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经济)
专栏：
国家土地管理局提出
控制建设用地 压缩基建规模
新华社南京电 （记者周振丰 魏辅政）国家土地管理局副局长陈业在南京召开的全国建设用地管理会上说，在当前整顿经济秩序、治理经济环境的工作中，各级土地管理部门要发挥职能作用，通过控制建设用地，积极配合有关部门正在开展的清理在建项目、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工作，使基本建设的规模得到有效的控制。
会上提供的大量情况表明：一些地区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经济过热，一个重要原因是建设用地控制不严，严重违法用地。突出表现为：未批先用，批少用多，甚至不批照用。
陈业说，土地是经济建设的重要生产资料，取得土地使用权是进行基本建设的先决条件。压缩固定资产投资，控制基建规模，直接与土地供应计划有关。因此，有效地控制建设用地是抑制投资过猛、基建膨胀的重要手段。各级土地管理部门一定要根据国务院颁布的一批停建项目的目录，加强土地统管体制，实行城乡地政统一管理，制止建设用地的大量增加。为此，国家土地管理局近期已向各级土地管理部门发出《关于贯彻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强建设用地管理的通知》。各级土地管理部门要认真把好基本建设用地关口，做到：
对国家明确必保的能源、交通、农业等建设项目的用地，要按照规定的审批程序和权限，积极服务，确保建设用地。
对明确停建的项目，要分别采取停止征地、停止使用、收回土地等措施，避免土地浪费和荒芜。
对压缩投资规模的建设项目，要重新核定用地面积，多余土地根据情况或停止使用或回收。
对楼堂馆所等非生产性建设项目用地，3年内严格控制。
全国建设用地指标要作相应压缩，各地根据这一精神先行对今年的建设用地指标作相应的调整。
城乡建房（包括各类开发公司）用地计划指标要严格控制，不得突破。
第2版(经济)
专栏：
荣毅仁谈国际信托投资事业
着眼于生产 服务于生产
本报讯 记者计泓赓报道：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荣毅仁最近说：“信托投资事业的首要任务应该是筹集国内外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发展生产建设。我们公司第一位就着眼于生产，贸易、金融则是为生产服务的。”
截至今年10月底，中信公司已办起中外合资企业90家，中中合资企业149家，公司独资企业13家。中信创办9年多，已发展成拥有21家子公司（包括北京和香港两家银行）的综合性社会主义企业集团。引人注目的是：近两年中信筹资办电力、有色、钢铁、木材等原材料工业企业多起来了。中外合资秦皇岛渤海铝业公司，占地1000亩，拥有先进生产线。现在，二期工程已全面动工，投产后每年可向国内外市场提供铝箔2.5万吨，冷轧薄板5万吨以及大批热轧板。在此之前，中信在澳大利亚跟外商合办铝厂，即可从海外供应部分铝锭给渤海铝业公司加工。设在美国西雅图的中信西林公司，在美购置了林地，今年将生产90万立方米木材。中信与香港合资的70万千瓦无锡利港电厂，即将动工。中信还贷款支持内蒙古、河南建电厂。
记者问：“搞这些基础工业，周期长，有人说啃这种硬骨头吃力不讨好，不如搞买卖来钱快，你认为如何？”
荣毅仁说：“我是主张多办实业的，而且主张多搞国内特别紧缺的原材料工业。不能只想来钱快，要看对国家有无好处。搞这些是费劲大，但也要看怎么干。外国资本家搞钢铁、发电、木材有的是，难道都是傻瓜？当然如果上下不支持，就不好办。”他又说：“我从实践中感到，国际信托投资就是受人委托或自己筹资主要从事生产建设性投资的事业，是投资而不是投机，如倒买倒卖，搞投机活动，就违背了信托投资的本意。”
记者问：“中信公司本身的情况如何呢？”
荣毅仁说：“我们在方向上不致有多大问题，但在具体问题上不敢担保。我曾提出32个字的‘中信风格’，就是要求大家要把遵纪守法、作风正派放在第一条。最近审计署对我公司1987年度财务情况进行审查，我欢迎。这也是国家对企业的管理逐步转向以间接管理为主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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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谢绝“赞助”
本报记者 张锦力 田晓明
北京广渠门内东风贸易公司经理刘铁生办公室门口，最近贴出这样的告示：“今年广告费已花完，无力支付。恕不参加各类赞助活动，请原谅。”
这家公司是靠卖红薯、卖桔子起家的。1984年只有2000元基金，发展至今天自有资金已有65万元。并以为残疾人困难户热心服务而知名。一些新闻单位对他们的事迹作了报道。
岂知，公司出名之日，正是麻烦之始。拉广告，要赞助的蜂拥而至。今年以来，公司就已接待100多起，有时一天就有三四起，特别是有的单位打着文化、体育、知识竞赛、歌手大奖赛的旗号，向公司伸手要钱。近万元的宣传费，已经不能应付。
东风贸易公司的职工们气愤地说：“我们辛辛苦苦一年，才挣得1000多元，可他们唱一首歌，答几个问题，就把我们的冰箱、彩电白白背走了。”
刘铁生也深有感触地说：“一个企业有了点钱，有些人就眼红，他们不知道我们这个只有30多人的小企业挣这点钱的艰难。当初，我们为省下五分钱，不坐车走几里路。职工们为赚钱，一个汗珠摔八瓣。可现在他们一开口就要赞助上千、上万。这样下去，我们非被拉垮不可。要赞助、拉广告，搞各种名目摊派，已成为社会一大公害。”
更令刘铁生感到头疼的是，有些拉广告搞赞助的人找上门来，死皮赖脸，软磨硬泡，不给就泡在公司一天不走，搅得他无法工作。为此他只好贴出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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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桩“扶官不扶民，扶富不扶贫”的怪事
望谟财政局截留占用扶贫开发基金
本报贵阳电 记者胡跃平报道：贵州省望谟县财政局的干部最近截留占用扶贫开发基金，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
为帮助农户种植三七中药材尽快脱贫致富，贵州省于今年从财政拿出60万元资金，作为该县部分乡村发展三七生产的扶贫开发基金。县委曾于今年9月明确规定，这笔资金要贷给广大贫困户，可是，当这笔扶贫开发基金到该县财政局后，从局领导到一般干部，绝大多数人“踊跃”争贷，他们巧立名目，以家属和亲戚朋友的名义，在3天之内，把这笔有偿无息的贷款全部瓜分完毕，使许多真正急需贷款的贫困户没有得到贷款。当地群众说：这种扶贫，实际是“扶官不扶民，扶富不扶贫！”
望谟县委最近决定干部贷款全部追回，对带头以权谋私的干部将作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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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蕲春县将粮食收购款转移外地牟利
大批粮食收购点停秤或向农民打“白条”
本报武汉电 记者龚达发报道：湖北省蕲春县置上级“集中各方资金保粮油收购”的政令于不顾，擅自将500万元粮食收购资金转移外地，挪作他用，致使全县大部分粮食收购点因资金紧缺而停止收粮。
今年9月5日，蕲春县粮食局长詹建群等将县财政拨给的470万元粮油加价款，连同县粮食局30万元存款，一起转移到黄石市一家工商银行，这家银行在得到县粮食局同意后又将其中250万元拆借出去，粮食局得到了高出原利息一倍的利息。此时正值粮食收购高峰时期，蕲春县395个粮食收购点中，有215个收购点停秤，106个半收半停，一些粮食收购站向农民收粮只好打“白条”。
10月26日，省政府电话指示县长宛宗祥查清粮食局转移资金问题。当晚宛宗祥就签发了给省政府检查报告，谎称转移资金是“为了归还今年在夏粮和早稻收购时向外地的借款”。省政府立即责成省人民银行派员调查核实，查明所谓“还款”之说是谎言。湖北省政府作出决定，给予县长宛宗祥、副县长张栉勤行政记大过处分，并责成他们进一步作出检查，省政府将视情节和态度，考虑是否作进一步处理；指示蕲春县撤销詹建群粮食局局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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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川查出九十三个黑户官办公司
本报成都电 记者陈华报道：四川省在清理省级机关经商办企业中，查出93个未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公司。
据省清理整顿公司领导小组办公室透露，被查出的93个“黑户”公司多数是由省科协批办的。一些部门不依法办事，擅自兴办形形色色的公司令人震惊。省计经委科技处办的科技咨询服务站，开展活动多年，积累资金几十万元，但至今未到工商部门登记注册，也未纳税。此间人士认为，必须对“官批”的权限也来一番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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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东外贸中心华侨商场倒卖劣质电视
本报济南电 记者宋学春报道：山东省外贸中心华侨商场倒卖800台劣质电视机，坑骗群众，现已被查处。
山东省外贸中心华侨商场，今年1月份从江苏省昆山电视机厂购进黑白电视机800台。这批电视机由于质量不合格，曾被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责令该厂重新改装、整修，但昆山电视机厂并未整修，而是以电视机套件的名义整机销售给山东省外贸中心华侨商场。这个商场冒充进口电视机，在青岛、菏泽市场销售，坑骗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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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岂能宽容“偷油鼠”！
收粮旺季，这里却停秤拒籴；进粮出款，这里都只打“白条”。难道粮食收购已足？非也，是粮食局的头头居中作奸，把国家下拨的粮食收购款尽数转移出去“捞油水”了。此等行径，不由让人联想起旧时官仓中硕大偷油之鼠，实在可恶！
当前，各方面资金都很紧张，但国家还是想尽办法进行调剂，动员多方筹集资金，以保证农副产品收购工作顺利进行。应当说，绝大多数地方的有关同志，是理解国家的难处的，并从本地实际出发，积极为解购粮的“燃眉之急”献策出力。但也确有极少数如蕲春县粮食局局长这样的人，利欲熏心，置党纪国法于不顾，干出害民误国的坏事。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必须严加惩处。宽容这种“偷油鼠”，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就无从谈起。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害民误国的行为在蕲春县却得到了县长们的纵恿和包庇。事情败露之后，他们竟敢谎报情况，蒙骗上级。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人们有理由怀疑其间是否有见不得人的东西。希望湖北省府进一步查明内中隐情，尽快公布于世，并作出真正严肃的处理。
非如此，不足以儆戒那些对非法取利尚存侥幸心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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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桑吉内蒂总统出席中乌经贸报告会
新华社北京电 乌拉圭总统胡利奥·玛丽亚·桑吉内蒂11月7日对中乌经济界人士表示，希望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能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得到“稳定、活跃和多样化”的发展。
在出席中乌经济贸易报告会时，桑吉内蒂总统在致辞中说，今年早些时候签订的双边贸易协定，得到了“卓有成效的贯彻”；中乌之间的经济合作是“大有可为的”。
中国对外经贸部副部长吕学俭在会上说，自中国和乌拉圭在今年2月建交以来，双边贸易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基础上得到了积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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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企业家画廊
弄潮儿
本报记者 梁兆明
龙年之初，全国首届“经济改革人才奖”评选结果在北京揭晓。企业家的灿灿“群星”中，有一颗南国的“明星”——广州白云山制药总厂（简称“白云山”）厂长贝兆汉。
几年前，贝兆汉到白云山农场所属的小药厂上任之时，那工厂哪能算是工厂哟！全厂只有10只大铜锅，用土法熬制中成药穿心莲片。库里积压上百万元的产品，流动资金却光光的。
可是谁会想到，如今，这个小作坊已经成为全国生产能力最大的制剂药厂，去年产值已逾3亿元，利税达4000万元，创汇360万美元，而且，它始终没用过国家一分钱投资，生产、销售和原料、燃料供应也都一直属国家计划外的。
工厂走了一条不同凡响的路，是因为贝兆汉有不同凡响之“招”。1980年，小厂刚从濒临倒闭的险境中爬出来，贝兆汉捕捉到了全国许多药厂竞相停产“地塞米松”药品的信息。他和“谋士”们仔细分析，料定这种药品会很快在市场上脱销，于是他们作出一个“反常”的决策：把各地药厂抛售的原料尽可能都买下来。许多人还没弄明白原委的时候，市场行情果然按贝兆汉他们预测的变了。“白云山”第二年“财运亨通”，几乎独揽了“地塞米松”生意。
贝兆汉又一项成功而又大胆的决策是实行“五包”。其中两包是包产品降价的损失和药品淘汰的损失。
“这岂不是要把客观原因造成的损失都包起来？那还了得？”果然，当贝兆汉在1982年3月郑重宣布实行“五包”后不久，难题接踵而至：先是国家卫生部门宣布淘汰127种药物，一箱箱已经出厂的属淘汰之列的药品退回了“白云山”；接着是全国有130多种药品调价，“白云山”因此赔了100多万元。
然而，巨大的代价为“白云山”赢得了极高的信誉。商业部门当年向“白云山”追加600多万元的订货；全国的药品经销商更是把与“白云山”做买卖视为保险生意，竞相来要货。
在“白云山”还没直起腰的时候，贝兆汉就提出，企业要生存、发展，非广招人才、开发新产品不可。
“招揽人才？”有人嘲笑贝兆汉“异想天开”。因为那是一间默默无闻、又是“农”字当头的山野小作坊，远离市区，生活艰苦，别说人才，就是一般劳动力也请不上“白云山”。
这个现实，贝兆汉比谁都明白。但他所想的与众不同。
原来在那个时候，受历次政治运动冲击的知识分子，大多还散落在社会底层的各个角落。贝兆汉的眼睛盯着这些角落，并深入这些角落“求才”。
有位在1962年毕业于南京药学院的老药剂师，被一家药厂开除后流落在广州市一个街道小五金社里。贝兆汉访到了他，立即请他上“白云山”，委以重任。
有位出身于医药世家，60年代毕业于上海科技大学的制药专业人才，在“文革”中被“清洗”到农村。贝兆汉追踪到乡间，也热情地请他上“山”。
……看到贝兆汉如此“爱才如命”，一拨拨落难的知识分子纷纷上了“白云山”寻找到施展才干的天地。
如今，“白云山”成了人才的“富矿”，共有600多名科技人才，占全厂职工总数的11％。四年间，这里平均每年有30个新产品问世；先后推出240多种畅销的医药产品。
有人粗略计算过，改革开放10年，几乎每隔两年，贝兆汉就要推出一项新谋略，在商品经济的海洋中掀起一阵波澜。昔日山野小厂，已变成花园式的医药城，固定资产超过1亿元，到去年，10年累计创利税逾1亿元。
“白云山”，被誉为“广州十大经济建设成就”之一；贝兆汉则被评为“广州地区十大杰出公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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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坦率有益的交流
——第三次中日经济讨论会述评
本报记者 戴玉庆 李和信
中国人是含蓄的。日本人是注重礼节的。
然而，本月3日—4日在人民日报社和日本经济新闻社联合举办的第三次中日经济讨论会上，双方与会人士的意见交流却显得相当坦率。
日方疑虑：整治环境、紧缩经济，中国政策是否又在“变”？
中方解惑：目前的“整治”是为了更好的开放，只会更有利于吸引外资。
还是在讨论会筹备阶段，记者就注意到日方主讲人之一春名和雄先生提交的发言初稿中有这样的担心：“估计在调整期间，中国会对外资有所管制。”讨论会刚一开始，这位日本著名的企业家，丸红公司董事长就亮出自己的观点：
“1978年以来的10年，中国出现过80年代初的经济调整、1984—1985年的贸易赤字扩大和1986年的紧缩银根，特别是最近决定的调整经济，使海外人士感到中国政策上‘收’、‘放’摆动太大，不能不使外资怀有担心。”
春名先生的忧虑是有代表性的。对此，中方主讲人之一、贸促会副会长郭东坡指出：“中国政府已经宣布，当前中国治理经济，遏制通货膨胀，是在坚持改革开放方向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仅不会影响对外开放，而且会给外资创造更良好的环境。”同时，中方发言者也认为，说调整经济一点不影响外资，也不全面。中国所需要的是基础工业方面的投资项目，而对高级宾馆等非生产性项目会有所控制。
实际上，经济过热、通货膨胀，伤害的不仅是中国企业。调整经济有助于缓和过热现象，腾出部分原料、能源、交通运力，将会更好地支持三资企业健康发展。
这一看法得到日本朋友的赞同。松下电器公司常任顾问原田明先生也认为，如不抑制通货膨胀，三资企业的资产会加快无形损耗，另外企业成本受通货膨胀干扰，生产难以按原计划进行。他衷心期待“中国政府现行的各种政策取得成功”。
东京银行行长井上实先生还提出善意的劝告，希望中国人民能够借鉴日本人战后厉行节俭、增加储蓄的经验。他说，培养不浪费、不乱花钱的社会风气，对于遏制通货膨胀是“极为重要”的。
日方提出：应承认中国投资环境有所改善，但仍不理想，因此有些日本企业还要“看看”。
中方强调：我们注意了日商意见，继续抓紧改善投资环境的工作。但日商对我们的环境应有全面的分析和评价。
参加这次讨论会的有来自中国各地的一些企业和主管经济部门的代表。他们的感受似乎相当一致。无论是在北方的大连，还是在南方的闽粤，人们都不讳言地批评，日本企业在华投资过于谨小慎微。这些意见在本次讨论会上被直接摆到桌面上。
据日本方面的统计，到1987年底，日本对华投资累计17亿美元，只占日本海外投资总额的1.2％。另据中国有关部门统计，截至今年3月底，日本在华三资企业共451家，金额占在华外资总额的4.16％，且投资集中于饭店等第三产业。这些数字都同中日经济往来的应有状态不相称。
中国银行行长王德衍坦率地指出：“日本对华投资和技术合作尚处于不活跃阶段，或者说初级阶段。”
对于这种现状，日本人士的解释仍与前两次讨论会上基本相同，即批评“中国的投资环境差”、“缺乏投资魅力”。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客观地指出，中国投资环境较前两年确有改善。
也有人解释说，日本企业均为私营，民间投资不同于政府贷款，不能只讲友好，不计盈利，如果有比中国更好的投资地点，企业自会转向别国。
春名先生则指出，上述数字是因为日本对华投资的历史尚浅，仅不足10年，而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投资已有30年的历史。
不过，中方发言者提起这样的事实请日方人士注意：西欧、美国的企业也多为私营，来华投资时间也不长，可是面对同样的投资环境，他们却更大胆，更积极。人们提及，前不久，中国的汽车企业曾谋求同日本汽车企业合作，但对方以“中国尚不具备发展汽车产业的基础条件”为由推脱了。而美国的克莱斯勒公司、联邦德国的大众汽车公司却已经先行一步。
讨论会上，中方会议主持者援引日本三菱公司研究所的一份调查报告，这份报告说，如果以100分为最佳投资环境的话，中国的得分为80分，排位于亚洲“四小龙”和“东盟”之先。因为中国在劳动力价格、对外资企业的待遇等方面，都更加优越。
看来，如何全面评价中国的投资环境，已是摆在日本企业面前需要明断的重大问题。
中方提出：日本对华转让技术顾虑甚多，是否担心中国掌握先进生产手段，会影响日本的地位？
日方解释：日本确实有人担心“飞去来器”效应，但对中国的技术出口是热心的，希望中国企业在技术的价值方面给予更高的评价。
1987年5月，日本通产省以东芝机械公司违反“巴统”禁运规定、向苏联出口大型数控机床为由，对该公司给予罚款，并禁止其在一年内向苏联、东欧和中国等14个国家出口，致使该公司同我签定的25项合同搁浅。
今天，“东芝事件”的阴影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冯昭奎指出，“巴统”禁运规定是“冷战”时代的产物，早应废除。日本官、民都不应以“巴统”为借口，对中国保守技术。不久前，日本把中学生使用的电脑微机也列入禁运清单，令人不解。最近，“巴统”稍稍放宽了禁运规定，可是有些日本企业仍不愿转让技术，甚至对已落后20年的某些中低技术，也表示“等等看”。
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季崇威认为，日本作为资源小国，必须靠技术立国。因此对于日本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中国并不坚持非要日本最先进的技术不可，而是希望得到一些实用的技术。况且，这些技术已经转让给了亚洲“四小龙”。日本是否担心中国掌握了先进的生产手段强大起来，会削弱日本的地位。这是影响中日经济技术合作的重大心理障碍。
近来日本舆论界反映出这样一种观点：90年代的东亚应当以日本为“雁头”，带动两侧的亚洲“四小”和“东盟”，形成雁形的“东亚经济圈”。值得注意的是，在群雁高飞的格局中，有人把中国排除在外了。
当中方人士请日方解释上述观点时，井上实对曾经有上述说法表示“震惊”。他说，日本方面并不只想建立东亚经济圈，也并不想在东亚当经济首领。日本所说的“环太平洋经济”，既包括太平洋西岸的亚洲国家，也包括东岸的拉美国家，中国当然在其中。他恳请中方“消除误会”。
春名和雄认为，在技术转让中，日本确实有人担心在一些国家产生“飞去来器”效应，但对中国不一样。正如竹下登首相所言，日中经济合作的目标是促进中国的现代化。
原田明解释说，日本对中国转让技术是热心的，但在一些具体商务中，由于存在如何评价技术秘密和如何防止向第三者泄密等顾虑，以致影响了转让的顺利进行。
第三次中日经济讨论会结束的当天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会见了双方主要与会人员。他问日本经济新闻社社长新井明：“三次讨论会是不是一次比一次开得好？”新井明回答：“是这样，因为双方越来越坦诚，不再像过去那样拘于客套了。”
坦率的交流，不同观点的交锋，不强求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而是弄清双方的看法。这样的交流是有益的。双方同感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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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安探明一特大型地下水源地
古城西安新近探明一处日供水量可达26.3万吨的特大型地下水源地。这将有利缓和西安市供水日趋紧张的局面。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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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铜陵狮子山铜矿靠科技进步兴矿
这座我国有色金属行业的骨干矿山，自1982年以来共取得科技成果178项，有些填补了国内空白。科技进步使该矿经济效益跃居全国同行业先进行列，近5年实现利润3000多万元。 （洪成志）
第2版(经济)
专栏：
▲湖南停缓压缩省直单位在建项目24个
湖南省人民政府带头贯彻国务院关于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指示，最近决定停缓建、压缩省直单位在建项目24个，共减少投资1.7亿元多。
（吴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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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展水产养殖，是我国近几年来沿海地区人们致富的新路。据山东烟台的一些统计，从事于水产养殖的人员，年平均收入都在万元以上。图为收获归来。
本报记者 杨文道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