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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城镇新型集体企业逾23万家
从业人员一千二百多万，年生产经营额六百亿元
新华社合肥1月4日电 （记者宣奉华、陈金武）据日前在安徽省安庆市召开的全国城镇新型集体经济研讨会提供的资料，自1979年以来，我国城镇已有23.5万家新型集体企业冲破旧的管理体制跃上经济舞台，以1200多万从业人员和600亿元的年生产经营额，在商品经济发展中承担着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
这类企业往往不靠国家投资，由社会各方集资创办。它们大都没有“婆婆”，不吃“皇粮”，以较大的自主权和旺盛的生命力，显示出新型集体经济在安排社会就业、活跃经济生活方面的生力军作用。
有40多万人口的安庆市这几年共兴办新型集体企业600多家，吸收职工2万多人。1979年至今，这些企业除交税外，已积累自有资金1亿多元；相当于此前30年全市老集体企业自有资金积累的122％。
出席全国城镇新型集体经济研讨会的各地近百名经济理论界人士和实际工作者对安庆市的这类集体企业作了实地考察。不少人在研讨中提出，这种新型集体经济可使大量社会财力和闲散人员发挥应有的作用，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客观要求。“七五”期间全国城镇需要安排4000万人就业，有必要进一步放宽政策，发挥劳动服务公司的作用，鼓励和支持城镇新型集体经济更快地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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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扩大
从原来的“小三角”变为“大三角”包括二十八个县市
本报广州电 记者梁兆明报道：最近，经国务院同意，广东省把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的范围，从原来的“小三角”扩大为“大三角”，同时在沿海开放城市汕头市、湛江市，以及茂名市和惠阳地区的部分市、县，贯彻“贸工农”的方针，列入经济开放区的范围，享受中央有关文件规定的优惠政策。
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变为“大三角”以后，范围扩大至28个县、市。同时，把茂名市列为省辖市，汕头、江门、茂名、湛江市和惠阳地区沿海的18个县、市、区，划为沿海经济开放区，享受中央和省政府有关规定的优惠待遇。
根据中央关于开辟经济开放区，应由小到大，先“小三角”，后“大三角”，以点带面的精神，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的“点”，除中央已明确规定的佛山、江门和中山市的市区和按“贸工农”安排生产、发展出口的13个重点县的城关区之外，省政府又批准小榄镇等59个镇为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第一批重点工业卫星镇，享受有关优惠政策。
搞好这些城市的市区、城关区和重点工业卫星城镇建设，是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增加出口和创汇，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设备，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一项重大措施。省政府要求各有关市、县人民政府切实加强领导，正确执行中央和省政府规定的优惠政策，逐步形成“贸工农”型的生产结构，按出口贸易的需要发展加工工业，按加工的需要发展农业和其他原材料的生产，扩大鲜活商品和工业品的出口，把这些地区发展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基地。同时要认真加强管理工作，贯彻执行中央和省政府的有关加强外经外贸和税收管理的有关规定，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加扎实稳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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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改革市制 废除旧杂制 限制英制
我国全面推行法定计量单位
新出版的图书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要处罚
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 （通讯员徐晓燕）斤、两、尺、寸、升、担……沿用已久的这些市制计量单位正在退出我们的生活。国家计量局说，改革市制、废除旧杂制、限制英制的工作，现在已由国营商业部门的试点发展到在国营、集体和个体企业以及集市上全面展开。
国务院1984年要求在全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到80年代末基本完成向法定计量单位的过渡。
国家计量局称，在推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工作中，上海市行动得最快，现在已成为我国第一个全面废除市制的大城市，已在商业贸易流通领域和贸易结算中不再使用市制计量单位。北京市则在5条主要商业街上率先使用法定计量单位。据介绍，到1988年底止，北京将在全市完成包括个体、集市贸易在内的市制改革工作。
据统计，目前已有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城市使用了符合法定计量单位的粮、油票证。国家新闻出版署则明确规定新出版的图书一律使用法定计量单位，对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出版的图书将依《计量法》进行处罚。报刊、广播、电视的许多编辑部门也基本使用了法定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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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完成党和国家重托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顺利出束
本报讯 据今天出版的科学报报道：经过精密的安装调试和严格检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于1987年12月17日一次成功地将1150兆电子伏的电子束流注入了贮存环，达到了预定的计划目标，顺利完成了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对撞机1987年底出束的任务。
最近，该项目受到了国家的嘉奖。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继1987年5月，对撞机注入器电子直线加速器的250MeV加速段调试出束，并产生正负电子后，经过努力，1987年9月电子直线加速器全部安装完毕，于同年12月3日全长200多米的直线加速器调试出束，6日又顺利通过由80多块各种高精度磁铁和超高真空盒组成的110米长的束流输运线。电子束流还要注入由200多块各种高精度聚焦、弯转磁铁等组成的长240米的贮存环，12月17日仅用4小时就一次成功将电子束注入了贮存环，使对撞机顺利出束，这样的情况在国际上也是少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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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睢县农民建筑队造大厦
八年承建四十二座高楼
本报讯 本报记者李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桂元报道：在郑州火车站广场东南侧，矗立起一座35层、高114.5米的大厦——黄和平大厦，给中原名城又增添了新的气息。经检测，黄和平大厦各项技术指标均符合国家规范规定，施工质量全优。最近，郑州市委、市政府隆重表彰了这座大厦的承建单位。
承建这座大厦的是一支农民建筑队伍，他们来自豫东的睢县。领头人是农民出身的泥瓦匠李德备。8年来，这支农民建筑队伍一共建起了42座高楼，总建筑面积达10多万平方米，实现利润260多万元。
为了提高这支队伍的素质，李德备每年选派几名农民建筑工人到大专院校学习，并举办各种类型的培训班，聘请技术人员讲课。现在，原来只有几十名土生土长泥瓦工的睢县建筑公司，已经有高级工程师、工程师和技术员64人。
现在，李德备领导的睢县建筑公司已经发展到2100多人，拥有预制品厂、木器厂、涂料厂等十几个小企业，组成了建筑材料生产和建筑施工一条龙的集团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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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子女结婚讲排场慕虚荣成公害
一位母亲叫苦引起强烈共鸣
新华社武汉1月4日电 （通讯员张惠卿、记者周东爱）元旦前夕，武汉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一位母亲写给市委的一封信，反映儿子结婚要大操大办给她带来的苦楚。这封信在武汉三镇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来信者是武汉大学一位女干部。她在信中说：“我的儿子为了大办婚事，对我们作父母的多次行凶、威逼，强行要钱”，“声称不给钱，就不让我们安宁”。“在满足了儿子的要求后，他又搬走了家里的电冰箱”。
这位母亲说，她一气之下到法院起诉，到儿子的工厂反映，得到的回答都是“没有办法”，“社会的潮流就是这样”。这位母亲质问：“这是什么潮流，难道是不能扭转的潮流吗？”
这位母亲的呼声，喊出了武汉市千千万万个家庭的苦恼。据中国消费者协会调查，现在武汉每对青年的结婚平均费用已高达8300多元，如此高价婚姻，能够承受者寥寥无几。这封信在武汉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立即在武汉三镇的老老少少中引起共鸣。一封封诉说同样怨气的信不断地飞到电台编辑部的办公桌上。
来信中，老年人怨，说是眼下办喜事时兴“三双一彩”：双门电冰箱、双卡收录机、双缸洗衣机和一台彩电。外加酒席、家具，没有八九千元根本打不住，把我们老的“搜刮”光了，严重地冲击了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武昌区一位老者说：儿子结婚，他给了2000元，儿子还嫌少，闹翻后至今不来往。
青年人怨，说是“婚前3年忙凑钱，婚后3年忙还债”；“爱情的甜蜜还没有品出味来，接着而来的就是还债的苦恼”。
亲戚朋友怨，“一见到结婚请柬，就在心里惊呼‘催款单到了’。”
这股“一人结婚百家愁”的大操大办歪风为什么年年刹，年年刹不住？有的来信认为，主要是怕“掉底子”（丢面子）的思想坑坏了人：谁家的婚事办得不阔气，就说是“小气”、“寒酸”，不会做人。武汉城郊一青年来信说，他为办婚事几乎花完了全家的积蓄，未婚妻还要他再买一台凤凰牌收录机，说是：“没有凤凰就不结婚，否则会让姐妹们看不起。”
来信普遍认为，这种打肿脸充胖子、死要面子、怕“掉底子”的歪风，已成为一种社会病态心理四处蔓延，不刹不得了。许多来信建议共青团、工会、妇联以至全社会都行动起来，在全社会开展一场什么叫“体面”，什么叫“掉底子”的群众性大讨论，帮助人们分清是非，形成舆论，树立新的体面观。不少群众在讨论中还希望社会各方面为结婚者提供多方面的服务，把婚事办得既热闹、又体面、又简朴、又有纪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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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试办农用航空业
黑龙江垦区等已收到很好效果
据新华社哈尔滨电 在我国新疆和黑龙江两大垦区，一向依靠手工和农机作业的除草、施肥、防治病虫害等农活，开始被农用飞机作业所代替。从1984年起，黑龙江垦区试用飞机喷药防治大豆病虫害，收到很好效果，前三年共防治600万亩，增加经济效益1890万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用国产运11飞机组建起一支农业航空服务队，近四年累计飞行5073小时，作业360余万亩，也取得了明显的增产效果。
黑龙江、新疆两大垦区，地域辽阔，采用航空作业不仅可以避免人工防治病虫害易伤作物的弊端，而且可以做到不误农时。近几年，这两个垦区一方面请民航局到农时抽调飞机临时作业，另一方面通过自办农业航空站，由飞机制造厂家及有关单位合资组建专业航空公司的办法，发展农用航空业。
航空工业部和农牧渔业部在总结我国试办农业航空经验时指出：垦区自办农业航空，能按计划作业，不误农时，便于管理，作业质量高，成本低，是发展农用航空业的一条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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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精简机构加强经济建设力量
宜春地区一批干部到经济实体任职
本报南昌1月4日电 记者赵相如报道：江西宜春地区最近从党委、政府机关和群众团体、事业单位中，转移1／3干部到基层的经济实体中去干实事。宜春地区各级各类干部共计9081名，决定转移3027名；到今天止，已有1421名干部与原单位脱钩，到达各经济实体中担任了实职；春节前，所有转移干部统统到位。
宜春地区负责同志告诉记者，通过调查发现，干部队伍里出现了三种倾向：想方设法进城市，留恋安逸轻闲；变着样式进机关，留恋一个家院；日思夜想早提拔，留恋有权有威。“三个留恋”的结果是，都不大在意国家的经济发展。而机关里往往因人设事，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有的大大超编。
在学习、贯彻和落实党的十三大文件过程中，宜春地区决心按照实际情况，即超编单位多转、缺编单位少转，全地区转移总数不得少于1／3的干部，直接到基层去参与经济建设。
被转移的干部，其编制、工资等不变，而其他待遇给以优惠；搞企业承包的，兑现合同，大功重奖；从事某项业务或技术工作的，奖金与效益挂钩，多劳多得；从事对外经济协作工作的，给予一定的活动经费；所有转移出去从事经济工作的，其出差补助都适当予以提高。
宜春地区转移1／3干部到经济实体任职的做法是，由干部自报，单位推荐，企业点将，最后组织决定。目前已转移的干部中，到乡镇企业或驻外搞协作活动的占81％，担任各级经济主管助理的占12％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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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会见香港知名人士
征询有关经济问题的意见
新华社深圳1月4日电 （记者牛正武）国务院代总理李鹏1月2日在深圳会见了香港知名人士安子介、霍英东、查济民。
会见时，李鹏就新的一年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世界经济形势对香港的影响，以及我国沿海如何发展外向型经济等问题，向三位知名人士征询了意见。安子介、霍英东、查济民在谈话中，对珠江三角洲开展“三来一补”、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做法表示赞赏，认为珠江三角洲真正做到了对外开放，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经济发展形势很好。他们表示，香港要与珠江三角洲更好地配合，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今后两地经济将有更大的发展。
李鹏感谢香港三位知名人士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认为珠江三角洲实行开放政策、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经验，值得长江三角洲及其他沿海地区结合自己的情况加以借鉴。他希望香港进一步密切与珠江三角洲的经济联系，并为促进我国其他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做出贡献。
参加会见的有，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副主任李后，广东省副省长匡吉，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李灏等。晚上，李鹏代总理宴请了香港客人。出席宴会的还有国务委员张劲夫、铁道部部长丁关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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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跳下“马鞍”
——政府机构改革采访札记之二
王兆军
打开我国政府机构状况变化示意图，一条波浪起伏的曲线呈现在面前。这条曲线所意味的事实是：建国以来我们多次精简机构，但是机构、人员越精简越多，形成了所谓“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马鞍形连续。因此，一说到机构改革，许多人都摇头，心想：还不是老样子！
那么，这一次，我们能不能跳下“马鞍”，走出这种循环呢？
我们建国以来的政府机构，是建立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的，在这样的体制下，集中过多，统得过死，政府直接管理企业的生产、供销、计划和人员，必然导致行政机关臃肿庞大。1953年，政务院就有42个工作部门，工作人员64000人，中央直属企业有2800个。以后屡减屡增，到1981年，国务院有100个单位，中央仍直接管理着数千个企业，达到建国以来的最高峰。
1982年的机构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究其根底，在于过去历次机构精简，都不涉及单一计划经济模式的改变，没有触及党政不分的体制，没有从转变职能入手。这就说明：硬性的归并与减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机构臃肿问题。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这次的机构改革与过去有个根本的不同：即是在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的背景下进行的。党委撤销了对口部门，把不该管的事情转给政府职能部门；政府把大量的直接管理企业的权力下放到企业。这就从根本上摆脱了过去的恶性循环，使政府机构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全新体制下运行。
这个全新机制的模式应该是怎样的呢？各地都有有益的探索。四川省自贡市在体制改革中，市委不再设经济管理部门，撤销了市委农工部、财贸部、经委政治部与打经办等。市委工作机构由13个变为7个，党的工作部门从大量的经济与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党委工作因而做得更加出色。这是党政分开的好处。
政府本身的职能也要转换。我去年7月访问过浙江温州的龙港城。看到那么大个城镇，政府工作人员只有47人，便问“为什么只有这么少的干部？”他们说：“我们不直接管理企业，在经济工作中只是集中抓好象税收、工商等宏观问题，还有环境保护、市政规划与社会治安等几项应当由政府来管的事情。这样对企业对我们都好，两得其便。”龙港的政府工作人员虽然少，事情却办得不差。
地方是这样，中央也可以做到。比如在机构改革中先行一步的电子工业部，原有工作人员3262人。在第一步改革中，取消了原部内的管理局，变二级管理为一级管理，减少了层次，并且较大幅度调整了一些司局的职责，以便从过去依靠行政手段的直接管理变为依靠规划、政策、经济规律和法律手段的间接管理。这样一来，机关工作有956人就足够了。他们把裁减下来的人组成了6个企业性行业服务公司和5个专业研究中心，自负盈亏。
目前，有些政府主管局属下的行政性翻牌公司，实际上既是政府的蛇足，又是企业的“二婆婆”。河南省洛阳市原有这样的公司19个。根据企业的要求，洛阳市在这次体改中首先取消了这些公司对企业干部的任免权，不准其再向企业收管理费，并明确各企业可以自由退出那些公司，支持企业按自己的需要自由联合成立服务性行业组织，以利生产和市场竞争。这就使行政性公司纷纷转向生产经营型的经济实体。原二轻系统的行政性公司解体以后，美术一厂、美术研究所等三家成立了为本行业服务的工艺美术公司。三家联合后，行政人员由原来的74人减为36人，头三个月就盈利9万元，占全年利润计划的69％，大大超过了原公司管理下的增长速度。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正在迅速发展，它强烈要求我们的管理体制为适应这种发展来一个巨大的转变，它的发展既是机构改革的底蕴，也为机构改革创造了条件。商品经济，这就是我们跳下“马鞍”的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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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今日谈
欣闻市长佩卡片
张铭清
商业、服务行业的服务员胸前佩戴服务卡片，贴上照片，标上号码或写上姓名，以便于群众监督，这不算新鲜了。据《山西日报》载，山西省大同市政府，从市长王玉龙到所有工作人员全都佩戴卡片。这确是新闻，反映了他们改进工作作风，端正服务态度，自觉接受群众监督的决心。
人们常说，我们的党和国家各级干部，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如果对此没有异议的话，那末，勤务员的服务质量如何，应该由被服务者——广大群众来评议，正如商店营业员服务质量要由顾客评价一样。倘若对他们姓甚名谁都不知道，评论起来恐怕就有些困难，至于监督也就很难说了。大同市政府此举之所以值得称道，首先是他们以实际行动放下了官的架子，以一个服务员的面貌出现，应该说他们在转变工作作风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当然，戴卡片毕竟还是一种形式，更主要的是内容。如果大同市政府的同志们在日常工作中，真正以服务员的姿态出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就更可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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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林木外运
黑龙江省大海林林业局改变多年来“以林为纲”高强度超量采伐的做法，采取因地制宜、机畜并举的作业方式，有效地保护了幼林，发展了林业生产。此外，他们还大力营造人工林和速生林，使森林生态得到平衡和发展。这是大批木材源源运出林区时的情景。
本报记者 卢传友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