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关于戏曲审美原则和道德精神的思考
卜键
戏曲有着它辉煌的过去，至今仍拥有着无数迷恋和沉溺在其艺术魅力之中的观众。它受民族精神的陶铸又陶铸着民族精神，它受伦理道德的滋润又传播着伦理道德，人们代代相承地观赏舞台上那大致相同的剧目，也缘此去了解历史，辨认善恶，学习伦理道德的启蒙课程……这就是戏曲，道德剧和娱乐剧合二而一的戏曲。
如果说当前影响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障碍仍是封建主义的话，则封建主义赖以附着和存活的便是旧的道德伦理观念，而戏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传播封建伦理道德的一个重要渠道。
纵观前些年的戏曲舞台，人们是这样乐此不疲地在戏曲中挑选生活榜样：老黄忠队、穆桂英班，这些曾在“大跃进”时猎猎作响的旗帜犹在目前。可戏曲提供给我们的又是怎样的榜样？且不说那纯为教“忠”教“孝”的陈腐剧作，即如《窦娥冤》这样的不朽名著，也难以祛除旧道德的脓痈。窦娥那强烈的以生命为代价的反抗，维护的是她做人的尊严，然其自尊却建筑在“好女不嫁二夫”的礼教信条之上，这真是一种加倍的悲哀。在古典戏曲中，最著名的人物形象大多都是封建礼教的化身：《琵琶记》中的赵五娘、《白兔记》中的李三娘、《破窑记》中的王宝钏，无一不是吃尽苦头，大有妇德的贤惠女子。进而还去写妓女的痴情和守节，如《绣襦记》中的李亚仙和《桃花扇》中的李香君。应该说，作者在创造这些形象时过分高扬道德的旗帜，其道德的“尘埃”或多或少地掩蔽了个性鲜艳的活力。
我们常常很遗憾地看到：戏曲在强化主要形象的礼教正统色彩同时，把反礼教、冲击旧道德的任务让给那般白粉涂面的奸邪之辈来承担，如牛丞相、张驴儿、鲁斋郎、西门庆……在正义与邪恶殊死搏斗的血腥场面中，作者展示给我们的旧道德和礼教不唯成了善良者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且时常还是她们最好的防身武器。《荆钗记》中，钱玉莲在被告知其丈夫已另娶名媛时，竟这样回答：“玉莲是贞洁夫人，焉敢再嫁！他果然重婚相府，奴家情愿在家守节。”
这种戏曲情节的产生，其原因是复杂的，就中也不应忽视戏曲提倡“高台教化”的影响。旧礼教和伦理道德以其笼罩天地和滋润民心的力量，规范了人们的思想，规范了人们的个性，也规范了人们的行为和语言。戏曲，已成为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在娱乐中引导人们进入思维和道德的模式。戏曲中有数算不清的忠臣、孝子、节妇、义仆，这些形象毋论丰满与干瘪，亦毋论生动与庸泛，其基本寓意都在于弘扬礼教。“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琵琶记》第一出）。高则诚宣示的决非一句敷衍的空话，而是一种真诚的努力。在不少戏曲作品中，善恶的标准取消了美丑的标准，道德的评价替代了审美的评价，个性也就在礼教的铜墙铁壁之中瑟缩不前。
戏曲是民族艺术的瑰宝，今天仍深受观众喜爱，我们珍惜戏曲，关心戏曲的艺术前景，就更要求对她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在思想内容上说，传统戏曲的进步性已远离了时代，与改革开放的总局色调构成了鲜明的反差。她曾长期是且仍然是一部旧道德的教科书，实际上，戏曲的“寓教于乐”在传播封建伦理道德方面，起着远比“四书”、“五经”更大的普及作用。她在八百年繁衍发展中带给人民以精神的愉悦，亦带来了精神的戕害。戏曲在成熟，同时也在衰老，在无限的自恋中，在不断的自我重复中衰老——把故事情节定型化，用滑稽调笑处理意蕴丰富的生活素材，使个性的冲突转化为道德的认同，这样，原本寥若晨星的佳作也裹挟着无法剔除的思想糟粕。当不少艺术团体为着经济效益而翻箱底，而不加改编或较少改动地上演传统剧目的时候，应想到这“箱底”沾满了旧礼教的霉斑，应想到，旧日的认可并不意味着今人的认可，今天很多人对某些传统戏剧目的迷恋也并不意味着时代的认可。在理论界和剧评界一个不太正常的现象是：每一剧目（包括传统折子戏）上演，总要有一或几篇剧评，或议某个动作，或论某段唱腔，卖弄几句行话。而广大观众的冷淡与远离，应能使他们幡然警觉了。
二戏曲对伦理道德的浓墨渲染，便必然导致了戏曲形象的类型化。我们在不同的剧本中看到那不同时代、身份的人物，竟吟诵着完全相同定场诗、下场诗，竟行着同样事理，有着同样的遭遇。这些本属于多见不怪了，他们同是一架封建礼教机器的产品。
谁能否认戏曲中也有不少绽放着个性光华的人物形象呢？崔莺莺、杜丽娘、卓文君、陈妙常、祝英台……这些美丽的女性执著地追求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曾给那黑暗的时代带来一隙亮光。崔莺莺的自择情偶，杜丽娘为寻求爱情而经历的生死和死生，卓文君随有情人的私奔，陈妙常的亵渎道规和祝英台的殉情，都鼓舞过那寻求幸福爱情的男女青年。可对这些形象再深入求之，又可见出其“反叛”的行为往往被圈定在一个为旧道德所允准的范围内。戏曲作品中描写了枚数难尽的“后花园私定终身”式的爱恋，作者则每每在处心积虑地为这种野合或私奔开脱：
《西厢记》的“白马解围”，使张生一跃而成为莺莺一家的恩人和老夫人亲口决定的女婿，自此后，崔、张的爱情便得到了“公证”和礼教的确认，俩人的任何行为都只能意味着对封建礼教的维护，而老夫人则成为蔑视旧道德的言而无信的角色。
由于作者有意地为其主人公的“非礼”之行加饰一件道德外衣，原本热烈而无望的苦痛挣扎就变成风光旖旎的男欢女爱，根本不可能结合的“不合法”情人被赋予合法且令人艳羡的荣光，为自由婚姻抗争的历程滑稽地弯成一个圆圈，那爱的苦涩或消魂的时分也就顺理成章地演变为饭后茶余的谈资。“发乎情，止乎礼义”。正是因为剧作家的美意，这种自然、清纯的人类之情就被注入了道德的杂质，被扭曲，被纳入封建思想正统的轨道。于是，高亢的个性精神减弱了，反对虚伪道德的叛逆色彩淡化了，奋不顾身的追求者变成不敢逾越礼教藩篱的可怜而苍白的生灵，尽管个把特别严苛的卫道士还是从这故事的发生本源上窥见了危险，那更明智的最高统治当局则大多放心地任其流传了。
大戏曲家汤显祖在其《牡丹亭》中鲜明地提出要“以情反理”，曾给晚明那污浊一片的封建末世以不小的震动。然而由于在他的时代，这“情”往往被“理”割裂成碎片，“以情反理”的反叛意义也就被打了折扣。
情和理，是一对立而又互相包容的概念。抓住情与理的对立来塑造个性、设置情节、烘托意境，进而再根据情与理统一的原则来安排“大团圆”的结局，这几乎是戏曲驾轻就熟的套路。正是这样，戏曲用娱乐的手段在伦理社会和民众意识之间构筑了一条桥梁。我们在戏曲中时常会看到：炽烈躁动的情感在经过一定时间的释放之后，便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投入理念的怀抱，成为伦理道德的俘虏。这种情形经过近代戏曲的发展一直延亘到今天，一些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费力不讨好地描写着观念化的人物，也正是旧的写作模式的映现。
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批判和反思的精神在文艺界和思想界渐渐扩大了影响，流风所及，戏曲理论上也出现了观念的交锋。然论争多集中在戏曲的表现形式方面，如程式、节奏、灯光、布景等项，较少有论及其题材的陈旧和观念的陈腐等内容方面，这实在是个不应有的忽略。
今日戏曲创作与戏曲理论的重要缺憾，在于仍习惯地自作多情地背负着道德的十字架。
戏曲舞台上的情形是，一方面把旧剧目未加彻底改编的拿出来上演，另一方面在创新剧目上努力去选择重大的历史事件，重要的历史人物，重点的改革题材。人们是那样充满热情地去讴歌封建朝代的帝王后妃，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直写到末代皇帝。写作无禁区，这些人物及其时代当然可以表现，也出现了一些佳作如《秋风辞》等，但图解历史与历史人物的情况也随处可见。帝王们的赫赫武功被渲染，再加上宫廷的勾心斗角，加上不知从何处拣选来的爱情佐料，便配成一味真汤。历史真的是这般荒谬可笑吗？戏剧所追求的果真就是为这些历史伟人摹形写像吗？
戏曲是以夸张和变形来表现生活和个性的。其夸张和变形当是一种具有美学意蕴的艺术手法，可就中也不容忽视道德说教的内涵，为道德说教而夸张变形的例子所在颇多——王祥卧冰、曹娥投江、郭巨埋儿，这些礼教典型往往被刻意妆扮后搬上戏曲舞台。鲁迅先生曾记述过他在阅读“二十四孝图”时那种童心的战栗，而很多的戏曲剧目同样是伦理道德的图解，唯不同的是其采用了唱念做打的形式，载歌载舞之中，封建主义借助感官愉悦的渠道进入观者的思想，这不是更可怕的吗？剧作家自觉地背负着道德的十字架，由来久矣！今天不是仍有人在大声疾呼戏曲的创作要强化忧患意识吗，在剧作和形象中渗入对世事和时代的关切本是正常的，有意识地去强化忧患则失之偏颇，意识只能通过形象自然流显，一旦被强化，观念的扭曲、形象的苍白与干瘪也就相伴而生了。
戏曲的道德精神究竟应如何评价，如何把握，非此一篇随感式的文章所能阐述清楚。然用今天的时代精神来审视戏曲，其与改革开放局面的反差是明摆着的。本文所力图论证的有三点：第一，戏曲从整体上说仍继续传播着封建主义伦理道德，成为社会的惰力；第二，戏曲形象的塑造往往以弘扬道德精神为旨归，由此极大地削弱了艺术的个性展现；第三，个性的创造应依据着审美的原则，善恶的标准不应取代美丑的标准，艺术应自然地反映生活之美，应描写和展现杂色的人或曰复杂的性格。
传统是可珍贵的，传统的价值或正体现在冷静的反思之中，批判的精神比起狂热的鼓噪更是一种对民族艺术传统的敬重。让我们的作家和批评家更多地解脱精神的束缚，让艺术个性更多地甩却道德的羁绊，戏曲振兴的希望，或许正在其中。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书评
《两岸文学会流书林》的意义
荒煤
当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一股春风激荡着世界的时候，我国台湾同胞又掀起了一个回大陆探亲观光的热潮，几十年来两岸完全隔绝的情况肯定会有极大的变化，这必将为中华民族揭开一页崭新的历史！
这证明，一个同根同文的民族，无论在什么条件下所形成的隔绝和分裂，即使历经坎坷，作为一个民族的整体，作为有几千年来的共同的历史、文化、语言、心理等特征的曾经血肉相连、命运与共的一个民族，分久必合，终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还将团聚、融合在一起。并且必将为我国全民族、祖国的统一、振兴与富强作出新的贡献，也必将为促进人类的和平、民主、繁荣作出新的贡献。十亿多人口这个伟大民族的统一和振兴——这条卧龙的腾飞有重要的世界意义，难道不应该为世界历史揭开新的一页？！
文学的一个重要作用在于揭示和沟通人们的心灵，促进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历史的史料和教科书可以用事实说明、理解历史的进程和真象，但未必能够使人们具体地认识、理解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当时民族众多的、千差万别的个性；错综复杂的思想感情和心理——这都不能不为整个民族所特有的共同的命运、民族的性格和精神所制约——不从具体的人出发，不理解各民族各种具体的人，也就无法真正理解这个民族。
世界文学愈发达，各民族之间相互理解愈深，也必然为世界的和平、民主、繁荣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也是需要通过文学去沟通人们的心灵，增进相互理解，共同团结。
大陆和台湾两岸人民之间几十年来的隔绝，更需要通过文学去沟通两岸人民的心灵，加深相互的理解。只要两岸人民都能意识到有共同振兴整个中华民族的责任和义务，人同此心，那么，才能逐渐消除几十年来因为两岸隔绝而造成的思想感情、观念、心理的变化和差异，求同存异，为祖国的统一、发展和繁荣共同努力。这应该是两岸人民共同关注的意愿和希望。
在这时候，辽宁大学出版社决定出版一套包括作品、理论、争鸣、鉴赏、资料五个系列的《两岸文学会流书林》丛书，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这是一项很有远见、有魄力、有重大深远意义的工作。
自然，《书林》编辑出版工作要顺利进行，做出成绩，最根本的，还是要有赖于两岸作家和学者的大力支持，以及各位编者的密切合作。
我相信，随着回大陆探亲、观光的热潮，台湾作家与学者同大陆作家与学者的聚会，文学交流的活动必然会频繁起来；在双方迫切需要沟通心灵的过程中，互相研究、探讨两岸文学的成就，达到彼此认同和互补共进，也就会更加有利于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引起有关各方面人士的广泛的关注，使得《书林》更加根深叶茂，取得更丰盛的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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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比较文学：通向世界的一座桥梁
——评湖南文艺出版社的《比较文学丛书》
伍晓明
近几年来，随着中外文化交汇的热浪又一次兴起，比较文学这一学科也应运而兴，渐为显学。湖南文艺出版社适时地推出了大型学术丛书——“比较文学丛书”，为学术界有心于此的人们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材料。
这套丛书名义上由深圳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主编，实际上是国内比较文学家们通力合作的成果。在这里，一幅幅清晰的“地图”展示着不同文学之间错综复杂的交流融会关系。在这里，属于不同文化体系的文学理论与文学传统互映互照，互认互识。在这里，透过比较文学家提供的多种视点，各种文学都呈现出单一视点无法阐明的多彩多姿的特色。在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中，这套丛书无疑第一次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集中地向中国读者展现了一门老而弥新的学科的深广程度和学术魅力，从而巩固了比较文学今后在中国发展的基础。
丛书计划出版十四册，大致分为四个专辑。第一辑是比较文学理论的建设。何谓比较文学？比较文学已经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应该如何对不同质的文学系统进行比较研究？什么是这门学科的发展方向和前途？对于这些问题，读者能在这里找到来自不同文化体系的不同作者的答案。它们各具特色，自成一家之言。其中乐黛云的《比较文学原理》强调了东西方文学之间的系统比较研究，东方文学内部的比较研究，以及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跨学科比较研究，或曰：“科际整合”。该书对于比较文学在当代中国的历史意义的强调，尤有特殊意义：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向世界文化开放的时代，比较文学作为比较文化的分支，将有助于我们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中，以他种文学为参照系，重新认识自己。理论辑中另外两书分别出自东欧（捷克）和北美作者之手：朱里申（D·Durisin）的
《文学比较研究理论》和约斯特（F·jost）的
《比较文学导论》。前者是东欧的一本自成体系的比较文学理论著作，体系谨严，创造性地熔捷克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传统于一炉。后者则颇可代表比较文学理论中美国学派的特点，视野广阔而不拘俗套。此书是国内迄今第一本译自美国学派的系统性理论专著。丛书在书目的选择方面也显示了“比较”眼光：来自三个不同文化体系的理论相互之间也形成对比而通过对比来揭示各自的理论特色和价值取向，将会是一件饶有趣味的工作。
丛书第二辑是东方文学比较研究。诚如丛书总序所言，“关于亚洲各文化体系的相互影响还是当前世界比较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意识到这一问题，丛书力求在这方面做出贡献。此辑中，严绍?的《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和王晓平的《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以鲜明的笔触绘制了一幅幅中日文学交流关系图：起自上古神话，迄于本世纪之初。两位作者都力图注意中日文学关系中的双向交流运动：一方面，日本文学始终吮吸着汉文学的有益营养，以形成富于自己民族特色的文学；另一方面，日本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的“反馈”，也对作为影响放送者的中国文学产生了积极的“反影响”。
东方专辑中的另外两本，《东方比较文学论文集》和《中印文学关系源流》，以专题论文的形式涉及了亚洲比较文学研究的各个重要方面。前者中有中国文学与日本、朝鲜、缅甸、越南、阿拉伯、波斯等文学的平行与影响研究。集中的主题学论文尤有趣味。有关
“蛇郎”故事在亚洲的流布的研究，以及有关藏族文学《金城公主的传说》、元代杂剧《包待制智勘灰栏记》与佛经中的《檀腻?品》之间的主题关系的研究，都是既具学术性又有可读性的学术作品。这里人们可以站在制高点上俯瞰特定主题的流变，流变的结果则折射着不同文化的不同色彩。后者则浓缩了本世纪以来中印文学关系研究的精华之作，其中内容涉及到中印文学关系的各个方面：孙悟空、托塔天王、观音菩萨等古典文学人物的原型来源；印度佛典文学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一般影响；泰戈尔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等等。此集作者多为本世纪中国第一流学者，且有港台作者参与其间。
丛书第三辑是“东西方文学比较”，但称之为“外国比较学者眼中的中国文学”也许更为恰当。在一位带着在特定文学传统中形成的特定期待视野与批评标准的外国学者眼中，中国文学可能会显示出本国读者往往由于司空见惯而熟视无睹的、或由于特定视角而无法窥见的特色。于是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眼睛来反观自己。本辑的作者之一、美国比较文学教授白之说得好：“西方人的蓝眼珠恐怕更看不到中国文学的‘庐山真面目’，但特殊的视角可能得到不同的有趣景色。”的确，在这一专辑中，我们读到了白之对元明戏剧与中国现代诗歌小说的细密的解读（《白之比较文学论文集》），处处闪现着一位汉学家的难能可贵的语感。我们也看到了捷克学者眼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他的“广博的视野与深入细致的分析”的特点是他成功地结合两种重要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分析与捷克结构主义的本文分析——的结果。苏联学者谢曼诺夫则在其《鲁迅和他的前驱》中发展了苏联比较文学学派广泛运用的“历史比较分析法”，对鲁迅及其前驱进行了深入的纵向比较分析。他的方法与结论都颇启人思。最后应该提到的是此辑中即将出版的《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作者为捷克学者米莱娜·多烈热诺娃，现任教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米莱娜的丈夫卢伯米尔·多烈热是著名的结构主义叙事学家，她本人对于结构主义叙事学也颇为精通。在她的书中，她运用这套理论分析晚清小说的情节类型和叙述模式，得出了极为重要的结论：晚清小说是中国小说从传统向现代过渡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考虑到晚清小说研究成果在国内的稀少，她的书就更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据悉，按照计划，丛书的最后一辑将是中国学者撰写的东西文学理论与文类的比较研究专著。
当然，这套丛书没有也不可能囊括比较文学的各个方面，还有不少空白有待填补。例如，当代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系统比较研究。比较文学领域之内也还存在着不同派别和方法的争论，但这些也不会妨碍比较文学发挥自己的基本功能：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开放时代中，以多元的、比较的、开放的视点在文学研究中取代单一的、独断的、封闭的视点，并最终追求东西文学与文化视野的融合与扩展。这套比较文学丛书就是发挥这种基本功能的一次成功尝试。作为尝试，它也有某些不足。首先是比较文学家对于其他文学的无可避免的“误读”与“误解”。其次是，有些著作中缺乏明确详尽的出处注释，且大都缺少书目和索引，令专业读者颇感不便。但瑕不掩瑜，这套丛书的意义将会在比较文学的发展中日益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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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年学者外国文学理论研讨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外国文学评论》编辑部最近邀请北京地区各高校、科研机构、出版社的部分青年外国文学工作者参加“青年学者外国文学理论研讨会”。会议讨论了外国文学理论研究的现状、困境、出路；以及如何建立我国的世界文学理论研究学派等问题。与会者讨论了青年学者在新时期外国文学理论评介、研究方面所面临的任务，并强调应结合我国文学发展的现状来加强外国文学理论的研究。（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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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孙犁创作讨论会
这次会议是由河北省文联、天津市文联、天津社科院文研所、南开大学中文系等十三个单位联合于十月十四至十六日在天津召开的。
与会同志对孙犁文学活动五十年来的业绩，在创作、理论和培养文学新人等方面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贡献，对他在为人和为文方面，以及新时期以来孙犁创作的芸斋小说、散文、杂文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同时，对孙犁文艺思想与创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局限，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进行了讨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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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鲁布革阵痛之谜》讨论会
《花城》一九八八年第五期发表了汤世杰、李鹏程的报告文学《鲁布革阵痛之谜》。花城出版社、文艺报于十月二十三日联合召开讨论会。
与会者认为作品较深入地反映了大西南地区鲁布革小电站建设工程改革生活，剖析了我国经济改革中引进投标中的各种矛盾，是方兴未艾的“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中的一篇有特色之作。（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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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青年文学翻译交流会
中国译协和漓江出版社联合召开的全国中青年文学翻译经验交流会日前在桂林举行。近百名中青年文学翻译工作者与会，对如何加强外国文学翻译介绍工作进行了交流。（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