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振奋精神 繁荣文艺
——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开幕词
夏衍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已经召开了。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之后召开的，距上次代表大会相隔快十年了，在历史的长河中，十年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对中国人民、对中国文艺工作者，这十年却是一个极不平凡的年代。十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十年前，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上次代表大会致祝词，肯定了中国文艺界经受了斗争风雨的严峻考验，是一支值得信赖和爱护的队伍，勉励我们解放思想、振奋精神，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为建设精神文明服务。在党中央的信任和爱护下，中国文艺工作者摆脱了历史重负和精神桎梏，进入了四化建设的伟大时代。这十年中，我们国家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从经济体制到意识形态，都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我国的文学艺术，正是在这个崭新的历史条件下，感应着时代的脉搏而产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最鲜明的标志，是小平同志1980年1月提出的“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工作者的思想获得了很大解放，创作获得了很大自由，在不断改善创作环境和创作气氛的过程中，增强了创作的自觉性和积极性，逐步突破对文艺功能的狭隘的理解，抛弃了图解政治和图解生活的模式，在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上，以绚丽多彩的作品描绘了当代中国的历史趋向，生动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和心理素质。文艺工作者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和理论研究中，表现出尊重真理、实事求是和勇于探索的精神，在发扬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积极热情地吸收外来的有益的文化，突破了大一统的创作格局和定于一尊的美学规范，呈现出题材、形式、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的多样化的生动活泼的局面，以丰硕的成果和实绩，努力满足全国各族人民多方面多层次的文化需求，使他们获得精神上的鼓舞、陶冶、启迪和娱悦。不胜枚举的优秀作品不仅在人民群众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而且引起了国际文坛的重视。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和艺术经验的老一辈文艺工作者焕发了青春；中年文艺工作者经历了生活磨砺和艺术锤炼日臻成熟，成为文艺创作的中坚；一大批有才华的青年文艺工作者以崭新的风貌，表现出可喜的锐气和风采，他们是我国文艺的未来和希望。由老中青三代文学家艺术家组成的这一支生气勃勃的文艺队伍，已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因此，我们有理由说，近十年来我国文学艺术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人鼓舞的。应该肯定，我们的文艺工作不论是对满足人民精神生活的多方面的需求，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全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作出了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工作和贡献。
明年是建国四十周年，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七十周年，在这漫长的风雨岁月中，中国文艺工作者经受了战争和革命的考验，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光荣传统，留下了许多光辉灿烂的时代的诗篇。但谁也不会忘记，中国文艺界走过来的是一条曲折而艰险的道路，有胜利，也有失败，有欢乐，也有忧伤，特别使我们感到沉痛的是“文革”那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像我这样上了年纪的人都有一种切身的体会，就是建国以来，或者应该说从1930年“左联”成立以来，文艺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完善的解决，这就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古老的忧国忧民的传统，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所以从古以来，中国文艺的主流始终是入世的而不是出世的，由于有了这种“诗言志”的传统，所以一旦民生疾苦、国难当头的时候，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但是，我个人的体会，“诗言志”和“文以载道”这个传统还是比较宽容的，它并没有排斥山水诗和风景画，直到“五四”前后，也没有排斥过怀古诗词和恋情小说，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我们才从苏联、西欧和日本引进了一种新的理论，这就是“文艺是宣传鼓动的工具”，“一切文艺都是宣传”，片面地强调了文艺从属于政治。30年代是一个大动荡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左翼文艺也是一种世界性的潮流。人类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成了青年知识分子向往的中心，同时1929年，西方世界正碰上了空前的经济恐慌，因此，在苦闷徬徨中探索出路的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当时的苏联文学理论，是顺理成章的，在剧烈的革命战争时期，文艺为革命的政治服务，也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在于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到了党的八大之后的和平建设时期，不仅依旧沿用这个革命战争时期的口号，而且变本加厉，从为政治服务到为政策服务，到文艺要写中心、唱中心、画中心，一切都要为当前的中心任务服务，那就违背了文艺创作的规律，束缚了文艺工作者的创造性和积极性，这也就是走到了双百方针的反面去了。这是一场惨痛的教训。值得庆幸的是这场恶梦已经过去，我们已经从惨痛的经验中获得了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和开放的政策，我们的民族精神获得了新的解放，长期窒息人们思想的许多旧观念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为了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这次大会中将讨论一个重要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文艺的若干意见》。改革十年，我们国家已经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正处在一个新旧体制交替的关键时刻，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过程中，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都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必然要反映到文艺创作中来，我们要继续处理好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处理好发扬民族传统与吸收外来文化的关系。那种认为文艺比政治经济更为重要的看法是不科学的；那种用行政命令来管理文艺的方法是不明智的。文艺创作是一项极其细致而又复杂的最富有个性色彩的精神劳动，创作自由是尊重艺术规律的表现，创作自由和尊重艺术个性，又是建立在文学家艺术家的良知的基础上的，文艺不能从属于政治，但又不能超脱于政治之外。那种脱离生活、游离现实、淡化矛盾的倾向是偏颇的；那种片面强调民族性而泥古不化，反对吸收借鉴外来文化的观念是偏狭的；当然，那种主张全盘西化、生吞活剥、东施效颦的作法是有害的。
古今中外文艺史已经充分地证明，一切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都是他们祖国的忠诚的儿女，都是他们所处身的那个时代的思想的先驱，又是他们本民族文化的继承者与开拓者，只有深刻地感知人民的忧乐，真实地反映人民的忧乐，他们的作品才能闪烁思想和艺术的光辉。我殷切地希望，我们的文学家艺术家们解放思想，面向未来，创作出能够激发人们爱国热忱，陶冶人们道德情操，启发人们积极进取的作品，让我国当代文学艺术呈现出百花争艳的生动局面。
明年，将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七十年来我国文艺发展的艰辛曲折的历程，它告诉我们一条基本经验：这就是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一样，只能在学术自由、科学探讨无禁区的环境中才能进步和发展，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五四”新文化的光荣传统，学习鲁迅先生关注现实、直面人生的风范，为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兴旺繁荣做出自己的宝贵贡献！
再过十二年，我们就要跨进二十一世纪了，五十年代以来，人类进入了核能时代和信息时代。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就曾预言：“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现在，已经是自然科学进入划时代发展的阶段了，这样，我们的思想观念、生产方式及至生活方式，必然也要跟着而发生前所未有的剧烈的改变。今天，我们民族的命运正在进行严峻的历史性选择，开拓与保守、神奇与腐朽在各种领域各种层次上进行搏斗，这一切都为文艺创作提供了最丰富最生动的素材。我同样殷切地希望，我国文学家艺术家们，要有庄严的历史责任感和神圣的艺术使命感，不断地开阔生活视野，提高艺术素质，以更强烈的参与意识，关注人类的未来，创作出无愧于前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题目系编者所加）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评论
关于报告文学的非理论性思考
尹卫星
杂交究竟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呢？
报告与文学，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隶属不同范畴的文学品种，如今一经在作家手中进行杂交，便生产出了第三种文字品种——报告文学。
艺术能这么杂交吗？
正如纪实小说和电影小说的提法一样，有些不伦不类，自相矛盾。报告文学的提法也难免令人生疑，至少是缺乏严谨的科学性。国外有新新闻体小说，是报告文学的另一种名称；国内还有纪实文学和传记文学，看不出它们与报告文学究竟有什么区别和严格的界线。既然大家都这么叫，也只好入乡随俗了，好在这只是一种提法或是一种文学式样的名称，一种符号，并不是最重要的。
杂交或许是对的。混血儿确实漂亮、聪明。
杂交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看你怎么个杂交法了。
报告文学最初在中国上市的时候，是被划在散文部落里的，仅仅几年的工夫，报告文学便背叛了散文，宣告独立，并试图扮演文学世界里的“超级大国”。
人们不得不痛心地承认：小说在退化，全世界范围内的退化。本世纪最杰出的小说家，老百姓能叫出几个？怎能像上世纪以前的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人的名字那样响亮，又怎能像他们的作品那样在世界范围内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承认艺术有巅峰吗？在运动场上没有永久的世界纪录，但在艺术领域也许确有超不过的世界纪录。小说太古老了，诗歌就更古老了，古老的应有尽有。中国小说在经历了它的盛期以后，趋于平淡。或许，它睡了，在它醒来之前，报告文学将尽情地表演，甚至有点儿肆无忌惮。
随着时代的进展和物质的昌明，生活将越来越艺术化，而艺术越来越生活化，这种走向给报告文学这种文学式样带来繁荣的契机。
最后是新闻界的萎缩，把原本属于自己的疆域拱手让给了报告文学，而报告文学却毫不客气地侵入了新闻界，进行了疯狂的掠夺，几乎是无孔不入，无处不在，无所顾忌而又无所不及。
一时间，“全景式”“集束式”等等报告文学铺天盖地，八仙过海，或写重大新闻事件，或写敏感的社会问题，或扫描某一领域，或褒贬风云人物，此起彼落，你方唱罢我登台，令人眼花缭乱，感慨万千，报告文学一跃成为耀眼的大明星。
是方兴未艾呢，还是病态的浮肿？抑或只是临终前的一种回光返照？
说报告文学走红也好，走俏也罢，都不过分。但，需要稍稍冷静一点，仔细看一看报告文学是怎样发迹的。
不知道人们是因袭了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只要这报告文学是揭露内幕的，是批判的、是抨击的、是骂娘的，就一定是好作品，就一定会引起轰动。反之，就一定不是好作品。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一个作家，只要他或她具有一种豁出去的胆量，有点儿占领资料的机会，再有一点判断是非的能耐就足够了，而这些作家呢，恰恰希望别人来批评他或她的作品，倘若是来自官方的批评就更是求之不得了。人说这叫越批越红、越批越香，越批就越出名，一直闹到打官司的地步才算是真正的英雄好汉，才算是真正的有良知的、有骨气的作家。这是报告文学吗？文学的功能究竟是什么？
由一批新闻记者加盟报告文学作家队伍本来是件好事，但报告文学创作中存在的新闻化倾向越来越令人担忧。没有人否认报告文学这一文体中是含有新闻因素的，但它不是、也原本不该是这一文体的主导精神，更不应当因为新闻因素而把报告文学的文学性降低到一般的手段，成为一层带有装饰性或是伪装性的表皮。如果是这样，报告文学迟早要从文学家族中被清理出去，而被毫不留情地打入“另册”。
应当面对这样的事实：看上去风风火火、热闹非凡的报告文学，实际上充满了浅露的、功利主义的浮躁情绪，这种虚假的繁荣实则是一种病态的浮肿，这样发展下去，再热闹一两年，报告文学也将收摊了。
在这样的报告文学中，我看到文学在重复一种悲剧，作家也在重复一种悲剧，干嘛非要争先恐后地挤入大喜大悲的行列里去呢？
多数轰动的报告文学可从反面意义上认为它们是出类拔萃的，仅有少数的几篇例外。
苏晓康是这一时期很有特色的报告文学作家之一，他差不多每写一篇都会引起强烈的震动。我看钱钢和刘亚洲的报告文学，能从中体味到他们那种才情智慧。还有山东的贾鲁生。他敢到大西北的沙窝里去写《西北大监狱》，敢扮成乞丐随丐帮讨饭，从北到南去写《丐帮漂流记》，他甚至敢冒生命危险去写海峡两岸的秘密交流。他是中国报告文学作家中最能深入下层的一个，也是最具“平民意识”的一个。
读基希写的报告文学，那玩艺儿跟咱们所自以为是的报告文学不太一样。我也看过《世界名作家传》、《世界名画家传》、《世界名音乐家传》，书中所写的都是19世纪以前的一流艺术家，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亲访这些已作古的人，但这些东西确有盖棺定论的权威性，仅仅是写这些艺术家千姿百态之死，足以让我五体投地。不久前，西德人写的《我、13岁、妓女、吸毒者》在中国上市，这是一部完全根据叙述而整理出来的文字，它是报告文学，价值和意义超过几篇甚至几十篇由社会学家写出来的分析报告。
于是，我想：报告文学可以这样写，也可以那样写，并没有正宗。
不是有人在写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吗？我们过去所提倡的报告文学是反映时代的轻骑兵，是否也该修正一下了呢？
“信息量”能否取代报告文学中的新闻主义倾向？使报告文学与新闻报道之间有一种严格的地界？
批评性的报告文学当然需要，针砭社会问题的报告文学也需要，但，可不可以也有一点赞美诗之类的东西？倘若那的确是美的，包括报告文学自身的文体之美，文字之美，思辨之美。
报告文学由“小”到“大”，由“局部”而“恢宏”到如今，是否可以大小并存，“局部”与“恢宏”相兼相容？
报告文学是否已经到了急需建立自己的批评体系和理论体系的时候了？而不要仅从触及了什么社会问题，抓到了什么重大新闻事件，写了什么人物等方面去评头论足。
报告文学是否也已经到了该认真而严肃地考虑一下自己将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评价问题？而不要真得像新闻那样过了今天没有明天。
于是，我有一个预感：将有一种新的文学品种诞生。这个新的文学品种，既不是眼下的报告文学，当然也不会是小说的改头换面，它可能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东西，也可能是非骡子非马的东西，是个“四不像”。它具体叫什么名字，是留给以后的批评家和评论家去完成的。那时，这种新的文学品种将以独立和坚定的“文体意识”出现，它将增强思辨的情味，建立优美的理性，构筑自己的“美文”范式。现在，这只是一个狂想和预感，人们尽可以去怀疑它。但有一点是事实，我们早先没有小说，后来有了，至于电影、电视则是20世纪后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才诞生的文艺品种。每一个时代都要求有适应自己的文学品种，有选择和删汰，当人们不满足于已有的文学品种时，就会去发明创造，并在发展中去确立自己的地位。
这种新的文学品种也可能是熔历史、哲学、文化、学术、文学为一体的，也可能完全是文学的，但它不应该只是社会问题的笔墨官司，也不是承担新闻本身所不能完成的那一部分任务。“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作为中国报告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或许是必要的，也应该有其独特的意义，但它不是报告文学的目的地，早该跨越这个阶段了。“文以载道”从古至今，一向是中国文人所奉为神圣的法则。倘若有人冒险问一句，中国文学几千年来不能大模大样地走上世界，或者说不能在世界上广为传播，难道不恰恰是因为这四个字吗？何况这其中的“道”不应该仅仅是一种就事论事的务实理论，而应该成为事关人生、事关民族、事关社会的哲学文化思考。
不要把本来应该是好端端的一种文学式样轻意地断送掉。咱们的报告文学作家是不是可以冷静地坐下来，放弃眼下这种浮浅的功利主义，花费一点气力，扎扎实实地写出一批能够称得上是文学的作品，让文学界的同行们看了服气，让老百姓服气，让外国人看了也服气。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文学理论建设与中外文化交流”学术讨论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等十六个单位联合发起的“文学理论建设与中外文化交流”学术讨论会，最近在福州召开，台湾学者也参加了讨论会。海峡两岸文学理论家共聚一堂，探讨文学理论建设，评议论文，举行文学对话。
会议认为，在改革、开放形势的推动下，在二十世纪末中外文化大交流的背景上，前几年在我国文学界出现的文学研究方法论热、文学观念热，并非过后踪形全无，而是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它们引起了文学理论工作者长时间的骚动、不安和深刻而痛苦的反思，同时也激发了他们探索的热情，从理论的惶惑，开始走向理论的自觉与自信。这几年来，随着思维发展的多向性，也开始出现了文学观念理论的多向性。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当代形态中走向更新与丰富，初步形成了文学理论多样化的格局。近几年来已出现一批有较高学术水平的文学理论专题著作，这是前几十年所未曾有过的现象。与此同时，较系统的不同的文学观念、理论构架，正在形成之中。
出席这次讨论会的有文学理论家、评论家钱中文、何西来、吴元迈、童庆炳、栾勋、叶廷芳等，台湾淡江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龚鹏程先生应邀专程来大陆出席讨论会。学者们宣读论文，或作专题发言，讨论了文学发展论、主体论文艺学、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建构的方法论、文学心理学、人类本体论文艺学、综合各家文学思想的文艺学的理论构架；讨论了现象环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探讨了中国古代美学思维的结构模式。
（榕文）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当代文学学术讨论会在无锡召开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最近在无锡市召开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和海外的专家、学者、评论家、编辑家百余人出席。
讨论会集中地探讨我国近年文学发展的态势，指出在经历80年代前期文学的繁荣和反思后，1985年以来面对创作和评论自由，面对市场竞争机制和人们思想情趣、审美风尚的嬗变，文学创作和研究都出现一个新的格局，其标志是主体意识的高扬，文化批判的深入，多元探索的活跃，文学热点的转移。纪实文学的崛起引人注目，通俗文学再次对艺术文学形成冲击，也堪人忧虑。文学在发展中，先锋性探索性的作品与时代和群众有所疏离，性表现的过热过滥也有损文学的健康审美旨趣。当前纯文学的创作出现低谷，许多作家感到困惑和痛苦。
与会者认为，在肯定文学前进的成绩时，也应充分注意研究存在的问题。许多发言指出，文学虽有商品的属性，但它毕竟是崇高的事业，一部卓越的伟大的作品，影响垂于后世，其价值决非金钱可以衡量。党和国家应该创造条件促使这种作品得以产生。对一次性消费的浅价值的文学，在出版上应有宏观调控。文学家自身则应树立崇高的价值观，避免急功近利的粗制滥造，努力提高文学的质量，使文学真正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定地攀向艺术的高峰。
会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还颁发了第二届当代文学研究成果表彰奖。
（方亮）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现代舞研讨会”在上海举行
近年来，中国现代舞引起了舞蹈界内外的普遍关注。中国舞蹈家协会上海分会最近召开的“现代舞研讨会”，就“中国现代舞的现状及未来走向”展开学术争鸣。参加者中有上海、北京、广东、江苏、浙江、四川等地的四十多位舞蹈家、评论家、舞台美术家。作曲家叶莼之、评论家余秋雨和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团长曹诚渊、艺术总监黎海宁做了专题发言。
与会者在探讨中认为，新时期十年的开放形势，是我国舞坛现代舞创作产生的根本原因。如上海的舞蹈编导胡嘉禄就是在这几年里执著追求并取得了较大成就的一位舞蹈家。近几年来，他创作的《绳波》、《友爱》、《对弈》、《独白》等，始终以现代舞创作的思维方式，不断开掘人性的深刻内涵，用新颖的舞蹈语汇，反映现实生活。尤其是《独白》，已经算是比较成熟的现代舞作品了。他们认为现代舞的内涵与外延並无确切的界定，作为一种流动的艺术，也无须界定。它的含义不仅仅在于一种表演技巧和构图形式，而在于其现代思维方式，在于一种炽热的革新精神。它具有自身的深层结构和不断发展的审美标准。中国现代舞应该反映中国现代人的心态和困惑，强调时代感，注意与观众的沟通。
与会者还认为，近几年的中国现代舞是在理论主张和创作方法都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仓促产生的。这一先天不足，制约了中国现代舞的发展。有人认为，目前的现代舞观赏形式硬化，审美兴趣定势化，多囿于在“懂”与“不懂”的思维方式上去决定对现代舞的取舍，而且缺乏时代感，这是我国在相当时间内不能出现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现代舞的内在障碍。 （万宙 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