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革命回忆录)
专栏：
学习刘少奇同志的建党思想
邓纯东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作为党的重要领导人，刘少奇同志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道，参与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体系的创造。他的建党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在民主革命时期，刘少奇同志长期担任职工运动和党的领导工作。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为指导，结合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实际情况，写出了许多重要的党建文献。他全面探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特点和规律，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经验，形成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一些重要理论。
建国以后，党所处的环境变了，党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变了，党的任务也变了。根据这些变化，刘少奇同志又在他的一系列讲话和文章中，提出了在执政情况下党的建设理论。
提高党员质量，为提高党员标准而努力。
刘少奇认为，全国解放以后，党的力量、党的威信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取决于党员数量，而是取决于党员质量。因此，建国初期，他在关于党的组织建设的指示中强调：应把注意力放在提高党员质量上面，为提高党员的标准而努力。
为什么在成为执政党以后，更应该提高党员质量呢？在《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一文中，他指出：这主要是由于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的改变引起的。在革命战争年代，虽然也应该强调党员质量，但总的来讲，党所处的战争环境本身可以作为一种客观的屏障，使那些抱着个人目的的人不愿入党。他说，“过去接收党员，有些地方降低了条件，是不对的。但那时革命还没有胜利，反动派还统治着中国，加入共产党的人，还要担负遭受反动派迫害的危险，而党也处在严重的战争环境中，一切条件都是很艰苦的。在这种情形下，落后分子、投机分子、反动分子自然就不来或很少来加入共产党。这是过去我们发展党员的一种自然的客观的限制。……今天，革命已在全国胜利，情形就更不同了。在有些人看来，现在加入共产党，不独不要担负什么艰险，而且可以获得个人的许多保障以及荣誉、地位等等。这时，落后分子、投机分子、反动分子就会希望加入我们党，而且有不少的坏分子积极地要钻入我们党内来。”他指出，客观的自然的限制没有了，如果我们又不在主观上加强限制，就是说，不更加提高党员的条件，不更加严格入党的手续，那就会有大批的落后分子、投机分子、反动分子混入到党内来。这对于我们党是一种严重的危险。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由于中国革命已经胜利，新的更伟大更艰苦的革命任务已经被提了出来，因此，今后共产党员必须比过去具有更高的条件，才能担负这些任务，否则，是不能担负这些任务的。这也要求我们必须更加提高党员的条件。”他认为，“不是普通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都能够做共产党员的，而必须是他们中间最先进、最有决心的分子，才能做共产党员。”
如何保证党员的质量和使党员达到标准呢？首先，他认为，最要紧的是要把好入口关。他多次强调，发展党员决不能放任自由，应该有长期的教育计划，对于已经具备了党员基本条件的人，党组织还要向他们进行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教育以提高其觉悟水平，同时，要严格地进行考察，他批评了有的党组织把有些还不够条件的人打算先吸收入党再对这些人进行教育和锻练的想法。他明确指出，这种情形，在战争年代是很多的，而现在，则决不可以仍照搬过去的办法。其次，为了提高党员条件，保证党员质量，对于已经入党的人，要经常进行教育和训练。并要通过补课来提高他们，“对于不愿补课，或补课后仍然不够条件的党员，如果是坏分子，就应清除出党，如果不是坏分子，也应分别地为他们作出适当的结论，具体指出他们在哪些方面不够条件，并请他们退党。如果他们不愿退党，而愿继续做一个党员，也可以向他们提出要求，等候他们一个时期。过了这个时期以后，再审查他们的问题，如果仍然不够条件，可以再次请他们退党。”他还指出，对这些不合格党员的处理，既要保持党的严肃性又不要和他们伤感情，不要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
正确处理党内关系，提高党的战斗力。
在这方面，他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
（一）为保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任务的完成，他强调在党内关系上必须坚持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党的中央的组织原则。1962年，为了进一步贯彻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扭转经济困难的局面，党中央召开了著名的
“七千人大会”。在这个大会上，刘少奇同志在他所作的报告中，把这个问题当成是关系党的任务能否完成的重大问题，他指出：“在当前党内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下级党委和上级党委的关系，特别是地方党委和党中央的关系。”他尖锐地批评了地方党委、下级党组织不服从上级党组织、各自为政、闹独立性的情况。他说：“我们党是一个战斗的组织，如果没有集中统一的指挥，就不可能进行任何一个胜利的战斗。在中央同地方的关系上是这样，在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的上下级关系上也是这样”。
同时，刘少奇同志认为，强调党的集中统一，强调反对各个组织各自为政、分散主义，与党内民主不是矛盾的，而是统一的。在强调党的集中统一的时候，丝毫也不意味着可以不要或削弱党内的民主。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党内充分的民主，正是实现党的高度集中统一的可靠基础和前提。“当我们加强党的集中统一的时候，认真地发扬党内民主，更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他提出，发扬党内民主的中心一环，在于充分地开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他说，在这里，特别重要的是，必须鼓励、支持和保护自下而上的批评。
（二）增强党的团结，这是党内生活的又一个重要问题。
建国后不久，刘少奇就提出，能否保持党内团结，是对执政党的第一个考验。
如何加强这种团结呢？他认为，首先要明确党内团结必须是正确的政治原则和正确的组织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其次，搞好这种团结不是不要党内批评，而是要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另外，要真正保持党的队伍的团结，还必须严格党的纪律，严格党内生活制度，对种种有损于党的团结统一的言论和现象及时给予严肃的处理。
（三）党委会内部的关系。刘少奇同志多次强调，处理好党委会的内部关系，最根本的是要严格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贯彻集体领导的原则。党委书记和副书记要善于团结其他委员，与其他委员平等地相处，决不能以上级领导者的身份出现，在讨论和决定问题时，严格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一人一票。他还指出：分工负责，不是分片包干，如果把分工负责当成负责某一方面工作的委员个人对他分工的那部分工作实行包干，那又是一种变相的个人专断，而不是体现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集体领导。
为了健全党内生活，刘少奇同志特别强调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加强对党的纪律执行情况的监察。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中，他说：“近几年来，在党内生活中发生了许多不正常现象，这并不是由于我们党内无章可循，无法可守，也不是由于党所制订的章程、制度不正确，而是这些章程、制度在一些党组织中，没有被执行，或者被歪曲了，被破坏了。”因此，要健全党内生活，必须严格按党的纪律办事，按党内规矩办事，必须加强党的监察工作，在这方面，各级党的监察委员会，有权不经过同级党委，向上级党委和上级监察委员会，直到党的中央直接反映情况。
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
关于执政党的领导问题，刘少奇同志主要阐述了以下思想：
（一）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和只能由共产党领导的正确含义。针对建国初期有些人怀疑共产党能不能领导好经济建设的问题，他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同样必须由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来领导，离开工人阶级对于国家的领导，是不能设想的”。
党的领导是一种什么样的领导？党的领导和国家政权的管理是什么关系？刘少奇在党的“八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党应当而且可以在思想上、政治上、方针政策上对于一切工作起领导作用。当然，这不是说，党应当把一切都包办起来，对一切都进行干涉”。在1962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还批评了一些地方党委片面理解党的领导、包办一切、代替行政系统日常工作的做法及其危害。他说，有些党委，也发生了包办代替行政系统的日常工作的缺点。为了应付这些日常工作，党委就过多地增设书记。党委包揽的事务越来越多，使行政系统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也使党委自己不能集中精力好好地研究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群众经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对各方面工作的督促检查，把领导工作切实做好。
（二）结合执政党的特点，刘少奇同志还阐述了党如何领导好国家政权机关和其他群众组织的问题，提出了正确处理党与非党组织关系的思想。他指出：我国的其它群众组织、民主党派，都是我们党联系群众、发扬人民民主的不同的组织形式，他们在不同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我们党应该认真地而不是形式地发挥这些组织的作用，应该学会经过这些组织来活跃人民群众的民主生活，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他认为，以为党是领导一切的执政党而轻视这些组织的作用，不注意发挥他们的积极主动作用，不仅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发挥，而且是不利于有效地实现党的领导的。为了纠正这种偏向，在七千人大会的报告中，他要求全党：“都应该尊重这些组织的成员充分发表意见的民主权利，经常地向他们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加以研究，吸取他们的有益的意见，来改进我们的工作。”
他一直强调，对于其他非党组织，党当然要实行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领导，但是，党和这些组织之间，毕竟不是同一组织内部的上下级关系，党的组织不是这些组织的上级机关。“党的政策和决定，只能用说服的方法，而不能用强制的方法，使这些组织接受。有关人民群众利益的问题，应该分别地交给有关的组织进行讨论。在作出决定以前，要有充分的酝酿，允许自由发表不同的意见。”
（三）为了保证党的领导的正确和有效，刘少奇同志还阐述了党组织和党员在思想认识上避免错误的重要性和途径。他说：“要使我们党今后继续保持正确的、健全的领导，根本的问题是在于努力减少党组织和党员在思想认识上的错误。”在党的“八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他回顾了党的思想认识状况对党的领导问题的经验和教训，指出：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充分地说明了克服思想认识上的主观主义，是保证党的工作顺利发展、避免重大错误的根本关键。因此，为了保证党的领导的正确和有效，“为了有效地反对主观主义，必须进行有系统的努力来提高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
加强党性，建设好的党风。
建国以后，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刘少奇同志曾经多次讲到，共产党员要坚持党性原则，树立好的作风，不要以为是执政党，就做官当老爷，这些阐述形成了他关于执政党党风建设的思想。
强调要坚持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刘少奇同志认为，在党成为执政党以后，群众路线的含义与过去有了一些不同。在一些报告和讲话中，他阐述了这个路线的新的含义：在生活作风方面，群众路线是指共产党员、党的干部要永远与群众打成一片，把自己当成群众中的普通一员，而不要当高高在上的官老爷。在具体表现上，一是要与群众同甘共苦，不搞特权。他在1962年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一切共产党员不论职位多高，都是人民群众的勤务员，都应该把自己看成普通劳动者，没有任何特权，都必须关心群众生活，和群众同甘共苦。二是不要当了干部、掌了权就摆阔气，讲排场。他指出：“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以艰苦朴素为荣，以铺张浪费为耻”。那种讲排场，摆阔气，假公济私，明目张胆地挥霍人民财产的特殊化作风，是旧官僚的恶习，在我们党的队伍里是完全不能容许的，凡是犯有这种错误的人，都应该彻底改正，严重的还应该受到应得的处分。至于那些蜕化变质，利用工作之便贪污，行贿受贿的党员和党的干部，他主张，一定要毫不留情地开除出党，不能使他们玷污党的形象。1962年，在同参加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的组织部长们谈话时，他严肃指出，对贪污腐化的党员干部，职位再高，也要开除出党，不然不能保证党的纯洁。警告一下不起作用，留党察看也不起作用。有的党员干部有组织地违法乱纪，搞贪污集团，对这些人不应看成是生活上的问题，下个决心，开除一批，影响就好了，这可以使那些人知道没有便宜可得，对保持党的纯洁也有好处，也可使人民建立起对党的信心，把党的风气建设好。在工作作风方面，刘少奇同志特别强调，在执政党条件下，党员和党的干部开展工作，已经和过去不一样了。“我们党是掌握了全国政权的执政党，许多党员是国家政权的各级领导人。处于这种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滋长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他还分析了这种作风的思想根源：具有这种作风的人，抱着一种站在人民之上的观点，把本单位的群众看作是自己管的手下人，“我是管你们的，而你们是归我管的；你们应该听我的话；而我可以不听你们的话；我有权力命令你们，你们没有权力命令我。”他指出，这种思想的实质，就是官僚主义，就是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一分子，而把自己与人民对立起来，把自己看成老爷，把人民看成仆人。这是极端危险的。
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刘少奇同志多次谈到，实事求是，就要从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就要向上级如实反映情况。不要为了出风头，捞取个人荣誉而虚报浮夸。作为党员，如何才能做到这些呢？他指出：要实事求是，首先就要有勇气，没有勇气，就不敢实事求是。有一种人，虽然了解情况，但不敢说老实话，怕说了受打击，分明是黑的，他说是白的。还有一种人，如果要实事求是，那就得承认错误，就要做检讨，就要受批评，他怕面子不好看，因而不敢实事求是。因此，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有勇气，不怕受打击，不怕丢面子。甚至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即：为了说真话，坚持真理，要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准备了这“五不怕”，什么话也敢讲，就敢实事求是了。作为党的组织，为了树立起实事求是的党风，则要通过一些制度和措施，创造一种有利于实事求是的环境，创造一种有利于形成这种党风的环境。过去，由于某些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错误，使某些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敢于反映真实情况、敢于实事求是地说出自己意见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表扬，反而受到了不应有的批评和打击；有些不说老实话，作假报告，夸张成绩，隐瞒缺点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批评和处分，反而受到不应有的表扬和提拔。这就在党内不少干部的心目中，造成了一种不正常的印象，以为谁老实谁吃亏，因此，我们必须用很大的努力，彻底改变这种情况。
执政党的建设问题，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党自身的前途，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在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今天，这个问题也是关系我国改革开放成败的问题。刘少奇同志关于执政党建设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进行自身建设的经验总结。学习这些思想，对于搞好改革开放条件下党的建设，是很有意义的。
注：引文均见《刘少奇选集》
（附图片）
1965年7月，刘少奇在中南海。
1957年2月至4月，刘少奇南下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五省考察。这是刘少奇在郑州棉纺厂同工人群众交谈。
1958年7月，刘少奇在从天津去济南视察的火车上同乘客亲切交谈。
一九六一年四月至五月，刘少奇回到他的家乡湖南省宁乡县和毗邻的长沙县进行农村调查。图为刘少奇走访农民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