复生产。
入城后5天，各国营工厂和机关公教人员发了生活维持费，11月份发了临时工资。军管会多次开会讨论职工工资问题，研究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和日本占领时期的工资水平以及我们的工资政策、当前应采取的措施。曾调拨10万斤粮食救济贫苦工人，对群众手中的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金元券允许兑换一星期，因定价较低促其自动流向国民党统治区。
军管会在入城后两个月召开了接收经验总结会。与会同志认为沈阳接收是成功的。客观条件是敌人来不及破坏，本身没有被打烂。更重要的是在我军取得巨大胜利的形势下，正确的接管方针和城市政策及地下党的工作配合迎来了人心大变的新局面，过去的正统观念改变为人心向往共产党。正是在广大群众的协助下，我们迅速查获了敌特电台设备80余部，收容并处理了7万散兵游勇，从而有力地巩固了新解放区。
第5版(革命回忆录)
专栏：
往事历历忆刘帅
鲁瑞林
人民爱戴的刘伯承元帅离开我们整整两年了。然而，从战火纷飞年代到建国初期的近20年里，我在刘帅身边工作期间耳闻目睹的他的教诲和懿行，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他那魁梧的身躯，慈祥的面容，洪亮的川音和古名将风范，不时在我眼前浮现，在我耳边荡漾。
（一）
刘帅是足智多谋、用兵如神的常胜将军，这是举世皆知的。但在我心目中，他还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导师。
旧的社会环境，使我从小失去了系统受教育的机会。
我的文化程度低，刘帅是知道的。他要我好好学文化，并耐心地教给我具体学习办法。他说：一个是每天写日记，把经历的重要事情、感受记下来，可以备忘，还可以锻炼思想的条理化，提高写作能力；一个是多读书，先坚持看完《水浒传》、《老残游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三本书，逐渐养成读书习惯，从读书中吸取营养，丰富自己；再一个是经常总结工作经验，写工作总结。他打了个比喻说：经验好似一堆零散的钱，理论好似一根钱串子；用理论把经验总结出来，条理化，就像用钱串子把零散的钱串了起来，好拿好用。
遵循刘帅的教导，我坚持每天写日记，不管战斗多么频繁，工作多么劳累，当天经历的重要事情都记下来。到了1947年，已积累了两箱子日记和工作笔记。当时我任太行军区司令员，奉命带了一部分同志组成前方指挥所，赴前方指挥战斗。临走时，这些东西留在了军区；可惜后来被烧掉了。以后写的日记，其中60多本，在十年内乱中我在昆明军区工作时，被抄走了；粉碎“四人帮”后，才找了回来。刘帅规定我读的那三本书，在战争年代很不容易找到，费了好大劲，才在一些老财家里陆续借到了。我如饥似渴地读着，硬是坚持看完了，而且对看书也越发感兴趣了，于是自己又找了《红楼梦》等书来读。那个时候，不仅找书不容易，要挤一点看书的时间更不容易，行军打仗之余，只好就着油灯夜读。有时实在困得支持不住，但一想到刘帅的教导，想到刘帅年纪那么大，又有一只眼睛失明，指挥千军万马打仗之余，还靠着放大镜苦学苦读、著书立说的情景，自己的劲头也就来了。按照刘帅教导，我还经常总结工作经验，把感性东西上升为理性东西，这对我个人的提高，对工作的推动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有些还在报刊上发表，如我写的《祁县格子网》等。可以说，正是刘帅的循循善诱，才使我学到一些文化知识，逐步缩短了文化程度同工作需要之间的差距。
（二）
刘帅每天运筹的军机大事不知有多少，但他从不忽视通过对具体工作的细致指导，来培养、提高干部的实际本领。
1939年6月，我从中共北方局党校学习回来，被调到先遣支队任副司令员。在这同时，刘帅和邓小平政委还交给我一项任务：要我到职之前，以受刘伯承师长委托的名义，先到河南省武安县拜访国民党冀察游击第二路第二师的范子侠，请他来一二九师师部一趟。当时，范子侠倾向于我八路军，但国民党顽固派军队鹿钟麟部也在拉他。派我去请他，主要是为了进一步摸一下他对我军的态度，以便更有效地给他做工作。而我，由于在较长一段时间里搞的是政治工作，对任命的新职务内心感到把握不大；对去摸范子侠的态度，具体如何摸法，心里也没什么数。正在这时，刘、邓首长找我谈话。我谈了自己的想法后，刘帅亲切地鼓励我勇于承担起新的重担，并说：你虽是副司令员，但主要做政治工作。他特别对我如何去摸范子侠的态度，作了具体筹划。他要我到武安地区后，先不去先遣支队，而要先到范子侠设在武安县西井的司令部，找一个叫窦力新的人。窦是我们派去做范子侠工作的同志。找到他好了解一下范子侠最近的情况，然后由他带我去见范子侠。刘帅说：“对于范子侠，你要用‘激将法’。告诉他，你是受刘师长的委托前来拜访他的，说刘师长有要事需要同他商量，请他尽快去师部一趟。然后，就观察他的态度。如果他痛快地表示要来，就意味着我们可能将他争取过来。”
接着，刘帅交给我一本明码电话簿，要我把了解到的情况很快报回来。邓政委表示同意刘帅的话，要我照着去办。
首长的谈话，使我对完成新的任务，有了信心，有了办法。到了范子侠司令部驻地以后，窦力新同志向我介绍了情况，并很快领我去见范子侠。我按刘帅的交代向范表明了来意，转告了刘帅对他的邀请。他听了以后，连声说：“好的，我去，明天就去。”我很快将范的回话向刘帅作了汇报。不久，范子侠请求我们改编他的部队，被编为第一二九师平汉抗日游击纵队，范子侠任司令员。后来，范子侠同志在与日军作战中英勇牺牲了。
（三）
严于治军，特别强调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是刘帅军事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常说：“自身正不令而行，自身不正有令不行。”并为我们作出了表率。
1937年9月6日这天，我们一二九师在陕西省三原县石桥镇的一块空地上，举行奔赴抗日前线誓师大会。会场气氛庄严肃穆，天空乌云滚滚，大雨如注。我们全师指战员在雨中一动不动，接受刘帅和其他师首长的检阅。刘帅等领导同志像钢铁巨人一样泰然自若地屹立于大雨中的露天检阅台上检阅着我们！刘帅当时已是40多岁的赫赫有名的大将军，在大雨中检阅部队，连雨衣也不披，实在叫人感动，钦敬！他是在用模范仪表教育我们，作为一个军人，要养成坚毅勇敢的性格，一往无前的精神，不怕狂风暴雨，敢闯刀山火海。
刘帅强调治军要严是有科学依据的，是从战争和建军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规律性的东西，是违背不得的。在他著名的“五行”术中，有“时间”一行。战场上，瞬息万变，往往时间上的少许差误，会造成血的损失。1942年5月，反“扫荡”战斗中，刘帅在作战命令上规定了师政治部移动的具体时间，但师政治部延迟了20来分钟才移动；而且在移动中，又没有完全按照他指定的路线走，结果落在敌人的包围圈里一个多星期出不来，处境非常危险。后来，刘帅派李达参谋长带兵重返包围圈，亲自指挥，才使师政治部突出重围，转危为安。而其它严格按照刘帅规定时间转移的部队，都早已巧妙地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转入安全地带。
刘帅艰苦朴素，克己奉公的作风，更是感人至深。1942年，频繁的战斗和繁重的工作，劳累得刘帅有一段时间眼睛看不到东西。医生建议给刘帅买点白糖，喝喝白糖水，败败火。但是，刘帅知道白糖的价格后，说：太贵了，不能买，多喝些白开水就行了。
刘帅在家庭生活中，对子女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听汪荣华同志讲，刘帅在世时经常同她说，对孩子，让他们吃饱穿暖就行了，不要养成优越感，不能特殊化；心灵若被腐蚀，药也医不好。这富有深刻哲理的话，很值得人们深思！
第5版(革命回忆录)
专栏：
当之无愧的楷模
——怀念敬爱的黄克诚同志
丛树品 李振墀
两年前，黄克诚同志走完了他人生道路的最后一程，溘然长逝。每当回忆起过去同他在一起的日子里，心中油然激起无尽的哀思和深切的怀念。
人民公仆的赤诚之心
五十年代末，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一系列不正常的做法和种种错误倾向，给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后果。黄克诚同志对此忧心忡忡，焦灼不安。他曾同一些地方上的领导同志商量，试图通过采取某些灵活措施以减轻人民群众的困难。可是，事情的发展使他意识到，单靠几个人的力量来改变哪怕是局部地区的现状，已无济于事。于是，在1959年于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尽管他已得知大局已定，中央正准备对彭德怀同志展开批判的情况下，仍毅然决然地向党中央提出批评和建议，期望中央带头并通过全党的努力，切实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然而，他的赤诚却换来了一顶“反党集团”的帽子，遭批判后卸职罢官。这时，他所担心的并不是个人的荣辱进退，而是国家的命运前途和人民群众的疾苦饱暖。他在接受审查期间，闲住家里，经常到郊区去看庄稼的长势，找老农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一听说天旱缺雨，他真比农民还焦心。夜里睡下之后，一听到外头刮风的声音，他就披衣而起，在院子里转来转去，仰望天空盼着下雨。只要一下雨，不论是白天是黑夜，他总是把洗脸盆端到院子里接雨水，以测量降雨量大小。雨一停，他就马上跑到郊区问老农：雨下透了没有？旱象是否解除？有时日子长了不下雨，他就寝食不安，嘴里不停地念叨：“又旱了，农民要遭殃了。”这期间他赋闲在家，曾填写过一些诗词，记得其中有这样两句：“蜇居矮屋看盛世，漫步小园度白头。惟愿天公不作恶，五湖四海庆丰收。”表达了他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
黄克诚同志珍惜国家和人民的一草一木，从来是一丝不苟的。公家的资财哪怕是浪费掉一分钱，他都心疼得不得了。他历来以善于为人民管家理财受人称道。五十年代中，中央领导同志曾赞许道：“把钱交给黄克诚用不着担心，他不会乱花一分钱。”他在中央军委工作期间，一贯严格掌握行政和军费开支，提倡勤俭办事、勤俭建军，尽管当时国家拨给的军费很有限，但他仍千方百计地多节余一些经费用来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对于某些大手大脚乱花钱的现象，他总是痛心疾首地批评道：“真是败家子作风！不像共产党人所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重新担任了党和军队的领导职务，有关部门看到他住的房子太破旧，夏天漏雨、冬天透风，曾多次动员他翻修或搬迁，他都不答应。他对来动员他翻修房子的同志说：“我们国家还很穷，群众住房更困难，许多家庭是几代同堂住一间屋子，我现在住房条件比起他们来，不知要好上多少倍，不翻修也照样可以住，节省点钱用在当用之处吧。”他住的那间房子因年久失修，房顶板已腐烂。有一次从屋顶掉下来一块朽木板，就落在他的床边，幸好没有砸着他。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同意翻修房顶。但他听说房顶全部翻修要花几万元钱时，就坚决不同意，说：“哪里坏了就修哪里，何必全部翻修呢？能节省一点是一点嘛！”为了他平时洗澡用水方便，有关部门决定给他家就近接通热力管道，预算拨款手续都已办妥，线路也画好了，正准备施工时，他听说接热力管道需花3万余元钱，就坚决予以制止，说什么也不准施工。直到他逝世，他家住的依然是那所旧房子，热力管道也始终没有接上。
普通一兵的艰苦本色
黄克诚同志一辈子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从来不知追求个人享受。他平时穿的衣服不是到了实在不能再穿的程度，是舍不得换掉的。他病重住进医院时，医护人员见他身上穿的衣服，都感到奇怪，悄悄问身边工作人员：“黄老平时是否就穿这样的衣服？”我们回答说，一贯如此。医护人员很惊讶地说：“真没想到。”他平时吃饭每餐只有两个菜，招待客人再另外加两个菜，这已经成了他家多年来的规矩。他自己生活俭朴，花钱精打细算，但帮助人解决困难却毫不吝惜。从实行薪金制时起，他就每月从工资里拿出100元钱，用于资助几位在大革命中牺牲了的烈士的遗属。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坐班房停发工资以外，始终没有间断过。
他早年患有支气管炎症，因家里贫穷，无钱医治，便留下病根。参加革命工作以后，戎马倥偬，积劳成疾，到了晚年病情愈发严重。尤其是冬季天凉，时常发作，大口大口地咳痰，一次要咳几十分钟，有时长达一小时之久，憋得浑身直冒汗。不少同志建议他到南方去过冬天，可以少受点罪。一些在南方工作的领导同志来京看望他时，也一再邀请他到南方去。但他都一一婉言谢绝。他说：“我已经80多岁了，眼睛又看不见，一出去就得带随员，需要花许多钱。而我出去却做不了什么工作，徒给国家浪费钱财，也给地方上增加许多不必要的负担。所以，还是不出去的好。”他自1977年底担任中央军委顾问后即定居北京。直到逝世，再没有离开过北京。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即使在庐山会议前，他除了到外地开会之外，从来没有为了避寒暑或游览而专程到外地去过。
他不仅自己处处以身作则，而且对家属、子女以及身边工作人员同样从严要求，不允许有任何特殊。他教育子女要努力学习知识本领，不要指望靠父母的荫庇而沾什么光。他的4个子女都是在他身陷逆境之时，刻苦发奋，学就成才的，至今仍在各自的单位做着最普通的工作。他一生没有为家属和子女个人的事情向任何部门说过一句话。平时他决不允许子女们动用他的汽车，子女们也从来不提这方面的要求。即使是遇到特殊情况，司机主动提出帮个忙，他也不同意，说：“有了这一次，就会想下一次，不能开这个头。”
他从未因个人私事向组织上伸过手，直到他病危弥留之际，已经讲不出话来了，还躺在病床上，颤抖着双手，十分吃力地写下遗言，叮嘱对他的丧事一定要简办，一切听从组织上的安排，不准额外向组织上提任何要求。
共产党人的胸襟大度
献身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是黄克诚同志终生不渝的追求。在他六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历尽艰辛，屡遭坎坷，仍百折不挠，鞠躬尽瘁，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无私无畏、对革命赤胆忠心的高风亮节。历史上，他因为坚持正确意见，曾十次被错误地批判、撤职或降职，但他坚持真理，刚正不阿，不盲从，不苟同的风格始终没有改变。对于自己历次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他从没有流露出一点不满和怨言。庐山会议后，他被罢官的时间近20年，不论是对家属，还是对亲朋好友，他始终不肯吐露庐山会议上的任何情况。在他晚年时，党史资料征集部门纷纷登门访问他，请他讲一讲庐山会议的细节，他都一概谢绝。我们偶尔在他面前提起这些不愉快的往事而为他深感不平时，他却对我们说：“做为一个共产党员，个人在党内受点委屈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事，这比起我们为之献身的共产主义伟大事业来，实在是微不足道。在党的历史上，有多少无辜的好同志含冤死去，他们连全国胜利这一天都没能看到，我今天还能活在世上，比起那些早死的同志，实属万幸！彭德怀同志戎马一生，功高盖世，不也是没等到粉碎‘四人帮’就含冤九泉吗？比比彭老总，我也很知足，还有什么委屈和不平可言？”
他复出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领导工作之初，庐山会议所受的错误处理尚未得到彻底平反，但他毫不计较。他对于一些在历史上受过错误处理的同志，报以极大的关切和同情，总是非常认真地听取申诉，督催有关部门抓紧予以平反纠正，而对于他自己的问题却只字不提。别人曾不止一次地建议他给中央写个报告，要求平反，他却不以为然地说：“不必了吧。我现在有工作做就行了。”
黄克诚同志逝世的时候，中央在为他举行的追悼会上，称他“堪称共产党人的楷模”。黄克诚同志以他毕生的实践，证明他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