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要在“结合”上下功夫
彭克宏
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界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有过较多讨论，这种讨论现在仍在继续。学习了赵紫阳同志在十三大的报告，我认为我们的讨论应该有一个新的角度。
赵紫阳同志在论述“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时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科学社会主义从学说到实践，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到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到当前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实践，都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扩展和深化，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各国实践和时代发展的结合。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要抛弃前人囿于历史条件仍然带有空想因素的个别论断，必然要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必然要根据新的实践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得到新的发展。”紫阳同志的论述，高度概括了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将近一个半世纪中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同时精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朽的生命力在于同各国实践和时代发展相结合；这种结合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从赵紫阳同志的论述中，我们得到一个重要启示：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不应该抽象地对待，即不应该把坚持和发展当作两个可以离开实践，并且可以彼此分开的过程来考察；而应该具体地对待，即同实践结合起来，并且把二者当作一个统一的过程来考察。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坚持也好，发展也好，都是为了引导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走向胜利。这就需要结合实践，即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各国的实践联系起来。只有结合实践，才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了实践，坚持和发展都只能是空谈。因此，我认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都必须在“结合”上下功夫。
坚持马克思主义，其意义有二：一是在思想理论上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一是在实际工作中按照马克思主义办事。两种意义上的坚持都不能脱离实践。在实际工作中按照马克思主义办事，这本身就是结合实践；这种意义上的坚持不能脱离实践是无须多说的。在思想理论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即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同样不能脱离实践。这一点人们在认识上还不很一致。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思想理论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原封不动地固守马克思说过的所有结论，而不必顾及实践中是否出现了新情况，发生了新问题。这是一种误解。有这种误解的人，对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探讨新问题，提出新结论，往往自觉不自觉地采取否定的态度，理由是马克思没有这样说过。这种情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探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种种问题尤其是有关改革开放的问题时，曾不止一次地遇到过。特别是在探讨一些抽象程度较高的理论问题时，这种情况更是屡见不鲜。在有些同志看来，抽象程度越高、普遍性越大的问题，越可以不顾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只要重复马克思说过的有关的话就行了。应该说，这不是思想理论上坚持马克思主义，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
思想理论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之所以需要结合实践和时代的发展，是因为我们并不是为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而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而是为了在实践中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脱离了实践，不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新的有针对性的解释和发挥，便既不能说服持有怀疑态度的人，更不能驳倒相反的理论观点，甚至也不能坚定自己的信念；特别是无从加以运用，不能实际地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思想理论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充其量不过是一种主观愿望或口头上的宣传。真正的坚持，只有在和实践的结合中才能做到。
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过的每一句话和作出的每一个个别论断，而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由这些基本原理组成的科学体系。在这个问题上，最大的错误莫过于重视只言片语和个别论断，或者相反，借口不能拘泥于只言片语和个别论断而轻视以至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种情况并不是没有发生过。例如，几年以前，理论界曾试图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探讨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而有人却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原理只不过是马克思说过的“几句话”，言下之意是以此为根据来谈论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是不正确的。这显然是把事情弄颠倒了。
发生这类颠倒的重要原因，就是脱离实践想问题。离开了历史的和现实的实践经验，有时候确实不易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论断、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出正确的判断。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这样的原理之所以被确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仅因为它在马克思主义整个科学体系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而且也因为以往人类历史的发展特别是马克思提出这个原理以后一百多年来人类历史的发展证明，它是一个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原理。对于这类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中占据最高层次的基本原理，一般说来，是不应该也不大会发生误解的。可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层次较低的基本原理，即马克思主义关于某一领域或某一问题的基本观点，离开了实践经验，要作出正确判断并不那么容易。例如，在第二国际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几个主要的文明国家同时胜利的论点，曾经被公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战略的一个基本原理。但是，随着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随着革命热点的东移，这个论点不再适用了，为此，列宁判定它是只适用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个别论断。列宁的判断是正确的，而第二国际固守这个论点的那些人是不正确的。差别就在于：列宁考察了时代的发展以及无产阶级在不同时代的革命斗争的全部实践经验，而第二国际的首领们却没有这样做。从这个历史经验中可以看出，真正要在思想理论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所组成的科学体系，而不被只适用于一时一事的个别论断所局限，更不被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所束缚，只有结合实践，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做到。
发展马克思主义，其主要意义也有两个，一个是提出新的原理，一个是丰富和进一步发挥已有的原理。发展马克思主义离不开同实践和时代的结合，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离开了实践，所谓“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赵紫阳同志在十三大报告中所概括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中，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所发挥和发展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都是在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都是为了指导我们现在和今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的。离开了实践，这一切都将无从谈起。
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完善我们的理论，赵紫阳同志指出，我们既不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手脚的教条，也不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不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手脚的教条，这是不难理解的。教条主义不仅会束缚我们创造性的实践，而且会扼杀实践经验已经为之作好了准备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任何可能。可是，为什么又不能把实践中见成效的东西绝对化呢？这是因为任何具体的实践，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所以对于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只能有条件地加以肯定。如果把它绝对化，看作完美无缺的东西，甚至看作超越实践范围的普遍的结论，其结果就不仅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反而可能给马克思主义附加上错误观点。在这方面我们是有经验教训的。例如群众运动，那本是我们曾经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但是把它绝对化，甚至在建设中一切都要“大搞群众运动”，结果吃了大亏。这使我们深知，实践是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应该随之而发展。只要我们善于总结已有的实践经验，紧紧地跟上新的实践步伐，并作出相应的理论概括，我们就能扎扎实实地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只能在和实践的结合中实现。同时，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又必然在和实践的结合中统一。有一种观点认为，坚持是发展的前提，只有先坚持马克思主义，然后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持这种看法的人，一听强调发展，就以为是要离经叛道，于是赶紧强调坚持以相压制。这又是一种很大的误解。如前所说，如果不把坚持理解为单纯的主观上的承认，而是在实际上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那就不存在坚持对发展的单向的前提意义。如果说有前提的话，也只能是双向的，互为前提，互为条件。因为，无论在思想理论上还是在实际工作中，坚持马克思主义，都必须结合实践；而要结合实践，总得有所发展。没有发展，不提出新的原理，不丰富和发挥已有的原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就无法和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不能发挥指导作用，从而也就无从坚持。坚持和发展是统一在一起的，不存在孰先孰后、孰为前提孰为结果的问题。
赵紫阳同志在十三大报告中号召我们：“摆在全党同志特别是高中级干部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就是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更好地结合起来，同各条战线和各个地区的实际更好地结合起来。”
搞好这个“结合”，不仅是党中央的任务，而且是全党的事情。搞好“结合”，既要学好马克思主义，还要进行系统、周密的社会调查。毛泽东在1941年说：“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59页）我们调查研究工作的成绩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实际相结合的水平。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谁想在“结合”上获得好成绩，谁就必须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调查研究上下功夫。
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马克思主义需要有新的大发展，这是现时代的大趋势。只要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结合上认真地下功夫，我们就一定能顺应这个大趋势，对马克思主义新的大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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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费孝通提出：
要形成良好的思想环境
费孝通在今年第一期《群言》杂志上发表的《勇于探索勇于创新》一文中说，经济的发展，要靠科技进步，科技进步要靠人才的使用和培养。因此，知识分子问题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课题。
费孝通认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首先应当尊重思想。知识是实践和思考的成果，经过实践和思考才能有知识。重视知识必须重视怎样得到正确知识的过程，必须重视怎样使人的思想活跃起来，学会动脑筋，勇于探索，勇于创新。思想活跃的时代，定是繁荣昌盛的时代，思想僵化的时期，定是缺乏生气的时期。
他认为当务之急是进一步为思想界形成一个民主、和谐、活跃的良好的思想环境，鼓励创新，鼓励开拓，鼓励说真话，允许说错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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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李泽厚认为：
应当重视英美经验论的研究
李泽厚在为余丽嫦著《培根及其哲学》所作的序言中说，我是很重视英美经验论传统中的知性清晰和不惑精神的。他认为，与马尔库塞怪罪逻辑经验主义等刚好相反，这种清晰知性和不惑精神的经验主义，也许正是在文化上使英美避免欧洲大陆那种曾泛滥一时的法西斯非理性迷狂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学人治西方哲学，一般更喜欢德国哲学，而常常轻视或忽略英美经验论，总觉得它们“不够味”，其实这恐怕并不见得完全是好事。对今天中国来说，似乎更需要的是英美经验论传统中那种细密的科学分析、重视实证的态度、方法和精神。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作为英美经验的鼻祖培根，也许对我们今天还是大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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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章开沅谈：
史学和政治的关系
章开沅在《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读后》一文中指出，史学与政治之间诚然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史学工作者诚然需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无论如何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学是一门科学，而且毕竟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它有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表述形式与发展规律。史学只有在总体上保持自己的独立与特点，才能产生真正的学术效益与社会效益；如果从根本上排除了史学的独立与特点而侈谈所谓为政治服务，那就只能是对史学的损害，甚至可能产生打着史学旗号的伪科学，当然也就无从为进步的政治与社会发展产生积极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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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康有为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
1987年是近代中国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逝世60周年。青岛康有为研究会于去年11月召开纪念康有为先生逝世60周年学术讨论会，会上主要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关于康有为的历史地位问题。
这是历来争论激烈而分歧最大的问题，也是这次学术讨论会的一个热点。主要论点有：（一）康有为领导戊戌变法的出发点是“救亡图存”，但最终目的是在不根本触动封建制度的前提下进行自上而下的改良，他是一位改良主义者。（二）康有为发动维新运动的直接动因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专制。他追求君主立宪，表明资产阶级的强烈参政意识，其目的是为了发展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文化、科学和社会制度，把中国推上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轨道，他是一位旧民主主义的先行者。（三）有的学者指出，评价戊戌维新时期的康有为，不完全取决于他在“百日维新”期间是否提出了定宪法、开国会的主张，而应全面考察以下几点：①他是当时著名的学习西方的先进代表人物之一，在“百日维新”期间所递上的奏折中，没有明确提出制定宪法、召开国会的要求，只不过表明他在强大的封建顽固势力面前所表现出来的暂时退让，而不是他抛弃和背叛了自己原来的政治纲领。②康有为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他在戊戌维新运动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如果肯定戊戌维新运动而否定康有为，那是不可思议的。③康有为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的主将，他引导人们从几千年的“圣经贤传”的禁锢下解放出来，并把这种“疑古”思想同向西方学习的思想结合起来，对中国思想界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二、关于康有为的哲学体系问题。
康有为的哲学体系形成于19世纪80年代，它是我国资产阶级第一个比较完整的哲学体系，在中国近代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与会者对康氏哲学体系的认识分歧很大：（一）有人指出康有为的哲学体系中，佛、儒、道相交叉，中学西学相渗透，博大而庞杂，他从自然进化论推演到社会进化论，构成了一个以今文经学为躯壳、以进化论为灵魂的哲学体系，折射出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倾向。（二）有人认为，康有为的哲学体系是一个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系统，他大量借用古代和西方的哲学及自然科学的名词、概念来阐述自己的思想，这就决定了康有为思维形式的模糊性。简单地把康有为的政治思想看作庸俗进化论，或把康有为倡导的维新运动视为“革命”，都是有失偏颇的。（三）还有人提出，康有为的哲学既有唯心主义的成分，又有唯物主义的闪光，他的哲学思辨都是为了调节人际关系，是一种实用主义哲学或人际哲学。
三、关于康有为的大同学说问题。
对这个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会上仍众说纷纭。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是：（一）根据《大同书》的成书较晚、出版更晚的年代，断定《大同书》的基本思想是反动的，是康有为晚年欺骗群众、反对革命、“主张保皇复辟的理论基础”。（二）有的学者认为应鉴别《大同书》中康氏前期和后期思想的分野，并提出1902年发表的《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为前期下限的界标，因为这篇文章的发表是康有为由先进转为落伍的明显标志。（三）有人对《大同书》作了较高的评价，认为《大同书》是中西文化交光互影的鸿篇巨制，反映了那个历史时代人们追求幸福、向往未来的进取精神，富有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洋溢着人道主义气息，是一种具有世界性的“精英文化”，并吁请学术界象研究“红学”、“敦煌学”那样，构建“大同学”的系列工程。
四、关于康有为评价的标准问题。
对康有为的评价历来毁誉悬殊，有的学者提出历史人物是个复杂的系统，因此评价康有为也应有系统标准，并以五大因素对康有为进行了具体的分析：①他对中国社会的态度，是批判封建专制，要求学习西方，变法维新，振兴祖国。②他对发展生产力的态度，是主张全面发展工商，反对“以农立国”，主张“以工立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③他对生产关系的态度，是鼓吹“托古改制”、“仿洋改制”，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④他对发展科学技术的态度，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教育，尤其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⑤他对待劳动人民的态度，是同情人民群众的苦难，认为人是“天地之精英”。根据以上标准综合分析，断定康有为是主张通过君主立宪变封建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派。 （洪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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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评《社会主义所有制及其管理体制研究》
逄锦聚
朱光华、张骏著《社会主义所有制及其管理体制研究》已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对以下一些方面进行了探索：
第一，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革的基本理论。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理论界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实行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的论述，对社会主义所有制实践中的矛盾难以做出科学的解释。近几年来，作者经过对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思索，较早地明确提出，经济落后国家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必然要经历一个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所有制，不可能是单一的公有制，而应当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每种所有制的内部关系也具有多种多样的存在形态，从而形成一个多元化、多样化、多形态的新型结构。
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出发，作者对所有制改革的一系列基本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在所有制关系体系内涵的认识上，作者提出了“离合说”的主张，认为所有制中所有、占有、支配、使用四个因素可以分属不同的人，但又总是以各种形式结合在一起，构成所有制关系的有机整体。因此，既要看到它们是可以分离的，又要看到这种分离是相对的，它们依然互相依存，互相制约。在国家所有制的认识上，作者提出要将国家所有制的本质特征与它的具体形态区别开来，国家所有制的存在形态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这取决于各国的生产力状况和不同的国情。我国的国家所有制应该是由国家、企业、劳动者个人共同掌握生产资料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组成“三位一体”的新的国家所有制存在形态，并建立相应的三者决策体制和若干管理类型。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作者还以其对所有制理论的认识，系统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所有制条件下劳动的性质，并且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存在原因从所有制角度进行了说明。
第二，所有制同经济管理体制的关系。
过去的理论研究，往往是将所有制同经济管理体制分离开来，就所有制谈所有制，就经济管理体制谈经济管理体制。作者认为，经济体制，既包括所有制，也包括经济管理体制。所有制是经济管理体制的基础，经济管理体制是所有制的实现形式。经济管理体制的一系列改革，都是同所有制本身的改革密切相关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所有制本身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只有使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与所有制的改革配套进行，才能取得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
第三，新的经济联合体。
近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了许多新事物、新问题，跨地区、跨部门、跨所有制形式的经济联合体就是其中之一。该书对经济联合体问题设专章进行分析，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