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经济)
专栏：
治理通货膨胀有利于对外开放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叶振鹏
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定，物价改革要与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协调进行。强调治理经济环境的重点是压缩社会总需求，遏制通货膨胀，为改革、开放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一、导致当前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双膨胀”
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不论企业工资分配或收入分配，只会产生结构上的不合理而间接影响供需总量的不平衡，而不会直接导致供需总量的失衡；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价格分配、包括物价上涨所形成的收入再分配，也只会影响社会各集团、各成员之间的价值转移、以及商品供销结构的变化，但不会影响供需总量的平衡。只有在国家财政的再分配中出现支出大于收入时，才会导致超量的货币发行，引发信用膨胀，进而影响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1979至1987年来，为了支持经济的高速度发展，连续多年银行信贷、特别是投资性信贷的增长大大超过了信贷资金来源的增长，导致货币发行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增长速度。今年上半年，货币超经济发行的趋势仍有增无减。可见，超量的货币发行引发银行信用膨胀，并且诱发了通货膨胀。
从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结构失衡的角度分析，主要是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加工工业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基础产业的承受能力。近几年来，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预算收入的份额大幅度下降，预算外资金则大幅度增长。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国家预算有一半以上用于基础产业，但在社会总投资中所占比重不大；而预算外资金和信贷资金却大部分投向加工工业。投资的倾斜造成产业结构的倾斜，导致生产资料供不应求，在价格“双轨制”的作用下，促使生产资料价格的猛涨。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预算外资金和信贷资金的结合，是造成投资需求膨胀的重要因素。消费需求的膨胀，也与此有着间接或直接的关系。据分析，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每年有40％左右转化为消费资金；1987年社会集团消费相当于1978年的3.7倍，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用预算外资金支付的。消费需求过旺不仅直接加剧供需矛盾，刺激了消费品价格上升；而且又进一步刺激了加工工业投资需求的过旺增长，拉大了能源、原材料的供需缺口，推动了生产资料价格上升。这种循环导致了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的轮番涨价、形成了通货膨胀的局面。
二、总结历史经验，我们有能力、有办法遏制通货膨胀
通过总量控制和产业结构调整，可以使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投资、消费的增长相适应，同时在严格控制货币超经济发行、消除透支性赤字的基础上，实现社会总供需的总量平衡和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这对于抑制通货膨胀，是十分重要的。
回顾历史，我们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早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为了抑制旧中国持续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人民政府采取了打击投机资本、统一财政经济、稳定金融物价的有力措施，取得了巨大成就；50年代末、60年代初三年“大跃进”时，货币发行增加1.4倍，造成生产下降、集市物价猛涨、经济不稳定，由于政府采取了压缩基本建设、控制需求和高价敞开供应高档商品、回笼货币的坚决措施，集市物价很快回落，国民经济在调整中得到稳定发展。这些经验启示我们：物价问题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其稳定与否对社会经济影响很大，必须注意解决。但解决的办法不能就物价论物价，应该寻根求源，也就是说，不能扬汤止沸，只能釜底抽薪。采取消除透支性财政赤字、控制货币发行、狠压基本建设、抑制过热需求的措施，正是遏制通货膨胀的抽“薪”之策。
但是，也应看到：我们目前所面临的通货膨胀与过去比较，既相似又不同。以货币超量发行而言，在传统的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下，银行主要承担工商部门流动资金贷款和农业贷款。财政出现赤字则向银行借款或透支，这必然影响银行信贷平衡，导致货币的财政性发行。因此，实现财政收支平衡是当时避免货币超量发行和国民收入超额分配的基本保证。不同的是，1978年以来，随着改革的发展，银行活动范围扩及固定资产投资领域，信贷在社会总财力分配中的作用加强了。财政、银行成为社会总需求的两条主渠道。因此，只有保持财政与信贷的综合平衡，才能避免货币超量发行。
据对近年资料的分析，1983至1986这4年，银行投资性贷款增长率大大超过信贷资金来源的增长率。银行的信用膨胀从一个重要方面加剧了社会总需求的膨胀。因此，治理当前通货膨胀的关键，除了需要借鉴历史经验，还必须严格控制投资性信贷的过快增长，特别是控制加工工业的投资信贷规模。这样做，一方面有利于减少货币超量发行，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从结构上控制加工工业的畸形发展，抑制生产资料上涨幅度过大，从源头上制止物价的轮番上涨和在价格新水平上的比价复归。
三、治理通货膨胀有利于推进对外开放
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后，有的外国朋友担心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放慢，对外开放也将收缩。我认为，这个担心是不必要的。
首先，坚持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治理通货膨胀，不仅不会妨碍我们引进外资的进程，相反会为我国引进外资创造良好的条件，加快推进对外开放。这是因为：治理经济环境的主要目标是要消除产生通货膨胀的机理。在宏观上，对基本建设的压缩和调整，重点是压缩非生产性项目和重复多余的加工工业项目，从而保持基本建设的适当规模，在适度发展中稳定经济。这些措施，不仅不会影响中国对外资企业所实施的各项优惠政策，而且会为外资企业的发展带来良机。例如，中国虽然从宏观上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但对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基础工业的建设，以及对新产品开发、新技术应用等项目的投资规模不但不压缩，而且还将加强。这是调节产业结构、增加社会有效供给、治理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内容。这对于优化外商投资环境，意义十分重大。在这方面，我们不仅需要自身努力，也需要引进外资投资于“瓶颈”产业。这就不但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参与我国基础产业建设的机会，而且还因基础产业的发展，为某些加工工业的中外经济技术合作创造了必备的条件。
其次，治理通货膨胀，可以为对外开放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我国整治经济环境，建立商品经济新秩序，不仅有利于市场机制的发育、促使商品的合理流通，而且有利于外国投资者更方便地按国际交换和技术合作中的惯例办事。这一点，恰恰是外商所期待已久的事情。
第三，治理通货膨胀，可以减少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使外商投资利益得到充分保证，减少投资风险，获得更为理想的投资收益。
总之，治理通货膨胀是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前提下进行的，绝不会影响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和开放进程，相反有助于进一步开放。
第2版(经济)
专栏：
中日经济合作的环境和前景
原中国驻日本大使 肖向前
据今年9月24日读卖新闻一篇专栏文章介绍，90年代世界将出现西欧、北美和东亚三大块经济区域，其中东亚最有活力。这是自然形成的。读卖新闻且引外务省人士的话，说东亚“形成了以日本为头雁的行列，你追我赶，东盟和亚洲新兴国家、地区跟着，中国也跟着的局面”。跟踪的优点是利用前面的经验、选择快速增长的最佳途径。你追我赶激烈竞争，可使差距缩短。目前存在的20年的差距，反而促使这个地区活跃化。作者还强调东亚和西欧、北美虽然势均力敌，但东亚不必学共同市场或区域集团化的模式，而应该是自由结合，实行自由贸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日本要发挥世界市民的作用。我想，这种提法反映了竹下首相“为世界作出贡献”的思想。
日本在经济发展上确实表现突出，今后发展势头也不错。在科技、金融上日益发挥实力。日本已连续3年成为世界最大债权国，有2500亿美元债权；外汇结存达到920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超过2万亿美元，外贸超过4000亿美元。这样的经济大国倘不同各方，特别是近邻亚太地区发展关系，是无法维持其地位的。
中国近10年来，改革开放已见实效，国民经济每年平均增长9.9％，保持了高速度。但同时也问题颇多。中国目前正处在“转型”的阵痛阶段，但是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在增强。今年外贸额可能达到900亿美元。在东亚，将来毕竟是中日两国能作出更多贡献。最近，日本驻华大使中岛在“日中和约”生效10周年接见人民日报记者时说，要实现“有利于世界的中日合作关系”。他还强调：“为解决地区性和世界性问题，今后日中两国的互助合作必将越来越密切。”我本人欢迎这种态度。
中国目前还落后，但这不是在所有领域都落后，最重要的是中国有着雄厚的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工业和科技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同国际经济合作的潜能很大。中日是近邻，互相了解多。由于双方发展的阶段不同，互补条件十分优越。日本要向高科技、高服务方向发展，正从传统工业阶段走出来；而中国正要走进去。日本大企业可以在此大做文章。过去的宝钢和许多化工设备都起了好作用，今后可以作得更多。中国不少老企业设备已经陈旧不堪，日本广大中小企业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如补偿贸易、来料、来样加工、合资等）为改造这些老厂进行多样投资。双方负担都不大，而且容易见效。我想大、中、小企业都有事做，合作的前景大好。
中日合作的条件，目前还不能令人满意。中国人自己知道自己有缺点。要求前进的人都不能护短。战后日本有人写过“丑陋的日本人”，台湾有人写过“丑陋的中国人”，今年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了电视连续剧《河殇》，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提出疑问：为什么中国停滞在农业文明，未走进工业文明？年轻的思想家们要求华夏子孙都要进行反省。可以说，我们现在确实要拚命地加紧干，建立工业文明。在1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曾以农业文明帮助过日本，现在可否认为，在工业文明方面轮到日本帮助中国了。这当然是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的帮助。互助合作不应只限于当前，而且要考虑长远安排。我们可否共同开发“古丝绸之路”，把太平洋和大西洋用最短距离连起来。先搞旅游、货运，接着搞沿线开发。我想这就是对世界做出贡献。
竹下首相此次访华去敦煌，我看他可能有此远见。在你追我赶的形势下，中日双方在合作中有各种不满是正常的。我们欢迎坦诚地提出意见。为了扩大合作，需要培养市场，壮大买主，彼此应该不怕对方有超出自己的地方。1955年我从石桥先生处听说，他年轻时访问英国，英国商人说日本发展纺织业太快，威胁着英国的市场。石桥先生说，如果真的那样，就证明日、英两国都发展了，将有更大的贸易量。我们确实存在成品质量差、交货期晚、管理水平不够高等问题，但这是相对的，可以改进。去年在东京我拜见冈崎老先生，谈起我们的商品质量不高。冈崎说，日本货质量提高时间也不长。显然他是特别友好的。希望中日双方更多地友好合作，共同取得改善。在和平与发展的当前，友好合作也是有着激烈竞争的。会上我们有的同志提出日本在向中国转移轿车产业方面不够积极的事实，值得日本朋友们很好考虑。我和参加这次会议的新井、鲛岛先生是20多年的朋友。他们是中日关系的“掘井人”。我们知道在困难时期互助合作多么重要。当前正是处在中日经济合作要有所突破的关头，我们应该努力突破。我赞成像体育比赛那样你追我赶。乒乓和女排我们多年拚搏战胜了日本，现在日本还未赶上来，但苏联、南朝鲜咄咄逼人。在经济领域里我们落后得太多，不易像乒乓、女排那样取得优势。我相信10亿中国人不会永远落后。我们正在反省。我们正在追赶。我们愿同日本朋友携手合作，共同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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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日中合资中的几个问题日
中经济法律中心律师 丝贺了
目前，日本和中国之间建立的三资企业（合同数）达500多件，其中由我经手的合同有100件以上。几乎每天都有日本企业向我了解日中合资企业的情况以及有关合资企业的纠纷，所以我想提出几个日中合资的实际问题。
1、为什么日本企业在中国的投资没有能像中国所期待的那样增长呢？
在日本企业来说，日中友好这件事固然重要，但是不可能仅凭这一点就决定是否投资。日本企业是私营企业，不能对合资企业的盈利和投资是否合算等问题置之度外。在日本企业看来，中国是世界上许多投资对象中的一个，就企业逻辑来说，如果有比中国更好的投资地点，那就要向这个地点投资。中国的朋友问道：“日本企业为什么不向中国投资而向泰国等地投资呢？”因为泰国的投资环境较好。要言之，是否向贵国投资，须由环境决定。如果希望投资增多，就必须创造比别国更好的投资环境。
2、中国的投资环境中存在什么问题？
10年来，中国在创办合资企业中的一些问题，已得到相当程度的改善。例如，谈判时间缩短了，审批也快些了。然而，在日本企业来看，合资企业设立后的问题却很多。比如，完备的基本设施，符合规格、标准和品质的原材料的稳定、持续的供应，遵守纪律的工人，生产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能力等等，问题很多。在一些中国人士看来，一旦跟外国合资办起企业，上述问题大概都会由外国合作者给予解决。而实际上，外国人是在中国搞合资企业，如果中国方面不成为事业的中心，以拚死拚活的精神去苦干，事业是办不好的。
3、不要拘泥于合资这种形式。
就我的经验来说，许多合资项目，与其说适合合资这种高级的形式，莫如说更适合委托加工和补偿贸易的形式。但是，一些中国人士常常固执于合资这种形式。日中两国间的经济交流是断也断不了的长久之事，所以应当从可能的地方起步，扎扎实实地进行下去，坚持这样做，进步会更快。
以上是从日本企业的角度提出的直率感想，权作为问题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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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背景和前景
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 艾丰
1988年初，中国提出了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在国内外引起极大注意，但也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评价。现就此提供一些个人的看法。
这一战略提出的过程和背景
早在70年代末，中国提出改革开放方针的同时，决策者就在考虑，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应该采取分区指导、有前有后、互相促进、互相带动的方针。根据地理特点和经济发展，自然把沿海首先推向开放的前沿。于是，1979年，国务院决定在深圳等地设立四个特区；1984年，国务院决定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1985年，国务院又提出开放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金三角，随后又扩大到山东、辽东两个半岛。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沿海开放地带。1986年中央提出沿海发展外向型经济。
在中国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指导思想中，也把中国分为东部（沿海）、中部、西部三个地带。沿海地区加快发展，带动内地滚动式发展，被明确提了出来。
中共十三大之后，赵紫阳总书记先后到长江三角洲、闽南金三角视察，他参考了经济学者王建的“国际大循环”的理论观点，就沿海地区发展战略发表了一些意见。1988年1月23日，中央大报刊发表了赵紫阳《关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长篇谈话。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4次全体会议同意这个谈话的观点，并决定把它作为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加以部署。
这些情况说明，沿海战略的提出，是全局性的战略，是有长期酝酿的背景，是理论和实践结合的产物。
国内外都有一些人把沿海战略即称为“国际大循环”，其实这两者不是等同的。这里包含着：中央战略决策与一家理论观点的不等同，沿海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总体设想与侧重解决工农业二元矛盾考虑的不等同，着眼中国各地带如何滚动发展与侧重着眼产业结构调整的不等同。现在，对沿海战略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更多的是对“国际大循环”理论的争议，当然也有对如何实施这一战略的疑虑。
实施沿海战略的现实可能性和前景
对于这个问题，需要作多层次的分析。
首先，把沿海作为开放的前沿地带，这一战略设想，通过10年的努力，已有明显成效。那就是我国已经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地”这样一个有重点、多层次的对外开放的格局。这已是现实。
第二，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以广东省为例。现在，它的国民生产总值有1／4是在国际市场实现的。国民收入、建设资金，都是1／4来自境外。其他地区也有相应的发展。
第三，“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做法，我认为，如果把它作为沿海战略中更具战术色彩的部分，就将会有个恰如其分的估计。现在，具体的形式很多。除“三来一补”外，还有“三资”企业。近来又发展了“三贷”的形式：贷款还物的补偿贸易，贷物还款的租赁贸易，贷款还款的国际信贷。除“两头在外”以外，有的地方也发展了“一头在外”的形式，或原料一头在外，或市场一头在外。
“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应该理解为是一个相对的、发展的，以多种形式实现的方针，“大进大出”，立即要求整个中国沿海地区做到这点，恐怕是困难的。但若干企业、若干村镇、若干县市，首先做到，然后逐步积累，应该说是一条现实的道路。全盘否定“大进大出”的可能性，或者立即要求出现“大进大出”的宏观局面，都是片面的。
第四，既看到沿海战略实施的现实可能性，同时又要充分看到它实施中的困难，因而不可不切实际地期望过高，不可一哄而起，而是着眼于扎实的努力。这里我强调的是目前决策者们已经清醒地注意到了这些问题。
第五，发展外向型经济，乡镇企业是个值得重视的力量，甚至可以成为迅速发展的“突破口”。人们说，中国劳力价格低，其中乡镇企业尤其如此。比较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其劳力价格只相当于“亚洲四小”的1／10—1／5。
总之，我认为沿海战略实施既有现实可能性，又是一个充满困难的历程，主要需要中国方面的努力，也需要外商方面的理解和具有眼光的合作。
“治理”、“整顿”将对引进外资产生怎样的影响
怎样估计三中全会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方针对“三资”企业和海外投资的影响？
第一，三中全会的方针，不是改革开放方向的改变，而是实际步骤的调整。步骤调整的实质内容无非是放慢价格改革措施的出台，而加快经济环境治理，抓紧价格改革奏效所必需的市场机制、企业机制的形成。从根本上讲，更具市场经济机制的中国经济，当然更有利于对外开放，更有利于在这方面取得实效。
第二，通过治理和整顿，不仅中国企业的环境会得到改善，“三资”企业的环境自然会得到更大的改善。特别在对重点产业采取“倾斜政策”和对涉外项目采取“保护政策”的情况下，它们受益将会更多。例如，现在某些合资企业不是抱怨原材料供应有时没有保障吗？那么经过压缩基建规模后，腾出来的原材料正好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在配套资金方面，也会有类似的情况。抑制通货膨胀、整顿流通环节中的问题，也都会起到类似的作用。因此可以这样说，治理、整顿更有利开放，更有利外商同中国的经济交往和合作，而不是相反。
第三，从发展看，这个方针的贯彻会影响到海外在中国的投资结构，此点也不可忽视。
到1987年的统计，外商投资于饭店及服务业38亿美元，占投资总额的43％。而轻工纺织电子加在一起只占17％。
这个结构已呈现出不合理性。
因此，中国在治理、整顿中实行的倾斜政策，不仅对国内产业结构说是必要的，对外资目前投向来说，也是有针对性的，必要的。这一点，相信外国朋友会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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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日本对华投资分析
对外经济贸易部外资局副局长 初保泰
一、日本在国际对华投资中属前三名，并建立了一批有价值的企业，应给以积极的评价
1979至1988年6月末，我国共批准日商投资506家企业。合同协议日方投入金额20.2亿美元。按建立企业数比较，日本仅居香港之后列第二位；按协议金额比较，在香港、美国之后居第三位。
1988年上半年日本在华投资达86项，比去年同期增长120％；协议日资金额近1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92％；实际投入1亿美元，是去年的两倍。
在日资投入项目中，出现了例如西仪衡河控制系统有限公司、西古光纤光缆有限公司、埕北油田开发有限公司、蛇口三洋电器、北京松下显像管有限公司等水平较高的企业。
二、近年日本的海外投资能力迅速增加，但对中国的投入很少
在当今国际三大资本输出国美国、日本、联邦德国中，日本已跃居第二位，1988年海外净资产预计达到3150亿美元，在中国投资的净资产预计为19亿美元，占日本海外净资产总额的5‰。
日本海外净资产1985年从600亿美元增加到1200亿美元，此后每年增加650亿美元，连续4年以很高的速度增加。而在此期间，日本对华投资从6亿美元增加到15亿美元，平均每年增加2.25亿美元，为其海外投资年增长率的3.4‰。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华投资的收益率却高于日本海外投资平均收益率。后者1981年以前呈零增长，1987年达到50亿美元；1988年预计达到150亿美元，1989年预计达到250亿美元。与其海外净资产数额相比，1988年的投资利润率为4.9％。而在中国的日本投资企业的投资利润率普遍高于此数值。例如：日本力王株式会社与CITIC、南通轻工业局合资的南通力王有限公司，开业2.5年收回全部投资。
三、打破投资迟缓局面在于了解中国市场的特点
中日双方都一再申明两国开展长期经济合作的愿望，但面对当前经济合作进展迟缓的现象却各执己见。中方说：“日本对华投资增长太慢。”日方说：“中国投资环境太差。”真诚的合作，须抛弃偏见。实事求是地探讨问题原因之所在，从中找出解决的办法。
事实上，中日过去九年中合作成功的范例已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经验。如西仪衡河公司，日方主要提供软件设计，由西安仪表厂配制硬件，共同向用户交货。中国西安仪表厂是很大的工厂，有很强的生产能力，但产品设计落后。日本衡河株式会社掌握先进技术，双方的合作，正好相互取长补短，使这家合资企业的产品达到先进水平。日方并不需要很多现金投资，几乎没有什么风险。
再如西古光纤电缆的经验是：抢先在中国投资生产光缆，并且把邮电、铁道两大用户的订货抢先拿到手，使投资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荷兰菲利浦虽然在武汉投资建立了更大规模的同类工厂，但晚了两年，最好的市场被捷足先登的日本夺得。
我认为这些成功的经验，可以概括为两句话：“知己知彼，以长补短”。可以说中日两国之间已知之甚深，但是目前面对扩大经济合作的新形势，却又知之不深。双方应相互加深了解。
四、对扩大中日经济合作的建议
1、日本应该把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作为自己对外投资的重点地区和零部件供应的加工区。这个地区集中了中国70％以上的工业、人才，是中国的对外开放门户。中国政府对这个最优越的地区实施最优惠的投资政策，正是为了增强自身的吸引力，争取更多的国际投资。
对中国的投资环境，应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给以评价：不否认中国目前不论在硬环境和软环境方面都存在问题，但决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差，不然怎么理解有上万的投资者在中国投资呢？
2、中国为改革软环境应建立中国国际投资服务总公司，为投资者竭诚有效地服务。
中国是当前日本海外贸易的第二大伙伴，日本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钢材、汽车、机器、家电等大量从日本进口。虽然在1987年中日贸易中，中方逆差明显减少，但是进出口25年逆差，累计差额215.7亿美元，这只能从日本对华投资中得到弥补。
正如合河良一先生所说：今年日中贸易进出持平，但不是积极平衡。要求得积极平衡，不断扩大两国贸易渠道有二：一是扩大从中国进口；二是向中国投资，以中国沿海作为日本企业粗加工和零部件供应基地。在这两者中，扩大中国向日本市场出口并不容易，因为中国商品适应日本市场需求的有限；而扩大对中国投资，使中国的制成品或半成品向国际市场销售（也可以按日本市场要求向日本供货），却更可取。有些日本企业界朋友对此不以为然，认为为何要用自己的资金、技术特别是国际市场优势再培养、扶植、容纳一个自身的竞争者？但这可以进一步扩大日本的市场，不仅对中国有利，对日本也有利。
在商品生产中，活劳动是利润的源泉，在使用同等价值的原材料、燃料、固定资产消耗的条件下，劳务费与利润率成反比，而在中国加工同类产品，可以获得日本本土20多倍的利润。
我相信中日两国企业界的相互理解会日益加深，两国的贸易与合作会日益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