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
群众举报一些干部违纪严重 监察部初步查清举报案136个
13名省、部级干部，44名司局级和317名县处级干部涉嫌
本报讯 记者魏亚南报道：到11月底，全国监察系统已设立举报机构和举报电话520多个，群众举报踊跃，仅监察部设在北京的举报电话（电话号码是2025391），就已接到当地及其它地方打来的举报电话1380多个，平均每天约有12个。举报电话反映了一部分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违犯财经和外事纪律、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等问题，其中，涉及省、部级干部13人，司局级干部44人，县处级干部317人。目前，监察部已初步查清了电话举报案136个，占应调查处理的40％，其余较为复杂的案件，正在调查处理之中。
监察部自8月4日设立举报电话以来，群众检举控告内容属该部举报处理范围的共有334个，其中，干部以权谋私的占18％，贪污受贿的占16％，违犯财经和外事纪律的占15％，知法犯法、侵害公民权的占11％，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的占8％，徇私舞弊、弄虚作假的占7.5％……从举报的内容看，涉及贪污受贿的县处级干部占多数，有的违纪款额高达数万元；涉及以权谋私、任人唯亲、多占住房及子女出国等问题的司局级干部居多；13名被举报的部级以上干部的问题，属于决策类的3名，以权谋私类的6名，工作作风类的3名，亲属问题的1名。
这些举报电话受到了监察部的重视，一些举报案件部领导亲自过问，增派力量抓紧调查处理，监察部举报中心也在积极筹备之中，一些举报问题得到了及时解决。如有人举报国务院某部的一个所属单位正在为高级干部扩建住房、提高标准、监察部前往调查，这个部的领导立即制止了这一工程，挽回了不良影响，避免了6万多元的工程开支。另有人举报东城区一条胡同里有人正在倒运彩电，监察部接举报电话立刻通知该区举报站，会同公安、工商部门及时赶到现场，查禁了这一非法活动，并顺藤摸瓜查出了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湖南分公司，挪用外汇购买千台彩电的问题。
使监察部感到为难的是，尽管采取了保护举报人的有力措施，仍有30％左右的举报人不愿披露姓名和单位，还有一些举报线索也欠具体，给调查处理带来困难。监察部有关方面负责人表示，设立举报电话虽然增加了工作量，却反映了人民对我们的信任，我们欢迎群众消除顾虑，大胆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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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严兵先严官 治下先治上
武警部队教育整顿效果明显
本报讯 新华社记者周立宪、本报记者吴恒权报道：武警部队在为期8个月的思想作风纪律教育整顿工作中，本着“严兵先严官，治下先治上”的原则，重点抓了党委、机关和干部的整顿，达到了端正风气，克服松散，加强纪律，提高效率的目的。
武警部队副司令员范志伦在12月6日召开的各总队负责人电话会议上说，这次党委整顿以为警清廉、端正风气、加强团结为重点；机关整顿以解决办公秩序混乱，为基层服务态度不端正、办事效率不高、纪律性不强为重点；干部整顿以解决不安心工作、办事不公正、不敢管为重点。各部队普遍反映，教育整顿整出了治松治散的决心和信心，整出了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
在教育整顿中，武警各部队表彰了一批模范遵守纪律，安心部队工作，为部队建设作出贡献的先进个人。据统计，整顿期间，受到表彰的干部、战士共27700多人，他们有的被授予荣誉称号，有的立功受奖，有的受到了通报表扬。与此同时，各部队还严肃查处了近几年来特别是今年以来发生的案件、事故和严重违纪事件，使当事人受到了教育，部队受到了震动。
范志伦说，通过整顿，武警部队执勤、训练、工作、生活秩序进一步走向正规，规章制度进一步落实，警容风纪有了新的转机。
据介绍，整顿期间，广东、湖南、云南、浙江等总队在抵御特大台风和特大洪水灾害、地震灾害中，干部战士英勇顽强、连续作战，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据统计，各部队共处置各类突发性事件1800多起，参加抢险救灾1012次，抢救群众3756人，抢出物资价值约37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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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藏学研究取得可喜进展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干事会议在京举行
本报讯 新华社记者格来、本报记者沈纯报道：藏学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藏学已成为世界性学科。我国是藏学的故乡，我国的藏学研究工作者要充分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认真研究藏文和藏文经典，脚踏实地，不尚空谈，把藏学研究进一步发展起来。这是阿沛·阿旺晋美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两位副委员长在12月6日上午在北京开幕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第一次干事（扩大）会议上向70多位汉、藏及其他民族藏学专家提出的要求和希望。
杨静仁、司马义·艾买提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是1986年在北京成立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多杰才旦在会上作了两年来的工作报告。
两年来，我国藏学研究取得可喜的进展。“元朝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问题研究”，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承担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期间重点科研项目之一，现已从大量的藏、满、蒙古文档案中整理汇编出《西藏与祖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初选稿），全书100余万字，预计1990年完成，将用汉、藏、英三种文字出版。在此基础上并着手撰写《元朝以来西藏与祖国关系史》等专著。其次是《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校对编辑工作，截至目前为止，礼赞部和续部等16部已校对完毕。还有《西藏现存贝叶经的整理研究》，已完成了大批贝叶经缩微胶卷的制作。此外，还创建了中国藏学出版社和《中国藏学》杂志，重点进行《王明精选丛书》（藏文）、《中国藏学史料丛刊》（汉文）和《西藏知识小丛书》三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
这次会议还将讨论1989——2000年藏学研究重点项目规划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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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务院任免一批国家工作人员
新华社北京12月8日电 国务院从9月5日至11月26日任免一批国家工作人员。
任命孙晓郁、陈宗皋为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金钟超为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副总经理；冯子直为国家档案局局长；谭庆琏为建设部副部长；陈小津为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免去韩毓虎的国家档案局局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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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香港基本法草委会主任委员扩大会议结束
姬鹏飞主持会议讨论五个专题小组提交的报告
新华社广州12月8日电（记者蔡忠植）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主任委员扩大会议，经过三天讨论之后，今天在广州结束。
会议一致同意把经过这次会议修改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提交明年1月举行的基本法草委会第八次全体委员会议讨论。
会议决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设立一个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下的一个工作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为12人，内地和香港的委员各占一半。
会议还决定把香港各界人士对征求意见稿所提的修改方案和意见，印发给基本法草委会委员作为下次全体会议讨论时参考。
新华社广州12月6日电（记者蔡忠植）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主任委员扩大会议今天在广州举行。
会议由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主任委员姬鹏飞主持。
这次会议为期3天，主要讨论基本法草委会的五个专题小组提交的专题讨论结果和意见的报告，进一步对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为明年1月召开的基本法草委会全体委员会议审议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作好准备。
在今天的会议上，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政治体制三个专题小组召集人介绍了各专题讨论的情况。会议对基本法（草案）第一章总则和这三个专题的条文，结合专题小组讨论的意见，逐条进行充分的研究和讨论。会议一致通过了有关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的产生的附件一、附件二，并提交明年1月召开的全体委员会议讨论。
基本法草委会副秘书长鲁平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有关政治体制的方案，香港各界人士仍可继续提出意见。只要是合理的意见，基本法草委会会认真考虑的，使基本法修改得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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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邹家华谷牧会见联邦德国客人
本报讯 国务委员邹家华、全国政协副主席谷牧12月8日下午分别会见联邦德国贝斯德公司总裁毕世福一行。他们是应中国光大实业公司的邀请来华访问的。
贝斯德公司以经营工业化学制品、石油化工产品、塑料、化肥、农药等产品为主。
谷牧说，中国明后年进行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工作不会影响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
（鲁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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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匈外长高度评价两国关系
新华社北京12月8日电 中国和匈牙利两国外交部长今天在此间高度评价近年来中匈关系的发展。
钱其琛外长和正在中国访问的匈牙利外长瓦尔科尼·彼得今天上午在钓鱼台国宾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了会谈。
钱其琛说，近两年来中匈关系发展迅速，各方面的友好往来不断扩大。中国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长期、持续、稳定和全面”地发展同匈牙利的关系。
瓦尔科尼说，匈中两国关系近几年“获得了新生”。他表示，匈牙利将努力使两国政治关系继续保持在高水平上，并将努力寻找新的方式和途径，使两国经贸关系获得新发展。
在谈到国际形势时，钱其琛说，当前世界上出现了对抗转向对话，紧张转向缓和的趋势，各国应利用这个机会发展本国经济。
瓦尔科尼说，近年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为在国际生活中采取一些重大措施提供了可能和机会。
会谈前两位外长签署了中国和匈牙利两国政府互免签证协定和两国外交部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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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沈阳军区政治部原顾问杨中行病逝
新华社沈阳12月8日电 沈阳军区政治部原顾问杨中行同志因病于10月26日在沈阳逝世，终年77岁。
向杨中行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11月3日在沈阳举行。
徐向前、廖汉生、康克清、洪学智等发了唁电、送了花圈。全国政协、沈阳军区、辽宁省人大和安徽省六安县党、政机关等送了花圈。
杨中行是安徽省六安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军政治部主任、军政委、沈阳军区装甲兵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当选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杨中行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事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战斗中表现勇猛顽强；抗日战争时期，他经受了艰难困苦环境的考验和频繁战斗生活的锻炼；解放战争时期，他参加了解放沈阳和黑山阻击战、湘西剿匪等战斗；全国解放以后，他为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作了不懈的努力。他工作兢兢业业，锐意进取，思想作风正派，生活艰苦朴素，团结同志，联系群众。他坚定地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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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什么要制定行政诉讼法
张尚鷟
什么是行政诉讼法？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抓紧制定一部行政诉讼法？这是目前人们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建国以来，我们各级政府的工作，一直是只强调按政策办事，而不强调依法办事。近年来，由于四化建设的需要，各级政府的各个部门，首先是主管经济工作的部门，逐步认识到运用法律手段（经济法手段和行政法手段）来管理经济工作和其他方面行政工作的重要性，我国的经济法制建设和行政法制建设才逐步被提上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去年，党的十三大提出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应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我国各级政府的各部门的工作，当然也必须按照这十六字方针办事，使国家行政管理逐步走上法制化的轨道。为此，十三大明确提出继续加强行政立法的任务，以便为行政活动提供基本的规范和程序，并明确指出要抓紧制定行政诉讼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权力机关为了使各级政府能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已经颁布了一批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如兵役法、商标法、森林法、文物保护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并颁布了一大批行政法规和行政管理方面的地方性法规。但遗憾的是，这些行政法律文件，在实践中有许多没有得到充分遵守和执行。在有些政府部门的工作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至今仍然十分突出。比如，政府卫生部门应按卫生行政法如食品卫生法、药品管理法等来管理卫生行政，教育部门应按教育行政法来管理教育行政，许多国民经济部门如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等部门也应按照各种经济行政法来管理经济行政工作，对于许多人来说，至今还是一件很少听说的新鲜事情。究其原因，主要是我们长期以来在政府工作中只强调按政策办事，而不强调“依法行政”。目前，国家抓紧制定行政诉讼法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运用审判监督的方式，一方面保证政府能有效地运用各种行政法律文件来实施行政管理，维护政府正确的执法活动，另一方面又能对政府的执法活动进行必要的监督，以防止有的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越权或滥用行政权力，不严格依照行政法律文件办事，从而侵犯一些公民和组织在行政法上的合法权益。
行政诉讼法，说得形象一点，就是规定“老百姓”可以“告官”和如何“告官”的法律。“当官的”犯罪了，要按刑法办事，在这方面，我国法律早就规定可以“告官”了；但由于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进行行政管理活动而侵犯公民或法人的合法权益，如给予公民罚款、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违反法律规定，该发许可证硬是无理拒绝发给等等，以前我国法律没有规定“老百姓”可以就这些问题到法院去“告官”。只是在最近几年，才有一些法律、行政法规对此逐步作出某些原则性的规定。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仅中央一级已有130多个法律、行政法规作出了“老百姓”可以到法院去“告政府”的规定，这方面的规定涉及到公安、工商行政、税务、物价、土地、环境保护等各方面的国家行政管理工作。
在这样的形势下，为了使法院能按法定程序及时处理好行政案件，使各级政府正确的执法活动能得到法院的支持，错误的执法活动能通过审判监督受到必要的制约，从而切实保障每一个公民和组织在行政法上的合法权益，抓紧制定一部全国统一适用的行政诉讼法，就显得十分必要了。这是我国发展人民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体现。这一部重要法律的颁布，还将有助于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从法制上保证各级政府能有效地克服自己工作中的各种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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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调查离休军官心态
本报北京12月6日讯 记者毛磊报道：我军离职休养的高级军官，目前感到最厌恶和不满的，是以权谋私、官僚主义、损人利己等不正之风；感到最苦恼的莫过于疾病对自己的折磨和威胁。
这是前不久，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在京进行的一次抽样调查后得出的结论。被测对象为106名曾担任部队军、师以上领导干部的老同志，现大多60至70岁。
抽样调查结果表明，80.1％的人表示愿意服从组织决定，适应形势需要而引退；但仍有一半以上的人表示自己最需要的是工作和学习，希望老有所为。
老年人的生活圈子是以家为主，而家庭成员中与老人朝夕相处的是配偶。这些离休军官们对自己的配偶和儿女相处情况基本满意的分别为83％和67.9％。他们有的觉得：与配偶“信任疼爱，心心相印”、“互相照顾，相依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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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伊朗外长将访华
新华社北京12月8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今天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应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的邀请，伊朗外交部长韦拉亚提将于12月15日至17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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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奉献在多瑙河畔
——记模范共产党员、优秀外交战士李文祥
他倒下了。不是倒在他眷恋的祖国，而是倒在异国的土地上。
一年前的11月22日下午，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阴雨霏霏。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政务参赞李文祥正利用这个星期天赶写年终形势总结。
再过几天，他就要回国，和家人团聚了。他要赶在离开南斯拉夫以前处理完各项工作。突然，一阵剧烈的咳嗽使他喘不过气。哮喘病又发作了。他不得不放下笔，四处找药。桌上、抽屉、口袋……都找遍了，这才发现药已用完。他没有惊动司机，连忙撑着雨伞，悄悄走出大使馆……
他气喘吁吁地来到药店，面对取药的窗口，这位精通塞尔维亚语的外交官说不出一句话，只能吃力地伸出食指和中指，表示买两瓶药。
药还未拿到，只见他猛地按住胸口，倒在一张椅子上。就这样，他因心脏病突发猝然去世。
在有些人看来，外交官西装革履，出入宴会，觥筹交错，生活充满罗曼蒂克情调。可是谁能想象，身为使馆参赞的李文祥是怎样度过在异国他乡的日日夜夜的呢？
使馆的值班人员清楚记得，每到星期日，第一个身披晨曦走进使馆大门的是李文祥。他从报亭抱回全馆的外文报刊，逐一分发完毕，而后一头扎进办公室，直到吃饭时才露面。
像往常一样，这个星期天李文祥又早早出门了。临走，夫人王静芸叫住他：“别忘了早点回来，我们到多瑙河畔散步去，顺便照张合影，给孩子们寄去。”
“我8点半回来。”他答应着。
等到10点钟，王静芸坐不住了，她担心老李又犯了哮喘病，便径直到大使馆找他。
大使馆里静悄悄的。王静芸推开李文祥办公室的门，才松了一口气。李文祥正趴在桌上写着什么。望着丈夫的背影，她还能说什么呢？
翻开研究室的登记表，在5月这个星期天的栏目里，记下了李文祥的收获：《阿萨德访南》、《南报刊谈苏美对南的做法》、《苏核电事故》。
李文祥60年代从苏联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后，来到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工作。1965年，他告别新婚的妻子，飞抵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一去就是4年。当他轮换回国去托儿所接日夜想念的儿子时，面对这个陌生人，儿子竟哇哇大哭起来。儿子这样回忆：“小时候我对爸爸的概念就是照片。”
当他第二次到大使馆工作，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祖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李文祥为此所激励，夜以继日地工作。从1976年到1980年，他每年写出的调研材料多达80份。在此期间，他和其他同志一起，编写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大事记、南斯拉夫政治经济名词解释，翻译了南斯拉夫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等7种法律文件。
勤奋，使他成为南斯拉夫经济问题专家。他不断拓宽思路和视野，逐步把研究单一的南斯拉夫问题扩展到研究整个欧洲及全球性的问题。50岁那年，他又成为中国驻南使馆国际问题专家。李文祥以扎扎实实的调研成果为祖国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热情与诚挚，凡是和李文祥接触过的人，都被他的这种品格所感动。在南斯拉夫，从官方人士到普通百姓，他都有十分要好的朋友。
专家格尔丹娜是李文祥的好友。去年夏天，格尔丹娜和丈夫陪一个代表团离首都到外地访问，恰巧他们的女儿要到英国去学习。得到这个消息后，李文祥冒着滂沱大雨抱病来到格尔丹娜家，帮助她的女儿收拾行装。在李文祥的追悼会上，格尔丹娜泣不成声地说：“李不仅是我工作上很好的合作者，而且是我们全家的挚友，他是一个热情而善良的人。”
贝尔格莱德某大学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教授，对经济体制改革颇有见地。当李文祥得知老教授正在撰写一本各国体制改革的书时，便主动向这位老教授提供中国方面的材料，还亲自把一部分中文译成塞文，就这样，老教授和李文祥建立了友情。
友谊的纽带使李文祥耳聪目明，消息灵通。他遇到问题随时可以找朋友了解、请教，每每得到热情关照。
一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盟主席团委员这样说：“李文祥同志为发展南中关系进行了不懈的工作，凡是与他接触和工作过的南斯拉夫人都成了他的朋友和发展南中关系的衷心拥护者。”
常年超负荷运转，使李文祥的哮喘病日渐加重，且伴有高血压、心律不齐。剧烈的咳嗽常使他夜不能寐。当时的大使田曾佩劝他多休息，他却说：“这种病不发作和好人一样，我把精力集中在工作上，兴许能分散一下注意力，增强疗效呢！”
但他在最后一封家书中，却道出了实情：“别看我的相片是微笑的，身体也胖，但病每天都发作，咳得难受，咳得心痛。”疼痛难以忍受时，他只好吃激素来减轻痛苦，久而久之，他的身体虚胖得都变了形。
在他去世前的头几个月里，他着了魔似地工作。使馆的同志为他列了一个统计表。从1987年3月到11月，他外出看病和购药共32次，与此同时，他撰写的各种调研材料多达30份。他在去世的前几天，几乎每天完成一份调研稿。11月22日，是他以身殉职的日子。就在这天，他又写完了人生的最后一个篇章——《巴尔干外长会议和巴尔干局势》。
为了表彰李文祥的先进事迹，外交部决定授予他“模范共产党员”和“优秀外交战士”的光荣称号。外交部长钱其琛在会上这样评价李文祥：“他的一生是无私奉献的一生。他26年如一日，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倾注在外交事业上，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他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要力石 刘思扬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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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红薯比打麻将更有乐趣”
河北省邢台矿务局原副局长郑纪旺，今年69岁了，自1986年离休后，就帮老伴做起了卖烤红薯的生意。有人问他为什么卖红薯，他说：“闲着没意思，干活健身体，卖红薯比打麻将更有乐趣。”
李民庄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