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革命回忆录)
专栏：
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
——写在周建人同志百岁诞辰
雷洁琼
今年是周建人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为他举行纪念活动，他的遗著也已选编问世。纪念这样一位毕生奉献于祖国、人民和理想的长者，缅怀他勤勤恳恳、克己奉公、为人民革命事业所作出的业绩，对启迪和策励后人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致力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认为是有重要意义的。
周建人同志是一位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生物学家、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他在1888年11月12日生于浙江绍兴，是鲁迅先生的胞弟。青年时期，他在家乡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在鲁迅的鼓励下自学植物学，鲁迅从日本回国后，给他讲述光复会、同盟会中革命家孙文、黄兴、秋瑾等人的革命精神，使他认识到只有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制度，中国才有希望，从而积极参加鲁迅组织的各种革命活动。
1919年底，周建人同志举家迁居北京，並进入北京大学攻读哲学，旁听科学总论，进行自然科学的翻译与研究。他十分关心妇女解放运动，1920年与胡愈之等共同发起组织“妇女问题研究会”，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妇女问题研究宣言》，阐述了妇女争取政治经济自由与争取独立解放之间的关系，是“五四”时期妇女运动的著名文献。1921年10月，周建人同志到上海，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辑达20多年之久，这一段时间，正是我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三个重要历史时期，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复杂。在此期间，他与早期共产党人沈雁冰、杨贤江等一起工作，结为挚友，並与瞿秋白、杨之华等成为莫逆之交。应瞿秋白、侯绍裘之邀，他曾先后在上海大学、神州女学、暨南大学，並经常到松江景贤女子中学讲课，讲授进化论，宣传妇女解放，传播进步思想，鼓励学生参加革命。“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侯绍裘等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惨遭杀害，沈雁冰、杨贤江等被迫出逃。血的事实，使他受到深刻教育，从而更加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更加痛恨和反对当时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法西斯暴行。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商务印书馆被炮火所毁，周建人同志曾到安徽大学教授生物学。1932年12月，由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鲁迅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上海分会，周建人同志被选为调查委员，调查、揭露国民党迫害“政治犯”的罪行，设法营救了许多共产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1935年2月，瞿秋白同志在福建不幸被捕，开始时身份尚未暴露，曾化名林其祥写信给周建人传递消息，鲁迅、杨之华等虽多方设法营救，但未能成功。
抗日战争期间，周建人同志和留居上海的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秘密组织马克思主义读书会。他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广泛团结各界爱国志士，在敌伪统治的恶劣环境中，坚持抗日救亡活动。当时，他已被迫离开商务，贫病交迫，生计维艰。党及时对他进行了帮助，才得以在上海养病，继续为民族解放事业而斗争。抗战胜利后，周建人同志积极投身爱国民主运动，经常在各种进步报刊上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内战、独裁、卖国的政策，抨击国民党政府出卖国家内河航行权的罪恶行径，反对国民党上海市当局实行警员警管区制和五家联保法等迫害进步人士的法西斯措施。1945年12月，他与马叙伦、王绍鏊、林汉达、许广平等同志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1946年5月，他又被推选为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理事。同年6月23日，上海各界十万群众在北火车站举行反内战大会並欢送以马叙伦为团长的上海人民代表团赴南京呼吁和平，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周建人同志参与了这一革命行动的组织领导工作，並不顾年事已高，始终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下关惨案”发生后，他义愤填膺，口诛笔伐，严重抗议国民党当局镇压人民的罪行，要求严惩凶手，切实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之后，国民党公开破坏和谈，向解放区悍然发动全面进攻，同时在国统区疯狂迫害爱国民主人士，禁封《民主》、《周报》等进步刊物。周建人同志不畏强暴、坚持斗争，他满怀信心地指出：“人民终究是要得到解放的，胜利必归于民主，只是一些时间问题——而且不会很长久的。”就在这种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他毅然于1948年4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荣行列。1948年秋天，他全家从上海秘密辗转到达华北解放区。北平解放以后，他参加筹备並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建国后，周建人同志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1951年调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抗美援朝期间，他以科学家的身份到中朝边境对美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的罪行作了调查。1954年任中央高等教育部副部长，1958年再次调任浙江省省长。作为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周建人同志还曾先后当选为中共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全国人大第三、四、五届副委员长，全国政协第五、六届副主席，民进中央副主席、主席，民盟中央常委等重要领导职务，为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他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对民进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受到全体民进会员的爱戴。他关心群众疾苦，关心中小学教师社会地位的提高和工作、生活条件的改善。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以95岁的高龄，还亲自上书党中央並写信给《光明日报》，公开揭露四川长寿县一起侮辱、殴打小学女教师的严重事件，使这起事件得到严肃处理，不但维护了宪法的尊严，而且对提高推动全社会尊师重教的风气起了良好的影响。在政务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他仍然孜孜不倦地研究自然科学和哲学，写作发表了不少科普与哲学方面的文章，一直到晚年，虽然双目已失明，还语重心长地一再呼吁：要普及教育，要普及科学知识，要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周建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光荣的一生，是坚持民族独立、反帝爱国、追求真理、艰苦奋斗的一生。他为人诚朴，对革命的忠诚，品格的高尚，实在是一切爱国知识分子的楷模。周建人同志离开我们已经4年了。4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有了新的发展，全国人民正在中共十三大精神的指引下，经济建设与改革开放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我们纪念周建人同志，一定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心同德，认真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指导方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努力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实现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而努力奋斗。
第5版(革命回忆录)
专栏：
音貌犹在 风范永存
——深切怀念齐燕铭同志
朱雨滋
每当回忆在燕铭同志身边工作的岁月，往事就如潮水一般地涌上心头，令人难以平静。很多事仍然是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在燕铭同志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期间，1958年1月，我们国务院秘书厅会议科的5个同志在讨论干部下放问题时，大家热情很高，纷纷要求下放。当知道燕铭同志只同意我们科下放1人时，便提出了不同意见，觉得只要调整内部分工，发挥革命干劲，工作完全可以不受影响，即决定由正副科长代表全科向燕铭同志请示，燕铭同志觉得工作离不开，怕我们有困难，即把我们全科的人叫到他的办公室，问我们工作是否可以担当起来，我们一致表示可以，燕铭同志即同意我们再下放1人。同时，还谈到我们科干部培养的远期规划问题，希望我们科的同志能够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把自己培养成会议工作专家。他还风趣地对我们科的副科长说，希望她能成为像苏联部长会议那位有40年工龄的资料查询者老太太一样的专家。最后，全科同志皆大欢喜地离开了燕铭同志的办公室。这的确是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领导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是多么亲切。
1958年9月，为了迎接国庆10周年，领导上决定在北京兴建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国庆工程，並确定由燕铭同志具体负责。任务是繁重而又紧迫的，政治性很强。为了完成这个任务，燕铭同志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立即和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万里等同志一起，紧张地行动起来。从1958年9月至1959年9月，据不完全记载，和万里等同志约有关部门开会90多次，其中周总理亲自参加的即达10多次。为了保证人民大会堂钢梁的质量，先后和万里等同志同冶金部、建工部的工程师们专门研究、辩论了7次；为了人民大会堂的舞台设计问题，即和万里等同志邀请有关专家、工程师座谈了5次。其中1959年1月28日晚上的一次会议，从下午8时一直开到次日凌晨2时。29日下午，燕铭同志一面嘱我将28日晚上的会议情况和人民大会堂工程情况及钢材质量问题向周总理和仲勋同志写专题报告，一面又赶到建工部听取几位工程师辩论人民大会堂的钢结构问题，30日上午和下午，又听取了几位工程师关于人民大会堂钢结构问题的汇报。在这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燕铭同志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时间，认真地学习，钻研和请示，紧密依靠群众，虚心听取科技人员的意见，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终于比较深透地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比较圆满地帮助解决了从设计、施工到内部设备等方面的难题，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任务。
1960年后，燕铭同志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他广泛团结党内外的文化工作者，努力执行党的文艺路线，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为发展和繁荣我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显著的成绩。从1960年8月至1962年12月的不完全记载，燕铭同志曾先后和文化界的梅兰芳、马连良、周信芳、欧阳予倩、盖叫天、曹禺、尚小云、俞振飞、言慧珠、袁世海、红线女、袁雪芬等40多位知名度很高的人士进行过交谈，从各个侧面了解文化界的情况，探讨文化工作中的问题，求教改进的办法。燕铭同志对戏剧艺术素有研究，早在延安时代，参与创作《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就曾受到毛泽东同志的好评。他和文化界同志那种深夜畅谈、促膝谈心、直抒己见、无拘无束的情景，实在令人难忘。在和文艺界知名人士的交往中，有两件事给我的印象格外深。一件是1961年7月30日，梅兰芳同志因病住入医院，8月1日周总理指示：梅兰芳同志生病的事情，请燕铭同志亲自抓，要像对待中央负责同志一样日夜派专人护理，千万不要疏忽。燕铭同志立即去医院看望了梅兰芳同志，並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当听说柠檬对治病有好处，燕铭同志即嘱设法购送，由于在北京遍寻无着，又嘱打电话请广东省侯甸同志想办法。8月9日收到了广东带来的柠檬，可惜梅兰芳同志已于8月8日逝世了。还有一件事，就是1963年12月19日，燕铭同志在广州养病期间，去看望邝健廉（红线女）同志，邝请燕铭同志去看她主演的《李香君》，並请他对该剧提出意见。25日晚，燕铭同志去看了邝的演出。为了谈对此剧的意见，燕铭同志特意从广州中山图书馆查阅了剧中出现的有关杨文聪（龙友）、侯方域（朝宗）等人的史料，同邝谈了自己的意见，邝非常高兴。这件事，反映了燕铭同志对工作极端负责、一丝不苟的精神，即使在外出养病期间，为了对一个戏发表一点意见，还要在事前进行认真的准备；也反映了燕铭同志和文艺工作者广泛而密切的联系。
燕铭同志在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中，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在兼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期间，曾和当时这个小组的办事机构中华书局的总经理兼总编辑金灿然等同志交谈过20多次；还曾商得有关部门的同意，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新办了古典文献专业并亲自去讲课；即使是一封对某一书稿如何处理的答复信，也是有理有据，非常认真。如1959年，中华书局金灿然同志为出版《永宪录》涉及台湾归属时代问题，向燕铭同志请示处理办法。燕铭同志在回信中是这样答复的：“台湾沿革，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五《台湾事辑》言之最详。大约其地本荒岛，除土人外，陆续去者均为中国贫民，即《明史》所谓往往聚而为盗者也。黄宗羲《行朝录》称，招饥民开垦始于郑芝龙，其后又为荷兰人侵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又称，红夷于天启二年请求互市，总兵俞咨皋移之北港（即鸡笼山），则荷兰之居澎湖似曾邀得中国同意者。由此言之，其地属于我国可知。已往姑不具论，清代已将台湾列入版图。凡文种记载所言先后不同，排比而观，本无抵牾”。据此，燕铭同志对灿然同志的请示明确表态：“原文付印，不必改字，无碍于事。”这个事例还说明，燕铭同志既是文化部门的领导干部，又是文化事业的行家。我们党一直对干部提出又红又专的要求，燕铭同志是当之无愧的。
燕铭同志刻苦学习马列著作的精神，也是感人至深的。他不仅自己平时重视理论学习，还多次提醒我们：“最好养成一种学理论的习惯”，“要注意政治理论特别是哲学思想学习，要随时考虑一些有关人生、社会、革命的大问题，並从学习中经常注意解决这些问题”。最可贵的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在被长期关押的时间里，虽然对自己的问题长期不能结案，“百思不得其解”。但他始终是“相信党”，“无怨言”，並且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凭借昏暗的烛光，“安心学习”。现在我面前摆着的燕铭同志的夫人冯慧德同志赠我留作纪念的《资本论》上面，就有当年燕铭同志在狱中秉烛夜读时写下的眉批、旁注、重点记号，还有他夹在书中用烟盒纸列出的“算式”，就是燕铭同志刻苦学习马列著作的动人心弦的例证。
1974年9月30日，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燕铭同志被解除关押，参加了周总理主持的最后一次国庆招待会。1975年，燕铭同志在周总理的支持下，决心研究並编写新中国经济史，而把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史作为它的序幕。他当时作为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毫不计较个人名位得失，以共产党员“参加革命，不是为做官”（见燕铭同志给他女儿的信）的胸怀，扎扎实实地投入了新的工作中去。他曾两次到江西、福建实地调查。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指导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的同志们，写成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斗争》和《中国革命根据地经济史》两本书。现在这两本书均已出版问世。可惜燕铭同志却未能见到后一本书的出版。
“四人帮”被粉碎后的1977年11月，燕铭同志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机关党组书记。1978年3月，他被选为全国政协秘书长。他曾深情地对我谈到周总理生前对统战工作、政协工作非常关心，决心继承总理遗志，克服困难，把工作做好。从此，燕铭同志又以忘我的工作热情和极端负责的精神，挑起了恢复和发展政协活动的重担。在政协机关，他坚决果断地大胆启用干部。记得他在和政协机关党组的同志商量之后，在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庄严宣布，凡是“文革”中“靠边站”的人，不管是什么问题，在未做结论之前，先参加机关的日常工作。迅速扭转了机关冷冷清清的局面。紧接着他又狠抓落实政策的工作，在机关党组的领导下，成立了落实政策小组，对一些同志的问题进行了复查，解决了35位同志的落实政策问题。与此同时，燕铭同志还特别关心1957年那场斗争扩大化引起的落实政策问题，关心清查政协机关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使一些同志早日进行检查，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燕铭同志十分注意统战工作。他长期在周总理身边工作，和很多党外的老领导老同志（如宋庆龄、许德珩、陈叔通、胡厥文、胡子昂、张治中、傅作义、屈武、王昆仑、楚图南、雷洁琼等同志）都比较熟悉，并在长期交往中结下了深情厚谊。他对党外老领导老同志非常尊重，热情、坦率、真诚，加之他博学多才，对金石篆刻、书法等颇为爱好，相互间共同语言较多，很多老同志有什么心里话也愿意和他深谈，真可谓“肝胆相照”。据不完全记载，从1960年11月至1965年6月，他和陈叔老就交谈过18次；“文化大革命”前，宋庆龄副主席逢年过节，往往要请他去家中便餐漫谈，“文化大革命”后，他为了庆祝中国福利会成立四十周年的问题，曾于1978年5月7日、12日两次拜访了宋庆龄副主席，并于6月11日至23日受宋副主席的委托，专程到上海参加了中国福利会成立四十周年的庆祝活动。6月23日，即燕铭同志从上海返京的第二天，他终因积劳成疾，住进了北京医院。
在住院期间，燕铭同志仍然极端负责地关心统战部工作和政协的工作。他以惊人的毅力，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除了陪同一些领导同志接待中外来宾、参加一些重要会议、审批文件报告外，还在医院专门召开过三次党组会，并先后和统战部、政协等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进行交谈，研究有关政协工作的重要问题。燕铭同志还亲笔起草了打算10月13日在政协机关工作人员大会上讲的关于政协机关第三阶段运动的动员报告提纲。10月10日下午还嘱我11日去医院再谈谈机关运动情况，为他13日的动员报告作进一步的准备。想不到这竟是他最后一次给我布置的任务。10月11日晨，燕铭同志突然患脑溢血陷入了昏迷状态，半身麻木，口张目闭，不省人事，我再也无法完成他交给我的任务了。
很多领导同志和医院采取了各种抢救办法，我有时对他说话，他还能用手紧紧握我的手，似乎听懂了我的话。但他再也没有清醒过来，10月21日中午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10年过去了，人民政协的工作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健康地向前发展，若九泉有知，燕铭同志定会感到欣慰的。
燕铭同志鞠躬尽瘁、忘我工作的春蚕精神将激励我们不断前进。
第5版(革命回忆录)
专栏：
上图：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进行的辽沈战役，使整个东北获得了解放。这一战役消灭了国民党军队47万2千人，从而使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超过了国民党军。图为我军炮轰锦州。 本报稿
右图：矗立在辽宁省锦州市新建辽沈战役纪念馆前的烈士纪念碑。本报记者 徐建中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