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
花鸟虫鱼及其他
鲁藜
闲在枝头的小麻雀爱发议论
黄牛却爱默默在地里耕耘
嗜血蜘蛛喜欢虚空作业
去罗织别人的不幸
没有比蝉翼更为轻薄
但她的喧嚣却震撼宇宙
温顺猫儿常常到处得到优渥
刚直刺猬常常无处得以容身
在辛勤蜜蜂的足迹上
留下芬芳的种子
自我感觉良好的乌鸦
无时不在抨击夜莺的缺陷
看见春树下欢唱的笼中鸟
我的心中却充满忧伤
凤之雏诞生于乱草窝里
叱咤风云的英雄常来自茅庐
陋巷
筵席上的酒杯洋溢的是虚幻
的泡沫
苦海中凝结的友谊才能是浪
涛冲击的岩石
同小草生活在一起，生命就
嫩绿
同黄金锁于一柜，生命就枯
黄
军火商靠死亡发财
野心家靠整人升官
君子常遭小人诋毁
栋梁常受蠹虫蛀蚀
嫉妒者最大的快乐
是看见比他优越者遭遇不幸
你对人的尊重程度
是衡量你的人品的高低
正义是永存的
不义是短暂的
你能为不幸者减轻一分负担
你的生命就增添一分重量
幸福不在远方
就在你的汗水淋漓的足下
1987年12月于天津
第8版(副刊)
专栏：
山乡蜜柑
秦牧
前些日子，我去了一趟粤北的连县。它从隋朝起就开始建制，历史可谓悠长了。在那里，有一件事，很出乎我意外，县城街头，到处都在摆卖温州蜜柑。那些扁个子的，没有核的金黄蜜柑，是很容易辨认的。我们饭后，被飨以蜜柑；住房里面，也摆放着蜜柑。这就使我纳罕了。连县离浙江的温州很远，又是偏僻山城，广东其他地方没有见到这么多的温州蜜柑，为什么这儿会有这么多呢？一打听，倒听到一段原委来了，那竟是相当感人的一个故事。
原来，连县本来并不产蜜柑。1969年冬省城有几个干部被下放到县里东陂公社的一个大队。他们之中有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科技人员黄志文夫妇。
当时的连县相当贫困，县里每年每人平均收入不够100元。在严寒的日子里，黄志文看到他的“三同户”黄粮升和村里的老少们都穿着单袄，每日两餐吃的都是杂粮粥或者番薯饭，几乎难以果腹。他看到这里有大片荒坡，土质肥沃疏松，气候条件和温州差不多。经过再三思索和调查，他把大队支部书记请来，提出了开荒栽种温州蜜柑的设想，得到了赞同。他自告奋勇把采办柑苗和传授栽培技术的责任全部承担起来。
翌年春，黄志文夫妇亲自到百里外的乐昌，用车载肩挑运来了柑苗，总数1400株。夫妇俩和群众，冒着春寒一起把柑苗栽了下去。不久，黄志文被调到另一个地方去了。他临走时告诉黄粮升说，今后一有机会，就要回来看看，有什么疑难，只要他接到来信，都会随时答复。
他完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黄粮升给他的信他都一一详细回复。他一封一封地来信，告知防止落花落果的措施，告知怎样识别花序，不要把不该摘的花错摘了，告知温州蜜柑以春梢一至三寸长的结果量最高，无论哪个品种，都是以最顶一朵花结果最好。他怕黄粮升弄不清楚，还把四种花序的图样画得清清楚楚寄来。
十年之间，黄志文写了八十多封信，足足可以编一个《柑桔栽培》的小册子。
1972年深秋，这批果树初次收获了蜜柑82担。这事情引起了全县各地的关注，人们纷纷跟着栽培，涌起热潮，到了现在，全县种柑面积早已扩大到万亩以上，收获的蜜柑以千万斤计算。
这事情引起我许多感想，讲求实际的农民是多么能够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啊！
类似的事情是我们在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听到的。十年动乱期间，有些县的农业局长被迫退职，一回到乡下，农民就把他推举为大队的领导人了。而这样的人也就领导群众走上了逐步富裕的道路。现在还有些地方的农民，因为运用科学技术致富，特地跑到城里给科技人员发奖金。这和那部分目光如豆而又自大成性的“左”爷排斥知识排斥人才的行为，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对照。
县里的领导人告诉我，黄志文已经逝世了。蜜柑满坑满谷的连县没有忘记他，每年收获蜜柑都要派人专程送一批去给他的遗属尝尝。而且编纂新的《连县志》，把这个外地人的事迹也给收进去了。我拿过新县志一看，可不是，写得清清楚楚。这也等于在这个历史名县，给埋头苦干的黄志文立了一块纪念碑。
第8版(副刊)
专栏：诗画配
年终有余
朱根华 画
罗庆朴 诗
年终到，哈哈笑：
“今年收入不得了，
一举突破百亿元，
芝麻开花撑竿跳！
生活水平大提高，
国内旅游掀热潮，
看来潜力不会小，
明年翻番很必要！”
广播登报应头条，
眉飞色舞打腹稿。
天上飞，地上跑，
大红请柬揣在腰，
有缘万里齐相会，
尝鲜赏景论鸡毛。
反正回去都报销，
豪华总比寒酸好，
公家乐赚公家钱，
这腰包进那腰包。
不翼而飞几十亿，
撒落天涯与海角。（附图片）
第8版(副刊)
专栏：大地
何其芳与诗派
卞之琳
新（体）诗评家、选家，要划分流派，有时候会遇到困难。一个流派本身就往往情况复杂，又与别的流派难免互相错综。“五四”以来，《新月》诗派和《现代》诗派，先后都有过不小影响，也有过不好名声。当时写过诗、如今还健在的，尽管最初发表途径上或艺术风格上多少和它们有过关涉，现在往往不大乐意自己被人家指为和它们沾了边，这完全可以理解。
蓝棣之同志曾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编过一本《现代派诗选》（1986年出版），现在又应约编一本《新月派诗选》。我有些旧作入选了前一本，当然还有些要选入第二本，我都不在乎，除非说个别首入选得太不象这一派或者那一派。前不久他找了我闲谈。我随便问他编《新月派诗选》选不选臧克家的一些早期诗。回答是否定的，说是不敢，正如他编《现代派诗选》的时候不敢选艾青的一些早期诗。这不出我所料。
至于何其芳，他人已不在了，不会表示同意不同意他的一些早期诗选入了《现代派诗选》。事实上他最初也确是以在《现代》月刊上发表了一些诗而为人注意的。另一方面，大约也就在1932年吧，他和我开始相识的时候，谈到写诗，曾告诉我他学过《新月》诗派，却从没有给我看过他这一类诗稿，而我在他和同乡好友自办的《红砂碛》上读过署名“秋若”的一些诗，也不曾想到就是他自己写的。近些年来我才知道他在1930年秋冬之际和我彼此并不相知而碰巧同时写过诗。我在1931年新月书店出版的《诗刊》第二期上发表几首诗以前，他倒是在当年《新月》月刊上用另名发表了百多行的一首诗（今见罗泅编《何其芳佚诗三十首》，重庆出版社，1985）。那当然表现了《新月》诗派初期太不成熟的模式，硬算字数分行、形式均齐的“方块诗”。但是他同年稍后发表在《红砂碛》上的12首诗（今亦见罗编《佚诗三十首》）却基本上是堪称道地的《新月》派诗，形式上顺应了这派诗中较为合理的格律趋势，字数整齐匀称中顿数也整齐均匀，个别首（《我埋一个梦》）还突破了“方块诗”格式，接近了后来创刊的《现代》杂志发表最多的那一路自由诗。从这里已多少可以看出其芳日后写诗在形式上变化再变化的旋进缘源，无怪他在50年代初开始不惮论说“现代格律诗”。他最后的主张，可能与在先的少数格律诗论者和实验者不谋而合，发展了闻一多以“音尺”建行说，突出了关键的一点：破除“方块诗”的框框，以“顿”（也就是“拍”或孙大雨首先提出的“音组”）为节奏单位来建行。这个篇章的诗行节奏基础单位的意义和运用，却至今还被一般新诗行家以至何其芳诗艺研究专家实际上认为不屑或不值得了解，殊不知有了这一点认识，不限于写新格律体诗，连写起自由体诗来也会更能自觉操纵工具，以达到自己要达到的音响效果。
最近翻看四川万县师专编行的《何其芳研究》第六期（1984），读了何其芳《论新月诗派信》（附：吴奔星《跋》），我觉得他还是也许正因为有过切身体会，把一般人对于这个诗派情况的流行说法矫正到比较实事求是，虽然他写信已在“反右派”运动开始了的1957年7月的政治气压下，难免还有些“左”。
他在信中澄清的一点，我认为应是常识而很重要。他不赞成一般人以陈梦家1931年编的《新月诗选》划线定派，说“《新月诗选》主要还是陈梦家个人的工作，不能算作‘新月诗派’共同的活动”。首先在《新月》上发表诗而为世所知的臧克家没有诗被陈梦家选入。他编的《诗选》，是纯属偶然。我在《诗刊》上发表过的几首诗被收入，就没有征求我的同意（因此也收入了我自己早已一见发表就厌恶的个别诗）。这就证明其芳所说的合乎实情。
其芳否定陈编《新月诗选》作为这派诗的界限，当然无意要打开它的门户，把自己和别人也塞进去，也无意方便别人，从那里脱身。我现在证实与附和他这种说法，也无意要洗刷自己或把别人拉下水——归入历史上的《新月》诗派或《现代》诗派。我提请注意其芳的诗派论，无非认为它对我们划分历史上的诗派以至现在的任何派而避免简单化，会有启迪作用，会有裨益。诚如吴奔星同志所说：“如何评价新月诗派仍然是可以讨论的”，其芳在信上所说的当然是还不能看作定论。
第8版(副刊)
专栏：艺文谈片
苍白的“博大”
谭健
人常言身大力不亏。我想，倘这身大是正常发育的肌体，长得健壮瓷实，力不亏那是自然的。若是另一种情况，恐怕就另当别论了，比方说犯了巨人症之类的毛病，即是再人高马大，也是不堪一击的。因为这是一种不正常的身大，内部空枵，徒具虚表而已。南方有些地方把这类人叫作“泡大汉”，泡，谓其有水分也。
我平日喜欢读些报告文学，发现这几年报告文学的发展势头甚猛。尤其是近来出现了一批放眼宏观、气势恢弘的作品，如李延国的《中国农民大趋势》，苏晓康的《神圣忧思录》等。但读得多了又发现，接踵而至的有些作品，与我前面提及的“泡大汉”颇有些相似之处。这些作品往往以一个极广泛的社会问题为对象，取其宏观，立意甚高，笔涉历史哲学，阔论社会人生，大有“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大手笔架式。
果真么？不然。稍许细读便会发现，有些作品的确也难为了作者，材料不够或不翔实，还不具备从宏观上把握艺术的手段，却硬要充其博大，不过是空撑了一副架子，看似高屋建瓴，实际上苍白无力，大而不当。有的虽占有比较丰富扎实的材料，但由于还缺乏足够的驾驭手段及艺术功力，以堆砌代替博大，浮肿得让读者倒胃口。
追求博大精深，属于高一格的艺术境界，本是无可指摘的。问题是艺术追求与作者的个人情况以及不同类型的材料，要珠椟相匹，榫眼吻合，不可见人成功，便仿之若鹜，以己之短比人之长，丢了自己的看家本领。张飞的丈八蛇矛，关羽不一定玩得转，关羽的青龙偃月刀，张飞也不一定挥洒得开。不妨实际一点，因人而异，量材而用，写出不那么博大的精品。二两干饭不够吃，再加一瓢水，似乎多了，仍不耐饥，与其做“泡大汉”，不如做个金刚钻。摊子摆得大，货色不多，不如下功夫进行艺术开掘，纵深与独到也是辨别艺术高下的标识。
第8版(副刊)
专栏：域外文谈
法国诗人普雷维尔
申奥
1987年是雅克·普雷维尔逝世10周年，法国文学艺术界隆重纪念了这位多才多艺的诗人。在圣—保罗—德文斯举行了普雷维尔节，展出了他的拼贴画、手稿和书信，放映了他创作的电影。
普雷维尔1900年出生于纽里，早年曾加入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和诗歌团体，不久就与他们分道扬镳，创建自己的独特风格。1930年他参加了“十月剧团”，并为剧团写短剧。1933年他随该团赴苏联参加“世界工人戏剧节”，他们的戏剧《芳登诺埃的战斗》获得一等奖。以后他又写了一些电影剧本，代表作有《滑稽戏》（1937）、《多雾的码头》（1938）、《夜间来客》（1942）和《天堂的孩子》（1945）。
1945年出版的普雷维尔第一部诗集《歌词集》获得巨大成功，使他成为法国最著名的诗人之一。接着又出版了诗集《历史》（1946）、《春天的盛大舞会》（1952）、《景观》（1951）、《雨天和晴天》（1955）和《杂诗》（1966）。普雷维尔热爱人生，关心下层人民的疾苦，他的诗冷静、生动地描写日常生活和普通人，反映他们的忧虑和愿望。他反对压迫剥削，蔑视和嘲笑统治阶级的代表者：警察、军人、老板、牧师和法官。他的诗掺和着笑和眼泪，以此去同社会和政治的邪恶进行斗争。在他的理想世界中，到处是树木、鲜花、小鸟和儿童，工人、农民和诗人们在这里和睦友爱地相处，过着幸福的生活。
普雷维尔的诗朴素清新，平易流畅，幽默诙谐，而且富于音乐性，很多诗被作曲家谱成歌曲。他摆脱了当时唯古典是从旧的传统的束缚，证明现代诗人是能用当今语言打动人们心灵的。普雷维尔的诗不但在法国享有盛誉，并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受到各国读者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