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海内外文学交流的盛举
——谈港台、海外华文文学评奖
秦牧
《四海》编委会决定开展港台、海外华文文学的评奖活动了，办法已经公布，它引起了海内外的瞩目。这是一项盛举，它为世界华文文学大规模的交流开了先河，影响势将及于广阔的地域和遥远的未来。
出自各种各样的历史和社会原因，主要是由于旧中国曾经受到列强的侵凌，使华人足迹遍及全世界，其中有许多人已经取得了不同的国籍，成为各国的公民。随着这种状况的出现，华文文学活动也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换句话说，以汉族语文写作和出版文学作品的，已经不限于中国大陆、台湾和港澳的作者了；各国的华文作品反映了各国的丰富生活，并不仅限于寻根活动、怀念故园一类的内容而已。
华文文学已经像英语文学、法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阿拉伯语文学等一样，各自在世界上形成了一个体系，它的通行范围，早已超越了国界，成为世界各地华族人士不需经过翻译就可以直接阅读的本国或外域的文学了。
表现内容多彩多姿，五花八门，题材各有不同，这是各国华文文学的“异”的一面。但是尽管如此，世界华文文学仍然有它“同”的一面。不仅它们都采用汉语写作，有一种共同的语文色彩，而且，由于执笔者都是我们习惯上所说的“炎黄子孙”、“龙的传人”，他们的作品里自然而然地闪耀着民族的共同传统。民族传统是一种很微妙的东西，它既可以体现在巨大的方面，有时也可以体现在微小的事物之间，对端午、中秋之类节日的亲切感情，对长城、龙凤之类标志的深刻印象，固然是民族传统，有时它还可以潜藏在对一双筷子，一首唐诗，一句俗谚的反应之中。只有华族人士才能够迅速地了解它、感应它。民族传统相同，这使华族人士阅读各国华人所写的华文作品，有了一种驾轻就熟、息息相通的乐趣。
这种民族传统并没有被不同的国籍所隔断，美国有些老一辈的华人，要他们已经加入了美国籍的儿孙到中国寻根，并且特别要他们看一看家乡的水井，拍下纪念照片。泰国有些华人要他们加入了泰籍的孩子到中国来逛北京，登长城，并且嘱咐他们在长城上高呼一句话：“我的祖先是中国人！”就都是一些令人深深感受到民族传统坚韧性的事情。
华文文学活动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各国不少人都注意到了。新加坡举办了好几届国际华文文艺营（它实际上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华文作家的集会），日本、法国有些学者专门研究了各国的华文文学，就都是一些明显的事例。
我国自从实事求是地执行了改革和开放的政策以来，除了其他方面各项巨大的变化以外，还有一项，就是对台港和海外华文文学日益重视，好些大学设立了这方面的课程，好些地方，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厦门等地举行了有关这一课题的座谈会，邀请台、港以及海外各国的文学同行参加。国内专门登载这方面作品的杂志已有多种，出版社，特别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大量此项内容的书籍。我自己曾经在深圳和厦门参加过讨论港、台和海外华文文学的座谈会，各方朋友济济一堂，用普通话亲切交谈，热闹融洽，几乎忘记了区域的不同和国界的差别，这种民族感情交流的场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面对着世界华文文学日益蓬勃发展的局面，人们禁不住会想：“应该怎样使华文文学交流得更好呢？”“在大批的这类作品中，究竟有哪些是最出色的呢？”人们有这样的意念是很自然的。那些出类拔萃、优秀超常的作品，应该推荐给世界各地的华文读者普遍阅读才好，因为这将可以让大家开拓视野，陶冶性情，提高精神境界，获得美的享受，它们难道不是华文读者共同的精神财富！但是要做到这一步，就应该有评奖活动。
大家知道，西班牙设有“塞万提斯奖”，奖励世界范围的西班牙语文学中的优秀之作，拉丁美洲各国，就常有作家获奖。美国、法国也有些文学奖，是授予本国以外的英语文学、法语文学的作家的。对世界华文文学，如果展开评奖活动，就可以加强交流规模，并且使精采之作脱颖而出，更为世人所知。
这样的评奖活动，多年以前，就常有人谈论过。《四海》在发刊词中，也提到这种活动必有来临的一日。大家有这样的议论，应该说是十分自然、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
评奖活动，由谁出头举办好呢？自然，各个国家和地区，热心的华族人士，都可以进行该项活动，但是，如果由世界华文文学的发祥地——中国来进行，岂不更加得心应手和顺理成章？现在好了，中国的《四海》丛刊编委会决定举办这项活动了。如果影响所及，各国和地区都有人起而响应，评奖活动之花随之到处盛开，促进全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交流，那是值得喝彩，而不需要眼红的美事。
这次的评奖活动，范围是《四海》丛刊以及中国文联出版公司《香港、台湾与海外华文文学丛书》所刊登、出版的作品（以及将要被刊登出版的作品），这在评奖初次举办的时候，是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因为各地华文文学作品浩如烟海，总得划定相当的范围，方才有利于进行。上述丛刊和丛书，刊登、出版了一百几十位著名华人作家的优秀作品，作者面遍及台、港、东南亚及欧美各国，出书质量受到普遍的好评，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作品具有较高的代表性，因而也就为评选活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评奖分为台湾、港澳、东南亚和欧美、其他各国四组进行，每组各评出六名获奖作品，这样的办法照顾到各地创作发展的不平衡，避免顾此失彼，也是比较实际的办法。
评奖活动的锣鼓敲响起来了，愿各方人士给予有力的支持，愿华文文学有更大规模的交流！如果通过这类活动，不但使中国，也使世界各国涌现出更多的华文文学大师来，进一步提高华文文学的表达水平，丰富华文文学的宝库，进而使有些作品能够风靡世界，通过翻译，为世界其它语种的读者所共赏，那就更值得高兴了。
“敢为天下先”。我赞美这一项盛举！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哗变》的启示
童道明
一
公演之前，看过《哗变》的人不多。中国观众能喜欢这么一出一色男角、一律戎装、一景到底、没有特别的舞台调度、全靠台词支撑的美国戏吗？更何况多数中国观众对戏中涉及到的美国法律、海军术语、精神病学都很隔膜。
但积极把《哗变》推荐给北京人艺的包柏漪夫人胸有成竹，她相信：“剧中人虽然都是美国海军，但是他们的力量和弱点却和住在我们隔壁的邻居一样眼熟。”她的判断没有错。《哗变》在中国演出成功了。坐在北京首都剧场的中国人尽管对美国的法律程序不甚了然，但他们对于坐在舞台的法庭上的这些或接受审判、或进行质询、或提供证词的美国人，并不觉得陌生。人类有许多共同的苦恼和病痛，而且归根到底，各个民族也有自己的“觊恩号扫雷舰”，尽管这艘扫雷舰，以及发生在这艘扫雷舰上的“哗变”，以及针对这次“哗变”进行的法庭审判，纯系作者建筑在深厚生活根基上的艺术虚构。
《哗变》作者赫尔曼·沃克1944年在一艘扫雷舰上服役期间研读过美国海军军规，他发现有三条规定可以允许舰上的第二号指挥员——执行官在危急情况下从舰长手中夺权。沃克据此运用他的生活积累、发挥艺术想象力，虚构了1944年12月18日发生在觊恩号扫雷舰上的一场哗变。执行官玛瑞克以舰只处于强台风袭击下而舰长魁格精神崩溃为由，从魁格手中接管指挥权。由小说《觊恩号扫雷舰哗变记》改编的剧本《哗变》，则集中表现对于这次“哗变”事件的法庭审理。军事法庭要弄清楚的是：玛瑞克夺权是否合理，而弄清马瑞克夺权是否合理的关键又是：魁格舰长当时是否精神崩溃、不能胜任指挥。整个剧情就是一场智斗式的法庭辩论。结果是辩护律师格林渥上尉和所辩护的玛瑞克一方胜诉。审判长勃雷克里最后意味深长地对格林渥说：“上尉，本案的审理工作是不寻常的，也是悲剧性的。你的辩护论证方法异常巧妙。”
二
可以说，这出戏的悲剧性是逐渐地显示出来的，而这又和格林渥的“辩护论证方法异常巧妙”大有关系。
格林渥采取的辩护论证方法是倾全力揭露魁格舰长作为人自身的危机。这个危机表现在一系列与魁格有关的“事件”上，如“黄色染料事件”、“草莓事件”、“淡水事件”、“钥匙事件”、“电气咖啡壶事件”等，魁格作为人的勇气、尊严、品质都成了问题。这样逼得魁格舰长在为自己辩解时，顾此失彼，捉襟见肘，方寸大乱，从而使得格林渥在作最后的归纳性论证时，从容地把胜券握到自己手里：“法庭现在已经看到了魁格舰长在证人席上的表现。法庭也一定可以想象他在台风高潮当中会是什么表现。”
魁格要输了。他目光迟钝、声音梗塞、精神颓然，和刚刚上场时的“那样自信、那样潇洒”，“动作麻利、身体挺直”的魁格适成鲜明对照。
但艺术的奇迹也在这时出现了：正是在魁格舰长作为人的缺陷被充分揭露出来因而精神近乎崩溃的时候，他才作为一个值得我们理解和同情的人出现。观众突然觉得，也许魁格一生中从来也没有这样真正地像一个人那样地被痛苦煎熬过。沃克的这一笔显示了这位美国作家的心理学家的素质，而扮演魁格的朱旭也因能传神地把沃克这一笔表现出来而显示出自己深厚的艺术功力。
就这样，格林渥的巧妙的辩护论证方法先是引起喜剧性的戏剧效果，然后慢慢地向悲剧性效果转化。这个悲剧性一直延伸到审判之后，延伸到了戏的尾声，延伸到了格林渥自己身上。格林渥始终处在一个两难的地位。他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接受了辩护任务，可是为了打赢这场官司，就非得违心地把魁格“宰了不可。”因此产生了“我越是拚命想把官司打赢，就越恨它”的矛盾心理，因此也产生了官司打赢之后，反倒输了理、欠了情的悲剧意识。
这是本案，因此也是本剧的一个悲剧性的要点。于是，这个军事法庭慢慢地演变成了一个道德法庭。在这个道德法庭上没有一个胜利者。所有的人，只要一坐到摆在舞台中央的证人席上，竟然都经受不住良心的审判，从而显露出人自身和人际关系的危机，而这种人的精神危机的阴影又不露痕迹地和战争的阴影重合在一起的。沃克后来在《战争风云》中曾通过小说人物之口，把战争形容成“扫荡人类文明”的“飓风”。就是在《哗变》中我们也能透过这场法庭审判的帷幕，体察到一场“战争巨风”对于人性的扭曲与摧残。
三
《哗变》的编剧方法十分高明和新颖。按说，这个戏完全能纳入传统欧洲戏剧的“三一律”的框架，但它的表现形式又是那样的奇特，以至于本剧译者英若诚认为这个戏“是我国话剧舞台上还没有过的形式。”
让我们来看看《哗变》是怎样在“传统”的框架内出新的。
《哗变》肯定符合“行动一致律”，它的整个戏剧行动是围绕着澄清魁格舰长在台风袭击中是否精神崩溃的法庭调查展开的。魁格无疑是本剧的主角。但这个主角却只是在全剧（也是法庭调查）的首尾出场两次。戏剧的基本矛盾当然是集中在魁格一个人身上，但光彩纷呈的戏剧冲突却分散到先后上法庭作证的六个证人与辩护律师的答辩之中。这六个证人的证词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魁格舰长的命运，但与此同时，这六个证人本身又是六个独立存在的性格和命运。这种“集中”与“分散”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结合，显示了剧作者在戏剧结构上的独具匠心，同时也产生了引人入胜的戏剧效果。
剧作者的高明是在于，他能在每一个证人的相对短暂的出场作证过程中，通过辩护律师和检察官的质询驳难，像是点穴似地指向这些人物的“痛点”或性格弱点，证人们则条件反射地用台词来掩盖自己的“痛点”。这样一来，人物的语言不仅是反映真情的镜子，也是掩盖真情的面具，而归根到底他们还是在掩盖中暴露着自己。于是，人物情绪和戏剧情势不断地发生出乎意外的变化。每一个证人在证人席上的作证，都是在一个被严格局限了的舞台时空中的充满矛盾的心理运动，都是一个能产生种种意外的但又绝对合情合理的戏剧情境。当一个证人退庭的时候，观众已经对另一个新的证人的出场、一个新的也更有情趣的戏剧情境的出现产生期待。一连串的意外，一连串的期待，《哗变》一直维系着观众的观赏的积极性。
莎士比亚说：“智慧越是遮掩，越是明亮。”《哗变》很有琢磨的余地，就因为它的智慧是内藏的。在它的台词里（特别是格林渥的台词里）有丰富的潜台词，这对演员来说，是个考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演员要学会说话。”意思就是：演员要学会把潜台词说出来。扮演格林渥的任宝贤表演很成功，他不仅能传达出台词的幽默感，而且也能引起观众对于台词的弦外之音的关注。这当然首先也是导演赫斯顿的成功。他的朴实无华的导演手法使观众很快领会了这出戏的艺术语汇，知道要欣赏《哗变》就得静下心来倾听、捕捉潜台词，观众也很快当真领略到了倾听的乐趣、语言的魅力。
《哗变》的成功将是对中国戏剧家的一个及时的提醒：话剧的艺术创新不仅可以走打破台词的统治地位、赋予话剧艺术更多的形体造型因素的路子（近年来已经有一些戏剧艺术家在成功地走这条路子），也可以走提高话剧艺术的台词潜能的路子，也就是在传统话剧的固有领地里深深开掘，在发挥语言魅力的同时，开拓话剧的新的艺术可能性。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纵横谈
麻将、编剧及其他
郭启宏
麻将始于何时，难以稽考，当在明末叶子牌盛行以后，大概因为手中握牌一十三张，当时人称之为“十三太保”。这种智趣游戏或许同四大发明一起走向世界：英国著名侦探推理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笔下就出现过搓麻将的场面，客家正待吃牌，庄家即爆出“天和”；日本、美国和东南亚一带麻将尤为风行，由于高度的对抗性，日本已将其列为竞技比赛项目，设立了“名人战”、“段位战”。近些年，仿佛欧风美雨东渐，麻将重又风靡神州大地。我们大可不必以赌具目之，那不是麻将本身的错，任何竞技都含有可赌性；追本溯源，倒是麻将更为崇高些，据说“中”、“发”、“白”原象征中国、发财、公正廉洁，似乎与当今社会精神暗合。
事实上，麻将中颇有学问。其排列组合至少包含着统计学、运筹学、逻辑学、心理学等各科知识，摸打吃碰之间，充满高智力的角逐。自然，此中学问往往因人而异。作为编剧，我倒觉得麻将与编剧如出一辙，这大概不是海外奇谈。
从心理特质上看，麻将与编剧几乎完全相同。麻将的高度对抗性和技巧性，决定打麻将者求胜的目标始终如一；编剧同样旨在求胜——排练、上演、发表、获奖以至引起国人的轰动。剧作者写剧本倘不为上演，不想引起社会的注目，他决然不是一个有出息的剧作家。当然，就争胜这一最低纲领来说，七行八作莫不如此，岂止编剧家？可怪的是时下每有一二高论。比如主管创作的官员说：“不能上演没关系，交交学费，锻炼嘛！”作者本人也卑躬揖让：“本人不为上演，只是练练笔而已！”这类说法对官员来说，或许是在保护作者脆弱的积极性，或许是不便否定的微词；而对作者来说，情形更要糟糕一些，若非君子谦词，便是庸人遁词。
麻将充满着辩证法，这一点甚至有盘龙癖的人也能领略一二。戏剧在诸多文艺样式中是最能展现辩证法的一种，戏剧的矛盾、冲突、悬念、危机、期待、突转，无一不是辩证法淋漓尽致的表演，我们可称之为戏剧辩证法。这是就戏剧创作的总体而言，分析其分体，我们将惊异于编剧与麻将何其相似乃尔！
剧本的结构恍如麻将的运筹。编剧的整体构思如同麻将的做牌，都是一张无形的蓝图。要结构成什么样的剧本，如同要做成什么样的牌，结构之际，如何前铺后垫、此呼彼应，立主脑、密针线等等，也如打牌一样，焉能顾此失彼，只求“碰”、“杠”，连“雀头”也不要了。你“和”不了牌，我也写不成剧本。我建议编剧家若欲谙熟此理，无妨实践一下，“搬砖头”、“码长城”。
编剧家总是力求开掘得深一些，覆盖面广一些，在有限的篇幅里包纳尽可能丰富的内涵；麻将家也总是力求“和”大数，争高分，夺“满贯”。初学麻将者往往急于“和”牌，虽小“和”犹沾沾自喜；急功近利的剧作者也往往以“能演就成”甚或以“捞点稿费”为满足。更有浅薄者或利欲薰心，或盲目骄傲，神差鬼使般将未成形的所谓剧本急急推出，若拿麻将相比，形同“诈和”。为防止小“和”，麻将规则约定“和”牌的起码“番”数，而对于“诈和”则处以警告乃至罚分。戏剧主管部门对于那些劣质产品是不是也应该有相当的规定？
有趣的是编剧过程中语言的运用、唱词的推敲也如麻将的排列组合。“顺子”须“一二三”“四五六”不可错置，“碰子”须同“花”同“字”同“数”不可混充；人物的台词也不能前言不搭后语，驴唇不对马嘴，而戏曲中的唱词更要讲究起、承、转、合以及句式、节奏种种。遗憾的是麻将的“顺”“碰”规律，庄家客家无不自觉遵守，而戏剧的语言却不尽如人意，为数不少的语病和错别字至今仍不时神气活现、高蹈于戏剧艺术的殿堂！
更有剧作风格问题，说来比较抽象，但就多样化而言，也如麻将中的各种“和”法不须划一一样。熟于麻将者心想做成什么牌——“门清”？“平和”？“一条龙”？“碰碰和”？须视手中牌形而定，从不硬“做”；同样道理，剧作的风格则由剧种、题材和作者的素质（观念、学识、趣味、技巧等）所决定。我们的剧作者固然不可硬“做”，我们的行政长官也不必强求剧作的风格一定要合君口味，而动辄关闭绿灯。同样是绝妙的“和”牌。那么，那些逸出常规的“荒诞”、“象征”之流又为什么不能在剧坛占有一席之位呢？
自然，麻将也有“歪道”，诸如故意喂牌让下家“和”牌之类；遗憾的是戏剧界也时有奔竞于权门、摆弄袖来袖去功夫的雅闻。不同的是“喂”牌之类往往双方默契，似乎还不至于犯规；而编剧界某些不正之风恐怕要可悲得多，又似乎“升级”了许多，不仅有“喂”牌，而且居然有“偷”牌，岂止是钻规则的漏洞？偶从打麻将无端引出不伦不类的这些联想，博一笑耳！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走向现实
——谈“当代报告文学丛书”
谭天
这是一个丛书热的时代：“走向未来丛书”、“走向世界丛书”、“文化哲学丛书”、“美学译文丛书”……几乎举不胜举。这各种丛书，我们实际上可以冠之以“拿来丛书”的总题。无疑的，它们对于扩大我们的视野、活跃我们的思想、繁荣我们的学术和文学艺术，起了极大的作用。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这空前的丛书热中，四川文艺出版社独辟蹊径，出版了一套庞大的“当代报告文学丛书”。可以说，它对丛书热作着重要的补充和对应：当我们步履匆匆地“走向未来”、“走向世界”、或者回溯历史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应当更注重“走向现实”。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集合报告文学创作队伍，汇集出版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以求系统全面地记录下我们的时代，就是一件顺乎时势义不容辞的事了。
在《当代报告文学丛书》里，我们可以读到可称之为“历史的悲歌和沉思”的一组反思十年浩劫的作品。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剖析了那段可悲的现实，唱出了那些忍辱负重者的悲歌与赞歌。这类报告文学作品与小说创作中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是同一时代思潮下的产物，不过从记录历史的角度看，报告文学是更真实更令人深思的。
改革无疑是我们时代最大最重要的现实。通过这套丛书，我们可以清晰地描绘出改革的轨迹：从农村改革到城市、工业改革；改革中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形形色色改革家的风貌。可以说，如果我们要仿效司马迁，把它们汇编整理，它们就会是一部活生生的卷帙浩繁的“改革通鉴”。
当“神”的时代过去，人的自我意识觉醒、自我价值得到承认后，报告文学等同于英雄谱、劳模谱、冠军谱的现象也就一去不复返了。许多作家都打出了鲜明的理论旗帜：要写普通人，要“自己去看地底下”。他们的作品也大都真实地记录了我们这个时代普通人的命运和向往追求。在这些普通人中，有陈祖芬笔下放弃出国机会的山村小学教师、终生为人作嫁的编辑，有谭楷笔下自荐当农民的奇人，有肖复兴笔下秉承传统美德的嫂子……七十二行的普通劳动者都在他们的笔下，真正获得了历史主体的位置。
除去以上几方面外，体育题材的作品在丛书中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女排的五连冠、中国围棋、象棋旋风、国人关注的足球大赛、朱建华震惊世界的一掠等，都在这套丛书里留下了生动的记录。此外，这套丛书也没有放过那些颇有新闻价值的趣事逸闻、刑事案件、自然灾害等的报道。仅从消遣角度看，这些作品就有不亚于通俗小说的魅力。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红楼梦》与当代意识研讨会
由《红楼梦学刊》、《文艺报》、
《文学评论》编辑部联合召开的《红楼梦》与当代意识研讨会，最近在北京大观园举行。在五十余位与会者中，红学界人士和平时与红学不搭界的文学史、文艺理论与批评工作者大约各占一半。
有些同志认为，只引进新名词术语不能算红学的突破，在《红楼梦》研究中，既需要有当代意识，也需要有历史意识。有人认为有必要重新回到王国维的审美视角，研究创作者曹雪芹的主体意识及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依据。有的学者提出，《红楼梦》与当代意识的接合点在于“人道”。
有的与会者提出，要怀疑一下红学，在大作家面前，评论者应当站起来。《红楼梦》的伟大在于其逼真的纪实性，却也透出一种酸腐气和性格的雌化。电视剧《红楼梦》播出后所引起的“红楼热”，可能体现了观众中某种“穷人在富人面前站不起来”的补偿心理。
有的青年人对红学研究中的考证、校勘等不屑一顾，而多数人认为它们作为宏观研究的基础，需要有人去干。每个人都有权去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这种学术研究中的宽容态度，本身就是一种当代意识。
（李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