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强化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个性
刘再复
内容提要：现代文学的创造性研究，要打破统一的审视尺度，充分地发挥研究者的学术个性和学者的主体性。批评家强调个性化，应该是我评价的是我的对象，是我的研究个性所拥抱的对象，是我的独特眼光所透视的对象。提出“重写文学史”，也是实现研究个性的一种要求。文学研究的“当代性”，就是强调“时代个性”，也就是用当代人所理解的历史观、文化观去审视历史对象。文学的进步不仅不一定与社会进步成正比例，有时社会的进步还往往需要文学以至文化暂时付出代价。社会进步的尖锐需求，常常使文化、文学发生“偏至”现象，这值得我们注意。历史有其客观发展的必然规律，但是客观规律需要人（主体）去发现、去把握、去选择。用文化视角来观照文学，一是要把文化分析与审美分析结合起来，一是主体必须具有独特的深刻的文化观。“五四”文化精神的退化，在现代文学史上值得反省。我们在研究现代文学史的时候，应该站在当代的文化层面上审视过去的得失。
我觉得，现代文学的创造性研究，重要的是要打破统一的审视尺度，充分地发挥研究者的学术个性和学者主体性。
文学的历史，是整个历史的一部分。那么，对历史的描述、展示和评价，是完全被动地记录，还是包含着主体的参与呢？我认为，任何用语言符号系统重新展示的历史，都不再是纯粹客观的历史，都是主体参与的历史，都是主体选择的特殊视角下的历史，因此，它都打下主体个性的烙印。
有些批评家为了强化批评个性，提出了“我的评论就是我”的命题，这也是评论个性的宝贵表现。但是，按照我的观念，对这个命题应该作些修正。我要说，不是我评价的就是我，而是我评价的是我的对象，是我的研究个性所拥抱的对象，是我的独特眼光所透视的对象，是被我的心灵接受和被我的思想所阐释的对象。简言之，即对象是我的对象，对象是我评论的对象。这种对象观念，与过去的观念的区别在于：
一、它是我的对象，不是他人的对象，是我独特视角下的对象，不是他人思想模式中的对象。研究个性丧失时，对象其实是他人的对象，是他人作了政治定论和艺术定论的对象，因此，我们在对这些对象作评论时实际上自身就生活在他人的思想模式之中，生活在他人的结论和鉴定之中，生活在他们的范畴与概念之中，也就是生活在他人的精神掌握之中。
二、它是我的对象，而不是独立于我的意识之外的纯粹对象。主体性文学理论认为文学不是现实的复制和反映，而是一种自由的存在方式，文学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解释了世界，它揭示了人类世界的审美意义。从主体性的哲学基点出发，我们就可以了解，任何对象，都不是纯粹的对象，而是主体创造和解释的意义对象。有了这种观念，自然就会有研究个性。
应当特别说明的是，在可供主体阐释的各种对象中，文学艺术是具有最大阐释自由度的对象，它给研究主体提供最大的补充和思考的空间。文学史科学与历史学不同，发生于具体时间、具体空间的具体历史事件，阐释的自由度较小，而对于文学的风格、情感、情趣、意境等等，则可以有更多的主体体验，有更多的文学接受者独特的感受，这就为文学史研究发挥学术个性提供有利条件。
有自己的研究个性是不是不尊重历史呢？不是的，这正是为了更尊重历史。尊重历史是任何研究的无可争辩的前提。但没有个性与主体性的时候，就没有足够的主体力量去尊重历史，去正视自己看到的历史的本来面目，去在正确的评价历史中实现自己的科学的良心。“实事求是”精神的实现，是需要力量的，需要道义的力量和人格的力量。
最近有些同志提出要“重写文学史”，这也是实现研究个性的一种要求。我想，每一个人对于历史，都有重写权。事实上，每一个人都在重新解释历史。就像文学理论家一样，每一个人都要重新界定文学的定义。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原封不动地重复和注释前人的旧结论，那就失去研究的意义。但是，我觉得，与其说“重写”，不如说“改写”或“另写”更贴切。因为“改写”、“另写”包含着对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尊重。业已问世的文学史书，都有作为一元存在的权利，我们新写的文学史书，不是无视原有的文学史书。过去写的文学史书，已纳入我们的视野之内，这就成了我们思考、改写、另写的基础。即使是完全推翻它，这“推翻”也是一种联系。我们不可能在文化空白中去解释历史。应当承认过去所写的历史已影响了我们，已提供了我们进一步思考和探索的出发点。我觉得我们应当共同克服过去的一种幼稚病，即企图以自己的存在方式统一全世界的存在方式，以自己的价值尺度统一全世界的价值尺度。否则，就会简单粗暴地否定和自己的价值尺度不一样的价值存在，结果就产生极左的思潮。我们的思想解放，当然可以批评和改革前人的思维模式，但还是要立足于建设，不是立足于“取代”。我们不要“一个吃掉一个”的哲学，而要多讲一点多元整合，多元竞赛，多元共存，多元共生。通过打倒别人来取代别人的想法，是一种幼稚的、古怪的想法，是一种“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农民起义者的观念。我想，我们还是要通过富有学术个性的学术建设来推动文学研究事业的前进。
我再讲一下与学术个性相关的现代文学研究当代性问题。
这几年，研究理论和研究历史的同志都在议论当代性问题，这与我们前面所说的学术个性关系密切。首先，所谓当代性，强调的是这个时代与过去了的时代的差异，也就是当前这个时代的“时代个性”；其次，当代性又从历史的、时代的角度，为强化学术个性的要求提供了客观依据。
我们所讲的当代性，是相对历史性而言的。因为现代文学从总体上说，它已成为历史对象。我认为，古代文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是历史文化，但是，古代文学研究的性质则属于当代文化的范畴。因为它是当代人用当代的文化眼光去对历史进行阐释，它和古代学者对古代文学的阐释性质不同。在我国，可以说，从王国维开始，古代文学研究才逐步进入现代文化的范畴。现代文学作为一种历史文化，我们今天的当代人对它进行研究，也属于当代文化的范畴。因此，自然要求它的当代性。
西方有位学者说过，无论是古代史还是现代史，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当代史。即都是当代视野下的历史，都是具有当代文化性质、当代文化品格的历史。我赞成这种看法。按照这一观念，我们的思维的时间流向有一个“反向”运动（与通常所理解的时间流向相反的方向）。这就是：不是从古代流到现代然后又流动到当代，而是从当代流到现代然后又流到古代。这就是说，历史作为一种程序是从昨天向今天向明天流动，而研究历史则是从今天向昨天向前天流动，是让当代的文化精神往后伸延，往现代文学史乃至往古代文学史伸延。思绪不断地往后流去，并且不断地出现今天视野中的过去。
这种反向流动的意思是：历史总是被当代化，总是被当代文化化。今天展示的历史，和《四书》《五经》时代展示的历史，和司马迁展示的历史，和梁启超、章太炎展示的历史都不一样了。正是把当代精神伸延到传统中，我们才赢得了对传统的新认识。这样，传统也就被当代化，传统也就不仅是过去，而且是向未来延伸的新生命。所谓传统的转化也就是这个意思。
当代性内涵是很丰富的，包括当代的时代精神、文化精神，当代的科学观、历史观、文化观、文学观等。例如，我们这十年所讲的当代科学性，就是更加尊重历史的科学性，更加实事求是的科学性，更加尊重真理、尊重人，尊重各种不同历史选择和不同历史见解的科学性。
对于研究古代文学史和现代文学史，当代性更重要的是意味着用当代人所理解的历史观、文化观去审视历史对象。但是，对于历史观本身是应当作些探讨的。这种探讨直接影响到我们对许多现代文学重大现象的看法。例如，有两个带有历史观性质的问题就值得思考：
第一，文学历史是否总是依据直线进化律前进，即是否总是依据直线进化律在提高自己的水平。如果承认这一规律，那么，我们就会派生出一个问题，是否“左翼”文学无论在整体上还是在哪一个方面都比“五四”文学水平高，而工农兵文学是否同样都比“左翼”文学水平高，而建国后的文学是否又比建国前的文学水平高？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当正视一个事实，即“五四”以来的文学与社会现实以至于革命运动的关系异乎寻常地密切，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大的变动，也并不都是文学运动本身瓜熟蒂落的结果（不是自然演进的结果），往往更多地是由政治、社会等外在因素催化的产物。因此，这些产物就难免粗糙、幼稚和带有种种不成熟性，它在艺术上的许多方面反而往往不及前一代。
文学的进步（甚至整个文化的进步）不仅不一定与社会进步成正比例的，有时社会的进步还往往需要文学以至文化暂时付出代价，为社会的进步而牺牲自身的利益。社会进步的要求，不一定都符合文学自身发展的要求，许多现象，许多措施，作为历史的要求，作为社会进步的要求是合理的、必要的，但对于文学，也可能作出牺牲。例如革命战争，它是符合历史要求的，但它有时却不得不在某个历史时期和在某些程度上中断了文学繁荣和提高的进程。从历史上看也是这样的，秦王朝的为了统一的战争，这是历史的要求，但是文化上却付出了代价，秦代的文化、文学就不如诗经时代的文学。苏联的十月革命是历史的进步，但是，革命进程中苏联的艺术也付出了代价。在十月革命前，俄国的现实主义文学获得了惊人的成就，而现代主义艺术也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它是抽象和构成主义艺术发端的国家。但是，十月革命后，这两方面的发展都暂时中断。我国抗战时期，我们对日本帝国主义展开英勇卓绝的斗争，这是符合历史的进步要求的，抗战时期的文学艺术也都表现出充分的正义性和道义水平，但是，当祖国处于危亡时，一切有良知的作家不能不把自己的文学纳入为民族战争服务的轨道，因此，就不能不牺牲文学本身的一些利益，包括以降低艺术水平为代价。就文学本身的利益来说，社会斗争、民族斗争的紧迫性对于文学的发展并非都是有利的。这种紧迫性使文学与社会没有历史距离和心理距离，作家艺术家就难以从容地从历史事件中透视和思考人类的命运，同样也难以使自己的作品充分艺术化。因此，抗战时期的文艺不能说它是比“五四”文学、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具有更高艺术水平的文学。不能说它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是“五四”文学的进化、提高和发展。反之，它在政治上进化了，但在艺术的许多环节上却暂时退化了。这种退化，是社会进步和历史进步的代价。
社会进步的尖锐需求，常常使文化、文学发生“偏至”现象，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鲁迅先生在《文化偏至论》里所说的“文化偏至”现象是常常发生的。这种“偏至”有时是巨大的“偏至”。例如把文学作为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作为从事阶级斗争的另一种军队。这种偏至和倾斜，在某个特殊历史时期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把这种局部合理性夸大为普遍合理化，把不得不“偏至”的现象上升为永恒的准则，那就会造成文化灾难。按照列宁的观点，思维实际上是一系列的圆圈。我们不能把圆圈的某一弧线当成直线，进而当成思维永恒的规律。所以，我们今天应当实事求是地作分析“偏至”现象（但不要着意贬低）。解放后，社会正常发展了，我们本应给予文学艺术以补偿，应当更充分地尊重它自身的规律，给它更多的发展自由，鼓励作家艺术家的艺术追求，减轻它的政治负担和战争时期遗留下来的精神负载，但是，我们却把战争时期的特殊政策和特殊观念普遍化，并全部延续下来。仍然讲文学从属政治，仍然把文学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仍然强调文学被政治经济所决定等等，继续让文学作出牺牲，这就不利于社会的进步，不利于新社会的建设、繁荣、强大，不利于新社会精神生活的安宁丰富。这种状况，直到邓小平同志在《目前的形势与任务》中提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邓小平文选》第220页）才发生变化。这一变化，对于我国文学事业，是一种根本性的转机。
实际上，文学的发展并不总是直线进化、直线上升的。而且，它不可能总是与社会的进步成正比例。马克思主义提出的艺术生产和社会生产的不平衡规律正是说明这一点。所以马克思敢于认定古希腊的文学具有“永久的魅力”，它作为人类童年时代创造的文学高峰是永远屹立着的。这就是说，人类社会在不断进步，将来还会发生更大的进步，但是，文学不一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产生比古希腊文学更高水平的文学高峰。即使产生了新的和荷马史诗可以并肩的高峰，例如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这样的高峰，也不能说前一高峰不如后一高峰。这一观念，雨果表述得非常精彩。他说：“在人世事物中，而且正是作为人世的事物，艺术属于一种特殊的例外。……世界上一切事物之所以美，就在于能够自臻完美；一切事物都具有这种特性：生长、繁殖、增强、获取、进步，一天胜似一天；这同时既是事物的光荣，也是事物的生命。而艺术的美，却在于它无从更臻完美。……一部杰作一经成立，便会永存不朽。第一位诗人成功了，也就是达到了成功的顶峰。你跟着他攀登而上，即使达到了同样的高度，但决不会比他更高。哦，你的名字就叫但丁好了，但他的名字却叫荷马。”（雨果《论文学》第129页）这都说明文学不是直线进化的，而且，文学之间带有某种不可比性。
历史观的另一个问题是文学的发展是否只按照必然律进行，其中有没有同时存在主体选择的可能性？
我们承认历史有客观发展的必然规律，从宏观上，确实有规律可寻，但是，我们往往忘记，客观规律是需要人（主体）去发现、去把握、去选择的。由于这一点我们注意得不够，因此导致对必然律的绝对化认识。而对必然性的崇拜往往导致历史宿命论。事实上，历史给人提供的常常是多种选择的可能性。但我们在评价现代作家的时候，往往把某个作家的选择，简单地说成是唯一合理的选择，完全必然的选择，不能用当代的文化精神对他们的选择进行富有主体性的评说。例如，在现代文学史上许多作家走上革命的道路，在政治上，他们的选择是对的，是符合历史的要求的。但是，他们的政治选择往往伴随着另一种选择，这就是把艺术完全纳入政治轨道，而且否定自己刚刚创造出来的艺术，这对不对呢？可以做些分析。例如“五四”时期郭沫若诗歌的巨大成功，是浪漫主义和表现主义的成功，《立在地球上放号》、《天狗》都是典型的表现主义作品（呼喊，排比句，感叹号的排列，感性的浓烈等都是表现主义典型特征）。但是，他加入革命队伍之后，作了一种选择，就是对表现主义加以彻底否定。他自己说，他花了很大的力量才克服了表现派的影响。然而这种克服却使他写出一些标语口号式的诗歌。这种选择对不对呢？值得研究。到底是表现主义使他成为革命诗人郭沫若，还是克服表现主义（反表现主义）使他成为革命诗人郭沫若呢？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是不是也可以有另一种选择，例如，是否可以有布莱希特式的选择。布莱希特是对马克思主义充满信念的，他本身加入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但是，他始终不丧失作为作家的布莱希特，他的艺术一直属于全人类，因此，今天他仍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没有加入共产党，但信仰马克思主义。他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希望。但是他把信仰和艺术统一起来，没有因为政治信仰而放弃艺术责任和否认艺术本性。他是现代主义艺术大师，对现代戏剧作出划时代的贡献。他创造的陌生化的间离效果，帮助人类从世俗世界中挣脱出来，而用另一种新鲜的眼光来看世界。他超越了当时一般作家的视野来丰富人类的心灵，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体系。和卢卡契相比，他更了不起。卢卡契在19世纪作家的视野之内来观照马克思主义和审视20世纪文学现象，犯了学院派的错误，而布莱希特却超越了19世纪作家的眼光，在他们的视野之外来丰富马克思主义和看待20世纪的文学现象。布莱希特的选择是否比郭沫若的选择更合理，难道不值得认真总结吗？很奇怪，有些现代的我国作家，在二、三十年代肩挑两个世纪，同时进入两个大的审美范畴，两个大审美世界，对两个世纪的艺术都没有偏见，解放后，反而只挑19世纪艺术，而对本世纪艺术却充满偏见，这是怎么回事？
除了历史观之外，我还想谈谈文化观。我认为，对于现代文学研究要表现出个性来，是需要有自己的深刻的文化观的。现在已经普遍开始注意用文化视角来观照文学，包括观照现代文学，但是，对于掌握文化视角的主体现在有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解决把文化分析与审美分析结合起来。文学范围内的文化分析与科学、历史学范围的文化分析不同，它必须回到文学本体中。文学也是一种文化，但它不是现实文化，不是政治伦理层次上的文化，而是超越的文化，审美的文化。只有注意文学的特点，分析才不会空泛。过去我们用政治分析代替审美分析，今天不要用文化分析代替审美分析，不要简单地贴文化标签。不管是实证也好，思辨也好，最基本的前提，是要读大量的作品，要从单个作品中和作品群中去发现文化现象。文学一方面属于文化，一方面又反抗文化。不要过去搞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现在又搞一个文化层一个模式。文学批评如果离开扎实的审美分析，如果离开对具体作品独到的体验和感受（对具体作品的体验往往可以达到刻骨铭心的体验），就很容易变成僵死模式。而文学总是要不断地突破模式。例如，从文化现象来看，在现代文学中，有的作家群（如郭沫若、郁达夫、巴金）就乐于和善于写学生，学生热情，容易接受新思潮。而有些作家群，则乐于和善于写公务员，小人物。例如鲁迅、老舍、叶圣陶、张天翼等，公务员与小人物是另一种文化心态，他们没有学生的热情，不容易接受新思潮，比较世故，保守。但是，不管是写学生的作家群，还是写公务员、小人物的作家群，每个作家又不一样，他们都有自己的创作个性和审美个性，他们并不是生活在共同的文化模式中。
另一个问题是主体必须具有独特的深刻的文化观。现代的新文学运动是与整个新文化运动同时发生的，因此，“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锋本身都又是传统文化批判的先锋。他们的文学作品都渗透了新的文化精神和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研究现代文学如果脱离现代文化观念变革的背景，如果脱离中西文化交汇和文化撞击的总背景，就不可能是深刻的。但是，我们过去对“五四”运动，更多地是强调它的政治革命性质，由于强调这一点，因此，自然认为1949年就完成了“五四”提出的全部革命任务。但事实上，政治上的完成并不等于文化上的完成。在文化上，“五四”的任务远没有完成。我们在政治上改变了旧政权，在经济上打倒了地主，但在文化上，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观念又打着极左的旗号不断出现。这些极左的封建主义思潮，完全否定民主、科学的精神，否定人道主义和人性解放，用一套“长幼有序”的极左秩序来冒充社会主义文化秩序，在极左思潮泛滥时期，我们的“五四”精神不仅没有发扬，而且发生了退化和异化。到了全民都接受“三忠于”的思想，一切想着一个人，一切为着一个人，“五四”精神就消退尽了。这种退化和异化是很值得研究的。
“五四”文化精神的退化，在现代文学史上，也有值得反省的所在。例如，在民主革命中，我们党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在政治上必须依靠农民，充分重视农民的革命性和革命力量，这是符合历史的要求的。但这不等于在文化观念上必须确认农民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心理也是最先进的，最标准的。鲁迅就不这么看，否则他就不会塑造出阿Q、闰土、祥林嫂这些麻木而悲惨的形象。应当看到，农民的文化思想系统中，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主的要求和科学的要求，他们倒是受“家长制”的农业文明观念影响很深，文化心理上带有浓厚的封建宗法思想的投影。但是，我们的作家，常常没有达到鲁迅那样的认识水平，在讴歌政治革命时有意无意地把农民思想当作最革命的思想。在与农民的纯朴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时，却未能理性地分析农民文化的内涵。这样，在分析农民题材的作品时，就缺乏当代文化精神强光的照耀。与鲁迅相比，不少现代作家，有它接受农民再教育的热情的一面，但也有文化精神退化的一面。今天，我们在研究现代文学史的时候，应站在当代的文化层面上审视过去的得失，包括描写农民题材的作品的得失。这也不是没有意义的。
〔本文是作者在现代文学研究创新会（1988）上的发言摘要，全文将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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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通俗文学座谈会在桂林召开
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发起召开的全国通俗文学座谈会，最近在广西桂林市举行。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由中国作家协会筹备组织的全国性通俗文学会议。联合发起单位还有宝文堂书店、花城出版社和广西文联等。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正确估价通俗文学在当代社会主义文学总体中的地位、价值和作用，正确估价当前通俗文学发展的现状，研究通俗文学创作中出现的问题，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通俗文学创作队伍的建设，提高通俗文学的质量和促进通俗文学的研究与评论工作。
王蒙、陈荒煤和一些通俗文学作家、评论家、研究工作者参加了会议。
（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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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州举行“登月”报告文学笔会
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十余位报告文学作家、评论家、编辑、记者，最近在苏州，就报告文学观念与创作理论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这次讨论会，是由苏州市报告文学学会、《雨花》编辑部与苏州手表总厂联合举办的。
报告文学作家苏晓康从社会学、文化学的角度探讨报告文学兴盛的原因和面临的问题。他认为，在由于种种原因小说创作日渐失却轰动效应的情况下，报告文学由于具有思想上的启蒙意识和文体上的“杂交”优势，日渐为广大读者所瞩目。他认为忽略形象可能会带来报告文学的危机。贾鲁生提出报告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思想也可以是一种审美，并要求报告文学作家既要注重思想启蒙，又要兼顾作品的可读性。报告文学作家钱钢、李玲修、肖复兴、胡平、张胜友以及《雨花》主编叶至诚对报告文学作家的创作心态，报告文学创作所面临的困惑，报告文学的功利性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孙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