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思想评论
保障人民的“知情权”
张黎洲
“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这是十三大报告中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项重要要求。把“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和“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提到应该受到尊重、保护的不容忽视和不可侵犯的权益的高度，是很有道理的。这当中，“知情权”问题人们不大熟悉，有些领导机关也不大关注，而它恰恰是至关紧要的。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真正享有各项公民权利，享有管理国家和企事业的权力。人民的公民权利包括哪些内容？宪法已作了明确的规定。从改革政治体制和提高开放程度来说，人民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行使发言、参与、管理、监督、批评、控告、弹劾等等权利，更得到社会普遍的重视。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却是不够的，还得有个非常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权利——“知情权”。在旧中国，统治当局奉行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信条。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不搞这种愚民政策。比如说，民主的起码条件是人民能够自由发表意见，也就是宪法上所规定的言论自由。我们主张广开言路，破除言禁，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正是为了把言论自由的权利真正付诸实施。但是，假若人民不了解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情况，不了解这些方面遇到哪些突出矛盾，近期和远期要着手研究解决哪些主要课题，他们从何发表意见呢？直接参与，同样是民主的重要方面，它不仅指的参与讨论重大问题，实际上也可以把管理、监督、批评等项权利包括在内。参与权，从当前来讲，主要就是参与改革和建设，假若人民不了解改革和建设的决策依据、战略目标、主要任务，以及政策和措施、步骤和方法，不了解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采取的新办法、新措施，他们又如何积极参与呢？所以说，缺少“知情权”，就难以切实行使其他民主权利，就不能真正体现人民当家作主。
保障人民的“知情权”，这也是领导机关处理矛盾、协调关系的需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正确处理和协调各种不同的社会利益和矛盾，是一个重要的课题。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机关之间出现的许多矛盾和不协调，原因之一，是某些机关常常把应该并且可以公开的事情也对外界封锁、同群众隔绝，人民对机关、对机关领导、对机关进行的工作缺乏应有的了解和理解。或因不了解他们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或因由小道听到不实的东西作出错误判断，或因没有机会直接对话、协商和交流，误解、隔阂、矛盾、责难都接踵而来。倘若机关加强同群众的联系，这些问题即便不能全都迎刃而解，至少也可以大为缓和。因而十三大报告特别强调：“领导机关的活动和面临的困难，也只有为群众所了解，才能被群众所理解。”的确，不了解，就不理解，就不协调。了解，是理解的桥梁，也是协调的前提。大道不畅，小道盛行，一点也不奇怪。机关的“开放度”越高，人民群众越有条件知情、知人、知政，也越发感到自己受到应有的尊重和信任；当人民群众的这种信任感逐步转化成责任感，彼此的误解、怨尤经过沟通也就成了相互的理解、交融了。
这里，要强调正确理解“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的含义，尽可能把“重大情况”考虑得宽一些，尽可能把允许人民群众透视的范围放得广一些。任何事情都让人民群众一清二楚是做不到的，但“重大情况”并不限于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及其贯彻执行情况，也包括人民群众十分关心并与其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重大事件、重大问题；“重大情况”并不限于国情、省情、县情，也包括由上到下的各个部门、各条战线、各个单位的重要情况，都应当让人民有真切透彻的了解。而且，提供的情况还都要是真情（真实的）、实情（具体的）、新情（有最新发展情况）。这样做，表明我们领导机关让人民群众知情知政不是虚情假意的，也才有利于他们“依情”行使民主权利。因为人民群众行使言论、参与、管理、监督、批评等民主权利，是一个对各种情况进行判断、思考、分析、归纳的过程。向他们提供的情况，如果是真实、准确的，又是多层次、多侧面的，既有纵的，又有横的，既有正面，又有反面，既有原因，又有结果，这无疑将促使他们把问题想深些，发表意见和实行参与就更有价值。常听说有些领导部门对来自群众的批评和意见不以为然，认为说不到点子上，起不了多大作用。其实，这不能怪群众。有真知，才有灼见。在“报喜不报忧”的思想支配下，再加上把不属保密范围的事也“严格保密”，某些领导机关向人民群众甚至向人大代表提供的情况，即便不是带水分的，往往也是“官样文章”，许多应该提供的重要情况并不见得如实报告，这又叫人民群众怎能具有真知灼见呢？
末了，还要补充一句：知情，是人民作为主人的权利；让人民知情，是领导者作为“公仆”的义务和责任。每个领导者都要把尊重人民的“知情权”，看作是增强民主意识和群众观念的重要内容，并积极开辟各种渠道，运用一切手段，切实加以实施。应当让人民知道的重大情况有意封锁，或者形式主义地用一些办法去搪塞群众，严格地说，这也是一种渎职、侵权以至违法的行为。
第5版(理论)
专栏：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温州的实践
何荣飞
温州近几年商品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赵紫阳同志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阐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完全正确的，具有十分重大的指导意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经济上必然存在一些自己的特点。这在温州的实践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首先，从所有制结构看，在温州就是多种经济成份并存，有国营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等。其中比重最大的三种：国营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17％，集体工业约占48％，个体工业占到34％。可以说个体经济在温州是三分天下有其一。
这种情况是符合温州现有的生产力水平的。温州城区和农村9个县的生产力发展状况，明显具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低水平、多层次、不平衡的特点。这种特点的生产力必然要求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建国以后，由于温州地处国防前线，国家在这个地区投资很少，城市里没有象样的国营大工业，技术力量薄弱，农村中集体经济基础差。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建设资金短缺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也不能指望国家拿出较多的投资用于温州的经济建设。在这种情况下，温州经济要迅速发展，单靠兴办统一的全民所有制工业是不行的。只有多种经济成份一起上，才能有较好的效果。多种经济成份一起上，实际上就是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现在温州有14万户家庭工业，从业人员40万人，1986年家庭工业产值达12亿元。还有一批私营企业。他们没有花国家的投资，却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同时，家庭工业的发展还带动了全市城乡商品市场的发展。全市城乡有各种各样的商品市场482个，从业人员十万多人，并有农民购销员14万人。商品市场的发展，搞活了流通，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鲜的经验。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的发展，一为国家提供了可观的税收，例如柳市电器产销基地每年提供的税收占整个乐清县税收的60％。二为集体提供了积累，例如在十大产销基地，集体的公共设施很多都是家庭工厂出资兴建的。三使农民真正富起来。在家庭工业发达的地区，许多农民已达到甚至超过了小康水平，耐用消费品进入农家，新建住宅鳞次栉比。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家庭工业、私人企业、专业市场的发展，容纳了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总数共约100多万人。温州是人多地少的地方，全市人均土地占有量0.45亩。全市农村250万农业劳动力中约有60％以上的剩余劳动力。这么多的剩余劳动力，如果不允许他们兴办个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国营、集体企业又吸收不了，那就没有多大出路了。现在，温州市人民走自力更生的道路，通过兴办家庭工业和私人企业来转移、吸收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既不花费国家和集体的投资，见效又快。从这里也可体会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论是个体经济还是私营企业的发展，只要对国家、集体、个人都有利，就没有理由加以指责，予以禁止。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是一条最重要的历史任务。在坚持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在温州，公有制经济比重为65％左右），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做法，都可以试行，这是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要求的。
其次，从分配方式看，在温州是按劳分配与非按劳分配并存。这也是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点的。非按劳分配又有多种形式。有“按资分配”，如资金入股，收取股息红利；民间借贷收取较高利息。此外，还有按经营成果分配。温州的家庭工业、个体经济可以说大多是这种分配形式。经营成果的好坏，既有劳动的因素，更要看经营者信息是否灵通，敢不敢冒风险，决策能力如何。这种分配形式有利于培养人们的商品经济意识，提高人们发展商品经济的能力。非按劳分配因素中有合理的成份，也有不合理的成份。例如，在价格扭曲的情况下，很多农民供销员利用商品地区差价而暴富起来。但是，必须看到，不合理的成份往往与合理的成份交错在一起。农民购销员既有通过商品地区差价暴富起来的一面，又有搞活流通、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一面。如果仅仅看到农民购销员消极的一面而简单地加以禁止，势必扼杀商品经济的发展，造成对生产力的破坏。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允许其存在，同时又积极加以引导和管理。还应看到，不合理的成份是由于我国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由于经济体制没有得到彻底改革的结果。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发展，不合理的成份将得到有效的限制并逐步消失。
第三，温州地区经济发达程度差别相当大，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并存。九个县中三个县（乐清、瑞安、瓯海）是比较发达的，三个县（苍南、平阳、洞头）是中等水平，还有三个是贫困县，即文成、泰顺、永嘉。同时，在非贫困县中也还有一些贫困地区。贫困县和贫困地区的存在，主要是历史原因造成的，现行的改革政策正在推动贫困地区一步步地好起来。在温州，多种经济成份的发展导致了生产力诸要素的流动和重新组合。经济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和某些产业流向不发达地区，从而带动了不发达地区包括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不发达地区（包括贫困地区）的过剩劳动力流向发达地区，他们赚到了钱，学到了技术以后，有的又返回原地发展当地的家庭工业。所以，认为多种经济成份的发展会加剧地区分化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相反，多种经济成份的发展会大大加快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步伐。
第四，在温州，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富裕、小康、温饱、贫困四种类型并存的。在这四种类型中，富裕和贫困的毕竟是少数，小康和温饱型的占多数。富裕和贫困两种类型并存也同样不能看成是两极分化，因为贫困户的生活也比过去逐渐好起来，他们正在摆脱贫困，而不是越来越贫困。消灭贫困要靠生产力发展，这是一个过程，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也是这个过程中必要的一步。
总之，多种所有制结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归根到底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人民生活水平有高有低，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现象。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看待这些现象，就会觉得是合情合理的。前一阶段社会上一些人一直争论温州发展经济的做法是姓“社”还是姓“资”。对这个问题之所以长期争论不休，划不清界线，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掌握好一个理论武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如果用这个理论作为标准看待温州的实践，很明显，温州的做法是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的，温州出现的一些现象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难以避免的。相反，如果脱离我国实际，用发达阶段的社会主义标准甚至用共产主义阶段的标准，来看待温州发生的经济现象，就会得出相反的结论。由此看来，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教育武装各级领导干部，对深入改革、推进四化进程，的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5版(理论)
专栏：党史人物
神驰祁连山的熊厚发
陈光旭
熊厚发是一位年仅23岁就为革命捐躯的红军优秀指挥员。从八十八师在四川建立，熊厚发升任师长以后，这个师就一直是红三十军的主力，创造了光辉的战绩。
1936年11月10日，奉命西渡黄河的红三十军、九军、五军组成西路军。李先念任三十军政委，程世才任三十军军长，熊厚发任三十军副军长兼八十八师师长。因“宁夏战役计划”未实现，西路军向凉州、甘州、肃州方向前进，准备占领甘北，从新疆打通国际路线。此时，河西走廊正值冬季，天气严寒，风沙弥漫，红军沿路征战，给养无着，弹药无补，增兵无望，作战力量日渐削弱。敌军马步芳部利用这一时机，沿河西走廊疯狂堵击、追击、包围，使红军处境极其困难。
1937年1月23日，西路军全部集中在倪家营子固守。马步芳调集步、骑兵及民团共七万余人，将倪家营子三面包围，轮番向我军猛攻。2月2日，马部以两个旅的兵力向八十八师阵地进攻，先用大炮轰击寨墙、房屋，继而集团冲锋。熊厚发镇定地指挥部队坚守防御。每当敌人猛扑时，他身先士卒跃出战壕，挥动大刀与敌拚杀。战士们见指挥员冲锋在前，也都奋不顾身地向敌人扑去，有的赤手空拳与敌格斗，有的拉响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到夜间，熊厚发一面指挥部队加修工事，一面派善于夜战的“夜老虎”二六五团一个排，穿过敌人前沿阵地，奇袭雷家屯，将屯内储存的弹药24车全部焚毁，爆炸一夜，火光照红半边天。在两进两出倪家营子的殊死战斗中，熊厚发指挥部队先后击退敌人十余次大规模进攻，歼敌逾万。红军自身也伤亡惨重，一个团所剩战士不足一个营。3月5日夜，红军突围到倪家营子50里以外的三道流沟。
红军刚到三道流沟，敌人又象乌云似地跟了上来，首先向八十八师阵地南流沟进攻。熊厚发亲临第一线指挥战斗。敌人在山炮、机枪掩护下，一窝蜂似地向八十八师阵地扑来，熊厚发从警卫员手中接过雁翎刀，举刀大喊：“同志们，冲呀！”战士们紧跟他冲进敌阵，展开肉搏。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击退了敌人。
八十八师二六八团守着砟子河东岸的一座小围子，这是一个必须固守的要点。3月6日傍晚，敌人沿着干涸的砟子河，凭着堤坝的掩护，向二六八团发动了攻击。这时，小围子已倒塌了很长的一段，防守的兵力消耗也很大，如果这座小围子被敌人占领，红军就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为了稳定战局，程世才和熊厚发赶到二六八团阵地。程世才对熊厚发说：“这里形势严重，必须马上恢复阵地。你在这里指挥坚守，我带部队反击。”熊厚发拦住军长，急切地说：“那里危险，还是我带部队反击！”他挑选了一些战士，集中轻机枪，配备较多子弹，隐蔽在小围子缺口两旁。这时，大量敌人沿着砟子河向一个独屋运动，企图集中兵力向缺口猛扑。熊厚发看战机已到，便命令开火，几挺机枪将敌人压在河床里，隐蔽在缺口里的红军战士扔出一排手榴弹，趁着爆炸后的烟幕冲向独屋，消灭了敌人，封锁了砟子河，阻止了敌人的进攻。
在战斗中，熊厚发登上围墙观察敌情，发现围墙上有一座残破的更楼正对着敌人。他带人进去，抓起机枪就向敌人扫射。敌人的机枪也疯狂地向更楼射击，更楼上的土块被打得纷纷脱落。突然，一颗子弹从枪眼里射进来，熊厚发猛然一侧身子，一股鲜血从他的左臂上涌出来。程世才立即将他扶住，催促他赶快下围子包扎。熊厚发用手捂着鲜血淋漓的衣袖说：“不要紧，手打断了，我还有嘴和腿，同样可以指挥作战！”
夜间，战斗仍在进行，四面响着密集的枪声，围子里到处是伤员。熊厚发忍着伤痛，一面监视着敌人，一面鼓励同志们坚守阵地。
三十军已被敌人分割包围。军政委李先念率领二六五团守卫着另一个围子。为了解救二六八团，李先念冒着极大的危险接应他们突围。熊厚发以惊人的毅力忍着伤痛，继续和程世才一起指挥部队突围，向祁连山转移。
3月14日，红军进抵祁连山。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康隆寺以南的石窝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将仅有的2000余名战士，分编为左右两个支队，分散深入祁连山中打游击。
祁连山天寒地冻，人烟稀少。红军战士既无衣被，又无粮草，许多人赤着脚，爬冰踩雪；伤员们没有药，也没有绷带，更没有担架。部队进入祁连山的第二天，熊厚发便不能再走了，伤口化脓，胳膊肿得碗口那么粗，动一下，就钻心地疼。为了不再给部队增加负担，他要求军政委、军长把自己留下。他说：“我不能走了，把我放在这里吧！你们要快走，敌人很快就要追来，要保留下这些革命的种子……”。军首长不同意他留下，熊厚发坚持不肯再给部队增加负担，他说：“我还是留在这里，你们去打游击。你们走时给我留下一封介绍信，将来回到延安，我还是共产党员。”由于他的一再坚持，军首长只好同意他的要求。李先念把开好的党员介绍信交给他时，他激动地说：“放心吧，死不了，我还要回延安呢！你们快走吧，革命一定会胜利！”
熊厚发留下后，收拢了流散在祁连山的红军战士60余名，连同留下的一个排，总人数达100余人。他们烧毁了不能带走的公文，掩埋了冻死在山沟里的伤员，坚持在祁连山中打游击。3月22日，熊厚发和他带领的战士们，在祁连南山草岭大坂的大山根石崖边，同敌搜山的马忠义部遭遇。熊厚发指挥大家与敌人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因众寡悬殊，红军战士大部分牺牲，一部分被打散。在战斗中，熊厚发的腿部又负重伤。最后，他和五六个同志被敌军包围。马忠义迫令熊厚发投降，遭到熊厚发的严厉怒斥和痛骂。敌人恼羞成怒，凶残地杀害了熊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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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促进我国新学科的发展开道
——介绍《新学科丛书》
任敏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学科丛书》，自1986年上市以来，现在已出版了三批，共16本。这套丛书的第一批：《首脑论》、《关于思维科学》、《领导科学概论》等5本书，总印数达120万册，平均每本印数在23万册以上，反映出读者对这套丛书的喜爱。
《新学科丛书》是一套中级普及读物，它是适应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和我国四化建设的需要而出版的。近一二十年来，现代科学高度综合的趋势日益加强，出现了近千门的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这些学科知识覆盖面广，所研究的成果又常常关系到社会的整体、全局和战略，因此，世界各国都十分关注和重视对新学科的研究和介绍。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来看，也迫切需要有一套能提供给专业人员和广大干部借鉴和应用的新学科读物。有鉴于此，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这套丛书。
《新学科丛书》以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新学科为主，特别注意突出理论性、知识性和应用性。既然称之为新学科，就必须具有自己的框架体系和理论深度，要有自己的见解和研究成果。在材料上，则要求有相当的新颖度，即能体现国内外最新研究动态的资料，从而达到更新知识、开阔视野、改变观念的目的。对一些应用性较强的学科，不只是介绍理论，而且着重介绍应用和方法，使读者读了能用，真正起到借鉴和实用的作用。
我国对新学科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目前有一些学者通过潜心研究，对某些学科有了较深的探索，因此，《新学科丛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反映我国学者对新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水平。对于有影响的书稿，则努力通过适当途径使之走向世界。如严家其的《首脑论》，不仅香港出了海外版，远销东南亚等地，而且日本和加拿大的出版社也要求翻译出版。邱仁宗的《生命伦理学》香港正在出海外版。
作为一套丛书，应该注意知识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新学科丛书》现在分为综合、政治、哲学、经济、社会、心理和其它七个大类，每个大类中又分为若干小系列。这样，丛书就不只是分散的、零乱的学科介绍，而是有计划、有目的地逐步形成一个知识整体。如以每年出版10本计，到七五期末，就可有50本左右，以后每年再出若干本，就可逐步形成一套反映新学科研究成果的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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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经验与教训》出版
国防大学的张海麟、韩高润、吴广权同志，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近又撰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经验与教训》一书，已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学者比较系统地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经验与教训的一部专著。全书包括五个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国际反法西斯中统一战线，法西斯国家的开战方式，战争中的物质基础和对作战经验的探讨。（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