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风华杂文征文
东山石·相思豆·虎斑贝
蔡常维
到了海南岛，别忘三件事：先看东山石，再采相思豆，后拾虎斑贝。
素有“海南岛第一山”之称的东山石景，千姿百态，神奇苍劲，气势非凡，极富诗情画意。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把这奇特、美妙的石景，作为“开卷画面”在片头推出，曾倾倒过不少观众，有的人慕名前往观赏，大饱眼福。
红豆，又名相思豆，红艳艳，晶莹莹，沉甸甸，唐代大诗人王维早有《相思》诗歌颂它：“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海南岛的红豆与云南、广东、广西的红豆不同，每粒必有一个似明眸的黑色斑，显得更坚贞，更多情，更相思。
领略海南岛的椰风海韵，最惬意的是拾虎斑贝。这里的虎斑贝，经受了南太平洋台风的冲刷，热带沙滩的磨砺，比外海的日月贝、金银贝、珍珠贝，不仅色彩斑斓，雍容华贵，而且个儿硕大、质地坚硬。拾几粒带在身边，仿佛时时听到南海沉重的呼吸、低沉的吟唱……
海南岛的确是个神秘、迷人的地方。同样的景物，在这里却与众不同，放射出特殊的光采，撩人多看它几眼，这大概是蓝天对天之崖的偏爱，大海对海之角的馈赠！
其实，山上石、林中豆、海里贝，只是匆匆游客看到的小景致，采到的小玩艺，记下的小文章。南海明珠自有自己更博大的胸怀和气魄，祖国宝岛独具它本身更丰富的内涵和外延。
椰树摇曳，海风轻拂。1986年元旦，一位身材魁梧、衣着轻便的长者，兴致勃勃地踏上这个亟待开发的宝岛。他一边走，一边看，不时取下茶色眼镜，透过“眼前景，身边物”，思索，寻觅，憧憬……回到海口市，他响亮地提出，海南岛可做“大文章”；指示有关领导，要充分运用中央给予海南的优惠政策，立足本岛资源，发扬海南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业、热带作物和海水养殖。这位最早的赶海人，就是赵紫阳同志。
面纱被揭开了，价值被发现了，前景被描绘了，海南岛摆脱了千百年来的封闭状态，迎来了开发、建设的新时期，踏上了改革、开放的新坦途。
“不是夏威夷，胜似夏威夷”。作为旅游胜地，海南岛毫不吝啬自己的无限风光，当今世界旅游者所追求的阳光、空气、海洋、绿色和沙滩，一齐无私奉献。有人预言海南岛是明日国际避寒旅游度假热点，海南人民正努力开通它的道路。
发展热带作物，除了已写入唐诗的红豆、豆蔻外，榴连、红毛丹、神秘果、菠萝蜜等珍贵热带水果，椰子、橡胶、胡椒、腰果“四大绿宝”，咖啡，可可名饮料，砂仁、益智、槟榔等南药，林林总总，应有尽有。陵水县郑文江自办热作植物园，20多种热作良种成了摇钱树，他也摇身变成十万富翁。
海水养殖发展前景十分看好，大片平坦、无污染的海域，为鱼、虾、蟹、贝等水生动物提供了栖身繁衍的优良场所。有趣的是，这里的海里精灵吃得少，长得快。以养石斑鱼为例，投放同等饲料，在菲律宾、马来亚、香港，每尾0.6两左右，而在海南岛可达1.2—1.6两，令许多外宾心热眼馋。
早在一千二百年前，王维就发问过：南国红豆“春来发几枝？”今天，当春风吹开了海南建省、办大特区的序幕，初绽蓓蕾的海南岛，必将迸射出万千条劲枝，牵来姹紫嫣红、喷芳吐香的满园春色。
（作者单位：广州军区《民兵生活》杂志社）
第8版(副刊)
专栏：
东京叙语
张沛
九月上旬，东京仍有“秋老虎”之意，比较闷热。五日晚上，日本友人《先驱者》杂志主编木场康治先生设小宴于东京繁华街市六本木的“庐山”饭店招待我。同桌者四人。满头银发的木场先生，进门落座以后，在柔和的灯光下和轻曼的乐声中，环顾了一下雅致的环境，不无感慨地说：“三十多年前，我多次带女友到这里谈情说爱，现在老了，请中国朋友到这里来叙叙友情。”他说话时，瞅了一下隔座一对青年男女，他们正在喁喁低语。
这些年，木场三十多次访问中国，采访了党的十三大，同中国的新闻界、经济界人士建立起友谊。席间，几杯绍兴酒过后，木场对今后三十年的中国和日本的发展形势，作了一番令人惊讶的预测：
“你们不要光看到日本当前的繁荣富裕景象。三十年后，日本将要退化下去，现在日本相当多的青年人，根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战后老一代人创业的艰辛。他们不求上进，只图享受。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坚持下去，又有资源优势，如果发扬智力和勤奋等等潜力，再过三十年，中国将在东方真正崛起，那时，日本很可能落在后面。”
我几次访问东瀛，还没有听到日本朋友谈过对三十年后的这种“危机感”。木场的这番话可能只是他个人的忧心。在同他多次的接触中，他常常谈起日本所以能从战后的一片废墟到成为世界的经济大国，除了外部因素如美国的援助、朝鲜战争发了一笔横财等等以外，最主要的还是当时日本人民有举国一致的“危机感”，他们认识到，在侵略战争中战败的、无资源的日本岛国，如果不凝聚在一起从军国主义者制造的战争废墟上爬起来，在世界上将无生存之地。我想，正是这种“危机感”，促使日本人民奋力进取，经过三十多年，创造出举世公认的“经济奇迹”。
我又想起在东京新宿区著名的野村大楼的第五十层的餐厅，同日本的一位和我同龄的企业家的小聚。从大玻璃窗瞭望初秋的东京，阳光璀璨，车如流水，远处耸立着耀眼的“阳光大楼”，近处新宿的高楼群中，又一座新的超高层建筑正在升起。这位企业家侃侃而谈他创业的情景。他告诉我，五十年代初期，日本正是百废待兴，多数人还过着穷日子。当时日本派了几万人到美国学习，他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学到了许多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回国以后，我们迅速应用到自己的企业中。但我们在应用的同时，确立了一个比美国更高的标准。”他给我举了一个极其普通的事例：“比如美国摩天大楼的公共厕所，规定每天早晨和晚上各打扫一次，我们则规定，什么时候脏了，什么时候就要打扫，从早到晚都要保持清洁。”我联想起美国的高速公路上为什么奔驰着占美国汽车总量1／3以上的丰田、日产、本田……等日本汽车。原因很简单，日本车的价格战胜了美国车。战前以模仿著称而质量低劣的东洋货的形象，也有所改观。这或许是战后日本“危机感”所得到的报偿。
从庐山饭店回到住所，木场先生的对三十年后的日本“危机感”的谈话，在我脑中打转，我陷入深深的沉思中。我们同日本是属于两种社会制度。我们不可能照搬他们的经验。但是他们创造的“经济奇迹”中，有些东西，比如在“危机感”面前的凝聚力，就很值得我们揣摩。我们的报章杂志也在讨论今日中国的“危机感”、“球籍”问题。我突然有一种开朗的感觉。十年的改革开放，它的巨大成效首先表现在锐意改革，摆脱贫困，已成为全民族的心愿。当今，我们还有不少困难，还有许多我们并不熟悉而又必需去干的事情。但是，当一个民族认识到自己的落后，不甘心于愚昧和贫穷，由无私的先进的人们带领全民奋起，向现代化的伟大事业进军，这种“危机感”就成为一种科学的启迪，成为催人奋进的强大动力，成为如实地认识自我的智慧之光。
改革开放的大政策，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它将使我们的黄土地和它的传统文化的精粹继续发光。我们不会被“开除球籍”，相反，社会主义中国必将如一轮巨日，从东方冉冉升起。
第8版(副刊)
专栏：诗画配
晚年乐
廖宁 摄影 麦琪 配诗静坐成树 森林就可以在砖地和高墙的
围困里以彩色的鸟喙
鸣响树干扭曲 如花年轮清晰记忆斑驳往事是不会定形的影子不在于你是否保持一种
姿势凝神的瞬间鸟成为装饰
第8版(副刊)
专栏：
武夷精舍
修明
在武夷山隐屏峰下、五曲溪畔，有一处武夷精舍遗址，这就是宋代著名的理学家朱熹著书立说、聚众讲学之所。
朱熹，字元晦，号晦庵。祖籍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县）。他一生七十一年，有二十余年时光是在武夷山度过的。
淳熙十年（公元一一八三年），五十四岁的朱熹亲自擘划、营建了武夷精舍。据董天工《武夷山志》记载：武夷精舍是当时武夷山的一大建筑，人称“武夷之巨观”。建有仁智堂、隐求室、止宿寮、石门坞、观善斋、寒栖馆、晚对亭和铁笛亭等处。四方来者，莫不叹其佳胜。
武夷精舍一开办，各路学者便纷至沓来，曾经名噪一时的理学家蔡元定、游九言、刘爚、真德秀等人，都曾受业于朱熹的门下。有的还以“继志传道”为己任，相继在九曲沿岸择地筑室，读书讲学。如游九言的水云寮，刘爚的云庄山房，蔡沈的南山书堂，徐几的静可书堂，熊禾的洪源书堂等等。在南宋时期，武夷山俨然成为祖国东南的一座文化名山，有“道南理窟”之称。
朱熹在武夷精舍著书立说、倡道讲学达十年之久，培养出大批的理学人才。因此他创办的武夷精舍备受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历代都曾加以葺治、增广。南宋末期经扩建后的武夷精舍，改名为“紫阳书院”，由官府拨给公田，以供养学者。随后还设置“山长”这个教职来主持教事。元初，改“山长”为“教授”。至正二十五年（公元一三六五年），精舍毁于兵燹。到明正统十三年（公元一四四八年），朱熹八世孙朱洵、朱澍出资重建后，又改称“朱文公祠”，崇祀朱熹。清康熙年间，又赐予“学达性天”的匾额，再加创修。至今残留的精舍遗址，则是清康熙年间闽浙总督觉罗满保“捐俸倡修”的，距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
第8版(副刊)
专栏：
晨读
步九江晶莹的露珠，闪耀成透明的文章。沿着花草的野径，体味重峦叠嶂——篇篇醉人，页页清香！注释的源头，是河？是江？啊，该是那大海，快蘸着潮水，品尝拔丝的太阳！既已获得宇宙的餐盘，何不吞天咽地——抚慰饥肠……吴刚的美酒，已经过剩。为搅拌着历史和未来，重酿——何必咀嚼漫长的白日，只需消化压缩的时光。
第8版(副刊)
专栏：美学杂俎
科学与艺术之“虹”
艾斐
如果说艺术的任务主要在于表现美，那末，科学的任务可就主要在于开掘美了——它们或潜或显地都在按照美的规律，进行着美的发掘、运用和创造。
以一大堆公式、定理、法则、符号和极其严谨的逻辑思维为其主体构造的科学，也具有美的涵蕴么？是的！美，也可以说是科学的一种功能，而且简直是科学的一种本能。虽然曾有人一度把自然科学拒于美学的大门之外，但是一些近（现）代科学巨匠们，以自己的科学研究实践，重新在更深层次上和更大范围内发现了科学的美学内涵。这种发现，决不仅仅是唤回古希腊、古罗马科学与美学结缘的时代，更主要还在于赋予科学与美学以全新的时代意义。特别是世界科学进入爱因斯坦时期、DNA时期和中国现代时期以后，科学与美学的汇流与综合，便愈来愈趋于显化和优化。甚至，从某种特定意义上说，只有科学才是进行一切形式的美的创造的前提和基础。绘画，离不开具有严格科学意义的素描；音乐，离不开含赋科学内容的音序乐谱；舞蹈，离不开对人体生理构造及其运动“度”的科学认识和把握；文学，在反映生活和表现人的感情心态时，也是只有在充分尊重审美客体的自然形态的基础上，才能有效地进行典型的概括和艺术的描绘；至于电影、电视之类，那就更是借重科学而存活，并且越来越成为现代科学的宁馨儿了。人们把电影称为玩“光”的艺术，而电视则简直就是现代物理学最新成就所绽放出来的艺术的奇葩。
科学对艺术美的创造的作用和影响，不仅是个别的、局部的和具象化的，而且是宏观的、整体的、广博而深邃的。马克思曾经盛赞培根是以“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情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而伏尔泰和卢梭的小说《米克罗麦加斯》和《新爱洛绮丝》，则显然是在融铸科学、哲学和美学的过程中所结出来的文学硕果。作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鼻祖的培根，几乎浑身都燃烧着诗的烈焰，并以自己毕生的工作在科学和美学之间架设长“虹”。他的同时代人莎士比亚却以超人的艺术功力和科学功底在这道长“虹”上涂颜染色，增光添彩，着意妆饰。莎士比亚之所以具有如此能力，唯因其既不是一个单纯的科学家，又不是一个单纯的艺术家，而是一身兼融多种知识和多门学科的具有极大涵负性和创造力的时代巨人。戏剧、历史、哲学、诗歌、心理和生理科学的广泛交融与奇异拌和，是莎士比亚创造美的基础和基因。这种情况，在鲁迅的创作中也烛然可见。他的杂文，他的散文诗，他的《狂人日记》等小说，无一不闪射着艺术与科学相交融、相激溅的美奂之艺！
科学家和艺术家真好像是从一座长虹的两边相向走来，但他们却从来不是陌路人。他们的工作愈有成效，他们就愈靠拢，最终他们不但要在这桥的中枢地带相会，而且要在对方所走过的道路上实现履迹重合——这不啻是美学的一个内在规律，这尤其是时代的一个动态特征——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