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要重视社会主义体制的多样性
——《实践的光辉》序言
于光远
幅员如此广阔、地形如此多样、人口如此众多、历史如此复杂的中国，从来就是一个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这种不平衡不仅表现在经济文化发达程度、宗教信仰、居民心理特征等上面，而且也表现在社会制度的差异上面。这种表现在社会制度上的不平衡，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到建国前夕的情况是：带有半殖民地性质的半封建社会（中国的绝大部分地区）、更古老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少少数民族地区）和新型的社会形态（革命根据地）的并存。此外还有一些地区早已变成了殖民地性质的资本主义社会（香港与澳门）。这种不平衡是社会制度的不平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国大陆上多种社会基本制度并存的局面，建立起统一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巨大进步。但是在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起始阶段的二十年中，出现了一种各地区社会主义具体制度——即社会主义体制整齐划一的状况。这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第一阶段，指导思想“左”倾，思想僵化，经济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的特点是相联系的。这种状况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年当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地区间一种新的不平衡出现了，这就是社会主义体制上的地区差异。尽管国家对改革开放有统一的指导思想、统一的规范，约束了各地区社会主义体制的差异，但是在改革开放的程度和做法上的不同还是相当明显的。不但我国学术界和广大干部看到了这一点，就是外国学者对此也有所觉察。建国以来，在地区之间社会制度上中国各地区的不平衡，经过了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先是社会基本制度上的不平衡，在这一不平衡被否定，在中国大陆上建立起统一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后，这个否定的肯定又被否定，达到社会主义体制上的不平衡。当然，如果我们的考察超出了大陆的范围，当前的现实和中国共产党“一国两制”的重大决策，又表明在中国大陆与台湾、香港、澳门之间社会基本制度上的差异将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存在。
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二阶段——改革阶段中，地区间在社会主义体制上的一定程度上的差异是合理的，改革的进展各地区必然有先后，丝毫也不是什么坏事，而是有利于改革顺利发展、加速发展的一种好现象。改革走在前面的地区，是全国的榜样，也是全国研究分析的对象。差异就是矛盾。矛盾是发展的动力。在改革阶段，企图阻止地区间社会主义具体制度的差异是不切实际的有害空想。
出于这样的基本认识，我欢呼珠江三角洲改革开放十年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珠江三角洲是改革开放走在全国前面的一个地区。当然，我这么说丝毫不意味着看不到其他许多地区在十年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丰富的、宝贵的经验。我认为要十分重视社会主义体制中多样性对于改革得以顺利和加速发展的必要性。但是珠江三角洲毕竟是最令人瞩目的一个地区。
珠江三角洲最突出的特点和优点是什么？许多人回答说是商品经济意识强，而且这一点不仅对从事经济经营的人是如此，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包括地区和部门管理机关的负责人员也是如此，因而这个地区的商品经济得以少受干扰而发展得比较快。结果这个地区经济增长，尤其是对外贸易、引进外资的数额比其他许多地区要大得多。商品经济意识越强，商品经济发展得越快，反过来商品经济越发展，人们的商品经济意识也就越强。珠江三角洲商品经济意识强，带来开放意识强，而且在那里的人们也更容易接受“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衡量改革开放成败得失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正是珠江三角洲有这样突出的特点和优点，它才能获得人们在今天心目中的地位。1987年广东省被中央定为综合改革试验区，全国许许多多人到珠江三角洲来参观学习，这不会是偶然的。珠江三角洲在改革开放中都有哪些具体的作法，都存在哪些经验，都存在哪些问题和困难，需要大家来作调查研究。这种调查研究做得越细致越深刻，无论对珠江三角洲本身或者对其他地区研究和学习珠江三角洲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这次广东省政府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广州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和广州日报社联合主办“珠江三角洲改革开放十年征文活动”，从收到的文章中选定四十九篇，出这样一本书，我想是很有用的。
（本书由广东高教出版社出版）
第5版(理论)
专栏：
哲学研究要面向世界
邢贲思
在当前，和许多其他学科一样，哲学也有一个面向世界的任务。就是说，哲学这门学科应当了解世界上各个国家（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的哲学流派、哲学学说的状况，了解各国哲学家所最为关注并正在探索的哲学问题，了解国外的哲学论著、哲学刊物的内容，了解各种双边、多边和国际哲学会议讨论的紧迫课题。一句话就是要掌握世界哲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掌握来自国外的各种哲学信息，用以开阔我们的眼界，启发我们的思考，为我们自己的哲学发展开拓出一条新的道路。
当然，发展哲学不仅要了解当前世界的动向，还应当研究国内外的实践所提出的重大问题，注意吸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批判地继承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等等，这是不待言的。然而，了解国外哲学毕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缺此，则所谓发展哲学，所谓赋予哲学这门古老的学问以新的生命，所谓还哲学以智慧之友的本来面貌等等，都只能是一句空话。
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谈论哲学，这在历史上的特定时期曾是不得已的，但即使是那时，哲人之间的对话、交流，乃至唇枪舌剑式的驳难、论战也时有发生，尽管这一切只是在一个比较狭隘的天地里进行的。时至80年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信息传递空前迅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哪一种哲学，有哪一个哲学家想把自己封闭起来，割断同外界的各种联系，包括通向世界的联系，那就会自我孤立，就会自外于世界学术之林。如果这样，那么所谓发展哲学云云又从何谈起。
这种自我封闭、自我孤立的政策，有一个时期在我国曾经奉行过，这就是“四人帮”肆虐的时期。这一个时期，经济上政治上的闭关锁国，学术上的排外主义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其结果，不但大大败坏了我国的哲学事业和整个学术事业，而且几乎把我们的国家拖到了崩溃的边缘。实践宣告了这种偏执的、愚蠢的政策的破产。今天，这段历史的逆流虽然早已成为过去，但它毕竟给我们留下了对一场噩梦的痛苦回忆。
经过了一段历史曲折，我们丧失了一些时间，但是我们从反面也得到了教育，以往的经历使我们对哲学面向世界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多年的封闭环境割断了我们同外边的联系，使我们对国外哲学界的情况非常隔膜，以至我们刚从这种环境中走出来时，有些无所适从。我们想了解西方哲学，但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众多，学说纷呈，情况究竟怎样，我们摸不透、吃不准。我们既缺乏对现代西方哲学每一个流派、每一种学说、每一个哲学家的具体的研究，也缺乏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宏观的、整体的研究。对西方哲学，我们过去曾经习惯于简单地批判。现在，我们感到这种态度是不科学的，必须改弦更张。那么，怎样才算是科学的态度？它可能包括很多内容，但最低限度就是要了解情况，如果连基本情况都不甚了了，那又有什么科学可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观察事实，了解真相是科学的起点。尽管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许多差别，但就这一点而言，它们是相同的。我们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也应当以此为起点。我们想了解东方哲学，但除了对日本现代哲学我们略有所知以外，我们对印度、阿拉伯以及其他现代东方哲学的知识简直贫乏得可怜。东方哲学似乎离我们更遥远，这和东方国家在地理位置上同我们的相对接近是极不相称的。东方哲学的所在国大都是第三世界的国家，他们的人口占世界上的多数，他们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命运。他们的精神生活，包括他们的哲学思想，同他们的其他方面一样，理应引起我们的深切关注，并从中汲取积极的成果。此外，我们对苏联、东欧哲学的近年来的发展状况，了解也很肤浅，也有大大加强研究的必要。总之，这些年来的教训使我们认识到，我们必须摆脱封闭的状态，在学术上和在经济上一样采取比较开放的态度，把我国的哲学发展放到一个世界哲学背景下来考虑，通过同国外哲学的经常交流，使国外的哲学信息不断反馈到国内，并通过我们的科学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为我国的哲学繁荣打开一条重要的道路。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近年来我们翻译出版了大量国外的哲学论著，我们发行了有关国外哲学动态、哲学信息的专门刊物，我们向国外的大学和其他学术机构派出不少访问学者和进修学生，同时也邀请许多国外学者来我国讲学和进行学术访问，我们加强了同国外哲学机构、哲学团体的学术交流，我们多次出席了双边、多边和国际的哲学学术会议。通过这些活动，大大提高了我们对国外哲学的认识水平。尽管还很不够，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但是毕竟我们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可以说，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全国整个形势发展一样，我们的哲学面向世界的发展目前也处在建国以来最兴旺发达的时期。
《世界哲学年鉴》正是在这样一个大好形势下应运而生的。它是时代的幸运儿，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思想领域内的拨乱反正，没有改革和开放，没有这一切所造成的思想解放、学术繁荣的局面，也不可能有它的诞生。我们一定要珍惜这种机会，尽力把它办好。我们不敢奢望它在加强哲学的对外交流方面，在繁荣我国的哲学方面能作出多重要的贡献，我们只是希望它能成为我国学术百花园地中的一朵小花，成为哲学面向世界的一个窗口，使我们在接触国外哲学、了解国外哲学方面多一条小小的渠道。
（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世界哲学年鉴》一书）
第5版(理论)
专栏：
重点是压缩过大的社会需求
王政
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突出的问题是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过热，社会总需求大大超过总供给。因此，治理经济环境，主要是压缩社会总需求，解决通货膨胀问题。
谋求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的平衡，既可靠增加供给实现，也可通过压缩需求来实现。但就我国当前的具体情况来看，重点要放在压缩总需求上。
一些同志担心，压缩社会需求会不会导致经济萎缩。这种疑虑有一定道理，但不够全面。确实，在商品经济中，生产是为了销售。只有当产品通过市场进入消费，也就是满足了需求后，才使生产得以最后完成，重新开始下一个生产过程。如果需求不足，生产出来的东西没有人买，再生产就不能顺利进行，这就会影响经济的发展甚至导致经济萎缩。不仅如此，需求的作用还表现在，它能为生产创造出新的更多的需求从而成为新的生产的动力。总之，需求保证经济正常运行并刺激经济发展的作用应当重视。但是，也不能把需求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绝对化，以至于认为需求越大越旺就越能促进经济发展。因为，归根结底是生产决定消费，一定时期的供给结构和规模决定需求的结构和规模，而供给能力的增长在一定时期内并非无限，而要受到国力和财力制约。如果需求过大，超过了一定时期国力和财力的承受力，就非但不能促进经济发展，反而会导致物价上涨，诱发通货膨胀，扭曲社会生产的比例关系，使经济难以健康协调地发展。
分析一下我国当前的经济情况，不难看到需求过大的严重危害性。由于到处铺摊子搞建设，普遍追求发展速度，搞加工工业，社会集团购买力恶性膨胀，其它消费基金增长过快，导致财政预算打赤字，银行被迫多发票子，造成了明显的通货膨胀，严重干扰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顺利进行。事实充分证明，过大的需求不是经济发展的兴奋剂，而是经济发展的破坏力。这些事实也充分说明，抑制过大的社会需求，实在是治理经济环境极为重要的一环。
实际上，我国目前的总需求构成，有相当一部分并不合理。如集团购买力的超常增长，楼堂馆所的大建，没有很大历史文化意义的这个碑那个庙的修复，未经充分论证而盲目上马的基建项目，等等。压缩这些需求，非但不会导致经济萎缩，反而能为经济健康协调发展创造条件。
我们强调当前要花大力气抑制过大的需求，并不是说不要增加供给。在抑制总需求膨胀的同时，也要用很大的力量来改善和增加有效供给。而且压缩需求也不是搞一刀切，对不合理的生产性需求和集团购买力中的奢侈浪费性需求，要狠压大压，而对论证充分的有关国计民生的生产项目，对能有效增加供给、改善市场供应的生产，则要从资金、原材料、运输等各个方面给予切实保证。当然，增加供给也不能主要靠增加投入，而应主要靠降低消耗，提高效率来实现。
我们说抑制总需求，也不是要压缩人民群众的正常消费。对于正常的消费性需求应当满足，并且引导和分流，如推进住宅商品化，发行股票，开办保值储蓄存款，等等。采取诸如此类的措施，目的是分散消费热点，使人民群众的消费结构更加合理。
第5版(理论)
专栏：学术动态
治理经济环境 发展外向经济
——广东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区理论与对策研讨会综述
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科联、广东省体改办、广东省社科院等单位主办的“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暨广东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区理论与对策研讨会”，不久前在广州召开。会议围绕大力发展广东外向型经济、广东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与对策、广东金融改革和广东发展科技与培养人才等专题展开了讨论，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策性意见。
治理通货膨胀：两个认识问题，一个治本办法。
与会代表认为，出现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膨胀，工业速度增长过热，财政连年赤字又靠向银行透支，货币发行量过多。许多代表认为，治理通货膨胀，首先要解决两个认识问题：一是要纠正“通货膨胀有益论”的错误认识。此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无不靠通货膨胀加快经济发展”，这是一种不符合事实的似是而非的观点。二是要纠正“速度越快越好”的观念。这种观念是不讲科学的盲目性表现。经济增长过慢当然不好，盲目过快也不好。适当的速度，是速度与效益和条件的统一。其次要采取抑制通货膨胀的断然措施。包括压缩固定资产投资，控制消费基金特别是社会集团消费，压缩与消灭财政赤字，有区别地控制信贷规模，压低工业包括乡镇工业的增长速度，努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等综合配套措施。第三，要从体制上建立起能够自我约束需求膨胀的机制。这是一个“治本”的办法。
价格改革：七条综合措施。
代表们认为，当前物价上涨过猛的根本原因在于通货膨胀，而不是价格改革所带来的。但价格改革不能孤军深入，必须与企业、工资、金融、税收、财政、物资、商业、外贸以及宏观管理等体制改革配套进行。
许多代表认为，当前控制价格上涨要采取以下措施：1、发展生产，增加适销商品供应；2、控制社会总需求；3、发挥国营企业的主导作用，保证库存，平抑市价；4、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整顿经济秩序，加强管理监督，制订反垄断、反暴利、企业订价等法规或条例；5、健全现行的市场价格调节基金制度；6、加快实现住房商品化；7、正确处理和协调广东与省际之间、省内与国际市场的价格关系。
企业改革：创建现代企业制度。
一些代表认为，深化企业改革的对策是创建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的显著特征是企业法人公司化、公司股份化。要从理顺产权关系入手，进行所有制形式及其管理体制的改革，建立由同级人大监督管理的各级全民资产管理部门，实行国有资产分级管理制度，在此基础上建立各种类型的股份公司，创建新的企业承包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政企分开，建立企业自负盈亏、平等竞争的机制。有的代表还提出要建立企业资产市场，实行企业有偿转让、兼并和拍卖制度；建立企业家人才市场；发展股份制；发展企业集团等对策。
宏观管理体制改革：调节总量平衡，调节资源配置。
有的代表认为，宏观管理制度的改革，要在调节宏观总量平衡和调节资源合理配置这两个方面进行。调节宏观总量平衡，重点是改革投资体制，使投资主体形成自我约束投资需求的制衡机制：凡投资主体在政府的，可选择推进分层次的和部门的宏观承包制；凡投资主体在企业的，要靠企业制度的改革，形成自负盈亏的企业机制，约束企业不合理的投资需求。同时，国家可运用利率、税率、汇率等经济杠杆，引导企业的投资需求和投资方向。调节资源合理配置，要靠经济机制和必要的行政干预。
有的代表认为，当前改革宏观管理体制，要抓好政府职能的转变；完善调控机能，建立各项经济法规；改革政府管理体制等工作，要组成一个高层次、有权威的宏观经济决策机构，可考虑采取委员会制，凡涉及全省综合平衡的经济调控方案，应经委员会科学论证并决策。
发展外向型经济：五条战略性对策。
与会代表认为，当前广东省进行综合改革试验，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必须抓住国际经济出现的有利时机，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
广东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对策是：1、加速经济机制转变，以国际市场为导向，建立出口带动的外向型经济运行体系。要实现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使国内经济与国际相适应。2、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调整产业结构，引导产业升级。一方面要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附加值，生产高质轻纺工业品和组装高科技产品；另一方面要建立自己的重化工业。3、运用多种外资方式，扩大吸收国际资金，形成“进口——生产——出口”的循环系统。4、制定正确的出口战略，建立强大的国际销售体系。包括建立工贸结合的企业集团；向多元化、国际化发展；壮大海外企业，在全球建立销售网络；努力开拓远洋市场。5、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外经贸体制，建立有效的宏观调控系统。政府对外经贸的管理，一是政策指引，二是信息引导，三是经济调控，四是立法监督。（杨建荣）
第5版(理论)
专栏：
刘军宁说：
公开是开放社会的政治原则
刘军宁在《光明日报》撰文说，公开是实现民主政治的重要条件和手段，唯有公开，公民的民主政治权利才能得到切实的保障。人民既然是国家的主人，他们就应享有了解权和知情权，有权知道国家中社会经济政治生活领域所发生的一切。公开是开放社会的一项重要政治原则。公开的原则要求国家政权机关和政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接受全社会的有效监督，一切重大事件的真相都让公民知道，让一切滥用权力等腐朽现象在众目之下曝光。公开的原则还要求所有企业对经济利益、所有的政治候选人对权力进行公开平等的竞争。唯有透明的竞争才有可能使竞争受到社会的监督，使非法的行为和肮脏的交易受到法律的制裁。公开原则还意味着公民有权利对他们的所知所晓作出反应，表达自己的意见。在开放的社会中，政府不仅有义务保护公民的了解权和知情权，而且有义务为公民切实履行这两项权利提供有效的制度化渠道。
第5版(理论)
专栏：
鲁从明谈：
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特征
中央党校副教授鲁从明撰文说，从本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第三阶段，可称为社会资本主义阶段。这一阶段主要的特征现象是：（一）由于发生了以电子计算机、原子能和生物工程为重要标志的新的科技革命，生产社会化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资本主义制度有了更加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社会生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二）资本的社会化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新阶段。这主要是由于股份公司的普遍发展，一方面使资本的所有权在越来越大的范围扩散，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占有、经营权越来越分离；另一方面促进了跨国公司的迅猛兴起，资本越来越国际化。（三）国家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了对社会经济的宏观调控，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单纯的市场调节和过分垄断的缺陷，大大弱化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大体上保证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四）阶级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过去，富人和穷人的结构呈金字塔状；现在的阶级结构趋向梭型，富人是极少数，穷人也是少数，中等收入的人占多数。脑力劳动者在社会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五十年代以来，实际工资明显提高，社会福利支出大幅度增加，劳动者的生活得到了基本保障。（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发生了重大改变。过去，对落后国家的剥削和争夺世界霸权，主要凭借武力，现在主要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商品经济的优势。（六）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上趋于民主，法制趋于完备，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越来越自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