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在治理环境整顿秩序中深化企业改革
何竹康
从吉林省的实际情况出发，贯彻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精神，我觉得，应该在大力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的同时，全面深化改革。在深化企业改革方面，要尽快建立在国家宏观控制下的企业自我发展的激励机制和自我积累的约束机制，真正把企业搞活。下面谈几点看法：
治理环境整顿秩序与深化企业改革相辅相成
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完整的方针。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与全面深化改革既不是对立的，也不是互相孤立的，两者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把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作为明后两年工作的重点，不是改革的方向变了，不搞改革了；也不是把改革停下来，等治理、整顿好了再搞改革，而是要在治理整顿中改革，在改革中治理整顿。事实说明，不治理通货膨胀，不整顿流通领域的混乱秩序，经济就难以稳定，改革也无法深入。因此，必须下决心抓好治理整顿，为全面深化改革扫除障碍，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但治理整顿也不能离开改革，只有坚定不移地全面深化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生活中的复杂问题，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
全面深化改革，不是单项的某一个方面的改革，不仅是价格、工资改革，而且是多方面的综合配套改革。在多方面的综合配套改革中，必须注意抓好深化企业改革，尤其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改革。因为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企业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企业改革搞好了，企业活力增强了，全面深化改革就有了坚实基础，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就有了可靠保证。
企业改革的重要任务是建立新的企业机制。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企业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经济主体，自我发展能力不足，活力不够，激励机制不完善；另一方面，企业自负盈亏、自我积累的功能不强，约束机制不健全，在投资、分配等方面缺乏控制。这两方面的问题，要在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深化企业改革过程中通盘解决。
当前，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流通领域秩序混乱，使企业的生产和改革受到很大的影响。特别是那些“官商”从事不正当的经营，倒买倒卖，中间盘剥，层层抽头，加上乱涨价、滥摊派，搞得企业既不能自主经营，也无力自负盈亏，企业改革步履维艰。这些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最近一个阶段，我们省采取坚决措施抓了这方面的工作，撤销“官办”公司，让那些政企不分的公司与政府机关脱钩，严厉查处各种乱涨价和层层加价倒卖重要原材料及紧俏商品的违法违纪案件，认真清理基本建设在建项目，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收到了明显成效。这方面的工作，还要下大决心继续抓紧抓好。
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我还感到，多年来之所以总是受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困扰，这与很多部门、地方包括企业缺乏自我约束机制有直接关系。出现投资饥渴、需求过旺这种状况，固然与宏观调控机制不完善有关，但主要还是实行放权、让利改革后，企业没有建立起相应的自我约束机制。一些企业缺乏投资约束机制，盲目争投资，上项目，扩大生产规模，加剧了投资膨胀；相当一部分企业缺乏分配约束机制，工资、奖金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加剧了消费需求膨胀。这些情况表明，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一定要着眼于深化企业机制的改革，使企业建立起投资的自我约束机制，抑制盲目扩大生产规模而导致的投资膨胀；建立起分配自我约束机制，抑制乱发奖金、实物而诱发的消费需求膨胀。同时，还需要建立和培育市场机制，进行其它方面的配套改革。通过健全包括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在内的企业各种机制，才既能把企业搞活，又有利于宏观调控，从而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
深化企业改革的重点在于转换企业机制
企业是经济运行的主体。深化企业改革，关键是改革企业机制。企业机制的改革，基本途径在于认真完善承包制，在此基础上逐步推行股份制，明确产权关系，促进企业机制的转换和企业行为的合理化。
目前，吉林省预算内工业企业实行承包经营的占93％，全民所有制商业企业实行承包经营的占72％。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实行，充分发挥了其“依托旧体制、生长新体制”的功能，对全省的改革和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环境的变化，日益发现承包制作为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的企业经营形式还很不完善，有其局限性。承包制基本上解决了企业的经营权问题，但还不能解决企业的产权问题。产权关系不明确，使得基数承包既不能实现资产上的自负盈亏，也难以保证企业确有成效的自我约束。企业资产名义上归国家所有，经营者和生产者无权支配企业资产，也不关心资产增损和企业的长期发展。由于很多企业不是通过竞争确定承包人，确定承包基数又缺乏科学依据，造成企业苦乐不均和分配不公，以致期限的长或短都难以保证承包的合理性。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短期行为和消费膨胀、投资膨胀就难以避免。因此，深化企业改革，首先要进一步完善承包制，并在完善承包制的基础上进行股份制的试验。通过实行股份制，明确产权关系，创建新型的企业制度，探索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相适应的公有制形式，实现企业机制的转换，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显然，这要有一个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当前一般只能通过完善承包制，为逐步推行股份制创造条件。从吉林的情况看，有一些做法效果较好。
一是引入竞争、风险、法律和乡镇企业机制，完善承包制。吉林省已有56％的预算内工业企业实行了招标承包。落实承包的企业普遍实行经营者个人财产抵押，进行了法律公证。其中，有1680户企业搞了全员抵押承包，并按抵押金数额折股分红，增强了工人的主人翁责任感。在企业内部，落实承包合同中的各项配套措施，保证完成设备完好率、技术改造和效益等指标，有效地遏制企业的短期行为。并认真搞好分配制度、人事制度和劳动制度的改革，优化劳动组合，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
二是大力开展企业间的联、包、租、并、卖，发展企业集团。现在，全省有61％的企业参加了横向联合，组建了291个企业集团和企业群体、310个科研生产联合体。一部分效益好的企业承包、租赁、兼并了一些效益差的企业，对有些濒临破产倒闭的小企业，进行了拍卖。这样做，有利于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有利于促进企业资产存量的合理流动和先进生产技术的转移，有利于优化企业组合，提高资产收益。
三是探索承包制向股份制转变的路子，进行多种形式股份制的试点。如联合股份制、民办合作股份制、集体企业职工劳动股份制等。个别大中型企业还互相参股，实行法人股份制。
重要的问题是提高经济效益
深化企业改革，转换企业机制，目的在于提高经济效益。经济效益高低是衡量企业机制如何的一个主要尺度。任何企业若不建立起一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机制，就不可能有效地提高经济效益；转换企业机制，增强企业活力，也一定会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过去我们常讲，要加强管理，改进技术，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益。但由于企业不具备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机制，总是片面追求产值、速度，热中于搞外延型扩大再生产，导致速度过快，效益差。有些企业表面上产值不低，但往往是效益不好，虚盈实亏。为此，我们要引导企业正确处理速度和效益的关系，在投入相对减少的情况下获得较大的产出。
从吉林省的情况来看，总的讲，工业企业尚未摆脱粗放经营。1978年到1987年的10年间，资金投入、劳动投入和工业总产值三者增长速度相近，靠技术进步增产的因素很不明显。由于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不合理，不少产品质量差，不适销对路，造成产成品资金不断增加。事实表明，治理经济环境，抑制通货膨胀，既要控制需求过旺，又要增加有效供给。而供给的有效增长和效益的真正提高，不能单纯依靠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加大，必须通过改革企业机制，变重速度、轻效益的规模型经济增长，为依靠技术进步、结构合理的效益型经济增长。
首先，制定重点倾斜的产业政策，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要本着“全面发展农业，重点加强工业，努力搞活金融和流通”的原则，着重抓资源配置与区域布局，充分利用本省的优势，加快发展石油化工、汽车工业、造纸、食品、医药、建材等行业，加快能源建设，扩大后备资源。同时，大力压缩长线产品，增加适销对路产品，把那些用于滞销产品的能源、原材料、资金转而用到生产畅销产品上来。
第二，抓紧企业的技术改造，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技术改造。对五、六十年代建设的骨干企业，要按照轻重缓急分期改造。要有重点地提高某些行业的折旧率。要采取积极可行措施，支持企业采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加速产品更新换代。
第三，加强企业管理。企业管理水平低下，是经济效益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其突出表现在，企业内部审计、监督制度不健全，成本高，损失浪费严重，流动资金贷款增加太多，支付利息比例过大。这些问题必须尽快解决。应把加强科学管理纳入企业改革的轨道，借鉴和探索符合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现代管理方法，继续推行、并完善“厂内银行”等较好的经验，严格资金管理，加强成本核算，努力节约费用，降低物资消耗，切实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
第5版(理论)
专栏：
读《中国近代史论稿》
乔还田
最近，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苑书义教授撰写的《中国近代史论稿》一书。作者《自序》中有语：“这部论稿是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产物，其中有些是在不同学术流派、学术观点之间自由讨论中管窥蠡测之见，虽然有的论点招来驳议，但我既不苟同，也不护短，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精神立论。”这种在论争中坚持“既不苟同，也不护短”的作法是难能可贵的。因为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有学术研究便会有论争，有论争便会有暂时的是非曲直，而对待争鸣又有两种相悖的态度：一种是以文会友，双方虚怀若谷，通过切磋，相互补充，共同深化；另一种则是听不得不同意见，一味“对着干”，甚至动辄往某种政治上挂钩。看得出，本书作者所持确是第一种态度，尤其是专门与他人讨论李秀成的评价、太平军西征的“最佳方略”、清末立宪派的阶级基础、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等文章表明，作者始终是怀着一种谦虚好学、认真讨教的心情与“对手”进行交锋的。依我看，这种以文会友，旨在互补的治学精神是值得大力提倡的，特别是在亟待建立一种健康、和谐、宽松的文化环境的今天。
学术要深化，切忌在他人研究成果上翻筋斗。本书的一个优点恰在于作者敢于驳陈说，立己见，力求发他人未发之言或未尽之言。以对李鸿章的剖析为例，以往论者评议李氏在维新变法中的作用，只看到他破坏强学会，纵容杨崇伊弹劾文廷式的劣迹，而本书作者通过全面考察，说明李对变法的态度“更多地表示了同情和支持”。李鸿章的这种态度，是“有利于维新，而不利于守旧”的。作者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潮流的见解也不落窠臼，别具新意。如人所知，在这个问题上，曾出现过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曰“三大革命高潮说”，即“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二曰“三个阶梯说”，即“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本书作者则认为上述两种见解均有偏颇之处。他通过对近代史几个重大事件的具体考察，揭示其作用与影响，从而提出了“农民运动（指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和资产阶级运动（指义和团运动和戊戌维新）——资产阶级运动（指辛亥革命）”的见解。这一见地，曾引起学术界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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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农业之最》
艾力农主编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根据我国数千年来在农业生产发展过程中取得的突出成就撰写精编而成的。主要内容包括农田水利，土壤肥料，农机具，粮食经济作物，森林，水果，野生动植物，畜牧兽医，水产养殖，农副产品加工，手工技艺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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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人事》将创刊
为了搞好人事制度改革的宣传，人事部主办的《中国人事》（半月刊）杂志，将于明年1月创刊。该杂志将着重宣传公务员制度、知识分子工作、机构编制、企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军官转业安置工作、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管理和老干部离退休服务管理等。（黄晓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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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杨坚白说：
不能把效益当成口头禅
杨坚白撰文说，我们面临的经济形势，一方面是投资膨胀，经济增长速度过快；另一方面又是经济效益下降。原因在于求成过急，盲目追求速度。多年来，我们评价经济成绩的优劣，总是把速度快慢作为衡量的标准。这种评价方式本身就存在很大的缺陷。要确立效率第一观念，不要总是热中于速度的加快。基于这种设想，今后计划、统计、监测与考核工作，均应明文规定：各个单位、部门凡在报告经济发展速度时，均须同时报告效益高低。为此，计划、统计机关应该制定几个简单明了的便于计算的经济效率指标，如劳动生产率（应是劳动与净产值之比）、资金利润（包括利、税）率、投入—产出率等，至少每季度计算、报告一次。至于比较复杂的反映综合经济效益的指标，则可半年或一年计算一次。国家应颁布一些法规、条令，要求所有的公有经济部门和单位层层负责，保证完成计划规定的效率、效益指标；对完不成的则要查明原因，追究责任，直至受到相应的制裁。不能把效益当作口头禅，只是说说了事。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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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尹振环、尹彦谈：
中西封建政治结构的巨大差异
贵州省委党校尹振环、尹彦撰文说，中西封建政治结构的巨大差异有五点：一、政治结构集权与分权上的差异。我国历朝都有庞大而完整的行政系统，庞大的常备兵，统一的法律及完善的司法、监察机关，严密的户籍制度与基层组织，严格的赋役制度，封建政治结构呈集权状。欧洲中世纪，王权微弱，没有全国的行政系统、税收制度、司法机关和统一的法律，封建政治结构呈分权状。二、意识形态主宰者各异。在欧洲中世纪，意识形态的主宰者是教会，作为精神领袖的教会权力，与世俗政治权力相分离。在中国，政治结构的主宰者同时也是意识形态结构的主宰者。三、政治作用于经济结构的能力悬殊。西欧封建政治结构没有干预经济的职能，更谈不上对经济结构进行强有力的调节。中国则不同。如在工商业方面，历代都奉行“尊本抑末”的政策，国家拥有数量可观的官办手工业及其工人，重要产业、重要工程、重要商业，往往也由国家垄断。四、城市在封建政治结构中的作用相反。在中国，城市的政治军事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城市充当了封建堡垒，与西欧城市是资本主义摇篮的作用恰恰相反。五、我国封建政治结构的核心是君主专制，专制皇权无所不及。欧洲大封建主仅把国王看作“平等的第一员”。等级君主制建立后，君权受到代议机关的一定限制。后期的专制君主制，君权也不是不受任何限制的。
第5版(理论)
专栏：
关心改革 参与改革 研究改革 推进改革
——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侧记
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十月初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就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理论问题、改革思路和对策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和研究的意见。
我国已进入了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
代表们认为，当前我国已进入了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第一，由旧体制向新体制过渡，新旧两种体制摩擦增多。第二，改革由单项突破进入全面开展阶段，综合配套改革的要求增高。第三，改革由浅层次进入深层次阶段，深化改革的难度加大。第四，改革已进入到由破到立的阶段，建立商品经济新秩序的任务很重。第五，在当前明显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推进改革，需要花大力气治理经济环境。代表们认为，在改革的关键时期，要正确认识和分析当前改革的形势，既要看到改革取得的成绩，也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在更高的层次上和更广的范围内理解改革，研究改革，积极参与改革，共同推进改革大业。
充分认识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的长期性
一些代表认为，中国是在古老的封建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三十多年来，又建立了一套严密的产品经济体制，要从产品经济体制转化为商品经济体制，恐怕比从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更困难。实践的经验说明，对改革目标的选择在中近期内不能定得过高。在这个问题上，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生产力标准理论是三块基石。商品经济理论为改革提供方向，确定长远目标选择；初级阶段理论和生产力标准理论为改革提供根本前提和背景，一方面提出了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另一方面对改革的进程和新体制的形成又是一种制约，它决定了改革目标模式不可能在短期形成，改革的中近期目标只能是有限目标或适度目标。
全面理解和正确处理治理经济环境、
整顿经济秩序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关系
与会代表认为，中央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是一个完整的方针。当前改革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必须把近年来积累的过大需求压下来，把过热的增长速度降下来，把日趋严重的通货膨胀遏制住，把群众对物价上涨的恐慌心理消除掉，逐步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为改革创造一个比较良好的经济环境；否则，就会有可能延误改革的时机和推迟改革的进程。但这并不意味着改革可以因此停顿，甚至回到旧体制上去；相反，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也只有进行相应的配套改革，才能达到预定的目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三者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在实际工作中不能偏废。
农业和农村问题应当引起高度注意
一些代表提出，近两年来，农业和农村问题的研究出现了冷落的现象，这个问题应当引起高度注意。1984年以后，农村改革放慢了，对农业的投入减少了，农民的积极性降低了，这既是农业停滞、徘徊的重要原因，也是当前供给不足、物价上涨的原因。他们认为，农业要上新台阶，必须充分调动农民务农，特别是种粮的积极性。为此，需要采取以下措施：（一）通过价格改革，逐步改变农产品比价再次处于谷底的状况。（二）改革流通体制，解决好亿万分散农户与日益扩大的国内外市场的矛盾。（三）建立社会服务体系，给家庭联产承包制注入新活力，同时通过土地使用权商品化，在农民完全自愿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四）进一步发展乡镇企业，搞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推进农村城镇化的进程。
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仍是深化企业改革
许多代表认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千万不要影响搞活现有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治理经济环境一靠抑制过分膨胀的需求，二靠增加有效供给。对于这两个方面，具有积极意义的，在于通过增强企业活力来实现增加有效供给。他们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仍然是深化企业改革。之所以讲核心，是说不能孤立地搞企业改革，而要搞综合配套改革，以搞活企业为中心来进行宏观管理的配套改革。多数代表认为，明后两年的企业改革应以完善承包制为主，在此基础上有组织地试行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股份制。承包制同股份制是可以兼容的，承包制中孕育着股份制，实行股份制的企业也可以搞承包制。但在推行股份制时，要循序渐进，不可一哄而起。
政治体制也要相应进行改革
代表们认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亟需政治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不解决某些党政机关及少数“官员”利用权力介入商品经济，以权谋私，导致权力商品化的问题，就不能根治“官倒”。不解决决策中的非民主化、非程序化和主观随意性的问题，就很难避免改革中的决策失误以及社会包括政府行为短期化的出现。有些代表建议，要对人大和政府的职能作一些调整，将政府中资产管理、货币发行的权力分离出来交由人大管理。要加强法制建设，加快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程序化的进程。当前，要尽快把公司法、投资法、预算法、金融法、市场法和反垄断法等法规制定出来，要尽快制定出杜绝以权谋私等不正当竞争手段的法律。 （蒋映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