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经济)
专栏：
如何堵住这个“黑洞”
——本报部分驻省记者评述社会集团购买力种种现象
国务院三令五申要求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但许多事实表明，它不仅没有得到控制，反而呈上升趋势。为什么会这样？本报部分驻省记者在披露种种现象的同时，进行多角度的透视。
奢侈浪费加剧供求矛盾
本报驻广东记者梁兆明：奢侈浪费已成为广东省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据有关部门透露，1986年全省查出违纪金额3.6亿元，1987年查出违纪金额达5.8亿元。查其去向，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被奢侈浪费掉。有的市、县，仅领导机关花的招待费，一年就达一百几十万元。有个山区穷县以所谓“感情投资”为由，先后在广州市中国大酒店和花园酒店召开会议，鼓动供销人员要“敢于住高级宾馆，敢于坐高级小轿车，敢于请客送礼”，以显示山里人也有“气派”。于是，该县请客送礼成风，越刮越大，社会集团购买力膨胀，仅县属两个靠借贷过日子的商业性公司，在两年多内光请客送礼就开支了160多万元。
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防止市场供求矛盾加剧，省委、省政府已三令五申，有措施、有标准。但有的地方、有的单位依然我行我素，摆阔气，互相攀比，慷国家之慨，一掷千金。
为什么铺张浪费之风会愈演愈烈呢？看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改革未深化，办事无章可循。率先开放的广东省，至今并未革掉权力过分集中、办事环节过多等弊端。下面办一件事，往往要层层报批，关卡林立。办事人心急如焚，来回奔波，不得不以请客送礼疏通关节。这种衙门作风，官僚作风，正是滋生奢侈浪费的温床。有些部门和单位掌握权力的人，乘机来个“你不烧香我不办事”的法术，于是，“感情投资”、“关系就是生产力”之类便成为奢侈浪费的所谓“理由”。
为什么有些应该下放的权力没有下放？一方面是现在远未做到“政府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还未建立起新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办事基本上还是老一套。另一方面是一个“利”字在作怪。因为放权就要放弃谋利的条件。利之所系，割之不舍。解决这方面问题的关键，还是要靠深化改革。
穷阔气使人忧虑
本报驻贵州记者潘帝都、胡跃平：据贵州省统计局统计，今年1至8月，全省社会集团购买力比去年同期增长19.7％，大大超过同期工业生产增长的幅度。集团购买力金额已达4.12亿元，远远突破了全年2亿元的控制指标。严重失控的社会集团购买力，给本来就贫困的贵州省雪上加霜，无怪乎有关人士忧虑地对记者说：如果这样下去，贵州恐怕难以摆脱贫穷的困境。
贵州社会集团购买力失控的症结何在？有关部门领导认为，主要是穷大方、穷阔气，讲排场，互攀比。记者在不少场合曾听到某些领导同志这样表白：贵州虽然穷，但还是热情好客的；穷归穷，不能丢面子。基于这种思想，有些地方和单位便不顾经济实力，摆起阔气来：不适宜盖的楼堂馆所平地而起；暂可不建的“活动中心”仓促上马，而且内装修豪华；小汽车国产的嫌不好，要进口的；简朴的会议室变成了阔气的大客厅……总之，都想“鸟枪”换“炮”。据有关部门介绍，尽管国务院指示今年停止购买小汽车，但截至8月份，全省因种种“特殊原因”不得已批准购买的各类小汽车达360辆，总金额为2085万元。此外，未经批准违控购买豪华小轿车的单位还有10多个。至于请客送礼和巧立名目、弄虚作假给职工滥发超标准实物的现象，更是在互相攀比中愈演愈烈。有些银行和财务部门对此似乎也司空见惯，往往睁只眼闭只眼，甚至为其开绿灯。有家地方报纸把贵州失控的社会集团购买力比喻是一只“虎”，说它不断从暗处冲入市场与民争购各类商品，助长了物价猛涨。
本报驻江西记者赵相如：据了解，今年1至7月，江西省社会集团购买消费品实际支出要比去年同期增长20.3％，超过全国平均增长水平的0.5％。以江西省的19种专控商品为例，今年1—8月的开支比去年同期增长29.3％。购买小汽车、空调器、录相机、复印机这类高金额消费品，比去年同期开支有了大幅度增长，小汽车竟增长97.6％，空调器增长71％。
江西是个老区，比较贫困。但是，有些贫困地区的社会集团，在购买高金额的专控商品时毫不怯弱。有个地级市，1987年1月至今年6月，共购买小汽车150辆，其中未经省控购办批准购买的有120辆，违控金额达360万元（在国务院“紧急通知”下达之后仍然购买了40辆）。
购买这些小汽车的资金，绝大多数是单位的“自有资金”，也有的是收取的“管理费”，个别单位是向银行贷的款。这些单位为了逃避监督，以“购货款”、“汽车材料款”的名义来搪塞。
失衡的攀比心理与失衡的政策制度
本报驻浙江记者高海浩：今年以来，浙江省不少地方掀起了一股不可遏止的集团消费浪潮，在这股消费浪潮的背后，暗藏着强有力的消费动因和深刻的社会背景。
杭州市一位副市长与记者谈及此事说：有审批管理的问题，还与楼堂馆所的大量兴建、各类公司的大批冒出关系极大。
记者从工商管理部门了解到，今年以来，浙江省新办各类公司已逾2000家。有人算过一笔帐：如果每家新办公司只花1000元开办费，便会聚成一股上百万元的集团购买浪潮。
集团购买力是通过流通领域实现的。商业部门的同志认为：漏洞恐怕在于逃避审批，这部分的集团购买力谁都无法统计。据商业部门说，目前至少有几种逃避审查的手段：一是用私人名义购买专控商品，由单位变通报销；二是由基层企业购买，然后“转借”给领导部门；三是发票上做手脚，如把地毯写成装饰材料等等。
商业部门的同志特别提醒记者说，集团购买力的最大漏洞是：企业滥发实物，吃、穿、用俱全，这笔消费资金无法统计，其数额远超过买一辆小车、一台相机。
事业兴旺与大量消耗并存，这是现实社会的一大特征。仅仅用节俭意识淡漠是难以解释的。因此，真正的原因恐怕是失衡的攀比心理和失衡的政策制度。
杭州市解放路百货商店总经理孙嘉荣认为，要真正控制集团购买力，必须改变现有的管理制度。他说，审查制度再严，总有漏洞。现在是政府管得越严，下面越要钻空子，而且办法很多。他提出，要认真解决这个问题，国家不要具体管，单位、企业买什么、发什么，只采取纳税的办法来控制。
赵相如：为什么社会集团购买力往往难以控制呢？有的同志告诉记者，控购工作单靠控办一家是不易做好的，这是一种整体工程，需要各个有关部门协商配合，必须引起各级主管部门领导的重视。如未经批准购买专控商品，银行拒绝付款，物资或商业部门拒绝发货，交通监理部门拒发牌照等等，就容易收到效果。
还有同志说，明显的违纪行为越演越烈与检查不严、处理不力有关，只要抓住典型动用纪律手段，也许有些人就不敢恣意妄为了。
最近江西省已决定，对那个违控购买小汽车的城市进行通报，（仅仅通报就算了事了？对违反制度超标准、乱花钱者，一定要严肃处理；否则，通报一下，检讨一下了事，以后还会照此办理，实际上等于鼓励违反制度。——编者）并决定，明年压缩全省社会集团购买力的指标，要在今年已压缩的基础上，再压缩20％以上。
既要严加控制又要区别对待
本报驻福建记者张铭清：根据福建省统计局统计，今年1至8月，全省社会集团购19种专控商品金额（只占全部集团购买力的15％至20％）比去年同期增长24.2％，其中8月份比去年同期增长31.6％。
福建省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办公室（简称控办）以两项高档商品小汽车和摩托车为例，今年1至8月份，控办批购小汽车600部和摩托车1 142部，比去年同期的批购数分别减少了26部小车和217部摩托，但金额上是上升的。其原因是价格上升幅度很大，而控购商品大多如此。由此可见，不管物价上涨因素，仅仅从金额上考察集团购买力失控与否，是不可靠的。同样，以为只要控办严格把关就能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也是不现实的。
福建省财政科研所和财政学会的研究人员认为：集团购买力的膨胀，是现行经济运行方式决定的，行政干预手段未必奏效。况且现在的压缩指标，既无内在的利益机制使人自觉遵守，又无外在的纪律机制加以约束，往往是一纸空文。企业处在市场竞争之中，具有法人地位，它只能接受市场引导，行政干预越来越失去了权威。比如，企业的管理费开支，企业有权决定，管理费相当部分是集团购买力，行政手段是难以控制的。价格放开之后，企业的管理费随之增大，必然使集团购买力膨胀，特别是近几年，各种联合、工贸、开发、咨询公司和贸易中心等如雨后春笋，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更大大地增强了集团购买力。不承认这个现实，一刀切地压缩指标，事实证明是行不通的。何况，所谓压缩指标又是“软”任务。大家心里有数，肯定压不下来，对压不下来的地方和单位，也不见上级给什么纪律处分，所以，上面天天喊压缩，下面日日见膨胀。
福建省规定会议伙食每人每天不能超过6元，可几乎所有的饭店、宾馆低于10元的标准就没法办，事实上行不通。住宿费开支尽管财政部有明文规定，可实际上也行不通。由此看来，在控制集团购买力上，办法要从实际出发，既要严加控制，又要区别不同情况；既要有符合实际的统计办法，又要考虑行之有效的纪律机制和利益机制。从上到下统统按一个比例压下去，一刀切，是行不通的。有的比过去多花了钱，不一定违纪；有的花钱比过去少，也可能有违纪行为。不能让乱花钱的占了便宜，让节约守纪者吃了亏。让老实人吃亏的作法是行不通的。而且，在水涨的时候，要求船低也不现实，问题是找到控制船吃水线的标准来，这个标准应有弹性系数，也不能一刀切。
控办人员的苦衷
本报驻内蒙古记者傲腾：1 987年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年大庆，各方面花销不少，但社会集团购买力却比1986年压缩了46％，今年又比去年压缩20％，据截至6月份的统计，社会集团购买力占年初计划的41％，估计全年不会突破指标。
在全国社会集团购买力失控的情况下，内蒙古取得这样好的成绩，按理是可喜的。可是，当记者去采访内蒙古自治区分管此项工作的两位负责人时，他们向记者诉说满腹的苦衷：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做了工作，却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他们的苦衷归纳起来有：
——对上负责管得严了，下边的骂我们；对下放松了，上级批评我们，不是惹了这一头，就得惹那一头。更为难的是，现在很多上级领导自己许愿送人情，而我们却送不出票子，于是下边人就以上级领导的指示为“尚方宝剑”攻我们，他们演“红脸”，我们扮“白脸”。领导怪罪，我们只好承受着。
——国家基建战线失控，新上的项目多，新成立的机构多，都要求购买控购商品。比如，强调公安重要，要求配备汽车；税务重要，要求配汽车；教育重要，要求购买电化教学设备；科研重要，要求装备现代化仪器等。可是控购年年要压缩，二者互相矛盾，而这个矛盾都集中在我们这里，叫人怎么不左右为难？
——近几年又出现了一个新矛盾：控购商品的数量与金额的矛盾。还是以小车为例，内蒙古自治区目前需要报废更新的小车大约1000辆，今年原计划批准更新672辆（不更新则浪费汽油、不安全），可是小车价几乎翻了一番。按照现行汽车价格与控购金额指标只能更新400辆，数量与金额之间有272辆小车的差距，该谁更新，不该谁更新？谁得不到更新谁就骂我们。
最后他们说，我国控购工作矛盾重重，这个工作开展至少有11年了，国家始终拿不出好办法。严格讲现在我们对情况也掌握不准，统计部门从卖方统计，我们是从买方统计，两家数字出入很大。情况不明，决策难拿，所以要解决需从治本入手。
本报驻湖南记者杜若原：据湖南省各级控购部门的统计，今年1至7月，全省社会集团购买力实现4.77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3.5％。省控办罗松杰主任对此数字直言不讳地说：“这是一个摸脑壳数。”来自湖南省统计局的材料证实了这点：全省1至7月社会集团购买力实现12.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
两个政府部门的数据一个下降，一个上升，相去甚远，这是为什么？
今年，湖南省核定社会集团购买力指标为7.2亿元。这笔钱基本上照着人头平摊下去。全省近500万职工，每人分得142元。如果用它作为劳保办公用品、药品和医疗器械、非生产性汽车用油等等的开支，实在是杯水车薪。
真正推动社会集团购买力上升的实际上是非专控商品。这类商品是社会集团必需的，如医疗、劳保、办公用品，单位不能因为没有“指标”而不购置。而许多单位购买这类商品尽管大大超标，却依然按着指标口径上报，反正没有人监督。
湖南省控办的同志说，这是上面逼着下面弄虚作假的。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年年喊得响，实际上却控制不了，原因就在此。
现行的《社会集团购买力管理办法》是1980年制定的。8年来各方面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管理办法》中的有些措施已流于形式，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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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宁插秧机厂倾销废品坑农
造成巨大损失 厂家拒不退赔
本报讯 在广告中称“我国独家生产、技术先进、畅销国内外，适合北方带土插秧、深受广大稻农欢迎”的南宁插秧机厂的25.2厘米4行水稻插秧机，销往黑龙江绥化市的竟全是不合格产品，近4年使绥化市经销部门和一些农户吃尽了苦头，损失达20多万元。
绥化市是黑龙江省水稻产区，广大稻农急需机械插秧，以解除手工插秧之苦。1984年11月9日、20日，南宁插秧机厂不经地方农机推广部门鉴定同意，私自与绥化市兴和供销社、双河镇政府经销公司分别签定了25.2厘米4行插秧机1200台和1680台的购销合同。但这个厂推销的这种插秧机，经当地广大农户实地使用验证，根本不能用。4年来，绥化市供销联合社、双河镇政府经销公司代表农民利益，多次去电、去函向这个厂反映农民呼声。1985年、1986年，这个厂派出工程技术人员来到绥化市亲自搞“技术指导”、改装，结果还是不能用。但厂方却违背订货实行“三包”的合同（包退、包换、包修）一走了之。事后还致函称：“现在我们是同病相怜，不瞒您说，这种型号的插秧机我厂还积压3000多台”，“如果退回我厂，工厂的经济能力实在承受不了。”
1987年12月，绥化市供销联合社派人前往这个厂，经交涉达成“对绥化兴和双河供销社插秧机问题的意见”，规定：“如属我厂设计、制造质量达不到产品说明书要求，经验证后，我厂负责给予退换。”1988年5月30日，南宁插秧机厂副厂长许金恒带7人到双河镇。由他们亲自调试、操机，结果还是不能用。许金恒承认试插不合格，并在现场试机鉴定书上签了字。但是，这个厂仍言而无信，还是不退换。
至今，南宁插秧机厂销到这个市兴河、双河两乡镇的1650台不能用的插秧机，还都压在农民和经销部门手里。
（陈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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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后
上法院告他们去！
编完此稿，心里颇不是滋味，有一句话似不吐不快：南宁插秧机厂的同志们，你们脸红不脸红？
用不正当的手法将不合格产品推向市场，用极不负责的态度对待自己签订的合同，这种连最起码的职业道德都不要的行为，应当在整顿经济秩序中，好好改一改！
农村改革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也向农用工业提出了新的需求。不少企业抓住这个时机靠实实在在的产品去占领市场，既搞活了企业，又支持了农村。这是值得提倡的正道。但也有那么一些企业和个人，混水摸鱼，不断造出假农药、假化肥、假良种、质次农机，牟取暴利，坑害农民。这是为天理国法所不容的。
为什么明知不对，明知在走邪门歪道，可偏偏还要那么干，那么走？这除了企业自身的原因外，主要还是因为经济活动远未纳入法制的轨道。坑农的、犯法的，不以为自己违反了国家的律条，也没想到要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被坑的，吃了亏还硬不起来，只知低声下气地求人家，他不理睬，似也无可奈何。这样下去，良好的经济秩序是无法建立的。
难道就没有办法吗？有，到法院告他们去！习惯于搞“君子交易”的人们，得改改老观念了。上法院打官司，并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相反，由“人治”转向“法制”正是社会的一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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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黄河上游河水特枯已成定局
西北电管局呼吁限电节电支持工农业生产
本报讯 中国水利电力报记者袁林生、本报记者景险峰报道：今年汛期，黄河上游雨水偏少，上游河水特枯已基本成定局。
据水文资料统计，今年1至8月，黄河上游的唐乃亥水文站入库总水量为86.8亿立米，比多年平均值减少43亿立米。这对于水电装机容量占装机总容量50％的西北电网来说，意味着今冬明春枯水期间缺电局面将更加严重。
据悉，最近两年内，西北电网的火力发电，也没有新的机组投入运行。相反，工业、农业和人民生活用电量，在逐年大幅度增加。昔日以电力富余而自豪的大西北，如今成了全国五大电网中缺电最严重的一个。供需矛盾日趋尖锐，预测今冬明春西北地区电量缺口在25％左右。工业生产用电将受到限制，同时还影响到甘肃、宁夏、内蒙古三个省、区1700万亩农田的正常灌溉。
西北电管局负责同志呼吁：对部属、省属和各地一批高能耗用电大户，要果断地实行限电措施，农灌高峰时期工业要给农业让电。要增强计划用电观念，各省区努力做到不超用，谁超限谁，超用必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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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世界粮食日”纪念活动16日举行 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部及河北省举办的“世界粮食日”纪念活动16日在廊坊举行。今年活动主题为“农村青年”，注重强调发展中国家农村青年的教育和就业问题。在纪念会上，农业部副部长相重扬说，我国目前“两户”（科技示范户、农业专业户）农村青年有1200多万，乡镇企业青年厂长、经理和个体企业者500多万，还有700多万青年人参加脱贫致富的开发工作。
（木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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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村新产品新技术信息发布洽谈会召开 该洽谈会是由《中国农机化报》和国家科委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在京联合主办的。来自各地的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乡镇企业等60多个单位及个人在会上发布了200多项经济、实用的新产品、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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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西省查处乱涨价案件5000多起 江西省在为期一个月的市场物价大检查中，共查出乱涨价案件5761起，查出非法收入186.3万元。
这次物价检查是从9月初开始的，以物价部门为主。他们对违法涨价的单位和个人，均作了处理，没收其全部非法收入，并把其中的6.2万元退给了消费者。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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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冶金部决定加强对钢材价格监督管理
向十大钢厂派驻巡视员
本报讯 “十大钢铁企业的钢产量占全国钢产量的一半以上，统配钢材数量占全国统配钢材总量的85％左右，对全国经济形势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为此，我们遵照国务院领导指示精神，决定尽快向十大钢厂派出驻厂巡视员，监督国家计划和合同计划，监督国家物价制度的执行。同时要求十大钢厂从现在起就立即着手进行财税物价自查工作，尤其是在钢材价格双轨制继续存在的情况下，更要模范地遵守国家有关规定”。这是冶金工业部部长戚元靖15日对记者说的。
这十大钢铁企业是：鞍钢、本钢、包钢、首钢、太钢、武钢、马钢、攀钢、宝钢、唐钢。
戚元靖说，冶金部还准备认真搞好部机关大院11个公司和冶金行业各级公司的清理和整顿。 （贾瑞玲 叶红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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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宁查处一批倒卖彩电的公司
新华社西宁10月16日电 （记者李建宏、通讯员陈广魁）西宁市13家倒卖彩电、扰乱市场的公司，在最近的一次彩电售价检查中受到了物价部门的严肃查处。
今年以来，西宁一些国营、集体单位利用各自的权力和关系，非法套购大批彩电，在流通中无视价格法规。被查处的13家公司今年从外省高价购进800多台彩电，当这些彩电通过各种环节到消费者手中时，每台售价已高出西宁市场规定售价50至780元。
为严肃物价法规，维护消费者利益，青海省和西宁市物价部门对已查实倒卖彩电的公司，依照国家有关法规，分别给予了没收违法收入、罚款、向部分消费者退款等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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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执行物价政策谁最好
市场报与国家物价局评选全国十佳商店
据今天出版的市场报报道：为配合国家治理经济环境、整顿市场秩序，表彰模范执行物价政策法规的商业单位，市场报和国家物价局物价检查司共同发起评选“首届全国执行物价政策法规十佳商店”活动，时间自10月中旬开始，到今年年底结束。国营、集体、私营商店均可参加评选。评选办法：由各地商业、物价部门和消费者推荐，推荐材料内容务必真实，观点鲜明，事迹突出，每份不超过5000字。材料请寄市场报办公室收，截至时间11月底。该报第二版刊登了评选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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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献身黄淮海
“马扎教授”
新华社记者 张传宣 尹建华
如果你到驰名中外的杂技之乡——河北吴桥县一带，向群众打听北京农业大学的王树安教授，很可能十问九不知；但是你若说“就是那个‘马扎教授’”，几乎十有八九的人都会说：“噢，你问的是他呀！……”
王树安是北农大最忙的教授之一，担当主持“黄淮海平原夏秋粮均衡增产”研究课题的重任，是他额外接受的一项任务。这是国家组织科技界精英，加强对黄淮海平原农业科技攻关，为大面积的开发作准备的。科研基点放在偏僻的吴桥、东光两个县，但整个沧州地区都属于他开展科学试验的“领地”。
1983年3月，王树安教授一到吴桥，就抓小麦生产。为了尽快提高广大农民科学种田水平，他绘制图表、采集标本，走遍了全县，取得第一手材料。然后在全县4大片分别讲了7次课，上至县委书记、县长，下至种田把式、知识青年，共3900多人听课。不少农民带着家里的收录机前来听课，说要“录下来回去再琢磨琢磨”。据说，一段时间里乡、村争着放录音、录相，连当地喜爱的河北梆子、山东大鼓及电影、电视等都统统“让路”给王教授一人“唱主角”！这一年全县小麦总产、单产果然创历史最新纪录！以后又年年增产，王教授被农民尊拥为“小麦王”。
小麦这种夏粮作物在贫瘠缺水的碱地上低产变高产，只是实现夏秋粮均衡增产的第一步。紧接着，王树安就为秋粮增产开展“退一进二”的大胆试验：即以小麦迟播（“退一”）高产来延长秋季玉米、大豆生长期（“进二”），提高秋粮的产量。经过长时间探索，王树安在范屯乡试验区初见成效：晚播20多天的小麦亩产却达400公斤，生长期延长后的玉米亩产也创造了550——600公斤的高产纪录！同时在这严重缺水的地区，王树安采用塑料管灌溉和减少灌溉次数，又使水的利用率提高了4.65倍。
王树安为调整农作物生长期、空间、阳光和水份的利用率耗尽了心力。本来他在北京的工作时间表已排满，如今每年又献给沧州大地六七个月，这时间是怎样挤出的呢？听听他的老伴邓素兰的埋怨：他总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把这个家只当作旅馆、饭店，难得有几天晚上在家也总躲着著书立说批改学生的论文等，彩电从来不瞄一眼，法定的休假从来不度。只有今年李鹏总理邀请他去北戴河，才生平第一次休假……
吴桥的同志后来向我们披露了那个小马扎的来历：王树安每次来往沧州、北京，总是尽量乘坐夜车，一点也不耽误白天的“战斗”；再说这种时间总是“见缝插针”式的“临时动议”，说走就走，无法预先从从容容地订购车票，很多情况下是靠一张站台票急急忙忙赶上火车的。车厢里拥挤不堪，哪里还有什么座位，只好夹在人缝中站着，一站就是六七个钟头。站得双腿麻木，下车时步履维艰。
有一天，从早到晚忙个没停的王树安教授，又要动身乘夜间11点的火车返京了。县里负责同志一再劝阻：“半夜里坐火车，又没个座，身体吃不消啊，还是好好睡一觉，明早再走吧？”他却毫不犹豫：“明天上午学校有重要会议，非得回去不可！”这时，县科委主任才把亲手制作的一个简易的小“马扎”递给了他：“实在对不住您了，只好给您准备下这个……”
老教授惊喜而又感动，连连说：“太好了，太好了！有了这个，我还可以靠着车厢睡个囫囵觉呢……”
从此，“马扎教授”的绰号就不胫而走。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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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邯郸地区植保站组织曲周等县植保站，经过4年研究，摸清了蟋蟀的生长规律和危害特点，掌握了一整套防治措施。采用这个研究成果，仅曲周县一年就减少粮食损失1500多万公斤。图为植保站技术员在观察蟋蟀的活动。
新华社记者 贲兰武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