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当代中国作家的一项历史性任务
在中国小说史上，反映和表现经济生活，特别是商业题材的小说格外的少。在多如繁星的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中，很难找到成功的商人形象。
在我国，商品经济一直没有得到重视和发展，轻商思想根深蒂固。长期的封建社会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封闭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加上历朝推行重农抑商政策，逐渐形成了轻商观念和贬商的社会心理。小说也突破不了这个思想樊篱。凡写商人，基本上都是见利忘义之徒、不耻于人的反面角色。如《水浒传》里的郑屠、蒋门神，《金瓶梅》里的西门庆，《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的孙富，《红楼梦》里的薛蟠，甚至连薛蟠的老婆——出身商人家庭的夏金桂也成了泼妇的典型。
《金瓶梅》以商人为主人公，这在中国小说史上还是第一次。与众多的古典小说所塑造的忠臣良将、义士侠客、才子佳人等形象比较，把商人写得与奸相佞臣、淫妇贼子一样，更使我们看出中国古代小说家的思维定势、心理模式。
若把中国古小说与西方古小说作个比较，就更加清楚：欧洲中世纪的时候，新兴城市中等阶级是革命因素。他们的商业活动、从政要求，都被具有新观念的作家作为创作题材和反映对象。
值得深思的是：直到现代的小说创作，商业题材和商人形像仍然不多；甚至在一些作家笔下，商人还以不光彩的面貌出现。这种传统观念的破除是当代作家义不容辞的历史性任务。
（摘自《社会科学辑刊》1987年6期 李忠昌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姜椿芳与苏联电影
1936年，姜椿芳在俄商的亚洲影片公司从事苏联影片的发行和宣传工作。但他的主要精力却是从事进步文化活动。当时的上海电影界，成了好莱坞影片的天下，多数首轮影院竞映美片，国产片处在逐渐成长的过程中，也难与美片抗衡，更何况苏联影片！一次，亚洲影片公司运到了苏联影片，它们是根据文豪高尔基自传体三部曲改编的电影，即《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影片虽然精采，但在那个时代，难免要“曲高和寡”。椿芳先将剧情讲解一遍，然后和影院负责人一同观看，对每一具体细节，都作了详尽的描绘。椿芳很有信心地说，高尔基的名字，中国青年知道的，无数青年崇拜他，热爱他。这三部片子很有特色，会得到观众的喜爱。影院方面觉得这一番话不无道理，于是同意上映。
同年，一部苏联摄制的纪录意大利法西斯军队残杀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人民罪行的影片运到了上海。椿芳事先作了充分的宣传。当开映时，上海各报副刊都刊登文章谴责意军的暴行。原来这也是由于椿芳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
（摘自1月18日 《新民晚报》朱曼华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我见到的彭德怀将军”
陈立夫和陈果夫的嫡宗堂弟陈介夫年高七旬，现住湖州市。他向我们谈起当年意外遇见彭德怀将军的经历——
“那是1939年春天，我在重庆任国民党军政部兵工署上校总务科长、兼任署长俞大维（后曾任国民党国防部长）的机要秘书。有一天，俞大维嘱咐我：‘介夫，等会儿十八集团军的彭德怀副司令员要来找我商量军械，你到路边去接接他。’于是，我来到了马路边。心想，一个集团军的副司令员，准是坐小汽车来的，最起码也得乘黄包车，因此，专门注意过往的车辆。谁知十几分钟过去了，还不见车子停靠。正在犯疑之际，忽然瞧见一个中年军人迎面走来。他清瘦的身材，穿一套粗布军装，胸前斜挂一条三角皮带，脚上打着绑腿，装束朴素却显得十分整洁、精神。我想，凭他这副打扮，又不带卫兵，顶多不过是个连级军官，但又觉得这人气度不凡，眉宇间透出一股威武的英气，加上看他边走边朝路边房屋寻盼的神态，便不由对他留心起来。待瞧见他臂上‘十八集团军’的袖标时，我试探地上前问：‘先生，你找兵工署吗？’‘是啊。’他和气地答道。‘那，你是彭德怀将军啦？’他微微笑了笑。我赶紧说：‘俞大维署长派我来接你。’彭将军马上伸出手来，拉住我的手连连说：‘谢谢你，谢谢你……’”
从彭将军身上，陈先生见识了一种朴实谦逊、平易可亲的高尚品格。这使他钦佩不已。
（摘自1月21日《钱江晚报》鲍中人 王一兵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诗经·桧风》苌楚质疑
《诗经》中提到的苌楚是否是现代植物分类学上的中华猕猴桃呢？单就这一点提出质疑，很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因为许多文献中早已有了答案：苌楚就是中华猕猴桃。然而，《诗经》以后的古籍和历代关于《诗经》的注疏中，这个答案却值得查考。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有：“苌楚，今羊桃是也，叶长而狭，华紫亦色其枝茎弱，过一尺引蔓于草上……”之说。晋代《尔雅郭璞注》中有：“苌楚，铫芅，今羊桃，或曰鬼桃，叶似桃，华白，子如小麦，亦似桃”之说。
以上两个材料都从苌楚的性状描述上，否定了与猕猴桃视为同一种植物的说法。
又据吴其浚所注解说：“李时珍解羊桃云：叶大如掌，上绿下白，有毛，状似苎麻而团，此正是猕猴桃，非羊桃也”。指出李时珍在羊桃性状描述上的错误。德国人毕施奈德在所著《中国植物学文献评论》一书中对吴其浚编写的《植物名实图考》作了较高的评价，认为其中附图“刻绘尤极精审”，“其精确者往往可以鉴定科和目”。
成书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五代韩保升的《本草图经》、南朝梁陶宏景的《名医别录》等重要古籍，都有苌楚即羊桃的记载，足以弥补各材料间在羊桃（苌楚）性状描述上的相异之不足。
（摘自《森林与人类》1987年第6期 言棘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易经》研究未来发展的趋向
去年12月，在山东大学主办的国际《周易》学术讨论会上，美国国际易经研究会主席、夏威夷大学哲学系主任成中英教授对《易经》未来发展的趋向发表了演说，引起与会者极大兴趣。
成中英教授认为：《易经》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其逻辑进程表现为由象而数、数而象、从象数走向义理，归结为《易传》的象数义理一体多元的思想体系。
卜筮是古代的预测学。成中英教授认为：占卜包含了丰富的义理和哲学智慧，占卜具有现代意义。占卜要求把它包含的义理和它的宇宙图像联系起来认识。预测也是一种占卜。预测是人的需要，是决策的需要。《易经》的占卜既是预测，又是决策，是二者的合一。
《易经》是继往开来的思想学说。成中英教授认为中西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国人由于没有受到强烈的冲击、刺激，因而它是一种包含、包存、溶化式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前人已有了一个经验，后人则是如何将这一经验包含、溶化在新经验里。西方人的思想则是超越、取代、取消式的，因而中国人是如何求得稳定，虽有新的思想的突起，最终还是复归于包含。而《易经》则建立了开放的系统。所以《易经》是一包含过去、开创未来的学说。
成先生认为：将《易经》应用于决策科学的研究是易学的未来发展方向之一。如中国人把《周易》理气宇宙论、方法论、智慧运用到管理、决策之中，做到整体设计、应变、创新、综合，将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他认为，《易经》运用于人造智慧的研究，是《易经》发展的另一方向。电脑的发展，知识的显现，知识集合关系的建立，都需要整体符号的规划。《易经》是人类智慧的基础，能提供知识信息交流的网络，对人类做出贡献。
（摘自1月18日《理论信息报》 顾炳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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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鼻炎病毒之谜
长期来，鼻炎病毒对人们来说还是一个谜。不久前，美国学者们证实，鼻炎病毒的形状为20面体，外有20个等边三角形的框子。病毒的外壳含有一些粘点，它们可粘附在上呼吸道的细胞上生根并引起感染。上呼吸道有4个不同的易受伤害的点，病毒在这儿可以向人的抗体发动攻击，使其遭到破坏。另外，鼻炎病毒和一种植物病毒相似，这说明危害植物和动物的病毒具有共同的始祖。
（摘自《世界科技译报》第133期 戚德平译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影物质”存在吗？
“影物质”究竟是何物？
话还得从“大统一理论”说起。若把整个宇宙比喻成一部大机器，那么推动这部机器的有四部“马达”——万有引力、电磁力、强相互作用力和弱相互作用力。物理学家对这四部“马达”一直耿耿于怀：大自然是最节约的，为什么不把这四部“马达”合并成一部呢？这就是他们日思夜想的“大统一理论”。
许多物理学家都提出了各自的“大统一理论”，其中有一些导制了“影物质”这个稀奇古怪的概念。他们认为：宇宙大爆炸以后逐渐冷却下来之时，将会产生两种不同的物质，那就是普通物质和“影物质”，同时构成了普通世界和“影世界”，我们对“影世界”的感知只有通过引力作用。
当然，科学家在实验室里是无法对这些观点进行检验的，因为它需要人类难以达到的极高能量。似乎人们只能通过计算，将结果与真实世界的观测结果相比较，才能间接证实其正确性。然而，苏联科学家沙克哈若夫认为，如果我们能找到我们周围存在的微型黑洞，那么检验“大统一理论”有望实现。因为当微型黑洞消失时，它就把粒子和能量倾入宇宙。这与宇宙大爆炸时的条件极为相似。而且这一过程还能产生“影物质”。
可是，人们还没有发现过这样的微型黑洞。如果它们却实存在，并能被人观测到，那么根据沙克哈若夫的计算，我们就能知道哪一种“大统一理论”是正确的，而且也能验证“影物质”是否真的存在。
（摘自1月17日《中国机械报》 韩王荣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图书馆“重藏轻用”观念亟待改变
目前，世界上一些先进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设法使图书加速流通，提高图书的利用率，并以此作为评价图书馆工作与图书质量的重要依据。在我国，由于“重藏轻用”的思想还严重存在，图书利用率低，流通过程受到种种限制，具体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1、图书馆对出借的图书限制过严，如规定种子书不借，港台书不借，内部书不借，孤本书不借，珍本书不借等等。
2、图书的开架利用率要大于闭架利用率的一倍。
3、一些图书馆总是以馆藏多、全、有特色而自豪，乐于经营本馆小而全的书库，思想保守，不愿互通有无，实行资源共享。
4、一些图书馆的领导总是把主要工作精力放在采购、分编、收藏、保管等一些内务工作上，而缺乏对流通工作应有的重视。
大量的图书藏而不用或藏而少用实在是一种知识的浪费，最好的防止办法就是促使它尽快地流通。
（摘自1月16日《文汇读书周报》 戴行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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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植物检疫小史
早在十四世纪，威尼斯就首先规定别国船只抵岸时必须经过四十天的停泊隔离期，船上人员经检查未发现流行病，才能离船登岸。随后，不少国家陆续采用了这个规定来控制危险性疾病的传入。从此“四十天”（“Quarantine”）就成了“检疫”的代名词了。随着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各地区之间交往日益频繁，又从人类的卫生检疫发展到对动物进行检疫。
1874年，德国公布了关于进行各种植物检疫的法令，并开始植物检疫工作。
1881年3月11日，在柏林召开了第一次国际性的植物检疫植保会议。
1907年英国颁发的《危险病虫法案》，是最早的植物检疫立法。其中规定凡进口的植物材料中带有指定的危险病虫时，都必须在入口港加以销毁。
1910年，加拿大政府订立《加拿大病虫条例指令》。
1912年美国国会通过《植物检疫法案》。
1951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在罗马召开国际性会议，订立了《国际植物病史协定》。
1954年非洲国家在撒哈拉大沙漠以南地区订立了一个《植物卫生协定》。
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的一些国家也于1956年在泰国曼谷召开植保植检会议，订立了《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植物保护协定》。
我国是在1935年订立并通过《植物病虫害检验实行细则》的，当时由于国力虚弱，植物检疫未能得到足够重视。
解放后，在上海、天津、青岛、广州、大连等重要港口先后设立商检局，负责执行进出口植物检疫工作。1964年，国务院指示，由农业部门管理植物检疫业务。
（摘自《森林与人类》1986年第6期 薛金国文）
第8版(每周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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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壁画上的动物复活记
一八八七年，世界上最后一匹草原野马死去了。德国慕尼黑动物园主任亨兹海克和柏林动物园主任洛兹海克兄弟俩认为，法国的白岬和拉斯考洞窟中，一至三万年前石器时代壁画上的动物可能是现代家畜的祖先，漫长的进化历程使它们的后代变得千姿百态，但是后代始终保留着先辈身上的遗传物质；因而可以运用遗传学原理，逆转进化程序，使已销声匿迹的动物东山再起。
这兄弟二人用波兰的雄马进行配种，这种马被认为是中亚草原野马的后代。雌马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冰岛、苏格兰和北欧的畜养马。
第一批小马呱呱坠地后，他们仔细寻找具有草原野马特征的幼马，再与波兰种马进行交配；然后在下一代小马中，再次进行挑选，直至一九三七年出现第五代小马。
这时，这两位动物学家看到的是他们从未见过的动物：毛色鼠灰，四肢细长，与壁画上的野马毫无二致。它们的四蹄坚固得令人难以置信，胜过世界上所有的畜养马或野马。
严寒时节，小马的毛变了颜色，成为银白色。随着季节交换毛色，这是野马的又一个特征。古代壁画上的动物终于复活了。如今，这些草原野马的足迹已遍布欧洲和美国的各个动物园和禁猎区。
他们用同样的技术，经过十年的配种，又培育出早在十七世纪就已灭绝的欧洲古代原牛。它们与古代壁画上的原牛简直一模一样。
（摘自《自然与人》一九八七年第六期 周满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