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探索与争鸣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
张守正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应当具有明确的涵义。当代，系特指俄国十月革命前后直到现在和尚未出现重大历史转折的未来这样一段历史时期。西方是个政治地理概念，指的是以西欧、北美为主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包括日本。对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可能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甚至尖锐的观点；但是，出现了这样一种思潮，总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这也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发展演变过程在当代西方的历史体现之一。“历史体现”的第一层意思是指，西方还没有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没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这个基本任务；同时西方国家的历史条件又已经在许多方面不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并且还在继续变化。它的第二层意思是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有了新的发展，它的理论和实践越来越不可能完全按照第二国际时期和第三国际时期的传统方式去解释和领会，人们对它进行种种新的探索，把它应用于种种新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正在按照时代的面貌改变自身的形式。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从改造旧哲学、创立新哲学开始的，这一变革终于导致科学社会主义的问世。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在于论证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对此做了严密的科学分析；至于实现这种转变的条件、进程和新社会的特征，马克思和恩格斯只能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做出有限的论述，要不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就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的了。
马克思主义一旦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便从理论变成实践，并为自身的发展开辟道路。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上的创新。各国的生产水平、社会状况、民族文化、地理环境和时代背景不同，革命实践的历史发展和理论创新不同，必然形成各具特点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表现为理论上的差别。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帝国主义时代和俄国，发现了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在资本主义世界链条的薄弱环节首先取得胜利的规律，在革命实践中创造了夺取胜利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从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的胜利把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同时结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二国际时期。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按照列宁制订的基本方针，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与此同时，也逐渐形成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这种迷信给国际共运造成严重的后果，其中包括阻碍了西方工人阶级党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应用于本国革命实践的进程，压抑了本国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发展。然而，西方党通过长期实践，先后发现自己思想上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不同程度地生硬接受苏联奉行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它的集中表现；另一方面，在列宁逝世以后的漫长岁月中，苏联内外政策上的种种失误，也促使一些西方党逐渐破除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迷信，转而采取分析的态度。大体说，这种变化始于苏共二十大，六十年代初的国际共运中的争论和1964年陶里亚蒂《雅尔塔回忆录》的发表加速了变化的进程。六十年代后期工人运动的高涨，1968年一些西方党对捷克事件公开或半公开表态，又把这种变化推向一个更深入的过程。这个过程就其积极方面来说，是唯物辩证法思想战胜形而上学思想的过程，是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是本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逐渐得到尊重，转向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的过程，也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新的科技革命是时代变化的原动力。粗略地说，这种变化的第一个方面，是现代化武器和作战方式改变了以往的战争概念。就世界范围看，战争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平是人类的共同愿望，武装冲突的规模趋于缩小，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就西方国家看，武装夺取政权的可能越来越少了。第二个方面，生产力的高度发达把全世界卷入激烈的经济竞争，它成为每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决定因素，左右每个国家的内外政策，正在改变并将继续改变世界的格局。第三个方面，对自然开发越来越取决于社会进步，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只有依靠国际合作才有可能解决。就单个国家或地区说，发展生产力的问题越来越取决于社会机制的问题。第四个方面，随同物质生产的现代发展，人的精神素质，包括科技知识、思维能力、价值标准、精神需求和自我意识等等也有很大提高。西方国家尤其如此。第五个方面，在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但是经济机制、阶级结构、国家功能、文化体制和整个社会生活都已发生巨大变化。这一切同时也显示出资本主义新的特点，展现出更为成熟、更为完整的资本主义面貌，这就要求人们结合新的情况对资本主义进行再认识。很明显，面对这种时代变化，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可能继续按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解决革命实践的问题，其中最富于创造精神和实践经验的党开始改变思维方式，提出新的理论观点，这不仅十分合理，而且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他们是在革命斗争中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因此他们的实践经验（包括已往失败的经验）和理论创新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因素，也是我们首先必须研究的主要对象。如果不看到这个主导方面，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看成仅仅是某种“左”倾思潮的产物，那我们便只有批判它们的任务，毋需再加以研究了。
科技革命的巨大进展给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普及和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主要是：第一、高技术的生产竞争需要高效率的经营管理、高水平的科技开发和高技能的生产操作，从而推动西方社会一般教育水平和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第二、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缩短了人们从事生产劳动的时间，提高了他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使他们有可能更多地阅读书刊，思考问题，评论社会；第三、工人阶级和其它劳动群众通过长期斗争赢得的民主权利加强了他们的民主意识，这种民主意识随同社会问题的增加和深化，体现为各种新型的民主运动，反过来又促进了民主意识的发展；第四、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向新的深度和广度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说、政治学说、社会学说和哲学思想日益暴露出理论上的局限性不能解决它们自己的矛盾。第五、从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开始，经过部分东欧国家的改革，到八十年代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普遍化，逐渐显示出社会主义形式的多样性，同时向西方世界提出了如何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和世界发展的问题。正因为这样，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学者越来越多，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广，成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去年国内翻译出版了美国学者C·L·尤班克斯1984年再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目录和马克思主义参考书目》，收编用英文出版的马恩原著338种，论述马克思主义的书籍997部，期刊论文和博士论文2058篇，实际应为这个数字的倍数，但已可见一斑。
西方的进步学者力图应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西方社会种种不合理现象和资产阶级学说。然而其中的绝大多数都受过西方教育和资产阶级哲学思想的影响，而且脱离工人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迄今很少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紧密结合起来，引向实践，因而革命道路和战略、策略问题成为他们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表现出世界观上的缺陷和不彻底性。但决不能因此就简单地得出结论说他们是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跟资产阶级哲学结合起来，主张用资产阶级哲学改造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要将他们和那些坚持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区别开来。他们专门从事研究工作，而且学有专长，不拘一格，把马克思主义引入许多新兴学科，广泛批判现实生活，提出了大量理论问题和新的观点，其影响甚至超过一些远未摆脱苏联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家，有的还对工人阶级政党产生微妙的影响或更新观念的促进作用。
十分明显，只要充分认识当今世界的巨大变化，充分认识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政党半个多世纪以来走过的道路，充分认识西方国家不同于我们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现状，按照实践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科学性紧密结合起来，破除“左”的观念，就会看到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展现出来的错综复杂而又丰富多采的广阔情景。它还没有也不大可能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只不过是在时代的大变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现实状况十分复杂的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的广泛探索。毫无疑问，这种探索的理论表达必定包含各种偏离、误解甚至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和论点，但是基本理论立场是分辨得出来的。如果采用从某种固定公式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的思想方法，就谈不上什么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的发展，更谈不上对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了。苏联科学院1984年集体编著的《当代国外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是完全坚持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的，但对西方不同哲学观点的批判也做了更多的科学分析，而且根本没有把战后西方国家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归纳为什么统一的思想体系。流亡英国的波兰理论家科拉柯斯基相当精通苏联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他写的三卷本
《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完全根据自己的见解对不同的代表人物和思想流派按历史顺序分别进行评述，他的反斯大林主义倾向极为明显，但也没有以此划线，编制出某种“西方马克思主义”。比较年轻的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写了一本《西方马克思主义：导论》，他从马克思谈起，把葛兰西、伯恩施坦、考茨基、卢森堡和列宁一起，统统划为第二国际时代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科学化的修正，又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主，把卢卡奇、柯尔施、萨特、梅劳—庞蒂、皮孔和东欧“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凑在一起，论述人本主义异化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当然，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见解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但是如果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和探索中发生的某些错误，一概上纲为在政治上和哲学上同马克思主义对立，只能将他们归为反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方法是不科学的，并不是实事求是的，实际上还是“唯我独马，唯我独革”的一种表现。
我国正处于改革的历史转折关头，许多理论问题急需解决，大量实际经验要及时总结，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扩大视野，更新观念，提高水平，焕发活力。这应当是我们研究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目的。研究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充分了解那里的经济状况、政治形势、社会动向，特别是科技革命的发展引起的各方面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变化，对于深刻理解我国的对外政策和战略方针，做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显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5版(理论)
专栏：
在治理整顿中改革 在改革中治理整顿
肖体焕
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这是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全党全国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工作的根本方针。
这一方针的三句话，各有特定而丰富的内涵。所谓治理经济环境，主要是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所谓整顿经济秩序，就是要整顿在新旧体制转换中出现的各种混乱现象，特别是流通领域中的混乱现象；所谓全面深化改革，就是不要把改革理解为某一方面改革的孤军深入，而要把改革看做是多方面的综合改革，有领导有秩序地推进相互配套的全面改革。
这三句话，又是彼此相互渗透、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一个有机整体。治理经济环境，将为整顿新旧体制转换中的混乱现象，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全面深化改革创造条件；整顿经济秩序，也包含着治理经济环境、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些内容；而全面深化改革，又是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前提和归宿。
我们学习和领会三中全会精神，贯彻治理环境、整顿秩序、深化改革的方针，必须将三者辩证统一起来认识，不能割裂开来。不要将我国当前经济生活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误认为是改革本身造成的。并由此得出结论，要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就要叫改革鸣金收兵，或者是让改革处于停顿状态，等治理、整顿好了，再来深化改革。事情的本来面貌是：经济生活中的突出问题，根本原因在于经济过热，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而这种情况是多年积累下来的，群众承受不了，企业承受不了，国家也承受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让通货膨胀继续下去，不仅经济无法稳定和发展，而且改革也不可能顺利进行。就群众意见较多的流通领域来说，发生官商不分，“官倒”作梗，扰乱国家计划和市场，推动物价上涨的现象，其原因亦不在于改革，相反是在于旧体制的某些弊病未除，新的管理体制还未来得及建立和完善。因此，无论治理经济环境，还是整顿经济秩序，不但不和改革相矛盾，而且是改革深入发展的内在要求。
认识和驾驭改革规律，推动改革不断向前发展，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能否这样认为，当经济改革遇到困难时，就要毫不犹豫地回到老路上去呢？不能。改革前的30年，我们在经济生活中，一直单纯地搞国家干预，搞指令性计划，搞产品经济，结果是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使经济缺乏生机和活力，使很多问题采取隐蔽方式保存下来。近10年的改革，坚持改革旧的、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不断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使我们的城乡经济获得了新的生机，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因此，改革的方向不仅不能变，也不应当变，但改革的具体步骤和方法，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随时加以调整。以价格改革而言，它对建立我国新的经济机制，即“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无疑作用是重要的。但价格改革不能孤军深入，应当与其它各项改革配套进行，在实施步骤上，要充分考虑到人民、企业和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只能逐步地和稳妥地进行。明后两年价格改革的步子放慢，服从治理通货膨胀和控制物价上涨的要求，正是反映和遵循了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总之，在当前的经济工作中，我们要全面理解和正确处理治理、整顿、改革三者的关系，既要在治理环境、整顿秩序中深化改革，又要在深化改革中治理环境、整顿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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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评
发展、改革开放研究的良友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容谨
1984年中央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发表，给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者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就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同我国改革开放结合起来。为了在这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交流国内外的研究情况。中央编译局于1985年创办了《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刊物初创时内部发行，现已公开出版。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体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8年第5期登载的西德前银行行长埃明格尔的回忆录和《台湾的艾哈德——尹仲容》可能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埃明格尔回忆了五十年代前期西德中央银行参加治理经济环境的经验，强调指出，通货稳定既是维护市场秩序的关键，又是维护社会公正的主要因素。在煤、钢、能源及大部分食品等短缺的情况下，只有采取异于寻常的严厉的稳定政策，才能求得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真正建立起自由的市场经济。为此，中央货币发行银行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而银行要保持真正的独立性，又只有得到人民的支持，才能抵制来自各方面的政治压力。尹仲容是台湾经济起飞的实际领导人。他的经济思想及实践表现在：（一）深知经济发展的根本在于激发全体民众的经济发展意识与自觉努力的实现。（二）笃信唯有恢复市场价格功能，才能促使经济在正常轨道上良性运行，加速发展。（三）主张以整体经济发展为目标，视环境而决定缓急次序和进行的方式。（四）主张在经济活动，尤其是经济投资中，须以经济效益为依据。（五）反复强调在经济转轨、发展的整个过程中，须加强科学、教育、立法等等配套工作。
要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就必须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单位。《比较》1988年第3期登载的《股份公司的起源和发展》和《法人持股的股份公司》这两篇文章可供人们参考。这两篇文章概述了西方公司形成的历史和发展的趋势。在世界发展史上，直到19世纪中叶，才出现了股份公司这种形式。它在市场上靠低廉的价格和产品的质量进行竞争，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股份公司的最大优点是能集中资本，迅速发展市场上需要的产品，又能经得起竞争的风险，做到完全自负盈亏，而且，在管理上能做到股东（所有者）、董事会（控制者）和经理（经营者）三者互相制衡，防止官僚腐败的弊病。有限股份公司这种形式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特别是法人持股的股份公司这种形式，更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的股份公司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比较》不仅注意登载各国和各地区体制比较研究的成果和资料，还登载比较经济学的重要文献。1988年第5期登载了克鲁格《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就是一例。寻租理论是当今西方的热门话题。所谓寻租，就是利用政府授予的垄断特权（如进口配额，生产许可证等）获取垄断利润。按照这种理论，价格管制也是政府授予的一种特权，利用这种特权，低价进，高价出，中间倒手，可以取得巨额租金。于是人们纷纷向政府要求享受低价特权，甚至不惜拉关系，贿赂官员，造成社会风气腐败。这种理论对我们理解上面所说的在放开市场过程中既得利益的阻力和一些公司企业总想有政府机构的特许和保护，就很有启发。
几年来，《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在把马克思主义和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结合起来研究上作了有益的探索，值得向大家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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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陈红宇说：
不要冷落农村改革的研究
农业部陈红宇在一个理论研讨会上说，一个时期以来，研究农村问题的人少了，报刊上发表的研究农村问题的文章也少了，一些经济理论研究会上提供的研讨农村问题的文章寥寥无几，农村改革问题似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这个情况值得大家高度注意。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我国经济环境的状况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的状况。近些年来，我国的耕地每年以几百万亩的数字在减少，而人口又以每年千万人的数字在增加；我国的森林覆盖率不高，滥砍滥伐现象严重，草原沙化在扩大，这些都决定我国的农牧产品的供给在较长时间内不可能很宽松。我国的经济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现在已进入到全面改革的阶段。但是，许多事实也说明，城市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农村的改革，这几年城市改革出现的困难，也与农村改革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目前，深化农村改革确实也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诸如农村土地制度，农村经济组织，粮食及其它主要农副产品购销体制，乡镇工业发展问题，等等，都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农村经济工作者、理论工作者继续深入调查研究，全面分析情况，提出解决问题的科学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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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占祥谈：
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先导性
高占祥在《现代化》杂志上撰文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要进一步重视文化的作用，尤其应对文化与经济相互之间的关系来一个再认识。经济基础是重要的，文化事业必然会受到它的制约，但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在这方面似有讲得不够全面之处，即文化对经济的依附性讲得多，在经济建设中的先导性讲得少。许多发达国家，比如日本，他们就很注意文化的先导性，并以此来促进经济的发展。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应紧密结合，相互促进。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对于经济建设的推动力，对思想建设的感染力，对人才建设的铸造力，对环境建设的辐射力越来越显著。实践告诉我们，科学文化闯进哪里，哪里就容易繁荣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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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张瑞琨说：
要警惕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
华东师大教授张瑞琨在《文汇报》撰文说，一提起灾害，人们总认为其根源是来自“自然”，是“天灾”。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自然界“纯自然”的处女地越来越小。在这一过程中，人类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和昂贵的代价。这一“代价”不仅仅是花费的人力、物力和自然力，还包括改造自然后给人类可能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的严重后果。这就是恩格斯告诫我们的“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这种报复，又往往以“灾害”的形式出现。
无数史实说明：一、人类改造自然有两重性。人类改造自然，自然反馈于人类，而且这一两重性并不是利弊各半的。二、领导者的决策必须考虑到造福子孙后代。三、大家学点“自然发展史”。基于这些认识，我赞成建立“灾害学”，研究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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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评
《世界粮食问题》
丁声俊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本书介绍了世界粮食现状和今后供求的预测。总的情况是，粮食增产速度缓慢；粮食库存减少，发生短缺的次数增多；有些发达国家以粮食为“武器”，为政治斗争服务；发展中国家努力争取粮食自给。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发展中国家的粮食供求差距将会进一步扩大，对此不容掉以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