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新问题
——个体户子女犯罪
近年来，个体户子女犯罪逐年增多。上海市少管所1986、1987、1988年收押的个体户子女分别占总收押人数的3％、5％、9％，其中来自郊县农村的分别为20％、40％、70％。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家庭对子女管教不严、不善的问题十分突出。大体有这样几种情况：
1、只顾做生意，无暇管子女。有的个体户为了多经销商品，每天起早摸黑地奔波，特别是“夫妻店”型的个体户，干脆把教育子女的责任推向了学校和社会。有的个体户家长把子女托给老人代管，使子女处于老人管不了、家庭无人管的局面。
2、自身不洁，无法管教子女。有的个体户自己偷逃税收、以次充好、弄虚作假赚亏心钱；有的个体户做生意发财后，便大肆挥霍，一旦破产，便进行偷窃等犯罪活动。子女对家长的不良行为耳濡目染，盲目仿效，结果跌入犯罪泥坑。据调查，在个体户队伍中，“两劳”人员约占20％，这些家长的不良行为，正严重地威胁着其子女的健康成长。
3、贪图“实惠”，让子女弃学经商。有的个体户对现行政策心存疑虑，认为还是趁早能捞就多捞点，于是把正在学校读书的子女也拉去做生意。在有的个体户看来，用子女比雇帮工可靠、实惠。特别是郊县农村的个体户，他们认为“读书无用，赚钱实惠”，便置义务教育法于不顾，以子女“成绩不好”、“读不进书”为由，硬是把子女拉到了集市贸易市场。由于子女缺乏应有的教育和知识，加之对法律的无知，因此稍经坏人利用，即走上犯罪道路。
4、以金钱代替教育。有的个体户财大气粗，以为金钱是教育、感化孩子的有效手段，履行教育子女的义务，就是给子女钱。结果使子女无心学习，好吃懒做，追求超水平的物质享受。一旦无钱挥霍，便不择手段地弄钱，以致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10月22日《中国教育报》 黄允棣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巴黎严惩涂墙画壁者
巴黎城正在与涂墙画壁者展开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些破坏公共财产者肆无忌惮地在全市的地铁、纪念碑等公共场所乱涂乱画，影响了市容的美观整洁，引起了市民们的不满。市政委员会于今年8月份通过一项决议，在原来500万法郎（合80万美元）的基础上再增加300万法郎的拨款，专供清除城里建筑物上那些乱七八糟的文字和图画之用。
目前在巴黎地铁车站墙壁上，“stok”、“skoizer”和“boxer”等这样一类外来的意义含糊的美国人诨名随处可见，极不雅观。在去年，有将近700个这样乱涂乱画的人被收容审查。为了更好地解决地铁的整洁问题，有关部门现已开始对这些破坏公物者起诉。其中75％的人都是16岁以下的青少年，他们的家庭将要赔偿巨大数目的法郎，罚金现已增加到1至2万法郎。
为了修复被乱涂乱画的墙壁，巴黎市组织了专门成员，使用高压喷水器、撒沙器和高浓度的化学溶剂，1986年整修了10.2万平方米。
（10月27日《中国市容报》 李忠东译）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我国古代的旅游
我国古代旅游的种类很多，其中最有社会意义的有——
出使旅游：以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和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最为著名。张骞受汉武帝的派遣，两次出使中亚各国取得成功。郑和则受命于明成祖朱棣，先后七下西洋，经37个国家，是世界上航海史上的壮举。
文人旅游：一般认为始于南朝诗人谢灵运。他在任永嘉太守时游遍了当地名胜。他在旅游中，对山水景物观察细致，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写景名句，成为我国山水诗派的开创者。唐代大诗人李白青年时代曾漫游蜀中峨眉、青城诸名山，后又“辞亲远游”，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
宗教旅游：以晋代高僧法显的西南之行和唐代玄奘西行取经为著名。法显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历经30多个国家，据以写成《佛国记》一书。玄奘长途跋涉17年，游历许多国家和地区，考察了佛教的名胜古迹，由门徒辑录成《大唐西域记》。
考察旅游：最典型的要算汉代的司马迁和明代的徐霞客。司马迁从20岁开始漫游天下，足迹几乎遍及全国。他掌握了丰富材料，写出了《史记》。徐霞客30多年如一日地旅行，对地理、天文、地质和植物等都作了周详考察，写成了富有地理学价值和文学价值的《徐霞客游记》。（10月9日《羊城晚报》 彭原军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地球面临的四大危机
目前，在地球上，正面临由于人口过度增长而带来的四大危机。
1、水源危机 每个地区能生活多少人，主要是由水源决定的。据估计，全球有水140亿亿吨，海水占97％，冰川占2％，地下淡水占0.7％左右。世界年降水量共570万亿吨，其中能供给人类生存用的水的上限量为50万亿吨，即每人可分享1万吨水。若按较科学的食物水平，年需水量每人为6000吨，用于工业和个人饮用及卫生的水量每人仅剩4000吨，这并不是一个宽裕的数字。当今世界用水极不合理，浪费太大。每年工业废水2万亿吨排入河湖中，造成15万亿吨水质污染。
2、食物危机 目前全人类花了极大的努力，年产粮食不足20亿吨，仅能维持50亿人口的基本温饱。人们企图得到更多的粮食，就得毁林开荒、围湖造田，却又破坏了生态平衡，造成恶性循环。为向海洋索取动物蛋白，现在年海洋捕捞量超过1亿吨，已超过了海洋生物的承受能力。
3、能源危机 人类当前所用能源的总和，尚不到太阳给予地球能量的万分之一。但是地球的资源却很有限，所谓的“能源危机”，实则是化石燃料——石油和煤的资源危机。
4、生态危机 人们应当深刻反思，人类是否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制造了一个不适于人类生存的环境，是否由于人类自身繁衍过度而使整个自然生态链中的主环失去平衡？
今天，人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应该争取一个美好的生存环境。
（10月18日《建设报》 哲卞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中国人身材在增高
当你走在大街上时，常常会发现青年人要比他们的父母高。专门从事人类群体遗传学研究的杜若甫教授说：“中国人身材正在不断增高，现在年轻一代比父母一代平均要高3.35厘米。”
他和他的同事曾对北京、重庆两地市区和农村的685对成年父子和667对成年母女的身高进行过测量，测量的结果是：北京城区父亲一代平均身高为166.75厘米，儿子一代为170.60厘米；母亲身高154.78厘米，女儿158.79厘米；农村父亲身高165.01厘米，儿子168.32厘米；母亲153.07厘米，女儿156.67厘米。重庆城区父亲身高160.63厘米，儿子164.20厘米；母亲150.00厘米，女儿153.75厘米。
这些数据告诉了我们3个事实：城里人比农村人高，身高增长速度也超过农村人；女青年身高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男青年；北京人比重庆人高，身高增长速度也超过重庆人。
为什么出现这些现象呢？杜若甫解释道，城里人比农村人高，这在许多国家都是如此，因为城市人营养和其他物质条件要比农村好；女青年身高增长速度比男青年要快，这可能是因为解放前我国重男轻女思想严重，女孩子在家庭中所受到的待遇一般比男孩子要差。解放后这种差别大大缩小了，因而女孩子营养物质条件改善相对来说比男孩子显著，身材增长速度也就快；北京人比重庆人高与日照有关。日照率越高，身材越高。北京年平均日照2278.2小时，重庆平均日照只有1100小时。
据了解，目前全世界青年一代普遍比父母一代高。但是，这种增长趋势在有的发达国家已经停止了，如美国，1940年以后出生的人身高就没有再增加。那么中国人的身高还会继续增高吗？杜若甫认为现在还看不到有停止的迹象。
（10月30日《光明日报》 刘路沙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科举中的“武举”
科举，是我国古代各封建王朝设科考选拔官吏的制度，由于分科取士而得名。隋文帝开皇七年（公元587年）始创科举制度时，只设“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炀帝时始置进士科。唐代于进士科外，复置秀才、明法、明书等科，在唐武则天时，为选拔武官而增设了武科。
元朝没有实施武举。宋、明两朝实施武举制的情况在《宋史》、《明史》选举志部分均有记载。宋朝的武举一直实施到南宋度宗咸淳年间。明朝的武举，自洪武年间至崇祯之末，200余年始终未断。武举殿试则是从崇祯年间开始的。清朝实施武举时间也有200年左右。
（1988年第5期《体育文史》 许友根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体温与人的精神状态
清早起来，有的人觉得大脑清醒，浑身是劲；可有的人却是懒洋洋的，神情呆滞，工作提不起精神。
美国一些心理学专家最新研究发现，每个人的状态与体温高低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如果你希望事半功倍，工作起来有干劲，就应该选择自己体温上升的时候，善于利用自己身体的最佳状态。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卢尼狄教授研究发现，一般人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人，早上醒来后，体温会比平时高，所以上午9点至12点，是他们工作的最佳状态；第二类人则是在下午2点至6点才觉得精神奕奕；而第三类人的黄金时间却在晚上10点至12点。
他说，如果想找出自己的最佳状态，可每小时测量一下自己的体温，哪怕是只上升了1／5摄氏度，也不容忽视。如果体温连续几小时都保持在一个较高温度上，这就可能是身体的最佳状态。人们应会利用这一段黄金时间，发挥自己的潜能，加紧工作，以作出更大成果。
（10月25日《解放日报》 廷青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避雷针问世后的艰难经历
18世纪中叶，美国科学家富兰克林和俄国科学家罗蒙诺索夫同时发明了避雷针。几年后，避雷针便风行欧美。
然而，俄国教会却认为避雷针是对上帝的挑衅，并请求沙皇下令禁止使用。更可笑的是，1752年莫萨丘悉脱地方发生地震时，当地教会竟把它归罪于避雷针的出现。1754年，在教徒的蛊惑下，莫拉维亚的居民破坏了一座建筑物的避雷针装置，理由是它可能带来旱灾。
1782年，美国费城的巨大建筑物都装上了避雷针，唯独法国大使馆依然故我，结果遭到雷击。但是，法国仍然禁止避雷针流行。
1783年，法国奥米拉一居民因“安装避雷针罪”受审判。律师罗贝斯比鲁出庭辩护，结果胜诉。罗贝斯比鲁也因此成为红极一时的著名律师。
从此，避雷针顺利地爬上了法国的所有高楼大厦，甚至爬到巴黎女郎的头上。装有小巧避雷针的时髦女帽，曾经风靡一时。
（10月23日《中国青年报》 木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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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圆珠笔的发明和改进
美国人劳得是世界上第一个想到用小圆珠代替笔尖书写的人。他在1888年初发明了圆珠笔，但还很粗糙，当时只用来给打包货物作记号而已。劳得圆珠笔的性能，比起1884年发明的自来水笔较为逊色，随着自来水笔的流行，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现代的圆珠笔是由匈牙利人比罗兄弟于1938年独立设计发明的。1944年，他们改进了圆珠笔芯的墨水供给系统，利用毛细作用使圆珠润湿。在英国商人支持下，这种圆珠笔开始批量生产，供应英国空军。
1944年，美国商人雷诺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逗留期间，看到了比罗圆珠笔，并发生了研究的兴趣。他相信圆珠笔使用方便制作简单，一定能够普及，于是就自己动手设计制造。为了不侵犯比罗的专利权，他参考劳得的发明，把比罗圆珠笔利用毛细作用供给墨水改为利用重力供给，性能虽然差点儿，但总算是设计出自己的“雷诺兹”牌圆珠笔了。“雷诺兹”牌圆珠笔刚投入市场时奇货可居，定价很高。随着后起竞争者增多，价格很快就降了下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政府买了许多简单的圆珠笔分发给士兵们，圆珠笔因而很快流行起来。
比罗和雷诺兹的圆珠笔都是使用自来水笔用的标准墨水的。标准墨水粘度低，对雷诺兹圆珠笔尤其不方便。直到1949年，美国化学家西奇配制了一种粘度很高、快速干燥的圆珠笔专用油墨。使用这种油墨的圆珠笔与我们现在通用的圆珠笔已没什么两样。到1951年，世界上圆珠笔的销量超过了自来水笔。
（10月30日《科技日报》 王杨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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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拉罐热”令人担忧
历时5天的全国糖酒三类商品交流会10月21日在河南郑州市降下帷幕。这次交流会的成交总额是令人欣慰的。但是，也有让人不安的迹象，即“易拉罐热”。以“健力宝”为例，在短短的几天中，成交额竟达到6亿元，货已订到了1991年，河南有个县的客商通过走门子也没能订到货。
据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我国从1984年至今，共引进易拉罐生产线14条，设计能力为年产24亿只，有关饮料厂、啤酒厂为了内部配套，还引进了灌装生产线45条，两项合计总投资达6亿多元。易拉罐热的兴起，不仅给国家造成沉重的外汇负担，而且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助长了高消费、“穷摆阔”的奢侈浪费之风。如果目前已引进的14条生产线全部达到设计能力，每年需用铝合金板材5.5万吨，加上油墨等辅料，共需外汇2亿美元。有关人士算过一笔帐：每升饮料易拉罐包装成本相当于璃璃瓶包装的8倍。买一罐易拉罐饮料要3元多钱，其实只有3—4角钱的东西下肚，其余即随空罐扔掉。其实在国外，易拉罐仅是作为一种方便饮料，正式宴会喝的全是瓶装饮料。
（11月4日《工人日报》 彭启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