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理论)
专栏:

北洋海军历史的启示
戚其章
今年是北洋海军成军100周年。
1888年10月7日,清政府批准《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当时的北洋舰队,拥有大小舰艇25艘。后续有舰艇调进。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北洋舰队的舰艇总数达到42艘,吨位45000余吨。遥想当年,威海的刘公岛前,舳舻相接,旌旗蔽空,真可谓盛极一时!然而,成军仅仅6年之后,还是在刘公岛前,这支庞大的舰队竟然全军覆没,樯橹灰飞烟灭了。这种似乎难测的忽兴忽灭的历史变幻,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不能不引起后人不尽的思索。
海军是近代工业化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成果。中国本来没有海军。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凭船坚炮利,轰开了长期闭关锁国的中国的大门,才使中国人第一次知道了海军之为物。于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萌发了建立海军的思想。林则徐认为,海军乃西洋“长技”,中国也应学习,“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与之角逐海上,方能“制胜”。他的这一构想,后来被魏源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一语以概括之,在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但是,中国发展海军的历程是几经曲折的。19世纪60年代以前的中国人,根本不明白,在封建生产方式的土壤上是产生不出强大的海军来的。鸦片战争后,一些清政府官员面对“人操舟而我结筏”的现实,也曾博访洋船图式进行仿造,但仍抱着旧的观念来看待海军这个新事物。40年代末,西方国家已在军舰上使用螺旋推进器。进入50年代后,英、法等国都开始了螺旋推进器蒸汽舰的建造。与此同时,木壳军舰也逐步被带有护甲的铁甲舰或钢壳军舰所代替。而中国的仿造者却只求船型相似,安脚踏水轮以求船之速,选坚实木料并蒙以生牛皮以求船之坚,以为靠手工匠人依样画葫芦,即可成功。这当然不会有任何效果。到60年代初,曾国藩和左宗棠继续在安庆、杭州自行仿造轮船,还是遭到了失败。这样,他们才意识到,制造轮船不引进机器生产技术是不行了。经过四分之一世纪,遭到多次严重挫折之后,中国人在造船问题上才发生了观念的改变。
观念的更新带来了造船事业的发展。1866年,根据左宗棠建议,福州船政局(简称“闽局”)成立,开始购进机器,聘用外国技师、工匠监造轮船。闽局不仅建造兵船,同时培养造船和驾驶人才,这便为尔后建成北洋海军奠定了基础。清政府于1879年10月下令筹建北洋海军。1881年12月,即仅仅两年之后,北洋海军便初步建成。李鸿章奏请以丁汝昌为北洋海军提督,改三角形水师旗为长方形海军旗。这是中国第一次在自己的军舰上挂起海军旗。当时北洋海军有巡洋舰、炮舰、练习舰等12艘,已初具规模。其后,北洋海军继续扩建,直到1888年成军为止。北洋海军是中国近代最大的一支舰队,从开始筹建到正式成军才历时9年,速度是够快的。其所以如此,主要是清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开放的政策。
闽局本身就是开放政策的积极成果。它成为当时中国的主要造船工业基地,从1869年到甲午战争爆发的25年间造船34艘,其中11艘拨给了北洋海军。闽局开始只能造几百吨的小型木质炮船,后来则能造2000吨级的钢甲快船,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中国之有近代化的新式舰船是从闽局开始的,所以有人称之为“中国海军萌芽之始”。在北洋海军成军以前,以闽局为代表的中国造船工业水平,并不比日本低,甚至还超过了日本。不过,与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的造船工业仍然落后很多。从当时中国的实际出发,为了早日建成一支具有相当实力的海军舰队,从西方购进一些新式舰艇是完全必要的。所以,清政府采取了造船与买船并行的方针。从德、英两国订造的7艘战舰,来华后构成了北洋舰队的主力。成军后的北洋海军,其实力居于远东第一,使各国皆刮目相待。
对中国来说,发展海军是一件全新的事情,没有足够的人才是办不起来的。为了加速海军人才的培养,清政府又创设新式海军学堂。其中,成绩最为突出的是闽局所附设的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最早的优秀的海军人才。到甲午战争前夕,这两所学堂、特别是船政学堂的毕业生多数成为北洋海军的骨干和中坚。北洋海军重用学堂出身的学生,但也不歧视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自学成才者,各舰管带、大副、二副多有由船生担任的。在培养、奖掖人才的同时,清政府还选派海军人员出国考察和派遣留学生。例如,丁汝昌、邓世昌等人多次利用接船之机,考察西方海军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大有进益。闽局曾派出三批留学生78人,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叶祖珪、萨镇冰、严复等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同时,清政府还先后派出4批官学生120人,学成回国后多半转入海军担任要职。同时,清政府又从国外聘请技术人才。洋员主要担任教习、驾驶、机务、炮务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工作,其中多数人克尽厥职,是有劳绩的。后来在甲午海战中,有些洋员还亲冒炮火,奋力作战,或身负重伤,或以身殉职,与中国将士的鲜血洒在一起。这种自己培养人才为主与借才异国为辅的方针,应该说是行之有效的。
在一个时期内,清政府发展海军的决心似乎是很大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左宗棠即指出:“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因此提出:“此时东南要务,以造轮船为先著。”清政府采纳了左宗棠的建议,批准创建福州船政局。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事件发生后,清政府开始觉察到日本“为中国永久大患”,便着手筹建三洋海军,并决定向德国伏尔铿厂订造两艘铁甲舰。在中法战争中,福建海军全军覆没。战后,清廷在谕旨中宣称:“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以上事实说明,是外国的侵略刺激和促成了清政府发展海军的决心。当时,反对派的力量还是很大的,他们不仅反对购买西方先进军舰装备海军,而且反对“师夷长技”。如称:“铁甲船有害无利”,“不可购买洋船,并不可仿照制造”,“岂有必效敌人长技始能备御敌人之理”,等等。清政府破除各种阻力,使北洋海军得以成军,确实表现了一定的决心。然而,这种决心并没有真正坚持下去。北洋海军成军后,它的发展便进入了停滞的阶段,从此不再添置一艘军舰,更新一门火炮。本来,成军之初,北洋海军的实力是超过日本海军的。特别是定远、镇远两艘7000吨级的铁甲舰,为日本海军所未有,因此畏之“甚于虎豹”。可是,为了发动一场大规模侵略中国的战争,日本明治政府锐意扩建海军。天皇睦仁甚至节省宫中费用,拨内帑以为造舰经费。日本海军以打败定远、镇远为目标,专门设计制造了桥立、松岛、严岛三艘4000吨级的战舰,号称“三景舰”。这样,在甲午战前的6年间,日本平均每年增添新舰两艘,其装备质量远远超过了北洋舰队。当时,也有少数官员以日本“增修武备,必为我患”,力陈加强海军力量,但未被采纳。如果说清朝统治集团在前一个时期还有点危机感的话,那末,在稍有所成之后,便开始忘乎所以,踌躇满志起来。一度表现出的一点活力被沉重而巨大的惰力给压下去了。直到甲午战争爆发的前两个月,李鸿章看到日本“岁添巨舰”的现实,这才发出“窃虑后难为继”的慨叹,无奈为时晚矣。
在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作战三次,广大将士英勇搏敌,浴血奋战,然空怀杀敌保国壮志,终难挽回失败的命运。这支庞大的舰队还是全军覆没了。之所以造成这样惨痛的结局,其原因非止一端,举其要者而言,大致有如下几点:
其一,长期闭关锁国产生的持久消极影响,极大地束缚了中国人的思想,也制约了海军作用的正常发挥。中国的“师夷”是被列强侵略逼出来的,并不是自觉的。清朝当权者认为,西方国家的长处只是“船坚炮利”。因此想得很天真:“我师其长而用之,则西洋之长技皆可为中国之长技,诚万世之至计也。”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清政府才决定办海军的。60年代初,冯桂芬说过两句有名的话:“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便成为后来“中体西用”说之张本。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此说一直成为
“师夷”的指导思想。也就是说,只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即改善生产力,但不去触动封建的生产关系,反而要维护这种关系及其上层建筑。所以,海军办起来后,“则以新法而参旧制”,即仍然保留着旧有的封建军制。一遇战争,弊端尽露。“南、北洋各守一方,水、陆各具一见”,“皆调动不灵,且多方牵制,号令难行”,欲其不败是不可能的。正如北洋海军将领所说:“我国海军章程,与泰西不同,缘为我朝制所限,所以难而尽仿,所以难而操胜算也。”
其二,腐败现象的滋生,严重地削弱了北洋海军。海军本是新的军种,在初创时期还是颇有朝气的。中法战争后,远东形势趋于缓和,清朝当权者陶醉于和平环境,文恬武嬉。李鸿章是北洋海军的最高统帅,认为“武夫难拘绳墨”,在和平时期不必苛求纪律。“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相习成风,视为故态。”于是,封建官场的种种痼习便在北洋海军中迅速滋生起来。有些将领指出:“我军无事之秋,多尚虚文,未尝讲求战事。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徒求其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实战观念淡薄了,朝气也消磨净尽了。世人很少知道,致远之沉原来与缺少截堵水门的橡皮有关。管带邓世昌以其年久破烂,战前请换而未成,故该舰中炮后立即沉没。配炮零件也得不到及时供应,海战时有许多大炮因零件损伤而停放。弹药供应问题更大,或被偷工减料,以次充好,或被暗中捣鬼,以假冒真。有的将领痛心地说:“中国所制之弹,有大小不合炮膛者;有铁质不佳,弹面皆孔,难保其未出口先炸者。即引信拉火,亦多有不过引者。临阵之时,一遇此等军火,则为害实非浅鲜。”引信拉火“不过引”,就会使炮弹击中敌舰而不爆炸。海战中日舰多艘中弹,竟无一艘被沉,其奥秘就在这里。
其三,清朝统治集团的腐朽没落,是导致北洋海军覆没的最根本的原因。进入19世纪60年代后期,远东形成了英、俄对峙的局面。俄国暂时尚无力东进和南下,英国则想维护既得利益,保持既定的格局。在此后近30年中,远东形势是相对稳定的,这正是中国发展和振兴的大好时机。日本就是在这个时期搞起了明治维新。但是,清朝统治集团恰恰相反,不是居安思危,励精图治,而是粉饰太平,耽于安乐,以致错过了这次百年难逢、稍纵即逝的机遇。北洋海军成军后,认为声势已壮,“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更可高枕无忧了。慈禧太后作为最高统治者,骄奢淫逸,大肆挥霍。中法战争后,为大修殿宇亭台,不仅多次举借外债,而且以“挪拨”、“划拨”、“挪垫”等名义占用海军经费,花于三海工程和颐和园工程,而用这笔经费,起码可以再建像北洋舰队这样规模的一支舰队。


第5版(理论)
专栏:

在全局的发展中求局部的发展
秋石
治理经济环境,不是阻挡各个地方的发展,而是要在全局的统筹兼顾、合理安排下,各得其所地发展;从地方的角度说,则是要在全局的发展中求局部的发展。这是我们贯彻十三届三中全会精神,要牢固树立的一个观点。
全局和局部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没有局部的发展,就没有全局的发展;离开了全局的发展,局部也不能很好地发展。而且,全局的发展又不是各个局部发展的简单相加,只有那些关系全局发展的局部的突破性发展,才能打开全局的新局面,使全局有一个新发展,也只有在这种全局的最佳发展下,各个局部才能获得最佳发展。多一点这样的全局和局部的辩证法,就能够深刻领会十三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提高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自觉性。
在改革开放中,各个地方对于自己的发展有一种危机感、紧迫感,力求较快的发展,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各个地方在制定自己的发展战略,安排生产和建设规模时,首先要考虑全局的情况,在对全局的相关因素进行科学分析之后,作出自己的科学选择。因为,各个地方的生产、建设规模,最终要受整个国力的制约。
无论是生产或建设,都要有生产资料。若以一年作为一个周期来说,当年生产的生产资料,首先要满足生产的需要,然后才能用于建设。除此之外,能够用于建设的生产资料,一是上年的储备,二为当年国内资金的进口,三为利用外资的进口。这些就是制约生产和建设规模的总格局。如若竞相加快发展速度,扩大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可能,争投资,争材料,争能源,争运输,必然是你挤我,我挤你,既影响生产,又影响建设,既影响速度,又影响效益,既影响全局,又影响局部,弄得大家都不能很好发展,日子都不会好过。在这个方面,过去有过深刻的教训,不应重蹈覆辙。
“沿海跑快了,腹地怎么办?西部怎么办?”人们容易这样习惯地提出问题。应当肯定,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希望自己发展快一点是对的。但若担心沿海与内地差距拉大,期望与沿海发展同步,甚或更快,就值得研究。这里也有一个全局与局部的关系问题。沿海、中部、西部的关系,既是局部与局部的关系,又是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全局虽然是由局部构成的,但是,各个局部在全局中的地位并不相同。沿海地区虽然也是局部,但它是关系全局的带战略性的局部。在今后一定时期内,沿海这着棋活了,全局这盘棋也就活了。因此,沿海的快一些的发展,不仅是沿海地区的利益所在,也是全局的利益所在,也是中部、西部地区的根本利益所在。至于沿海发展快一些,中部、西部发展慢一些,由此造成的差距的扩大,是前进中的扩大,不是前进与倒退的扩大,是短时期的扩大,不是永久性的扩大,不必为此过分忧虑。而且,由现阶段的差距扩大,转变为差距逐步缩小,共同兴旺,恐怕是沿海、中部、西部发展的一般规律,我们应当自觉意识到这一点。
在现阶段,从总体上说,中部、西部地区发展慢一点,是由中部、西部的地理位置、交通状况、资金条件、技术环境、商品经济历史等因素决定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过:“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从这段话中,我们能够得到很大启发。这丝毫不意味着中部、西部地区应当消极等待。正确的答案是:在全局的发展中求局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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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美学问题的新的反思与研讨
——全国美学学会第三届年会综述
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第三届年会于1988年10月初在北京召开。会上,代表们讨论了美学基本问题、艺术美学和技术美学等问题。
关于美学基本问题。有的学者认为,从一种“元哲学”的视角看,各门学科,特别是广义的哲学学科的研究对象,可以大体区分为几个相对独立的层面,即事实的层面、认知的层面、陈述的层面。第一个层面的美学是关于审美事实的美学,它把审美事实看成是物理事实、心理事实或人文事实中的某一元的事实,通常都以某种哲学的本体论作为自己的基础。第二个层面是关于认知的美学,它把与美学有关的事实看成是被认知着的事实,通常都以某种哲学的认识论作为自己的基础。第三个层面是关于陈述的美学。通常以某种语言哲学作为自己的基础。有的学者主张,从美学的功能出发,提出美既是人的生命活动的自然需要,又是人的生命发展活动的动因之一,而且是人建构自身,使人日益摆脱动物界,逐渐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从而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的手段,美学就是“人的建构学”。因此,美学将由“说明科学”变为“行动科学”。
有的论者认为,新时期美学多元并进的热潮开始转向反思时期,什么是美学这个元美学问题确实需要进行新的思考与研究,必须综合吸收现代新科学成果、哲学实践论和价值论以及文化美学、技术美学等多方面的思想和成果,不应只确定一个方面作为基点来做单向的研究。还必须努力整理开掘中国古代美学宝藏,加以现代科学和人类文化学的整理、提高,融化到新美学中,变成现代中国的美学,保证它的独特的民族文化个性。对于中国古典美学的研究,有的论者提出,过去的研究偏于正统文人审美文化,而忽视了世俗审美文化。从审美的发展来看,存在着雅俗两种审美文化,特别是戏曲、小说兴起以后市民审美文化有了较大的发展。这种文化虽不精致,也不纯,但是其生命冲动,感情内涵大大胜过了文人审美文化。只用意、趣、神、韵来看戏曲、小说是片面的,需注重研究市民文化的特征,开拓中国美学研究的领域。
关于艺术美学。有论者提出,讨论艺术、艺术现象,只有放回到人类文化创造这一过程中,以文化创造和演进为背景,才有可能对艺术的本质有比较深刻的领悟。过去的错误,正在于企图用一种抽象的表达限定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以一个定义来做出肯定或否定,势必会对许多现代艺术、艺术表现感到不可理解和惘然。也有学者提出,在文化大交流的时代,开放民族的文化是人类历时性文化形态的共时性聚合,不存在“经济基础”与“文化形态”的硬性对应。因此,也不能把西方现代艺术冠以“资本主义的”而加以拒斥。同时,艺术品及艺术风格、流派存在时间的长短并非其是否艺术的标尺,其接受范围的宽窄也同样不是艺术的尺度,不存在大一统的定义,因此也无需因其并非大一统而加以反对。
关于技术美学。有的学者指出,它的根本任务是在科技飞速发展时代解决科技与人文所发生的冲突,使人造物和人自身达到新的和谐,建立真正属于人的世界。从人类发展来说,这是一门非常重要、不可缺少的、有前途的学科。有的学者认为,技术美学作为应用美学学科有其特殊的对象和范畴结构。把产品作为技术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对产品在宏观的文化层次上分析,可以看出人们对器物的文化选择是通过生活方式作为中介的,反映出各种文化形态的相互作用和转化。在微观上看,则存在产品功能结构、形式和材料的相互作用等。对产品功能和审美形态的分析可以为美学基本原理提出新的启示。如功利与审美的关系,形式美的根源以及审美发生学问题等。技术美学理论可以通过产品语言的分析为设计提供直接的应用。 (于艾芝)


第5版(理论)
专栏:学术动态

体改所一份研究报告谈:
就业观念和失业心理的变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社会调查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说,当前人们的就业观念及对失业的社会心理承受能力具有以下特点:一、人们的就业观念发生变化:不再把国营企业作为唯一的选择目标,不再把政府统一分配作为就业的唯一途径,对职业的选择因素更注重实际(经济因素及个人才能的发挥),职业偏好发生变化,盼望就业市场化,盼望劳动力流动正常化,科学化。二、人们对失业的心理承受能力增强了:多数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失业是可以接受的,多数人能够对失业的威胁作出积极的反应。三、不同社会群体对就业观念及失业心理承受能力具有不同反应,其中有:不同年龄群体的不同反应,不同文化群体的不同反应,不同职业及部门隶属关系群体的不同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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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桑玉成说:
分权是民主政治的首要原则
桑玉成在《上海理论》第三期撰文说,民主政治就是权力受到制约的政治,分权是民主政治的首要原则。使权力受到制约,其方式是多种多样的。选举是一种方式,监督是一种方式,罢免也是一种方式。而最根本的是通过权力本身来实现,即以权力制约权力。要以权力制约权力,必须首先对国家的权力作适当的分割,使行使权力的每一部分都有一个特定的界限,而不致于滥用权力,这是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作者对权力分立的三个层面作了如下分析:人们通常理解的分权为立法、行政与司法权的分立,这是分权的一个层面,即横向分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权,即纵向分权,是分权的第二个层面;而第三个层面的分权:政权与民权的划分,是民主政治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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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陈瑞生、董德刚谈:
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共同点
陈瑞生、董德刚在《文汇报》撰文说,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不仅在生产力方面有共同点,在社会制度方面同样有许多共同点。例如,在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方式上,尽管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主体不同,但在非主体部分以及主体经济的组织形式上,如企业管理体制、两权分离形式、股份制、租赁制等等,都有许多相似之处。在政治制度上,虽然国体是有本质区别的,但在政体方面,如选举制度、司法体制、文官制度等,也有不少类似之处。在意识形态领域,资本主义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也不是全部荒谬、毫无可取之处。不仅在一些方法上,如注重实用,讲究实证,提倡创新,很少框框等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而且在某些内容上,如对全球问题的人类未来的关注,对人的心理和思维科学的某些研究,尤其是反映人类商品生产的一般性观念,如市场观念、信息观念、时间观念、效益观念、竞争观念、经营观念等等,都有着共同性。对于这些,无疑应该从中批判地吸取有益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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