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纵横谈
作家的心态与文学的势态
——当前文学的选择与调整小议
陈美兰
曾经被崛起于10年前的文学新潮滚滚浪涛所鼓舞、所推动、所震颤过的人们，现在常常慨叹：当今文坛的势态过于平缓、过于散淡，慨叹之余，自然要向文坛发出种种责问，曾经为近10年涌进国门的西方文学各种奇色异彩所惊诧、所启悟、所陶醉的人们，现在也常常抱怨：当今文坛过于迟滞、过于木讷，抱怨之中，自然也会向文坛开出种种药方。这样，我们的文学也就受着双重的压力，来自现实人生急切需求的压力和来自文学趋新嬗变需求的压力。中国文学又面临着一次艰难的选择与调整，于是，种种探索、研讨以至激烈的争执也就应运而生。现实主义，现代主义？雅文学，俗文学？功利性，非功利性？文化阻隔，强人阻隔？等等，各持高论，各具识见。可以说，这一两年我们的文学圈子就是在这么一片热腾喧闹中运转过来的。
文学的调整，自然可以有各种思路，从俗从雅，求功利或舍功利，张扬现代主义或回归现实主义……凭靠舆论的褒贬，凭靠版面的制约，有时确也可以造成一种声势，一种奇观。然而，实际上文学的真实走向，最终还是要由其自身作出选择的。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文学实践不是曾多次教训过我们么？人为的框定，到头来，那框定了的东西却反过来惩罚人，每种文学浪潮的兴衰更迭，自有其必然律向，我们大可不必为此穷费力气，热衷于去定其一向，框其一格。正因此我们关心文学的调整，毋宁首先去关心文学创造者们自身心态的调整。
进入新时期以来，创建这10年文学的作家们的心旅历程经历过许多复杂的变化，其蕴含的内容难以一言概之，但就其总体特征来看，却清晰地显示这样的迹痕：从亢奋到焦灼。还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是正当中国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刻，生活闪出了新的页码，作家们由于精神重压的突然释除而显出高度的亢奋，创作心境跃入了自由状态，从而纷纷急切地把个人积聚多年的体验和思考，把个人潜融多年的艺术志趣以最强烈、最坦诚、最无顾于它的方式表现出来，新时期文学一开始那股灼人的热浪，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形成的。然而，经过了若干年后，进至80年代中期，作家们的这种亢奋感，却明显地为一种浓重的焦灼感所代替了。
文坛出现的焦灼感自然有其复杂的原因。从整个时代环境来说，由于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造成了与世界历史尤其是西方历史发展的“时间差”。当我们正要从农业社会向前工业社会过渡时，西方已在后工业社会走过了一段长长的路程；当我们真正开始感到要大声呼唤人的尊严，张扬人的主体力量时，西方却早已弥漫在人的荒诞、渺小的气氛中。我们的文学应作何种选择？只埋头于中国的历史步履而对世界不屑一顾，固属愚计；只趋附于西方潮流而不问我民族的历史职责，亦非良策。但究竟怎样寻找到这两者之间的契合点？真正利用好这个“时间差？”这个历史难题是那么无情地横亘在中国人民面前，自然也就不能不令我们每个文学志士感到焦灼，这是当今文坛出现这种普遍情绪的现实背景。
而这里，我认为更值得引起关注的还有另外的原因。这就是来自文坛自身由于作家的“存在意识”和观照文学的褊狭意识所引起的焦灼。
这些年来文学的发展，观念更新急骤，形态变幻神速，这些特点使作家们越来越感到选择位置的艰难。过去那种一统定格，一作永存的稳定感消失了，严重的淘汰率、取代率给作家的“存在意识”，以无情的冲击。这种动荡与骤变，于文学发展而言是极大之好事，而对作家个体来说，则是极大的威胁。特别是一批曾在十年新时期文学中出过扛鼎之力或曾受过喝彩的作家，更首当其冲地面临这种压力，因而更显得躁动不安，于是在一部分人的创作中我们就会常常看到那种无法掩饰或排除的焦灼情绪的侵扰：比如不顾自我精神气质而不停地盲目变动个人的艺术路数；比如不顾新艺术灵感的贫弱却又偏去倚托于仿造技巧的撑持；比如不顾对复杂沉重的生活还缺乏深沉的思考和准确的把握，却强以倜傥的心态来弥补自己驾驭力与透视力的不足，或者以虚乎玄乎连自己亦尚未透识的哲理强贴于生活画面以显示自己的创作不属“弱智”等等。当人们读着这些勉强之作、虚浮之作时，当然总不至于会妄说这些作家的无能，但却深深理解他们心头的压力和难言之隐。本来，焦灼不完全是可怕的东西，人生没有焦灼就不会进取不会创造，但倘若由于为了作为一个作家的“存在”而焦灼进而搅乱了自己作为一个作家应有的自信与自由的心态，那么这样的焦灼就变得可怕了，那就会像在自由太空中平白给自己戴上一个“紧箍咒”。陷于此境，越怕失去自己的位置结果就越会失去自己的位置。相反，当我们摆脱这种“存在意识”的焦虑，张开翅膀，自由驰骋，或许倒会自然显示自己的优势。试看当今文坛的小说领域，像王蒙、陆文夫、汪曾祺、张承志等等一批各显特色的作家，他们各自的艺术路数，自然不必作为都去崇尚的楷模，但他们在创作选择中所体现出来的自由淡泊心境和强化艺术自我的精神，却是令人敬佩的。
还有一种焦灼，是由于观照文学的视点所引起的，当小说或诗歌在经过一段轰动而趋于平缓之后，当一批名家推出一批名作而转向相对沉默之后，有人就为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而焦虑了。这种褊狭的视点，无疑是需要校正的。文学的发展，在不同时期往往有不同的标志和不同的代表人物，正如古代文学发展中，诗歌的衰微，词曲的兴起，并不意味着文学停止了前进；初唐四杰，曾独领风骚，然李、杜出现，才使诗坛显圣。这种历史常识教会我们在考察文学发展势态时，应该具有更为宽宏的视野，而不能将眼光固定在某种文学样式或某一层次作家群落上。当我们校正目光后就会看到，新时期文学在新的历史旅程上实际上并没有停止过掘进，在新的历史困惑面前从没停止过自己的探索和思考，特别是这几年，它确实以更宽阔的胸怀紧贴着中国大地，以更犀利、更敏锐的触角拨动着民族的魂灵，以更为洒脱的风度显示自己的多姿。而这当中，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的腾跃正是我国文学前进的一个重要征兆。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这种腾跃现象，仅从褊狭的文体目光来理解其繁荣的意义，而应该认识这是整个中国文学在新的历史课题面前积极进取的突出标志。无疑，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毕竟还只是从生活向艺术转化的“中介物”，但它的奔突涌现，却显示我们的文学正急促地汇聚着力量和财富；生活的积累、思想的凝聚、艺术的锻炼。它的存在与发展，将为一个思想博大、艺术精湛的文学大潮的到来准备着充分的条件。尤其令人兴奋的是，当前那一大批直接潜进生活底层的青年作家，他们保持着自由的创作心境，像无所畏惧的“初生牛犊”，他们迎着扑面而来的生活浪涛勇敢搏击，必然要为中国文学的历史书写出新的一页。
一位在新时期文学中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作家说了一句很有意味的话：“还是让每个人各自都投入社会吧！”是的，当我们摆脱了种种精神羁绊，获得了一种自由的心境，那么，困惑就不仅会变成焦灼，更会变成一种促使我们作出新的创造的驱动力量。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观电视剧《家·春·秋》
黄宗江
秋风起，正香山红叶时候，应邀参卧佛寺，拜观电视连续剧《家·春·秋》预映。行装甫卸，便踏入寺后通樱桃沟小径，行数步，即谷中村口，但见两株青松，一座孤坟，一座残碑，这便是我多年来想一寻的我的五表姐和六表姐合葬茔墓。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座坟居然历经百劫仍存。我随父母来此上坟时不满十岁，已从他们言谈中约略得知：五表姐许人不淑，郁郁闺中而亡；六表姐嫁人无道，素服仰药而终。这些在碑上自无记载，然已在我童年心间铭刻。50余载后的此时，坟前不免叠现我姑父美髯慈颜，他确实并不残暴，也并不虚伪，他既不想也不能意识到自己就是坑害了女儿的第一把手，归根结底其实他也只是依附了他那时代与社会的驯服工具而已。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唯冯乐山乐水之流犹在，却也异化了，也……这是我个人经历的另一拷贝的《家春秋》，恰是我观电视片《家春秋》前的序幕。各个观众或自有其各自的序幕。
观片毕，座谈，发言，补笔。遥想巴老此一巨作三部曲问世，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一写过去的作品却总未曾过去，其生命延续至今依然茂盛，何如故？我想是因为它歌颂了美，控诉了美的受摧残，被毁灭。到底什么是美？谁说的清？我说不清！它或是生命，是青春，是爱情，是自由……是追求，是出走，是革命……是坚强，是勇敢，是大胆……乃至是软弱，是自弑，是死亡；但这种软弱与死亡却由于爱护了更多的生命，由于自我的牺牲，而确实是人世间存在的最美的精神之一。自古至今人们惯称革命者为理想主义者，我想理想就是一种大美，革命也就是一种大美；为了看广大的众生能活得美，这种追求是可望、应也是可及的大美。多年来对巴金的革命性就有着这样那样的议论，早就听到要给巴金、茅盾等以马列主义的评价云云。夫马列主义者首先必须是个公正的人道主义者。在那惨无人道的“十年动乱”时期，却听到甚至遇到不只一个老革命交代：在他尚未及读到马列主义经典之前，仅读了巴金的《家》，才促使他像觉慧那样出走，并走向革命。我自己也是在读了《灭亡》之后而追求《新生》。这不是故做混淆，革命确有其阶级性与阶段性，但更有着它的共性与延续性，即为了物质上与精神上饥寒交迫的奴隶，为了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奴隶中的最底层的奴隶，就是那些无告无诉的小女子们。这一次《家春秋》的电视展示，又一次多么凄厉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这些无望无渺的小女子们哪！多么可爱的角色，又多么可爱的演员！观众会习于承认，瑞珏就该是影片《家》中的张瑞芳，那样贤淑的相当成熟的大嫂。梅就该是出现就已经濒于垂危的黄宗英……此次电视里这个珏却是有着虎牙的一个伶俐小妞儿，然而她渐渐地在电视进行中获得观众承认。在她暴死之后，觉慧悲愤地说了一句：“她还是个孩子啊！”是啊，她还是个孩子，孩子，孩子啊！当觉新对她说，爷爷都那么喜欢你，你要对周围的眼红有所留意时，瑞珏仅说了句：“我孝顺啊！”连这“孝顺”都是那样天真未泯……至于梅表姐，除了要背黄宗英的包袱以外，还要背着她刚演过的林黛玉的包袱。我认为此一梅也是相当可信的。我欣喜于这些小女子演员们，并非仅出于本色，而有着体验与表现兼备的表演技巧了。鸣凤、淑英、淑贞、还有蕙……可以说个个恍然如再世。必有人不尽同意。我的大女儿说她就认她三姑（即黄宗英）演的那个梅。人们阅读着巴金的书，却有着各自的理想的或是现实的梅和瑞珏、鸣凤……这是无须也永远不能强求统一的。难的却是改编者、导演、演员，却必须有其各自的统一，并共同的统一。这种统一达到高度合谐时便达成了演出的成功，否则便出现弱笔乃至败笔。成功常常是由于编、导、演高度统一的相互相成；失败则又是各有其责，有时可分，有时难分。年轻一代的男青年也是演的够意思的，但也会引起议论纷纷，尤其对觉新，观众会大致分为承认、不认、半认三派；我个人则感到初见生疏，越来越熟识了。那就是他。应该一提的是此次的觉民与琴是在历次演出中最令人感到舒服的。他们在剧中确使人感到是一对进步青年而未做进步状。那几位中一代的纨袴子弟自不免有些丑形于外。而扮演老一代高老太爷与冯乐山的，都是资深演员，也是我的老友，却不无遗憾也并不合乎身份，这大概是由于编、导、演在这两个重要的代表人物身上，笔墨不够酣畅，以至失调失色。
编、导、演以至观众都不免背着《家春秋》过去演出的历史包袱，我这一观众尤其沉重，因为我在40年代初期在上海和重庆，演过《家》《春》《秋》中的觉新，不免常常想起昔日同台的伙伴死者与生者。改编者曹禺、胡导、李健吾，导演吴天、佐临、章泯，演员中已故的英子（谁还记得她？）沙蒙、蓝马、金山……活着的张瑞芳、叶露茜、黄宗英……俱往矣，音容恍惚犹存。在巴金师84岁的今天，令人意外而又不意地出现了《家·春·秋》的又一次高潮。我相信在巴老百岁之际，还会有一次高潮出现，人们又会比较着也已经有了些年纪的，或已早生华发的“黛玉”、“宝钗”……此之谓人生，此之谓人生中的家，和它的春与秋……
发论至斯，可止笔矣，但仍想再说三言两语。这一电视片的编导多为“梨园世家”，令人欣慰地接过了前人之笔继续挥毫，有不少妙笔，亦不无弱笔，乃至败笔。这里只提两点对原作有所更动处，动得很有见地，却仍欠功力。如觉新之死。当年读《秋》演《秋》，觉新末死，出我意外，甚至似也出巴金意外。我想《激流三部曲》决不可视为自传，然也必不乏自叙有如《红楼》一梦。在初读《家》时，我曾联想预想小说中大哥的结局，必如巴金的大哥那样自杀辞世。不意，巴金在《秋》中赋予了觉新以新生的光明，也是感人的。此次改编改为觉新自杀，倒也符合人物性格发展，但笔墨欠匀欠妥。觉新是不会为破产之类的经济原因而去死的，他更诉诸感情，他必定要仁至义尽地安排好家人亲人的生存之路才能泯灭自己，这些均铺叙不足或失当。我还想提到编导在象征着梅表姐的梅花上大力渲染是可获观众激赏的，剧中写了赏梅、绘梅、绣梅、折梅，写了觉新为了瑞珏折断梅枝而发了生平的第一次火，这些笔墨有其光彩却未能恰到好处，甚至有所失误，未能达成好一片梅林如许，又一枝梅花触目惊心。尤忆，在曹禺的改编中，开卷就用了几乎两三页篇幅，畅绘觉新洞房窗外的梅林，我当时做为演觉新的演员，感到曹禺是有其深情深意的；我尽力想象着这窗外的梅林，内心的梅。但仅停留在窗外与心内是还不能令人满意的，多年来我在期待着有一位美术大师把这一片梅林，和折一枝仅仅属于梅和她的觉新的那一枝梅，十分具体而又抽象地呈现在观众的心目中。我仍然在期待着，也许在巴金百岁时，又一次《家·春·秋》的高潮中得见这样一幅美而又美的群梅与孤梅的画面……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文学批评的读者视角
董大中
本文所谈的，是一个由作家、批评家、读者三点构成的大三角形。作家是文学生产者，读者是文学欣赏者或叫消费者，它们居于两极，批评家是对文学作品说长道短的，有人把它也放在读者之中，称为高级的读者。这自然说得通，因为一本书除作者本人以外，其他人都处在读者的地位。但这样就把批评家的面目弄模糊了。犹如物质产品生产出来以后，要经过一些人的检测、评说，但那些人并不是顾客一样，批评家的“读”与读者的“读”，根本上是两回事。他不在一般的读者之中，他是独立的。他在作家与读者连起的底线之上，成为另外一个点，起中介作用。
仔细想来，批评家可以有三个用力方向。一个是求自身发展，即求批评本身的发展，如对批评理论的探讨，对批评方法的研究，对批评现状的回顾等等，都属此类。这叫“为自身的批评”。另一个是求创作的发展，其重点在研讨创作态势、总结创作成败上，可以叫“为创作的批评”。第三个是帮助读者认识、理解所读的作品，自是“为读者的批评”了。批评可以有多种分类，若从其作用力的使用上说，也不外如此。至于批评家的工作对文艺理论家、文学史家的意义，那在另外一个“时间层次”，不像上述构成大三角形的三个点具有“共时态”。
近年来，我们的批评发展很快，这已为众多的识者所论及。说“没有好小说，但有好评论”者有之，惊呼批评界“气象万千、成绩显著”者有之。到报刊市场上游览，仅专门发表文学评论文章的报纸、杂志就有四五十家，确实显得蓬蓬勃勃，甚有生机，比起50年代仅有一本《文艺报》，说不清翻了几多番。从评论文章本身看，与过去更有天差地别。政治性的价值判断不见了，而代之以深入的分析，旁征博引的论述。批评家不仅要作家们讲究文体的建立，他们自己就很重视批评的文体，有的像诗，有的像散文。说“好评论”者，内容、文体等都包括了。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批评的主体地位的确立，唯其如此，它才能独立出来，成为一个角。
但是，从批评家的用力方向上说，这几年的批评又不能不给人一个大大倾斜了的感觉。在批评家的心目中，读者似乎早已被遗忘，他们所论的，所争的，几乎全都对着作家或别的批评家的耳朵，而不是读者。他们固守在自己的“圈子”里，很少探出头去。固然，有《名作欣赏》一类刊物在为读者着想，但这样的刊物太少了。那些比较受人重视的批评家，大都不是在为读者写文章，他们追求的常常主要是学术思想的深邃，体系的完整。这样的追求是需要的，问题在于这不应该是批评家工作的全部，他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在。读者不仅仅需要作品，还需要批评。作品越多，越需要批评的指引。可能一些人觉得引导作家比引导读者有更大的价值，但在艺术品的流通、消费上，失去了批评家的这个中介环节，不就意味着它失去的是广大的读者么。
其实，在大三角中，读者一角也被作家遗忘了。我这里主要指的是纯文学作家。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分野越来越清楚，是新时期文学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但这个“分野”仅仅意味着我们的文学具有从高到低多种层次，是普及与提高并重，可以满足各种不同阶层读者的需要，而不是意味着纯文学应该与广大读者保持相当的距离。当前的问题，恰恰是这个距离在扩大。纯文学正在成为赵树理曾经指责过的“交换文学”——我写的作品你看，你写的作品我看，而你和我，都不过是作家（或许还得加上批评家）的指代而已。广大读者看重的是通俗文学。曾有一些同志抱怨通俗文学挤掉了纯文学的地盘，这句话也可以由我们反躬自问：我们写纯文学作品的人，是不是过于把读者抛出了自己的思考范围之外呢？
看来，我们的文坛现在只有作家和批评家在忙碌着。文学生产者应跟自己的消费者组成一个整体。马克思说：“生产直接也是消费，消费直接也是生产。”大家都不大考虑消费，都不把读者放在自己心灵上应有的地位，我们的文学能够不是畸形的么？
读者，你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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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心雕龙》国际研讨会在广州举行
由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委托暨南大学承办的《文心雕龙》国际研讨会，最近在广州举行。来自日本、苏联、瑞典、意大利、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汉学家与国内的“龙学”专家张光年、王元化、杨明照、牟世金等四十余人汇聚一堂，各抒己见，就《文心雕龙》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文心雕龙》怎样走向世界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而富有成效的讨论。台湾学者寄来了论文在会上宣读。
与会者一致认为，产生于我国中古时期的《文心雕龙》是文学理论的瑰宝，它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要使世界了解、认识《文心雕龙》的理论价值，不仅需要海外学者的努力，而且更需要国内专家拓宽研究领域，开阔学术视野，在中西文学理论的参照系统中寻找《文心雕龙》的理论意义与西方文学理论的结合点。许多专家从中国古代文化氛围中的宇宙观、思维方式以及《周易》、儒、道、佛思想对《文心雕龙》的影响方面，探讨了刘勰文学理论的特质。
与会者认为，应该拓展《文心雕龙》的研究领域，从多层次、多侧面去认识这部“体大思精”的文艺理论专著。不管是宏观还是微观研究，不论是文字考证还是理论阐释，都是必要的。有人提出，对待包括《文心雕龙》在内的文化遗产所具有的批判意识，是使《文心雕龙》具有当代意义，从而使“龙学”研究成为“活雕龙”的关键。
（刘绍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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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杂文家倡议成立联谊会
为繁荣杂文创作，今年五月间，应《人民日报》文艺部、《新观察》杂志社和《贵州日报》社邀请，一批杂文家曾在贵阳举行杂文笔会。会上，大家就杂文创作的现状、杂文理论研究的进展以及杂文作者队伍的建设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提出成立中国杂文家联谊会的建议。到目前为止，已有北京、广州、上海、贵州、四川、陕西、青海、河南、江苏、安徽、辽宁、湖南、湖北、甘肃、新疆等省市自治区的杂文家签名赞同此项倡议，他们是（不分次序）：朱正、邵燕祥、严秀、于浩成、刘征、舒展、谢云、蓝翎、陈小川、刘学洙、牧惠、戈扬、叶延滨、老烈、冯英子、林放、虞丹、黄裳、焦勇夫、荒芜、吕剑、黄秋耘、秦牧、吴有恒、李汝伦、曾敏之、舒芜、陶白、邹人煜、公今度、邓伟志、公刘、郑仲兵等一百多人。联谊会的筹备工作正在积极进行中。 （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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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揭晓
《小说选刊》最近在北京举行一九八七年优秀短篇小说奖和优秀中篇小说奖授奖会。陈荒煤、王蒙、唐达成等作家、评论家出席会议。朱春雨的《陪乐》、陆文夫的《清高》等十篇短篇小说和方方的《风景》、池莉的《烦恼人生》等五部中篇小说获奖。 （李敬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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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热岛文学奖在海南设立
经海南省人民政府批准，热岛文学奖基金会在海南成立，并与《海南开发报》联合举办热岛文学奖。热岛文学奖在海内外所有汉语写作者中征稿，并采取通讯评奖、公开开奖的形式，报告获奖结果。该奖分诗歌、散文、文艺理论、短篇小说、报告文学五种奖，每种奖设大奖一名，特别荣誉奖二名。参赛征文一经入选，即刊载在《海南开发报》征文专版上。据悉，王蒙、张光年、曹禺、唐达成、陈荒煤、许士杰等三十名专家学者分别出任大奖的顾问和评委。
（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