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泉下故人多”
——悼念李何林同志
李霁野
接到何林逝世的电报，妻同我只默默对坐一时。“泉下故人多”——死亡的阴影对我们已经不是什么很可怕的形象了。
何林同我是1920年在阜阳第三师范最初结识的，因为思想倾向相同，感情很容易融洽，印象很好又很深刻，可以说在近七十年中只有深化，而没有什么变化。他对人态度诚恳，语言爽直而有分寸，一诺千金，从不失信；作事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一经考虑成熟，行动十分果决；对事只认真理，不畏权势；热心帮助有困难的亲友，毫不想到回报。
在第三师范读书时，我们一同订买进步书刊，阅读后几个人一同讨论，他能直言批评别人，而不引起反感。
后来，我到北京读书，他考进了南京东南大学学农。我从他的信中知道，何林的思想已经转到祖国的前途问题上了。1926年我返里省母，经过南京时，同他见了面，他已经参加实际革命斗争。
稍后他写信告诉我已参加北伐，作政治宣传工作，我一点也不觉意外，我知道他一发现真理，就会毅然走去。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了南昌起义。他一回到故乡霍邱，立即恢复地下革命工作，几乎被捕，深夜逃出，被下令通缉，逃到北京未名社找我。
在北京那时难找工作，我们便开设未名社门市部。他挑选进步书刊，把未切边的书裁开书页，任人坐下阅览，一时门庭若市，看书的比买书的人多。他建议写一聘用契约，将同时在门市部工作的一位地下党员王青士作为雇员，以免发生意外时牵连未名社，因为未名社被查封只是几个月以前的事。
在未名社约一年之后，一位朋友从河北女师学院退职复学，推荐何林去任课。不少学生思想解放进步，很受他的影响，因为他选教了许多鲁迅的文章。学生一般贫苦，买不起书而又想读，何林慷慨解囊为她们买了一些，送给她们，一时传为美谈。
河北女师学院增设英语系，何林推荐我去任教。一次招新生，学校请客酬谢帮忙的人，邀我作陪，我进城晚饭后住朋友处，捕这位友人时，我受牵连，也被关一周。何林得到我私送出的信，立即通知常到那位朋友家里的人，以免事态扩大，第二天就专程去天津，从我的住室里移出一切进步书刊和存留的书信，并通知女师院用公函保释，所以我很快就被释放了。
日寇发动侵略战争，平津先后失陷。何林过津南下，知我留津译《战争与和平》，他赞成。1938年我去北平辅仁大学任教，了解学校性质后，他表示放心。稍后我要办一个文学刊物，他进一些有益的忠告，表示对我充分信任。1943年1月，我不得不逃出沦陷的北平，到重庆后，一时找不到工作。何林那时在昆明，写信给我很大的安慰。他的友谊是我在国破家亡时的一大精神支柱。
我先后到复旦大学和白沙女师学院任教，课余喜欢读点中国古典诗，当时还能借到《全唐诗》。我知道何林同闻一多相熟，想看看闻先生关于唐代诗人生平的考证，写信顺便提了一句。他找闻先生商量，从郊外取回手稿，亲自将许多诗人生卒年代抄寄给我。何林他们在昆明搞民主运动情况，我只听说，在闻先生被杀害后，何林并无任何畏缩的表现。
1946年我去台湾省编译馆工作，何林稍后也去了。“二·二八”起义时，为了解情况，他单独去旁听群众大会的发言，尽管那时国民党宣称台湾人民痛恨大陆人，暴动打杀大陆人。
台湾省编译馆解散后，何林到台湾大学任教。离“二·二八”起义周年前几天，许寿裳被杀害，何林毫无畏惧，公开以口头和文章说明，这是国民党的政治谋杀。
何林领导一个民盟小组从事地下政治活动，一个直接同他联系的人被捕，他决定尽快出走，致电家里来电通知“母危速归”，得电即起程，实际是绕道去解放区。不久我们知道他自津进入解放区了。
解放后，何林转入教育部工作，后来我介绍他到南开大学中文系。他提出鲁迅和瞿秋白是“五四”后文艺界两大巨人，在指导鲁迅研究上起了深远巨大的作用。他对学校各方面工作都直言提出批评和建议，“大炮”的外号不是对他的讽刺，而是对他表示尊敬。
“文革”一开始，何林和我都被作为重点“牛鬼蛇神”抛出，同时电话被拆除，并受“严重警告”，不准与任何人联系，否则以现行反革命论处。我把一封信夹在书里送给何林，说我认为这是一次政治迫害阴谋，我们要站稳脚跟，坚持原则，绝不妥协，绝不自杀；但要注意策略，使自己的言行无懈可击。他晚间到我家，我不在，他对妻说，同意我的话，彼此放心就是了。
他到鲁迅博物馆，工作严肃认真，对文艺界的过去和现在情况，都大胆直言，毫无畏忌。病前不久，还用三周时间写了一篇长文，引起众多读者的敬佩。
何林，永别了！你已经做了你应作的工作，你的崇高精神将久久活在广大群众的心中！安息吧！ 1988年11月12日
第8版(副刊)
专栏：大地漫笔
“门”儿开开
中国的“门”是具有特色的。中国建筑往往是内门（小门）很多，大门（出口）很少。即使正门颇多，开放的也仍然只有一个，像剧院、影院、码头、车站等地方，本来门是很多的，可出场、进站时总是只能从一个门进出，其它的门似乎最多只是个装饰、陪衬而已，似乎门开多了就有所失似的。其结果无疑是人为的拥挤和时间的浪费，在“门”中不知损失了多少人民币。
我们的民族自明清以来有着长期闭关锁国历史的惯性，封闭心理根深蒂固。如今虽然开放政策已实施十年了，可某些地方封闭观念、意识、心理还停留在长袍马褂的时代。他们担心的是门开大了开多了，一是不好管理，二是显不出关卡的权威。不是有句时兴话叫作：“门难进”么？为什么难？恐怕是与我们不习惯公开有关吧！设个橱窗可以，开门看来不行。
其实大门本来就很难封闭的，问题是“内门”也要对人民敞开，让人民来检查、监督我们的工作，来参政议政，来搞好平等对话。保卫工作是必要的，但不等于门禁森严。机关不是旧式衙门。四门紧闭，主人连门都进不来，他如何知政呢？不知政又怎么参政呢？
黄振富
第8版(副刊)
专栏：
江之旅（二首）
杨山
风吹过峡江
所有的状态都发生变化
静 变为动
山也动了
风暖暖的
帆是传递信息的使者
悠长的号子颤动轻音
峡谷回应
岸上的树叶也翩翩起舞
江面骤然加宽
船桅上的旗迎风飘举
这是现实
——船长说
不必做恶梦
在白天 在峡江
江上晨日礼赞
与夜奋力搏斗
鲜红的旭日
从澎湃的浪中跳出
亲吻年轻的水手
江上遂有清亮的赞歌
遥远的地平线
终于看到了太阳——
它以光焰廓清宇宙
江水里滚动着千万个火球
你曾被埋葬过的太阳呵
你新鲜的热烈的太阳呵
你这万千火红的心的集合体呵
第8版(副刊)
专栏：燕舞散文征文
伞语
许淇
悬于壁间的是我心爱的两把雨伞，一把黑柄电镀、伞顶尖且长的黑布伞，一把桐油漆的桔红的油纸伞。黑布伞苗条得像婷婷的芭蕾少女——迷惑王子的黑天鹅；伞尖我套了白橡皮圈，好像替她穿上银色的舞鞋。另一把油纸伞则丰盈、壮实、朴讷。
每天灯下昏黄的眩晕中，烟斗制造的雾梦里，我忽而瞥见悬壁的伞作多种变形：幻作手杖、幻作剑戟、幻作佳人……
伞和杖，伴行在崎岖、坎坷或坦直的路上，总使人生萌生短暂的羁旅之感，催促着双脚走下去，走下去。
倘鸡鸣茅店，拔剑起舞，以伞代之，也是壮行色的意思。我曾在宣纸上为鲁迅先生造像；先生背手横执雨伞和蓝底白花的土布包裹，似若远游返归故乡……想到“荷戟独彷徨”之句，伞于是如戟，彷徨在黯黯的旧文苑。
这把修长的黑雨伞是在嘉兴买的。“嘉兴县南槜李城”，故嘉兴古称“槜李”。这槜李是一种果子。我访同窗沈君在新篁乡，见到庭前屋后遍植槜李果树。次日，我在镇上小店买了这把雨伞以御梅雨，第一件事当然是和沈君烟雨中同登烟雨楼了。那天游客寥寥，登楼即闻檐角铁马丁咚警鸣。凭眺鸳湖沙汀，迷离空蒙，那艘著名的南湖游船，益发地显出历史风雨的象征性。在楼旁“菰云簃”、“菱香木榭”小坐，雨打芭蕉，淅淅犹如伞语。
沈君的定居嘉兴，一半为了比他小十多岁的年轻的爱妻——一个制鞋厂的女工，其间当然有一段被删却的罗曼史。忽一日报来噩耗，癌症夺走了他的爱人。中年丧妻，凄哀可知。我抚着黑布伞，忆起那嘉兴街头弹词的幽怨夹着雨声，瑟瑟琤琤戚戚，竟绕梁不散呢！
另一把油纸伞是我独游塘栖的纪念品。从杭州卖鱼桥搭乘内河小火轮，到塘栖埠头停靠，见高高的横河拱桥，心里不禁荡起涟漪。迎面一家老式茶馆，权且和红鼻子阿叔同桌喝一壶“雨前”吧！果然招来了雨！喝茶看景，想着“闲梦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潇潇”的诗句。出了茶馆，买一把油纸伞，使我自己恍若本来就是沿街叫卖枇杷的乡民了。其实我初来没有经验，塘栖镇尽是过街楼及檐棚，几乎用不着雨伞，这是早在《缘缘堂随笔》里就记着了的。
至于佳人……
雨巷相约。有一把黑雨伞踟蹰徘徊，远远的，企待的桔红的伞出现在巷的尽头，渐渐如来袭的木樨香潮。脚步迟疑着，伞上一连串捉摸不定的琴声。黑布伞勇敢地近前，间距三步，相对无言。雨下得急了。终于，黑伞和红伞并接倾诉了。仄巷小语聒碎，如落花温馨。接着，桔红的一朵，羞涩地低垂，收拢含苞而不萎谢。水墨洇开的黑布伞下映现双双的倒影……
听伞的恋语。
（作者单位：包头市文联）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化雅俗谈
“大剧场”与“危险堆”
顾玉清
经过古老的乡村文明到现代大都市的演化过程，城市作为人口的密集区和财富的集中地，如同经济的发动机、科技的摇篮、文化的火炉、新事物的中心或社会趋向的大剧场，集社会精华于一体，充满了生机和希望，历来是众人向往之地。
但是，在城市高速发展的同时，大批移民、无业游民以及各种“淘金者”的不断涌入，城乡间交叉渗透，正以迅猛的速度加剧城市的膨胀，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据统计，在当今世界50亿人口中，2／5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西方国家每5人中就有4人在城市生活或工作。目前，世界城市人口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5％，而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年平均增长速度则达3.5％。专家们预言，如此发展下去，到2000年，人口超过1000万的25个特大城市中，20个将出现在发展中国家。
城市是世界经济实行行业分离与结合的产物。她的扩展无疑给人们带来了机会，但也增添了忧虑。她的魅力在于为更多各行各业的人提供了努力创造和发挥才干的舞台，亦帮助他们走向成功。但城市失控、膨胀，导致的危险则是就业不足、流行病、心态失衡、吸毒、犯罪和动乱等接踵而来。这不仅加重了居民的不安全感，而且严重威胁着城市的发展。
西方理想主义者把城市看成五光十色的“大剧场”，让人们共同分享那晚上灯火辉煌“宛若群岛”的极富诗意的生活；悲观主义者则把城市视为“危险堆”，认为人像被堆集在蚁穴里的蚂蚁一样，已不成其为人，他们聚集的密度越高，堕落得就越厉害。城市是“人类的渊薮”。双方的论调虽各有偏颇，可在一定程度上却指出了现代城市像疯子一样发展的强烈反差。如何平衡这种过高期望与极度失望之间的差距，也许正是城市学家们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城市是一项非常复杂的人类集体创作，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大系统，多功能的综合体。为使城市真正成为五彩缤纷的“大剧场”，而不是令人不安的“危险堆”，世界上不少国家都严格按照城市科学制定发展规划，在整治、改造旧城和建设新城的过程中，大胆探索城市最优化的标准、模式和方法。例如，美国计划把旧金山改造成为现代化阳光普照的大厦街、住宅区草木繁茂、传统气氛与艺术空间并存的城市。纽约最大的繁华街、犯罪率最高的时代广场，将被改造成居民们最向往的娱乐场所。日本正在兴建的“泉园地城”，开发面积为1300公顷，计划居住48000人，其间供人们居住、工作、休息和娱乐等多功能设施一应俱全，可能向21世纪的“样板城”迈进。西德新建的诺伊佩尔拉哈城，是一座体现人情味的综合性城市。那里不仅按布局建有游泳池、溜冰场、网球场和剧场等各种文化体育设施，楼房的高度还被限制为五层。其理由是：楼房离开地面越高，失去的人情味就越多。至于对付人口激增可能引发的问题，联合国人口事务官员埃伦·布伦南在对不少世界大城市进行调查后认为，人们在采取控制措施的同时，提高城市人口的文化素养是消除城市不稳定因素的重要途径。城市问题现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治理起来也还未找到什么灵丹妙药。不过，那种把城市平庸化，缺乏长远整体构想，“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作法，显然是不可取的。
土耳其著名诗人纳齐姆·希克梅特有一句名言：“人的一生中有两样东西不会忘记，这就是母亲的面孔和城市的面孔。”城市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窗口，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要使她少受损害，健康发展，出路就是规划创新。这样，她才会永远向人们露出妩媚的微笑。
第8版(副刊)
专栏：
扬帆（水印木刻） 周炳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