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经济)
专栏：
沿海发展与中日经济合作
中国银行董事长、行长 王德衍
今年春天，中国政府决定在沿海地区实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这一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引起了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工商界和投资者的关注。
一、中国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基础
1979年中国政府决定兴办深圳、珠江、汕头和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4年又决定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今年春，提出了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从我国这三次重要的对外开放步伐可以看出，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并不是现在突然提出来的，它实际上是沿海地区过去9年来推进对外开放政策的必然结果。
我国的沿海地区具有较好的地理优势；劳动力资源丰富，工人、农民和干部有着较好的文化和经营素质；能源、交通和通讯等基础设施在近年来有了较大的发展；沿海地区的企业已经具备了比较先进的技术设备手段，并且在改革中初步形成了较好的内部经营机制；沿海地区已经具有开展对外经济交往的经验以及贸易经营习惯；金融、保险等第三产业比内地条件要好一些。
正是基于9年来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实践，中国政府才决定把这一块拥有2亿多人口和每年一万亿元工农业生产总值的地区，进一步推向国际市场，并以此促进全国经济的进步。
二、中国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制约条件
首先，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面临着国际市场的严峻挑战。中国要使自己的出口产品更具有竞争能力，并非一日之功。
其二，沿海地区的发展需要不断增加资金的投入，而资金不适当地过多注入又会引起经济发展过热，造成通货膨胀。因此，从经济稳定发展的长远角度考虑，今后几年，沿海地区的人民币信贷资金和财政资金的投入都必须保持合理的水平。
其三，中国现行经济体制在很多方面还不适应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需要，包括目前缺乏完善的市场经济机制。
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可能会遇到困难和风险。在实施这一战略的过程中，对于中国来说，更多的仍将是需要引进国外技术和设备以及必需的资金。显然，对于中国的经济合作者来说，面临的不是更多来自中国的竞争和挑战，而是双方共同的经济合作与利益。
三、中国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保证
目前，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确实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困难，使一些国外投资者到中国投资犹疑不决或者不知从何着手。例如，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率过高；又例如中国进行的改革，已经冲破了高度集中的、排除市场机制的旧经济秩序，而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秩序则尚未很好建立起来。新、旧交替期间的比较复杂的局面，使外商来华投资作可行性分析方面产生一些困难，例如对于原材料供应、价格等方面的预测会感到不好判断。这些问题，中国方面完全理解，已经而且将来还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制订一些条例不断加以改善。中共中央今年9月举行的三中全会，决定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是整顿经济秩序、治理经济环境，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这个决定，将为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环境；它也为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确立了坚实的保证。这个决定，将有利于外商投资、有利于进一步对外开放。
四、关于中日经济、金融的合作
实施沿海发展战略的核心之一，就是要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的优势，通过“两头在外”的方式，使更多的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参与国际交换和竞争。这里有一个基本概念：中国争取多出口，是为了能多进口。10亿人口的中国，是一个潜在的大市场。因此，在中日之间建立起能够充分发挥中国劳动力优势的互补关系，扩大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和技术合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据不完全的统计，去年，日本在华设立的“三资企业”有111家，协议投资金额约3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加17％和41％，但仍然低于1985年的水平。考虑到近两年日本在日元大幅度升值的情况下对外直接投资增加比较迅速这一背景，不能不认为日本对华投资和技术合作尚处于不活跃状态，或者说，还处于初级阶段。我们期望日本的工商界和投资者进一步打消不必要的疑虑，眼光再放远一些，使日本的对华投资能够活跃起来。我们更多地欢迎日本的经济界到中国直接投资。技术转让方面也要再开明一些。这比借钱给中国，更受欢迎。请日本朋友们仔细地研究，这是对两国均有利的长远、正确的方针。
最近几年来，中日两国的金融合作一直是比较令人满意的。但是中日金融合作的潜力仍然很大。中国银行作为国家外汇、外贸专业银行，将在资金引进、信息交流和客户介绍三个方面进一步加强与日本经济、金融界的合作。希望日本的投资者积极行动起来，共同参加中国沿海地区经济的开发和建设，这是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
第2版(经济)
专栏：
努力促进日中经济合作
东京银行行长 井上实
首先，日本的进口市场正在扩大，这是一个可以向日本进行大量推销的机会。
此次进口增长的特点是成品进口增多，约占进口增长的70％，几乎占进口总额近1700亿美元的一半。
这种进口的增长近期内仍将继续下去。我可以举出以下五点理由：
（1）由于日元升值，在日本国内市场上，外国商品暂时还保有价格竞争力。
（2）日本因价格竞争力而放弃了一些商品的生产。
（3）因日本出口产业采取了成本合理化措施，导致进口成品、半成品增加。
（4）日本当局正为降低关税和简化进口手续而努力，对于通产省扩大进口的要求，企业也在尽力执行。
（5）最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已经出现了开发进口的革命。
这种进口是由日本流通领域的经营者自己制定进口计划、并委托海外厂家生产后运回国内的方式。从出口一方来看，不必为开拓市场担心，就可以获得生产技术，有时也能够得到所需的资金，因而具有较多的优越性。开发进口迄今以衣料和食品为主，近来又向家具、自行车、家用电器等更大的范围扩展。日本9家主要百货公司和8家超级市场通过开发进口方式进口的商品额已由1984年度的731亿日元（约合19.65亿元人民币）增长到1987年度的1800亿日元（相当于48.65亿元人民币），增长2.5倍。而且这些进口商品的90％集中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南亚。这对贵国的出口战略来说，至为重要。
为了与这个潮流相适应，贵国可否设立一个具有斡旋能力和推动能力的磋商窗口。
就日本企业来说，想以开发进口形式进口符合日本规格的商品，却不知道中国什么地方可以生产和出口。对于日方提出来的这些询问，如果能有一个窗口给予解答，那么，日本从中国的开发进口就会有飞跃的发展。
其次，我想谈谈日本企业到贵国投资的问题。
今年8月，竹下首相访问贵国时，两国政府签订了投资保护协定。这一协定，对日本企业的活动等，原则上规定享受与本国国民相同的待遇。贵国在投资保护协定中写进这一内容，是破天荒第一次，使我们深刻感到贵国所采取的积极姿态。我衷心希望，缔结这个协定，并结合努力设法改善投资环境，将促进日本企业的对华投资。
另外，以缔结这个协定为契机，日本的企业中出现了重新研究以中国为投资对象的向前看的气氛。由80人组成的大型的投资环境调查团，上个月中旬至下旬，访问了贵国。
关于贵国的投资环境问题，有许多人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已经提出过。对于贵国为改善投资环境已作出的极大努力，我们给予高度评价。
由于大家的努力，已经有所改善的方面如下：
法律方面的完善。
在法律的具体实施方面有了改善，如授予各省市对合营企业审批权等等。
统一窗口使工作手续简化，效率提高。
对出口型企业和先进技术型企业给以各种优惠措施。
为解决问题，日中双方的合作姿态较高。
当然还可以举出许许多多的例子。与初期相比，中国的投资环境已有了较大改善。但是仍然存在着问题。
下面我想举出几个与资金无关的、又相当具体的问题谈一谈。
（1）对于技术或技术秘密的价值应当给予充分评价和尊重，这可以进一步促进技术转让。
（2）中国有些内部规定，不能给外国人看，但外国人不遵守这种内部规定又不行。是不是应当予以公开发表为宜。
（3）由于信息资料不足和信息不够公开，在搞可行性调查时会遇到困难，以致旷日持久。
（4）为了扶植合营企业，对于原材料的供应，应给以保证，价格要合理，质量需提高。
我直率地讲述了以上4点意见。如果扎扎实实加以改善，外国方面就会看到，贵国的投资环境正发生令人刮目相看的变化。
最后，我想介绍一下日本在战后经济复兴时期经济运营的一些经验，希望能够有某些参考价值。
战后，日本还在税收方面为鼓励储蓄采取了种种具体对策。
例如，实行特别优惠储蓄制度，规定国民的一定金额之内的存款可免交利息税。这项规定直到今年4月才取消。购买国债，也在一定限度额内不予课税。
日本的储蓄率达到非常高的水平，这对日本经济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当时的日本与今天的贵国虽然情况完全不同，但是我认为，使国民充分理解储蓄的重要性，同时注意培养节俭和不乱花钱的社会风气，还是极为重要的、有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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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中国企业管理协会理事长 张彦宁
今天，我想就朋友们关心的有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改革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
从1978年底开始的中国城乡经济体制改革到现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到1984年10月。这个阶段，重点是进行农村经济改革，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时在城市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试点，主要是扩大企业和地方的自主权以及进行城市经济体改综合试点。
第二阶段是从1984年10月到1987年。这个阶段，重点是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环节，从微观到宏观，从生产、流通体制到分配体制进行全面改革。同时，深化农村第二步改革，把农村改革与城市改革结合起来。
第三阶段是1987年10月到现在。进行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在继续深化企业改革和增强企业活力的同时，提出了价格和工资改革。
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也存在着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是经济增长过快，总供给和总需求矛盾突出，通货膨胀等等。我们将通过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继续深化改革，解决和克服这些难点。
二、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继续进行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以增强企业活力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我们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和矛盾，归根结底也是要靠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来解决的。为了增强企业尤其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目前全国预算内的工业企业已有86％以上实行了承包经营责任制和租赁制。承包经营责任制，是在坚持企业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基础上，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以承包合同的形式，确定国家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
目前，承包制仍在不断发展和完善，并在承包制的基础上向股份制发展，使企业逐步形成一种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机制。1986年以来全国人大先后颁布了《企业破产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国务院发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全民所有制小型工业企业租赁经营暂行条例》，为企业深化改革提供了法律保证。
我们正在通过企业承包企业和企业兼并企业，促使企业面向市场，在优胜劣汰的竞争中发展自己，实行企业结构优化。
我们将有选择地发展企业集团，进行股份制试点。目前，推行股份制主要是在新增投资和产权重组过程中逐步进行。今后凡是由多方投资新建企业，一般应将各自的投资转换成股份，建立股份制企业。为此，我们正在制定《股份有限公司条例》、《有限责任公司条例》和股票、债券管理方面的法规，以促进股份制发展。
三、加强经济法制，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也就是新旧两种经济体制转换的过程。为了尽快解决转换时期的摩擦和矛盾，发挥新体制的整体效应，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以法律形式将新体制的基本方面固定下来，并通过法律的强制力确保中国有一个良好的经济建设环境和投资环境。目前，我国改革的方针正由抓试点、搞试验向制定法规和条例转变。十年来，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制共计60多件，由国务院发布的行政法规共计600多件，70％以上的是经济方面的。其中，涉外经济法规主要有《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商独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关于外商投资的规定》和《中国银行对外商投资企业贷款办法》等等。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商品经济新秩序的逐步确立，中外经济技术合作必将会有一个大的发展。
第2版(经济)
专栏：
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投资
日本丸红株式会社会长 春名和雄
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合作，是由政府一级的资金合作和民间企业一级的投资及技术合作两部分组成的。
促进民间企业的投资
前不久，竹下首相访华时，同中国政府签订了日中投资保护协定，从而为日本民间企业来华投资迎来了新局面。投资保护协定规定给日本企业以国内企业待遇，中国政府这种积极向前看的姿态，对鼓励日本企业的投资将产生心理效果。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不仅仅停留在气氛上，而是致力于使这一协定真正为改善投资环境发挥作用。
日本对华投资的现状
1、据日本方面统计，截至1987年底，对华投资累计为397件，17.4亿美元；按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统计，本年度上半年实际成绩是86件，约1亿美元。与上年同期比较，件数和金额都几乎成倍增加。对华投资累计额中的近90％集中在1985年以后的3年里。可以看出近两三年来日本对华投资有了急剧的增加。
2、从投资的领域看，几年前日本的对华投资以饭店等第三产业为主。但近两三年来，生产性项目有所增加。例如松下电器公司同北京合作的显像管制造企业就是典型。
3、随着日元升值而来的生产转移，日本方面有着增加海外投资的强烈需求。我确信只要两国间的投资环境得到改善，今后日本企业的对华投资将会急速扩大。
不过，我们也知道中国方面存在“日本投资消极”、“投资还不充分”等看法。关于促进对华投资的几点建议
我认为，为了进一步扩大对华投资，既需要中国方面“向着更有魅力的投资市场”的目标改善投资环境，同时也需要日本的企业超越双方体制的不同，在相互理解之下积极与中国合作。
日本向中国投资应该形成连续而稳定的循环，即实实在在地在中国建厂，促进技术转移，制造产品，然后，或加以收购，或协助销售，从而协助中国取得外汇。
为了使对华投资活跃起来，希望能够针对过去常被指出的几个障碍，给以改善。
海外人士对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和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有所担心。1978年以后的10年里，中国出现过1979年至1983年的经济调整，1984年至1985年的贸易赤字扩大，最近中国又决定调整经济，政策上“收”与“放”的摇摆幅度太大，这使外资有所不安和担心。稳定的经济环境是招徕外资的重要因素。
中国现在采取了诸如准许进口代替制品在国内销售、在外汇调剂市场上换取外汇等措施，但是要进一步吸引先进技术企业来华投资，还须使政策更加充分。
此外，在原材料、基础设施、行政办事效率等方面也需要改进。
以上几点，是经常提及的话题。但是反复议论本身正说明这是重要的问题。希望予以理解，加以改进。
开拓、推进重要工程项目
日本对华投资每年超过100件，质量、数量都在提高。为了优先吸引程度高的投资项目，日本将由官民合作共同组成一个机构，对项目加以区别选择。
对于贵国根据产业政策和地区政策选择的工程项目，日本方面则按一定的标准加以审理。对于双方同意的工程项目，由这个机构提供具有先导作用的投资。
有关建立这一机构的设想，日本政府和民间经济团体正在加紧实施。这对于促进对华投资，推进中国所需要的重要工程将起到很大作用。
关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和外国企业的投资
近几年来，太平洋经济圈的经济发展和地区贸易的增长很快。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提出大力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中心的加工贸易的战略，是合乎时宜的，我们欢迎这种大胆的构想，同时也考虑在条件具备时积极参加这一战略的实施。只是，在实际推行这一战略时，有几点需要充分引起注意。
首先是加工贸易所带有的局限性和不稳定性。在原材料供应紧张的情况下，“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从收取外汇加工费的意义上说是有利的。但原料进口和产品出口都依靠外国企业，中国企业的自主性就会丧失。另一方面中国企业自己搞进出口，对于原料、制成品的世界性的景气变化，就需要由自已承担风险。
“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是资源小国日本、亚洲“四小龙”走过的道路，但决不是一条平坦的路。
最后，我觉得中国当前最大的问题似乎是通货膨胀。
第2版(经济)
专栏：
推进日中合资合作事业
松下电器公司常任顾问、关西大学客座教授 原田明
促进投资与发展合资、合作事业的三项基本条件——基、竞、择的原则
围绕日本在中国投资的问题，现在有这样的疑问：
“为促进投资，中国已作了巨大的努力，但是日本的投资仍然没有如人所愿那样的增加，原因何在？”
汉城奥运会已结束了，日本运动员只拿了4块金牌。对此，日本国内现在出现了强烈的反省声。
体育与商业、经济不同，但有很多近似之处。
概括而言，为促进投资，发展合资、合作，秘诀就在于整治基础条件，贯彻竞争意识、优先选择和实行最重要的政策。
下面我想谈一谈基、竞、择三原则具体是怎样一种政策。
“基”的原则——整治基础设施、投资环境
如果借体育来比喻经济，那么，国家的整体经济状况应该是健全的。地区的基础设施应该是完备的，能源供给等不用令人担心。环境应该适于事业的兴办和成功。
（1）经济的健全性。
抑制通货膨胀，确保经济的健全性，是发展事业的前提条件，我衷心希望中国政府现在施行的各种政策能取得充分的成功。
（2）整治好基础设施。
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都是不大完备的。尤其像中国，国土辽阔，整治基础设施需要巨额资金与技术。
这个领域里的事业，主要是由政府公共机关部门担当的。现在不论哪个国家，其政府机关都为财政赤字所困扰。今后日本应该努力扩大对中国的援助。同时中国也需要为取得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的合作，而考虑制订国际性的政策。
（3）整治投资环境。
中国自1978年以来，推行开放政策，陆续设置了经济特区、经济开放区、三角洲经济开放区，整治了吸引外资的环境。特别是今年，签订了日中投资保护协定，这正是众所期望的好事。由于有了这些进步，今后会出现一个能使日本投资明显增加的环境。
但是虽然协定已经签订，其中写入了保护投资、给（外国投资者）以内国民待遇，但在实施中，还需积极努力，以打消投资者的种种顾虑。
“竞”的原则——鼓励竞争，以公平竞争取胜
在中国办工厂，引进设备技术，开工生产，在中国国内销售并不怎么困难。但要向世界市场出口，就要在品质性能、设计、成本、交货期及其它各个方面，跟其它国家公平竞争，以竞争取胜。
尽管中国的一般工资水平与其他新兴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相比，较低廉，成为竞争中一个最有力的因素。但是实际上，中国企业所负担的成本却比人家高出几成甚至几倍，再加上企业承受的各种福利负担，这就有丧失优势的危险。
“择”的原则——根据长期计划选择政策
中国因为是大国，自然变动的幅度大，发展和调整两者间比较长期地摇摆，也容易对外国的投资活动造成影响。
若要控制这一变动幅度，使稳定发展成为可能，必须重视情报的搜集和公开，重视统计的完善，确保政策的实施，做到中央和地方的健全配合和相互联系。
有一个原则是：把紧缺的东西用到重要的地方。日本在生产不足的时代，曾经实行过倾斜生产，在外汇不足的时代，也曾实行过外汇优先的政策。
在企业一级的政策选择上，也有一些问题。比如：
（1）与其由于不能熟练掌握最先进的高技术，或由于资金不足而导致生产中断，不如采用促进劳动雇用型的有效技术。
（2）避免自行其是地随意经营，那样会妨碍效率的提高。
（3）一方面应当重视从零部件到最终产品的一以贯之的生产，同时也要重视进行现实的、分阶段的生产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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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中日经贸关系的展望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长 郭东坡
展望未来，中日经济技术合作有着广阔的前景，这是因为：
自1985年以来，太平洋地区的贸易已经超过了大西洋地区。在这种新的国际经济格局中，西太平洋各国各地区的经济活力尤其引起世人注目。地处这一区域的日本和中国，将日益按照各自的条件逐渐深入地参与这一区域的国际分工，对本区域的和平、稳定与经济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
其次，自1985年日元大幅度升值以来，日本正在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其经济从依赖出口型向扩大内需型转化。日本企业加紧向国外转产和增加对海外投资的趋势方兴未艾。中国在实行对外开放已有了9年经验的基础上，于今年年初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旨在充分利用我国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等优势，一方面大力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原材料，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出口贸易，以此积极地参与国际经济交流和竞争。从目前日本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势看，不仅两国间的商品贸易有可能达到积极的平衡，即在进出口额增长的基础上保持更高水平的基本平衡，而且在资金、技术、开发资源、改造老厂等方面扩大合作更具有现实的可能性，中日经济的互补性在当前显得十分突出。
再次，中国对外经济技术合作近几年来也有了较快的发展，特别是吸收外国和港澳台胞的直接投资有了较大的增加，中国正在以“使外国企业家能够按照国际惯例在我国经营企业”为目标，做出各种努力，今后将会更多地吸引外国投资者到中国、特别是沿海地区来投资。中国政府已经宣布，当前中国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遏制通货膨胀，是在坚持改革、开放总方向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仅不会影响对外开放，而且会给对外开放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在此情况下，我们有必要检讨一下中日近两年贸易额有所下降和日本企业到中国投资不够活跃的状况。
按照我国有关部门的统计，中日贸易额过去长期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25％左右，1985年竟占到27.27％。当然，由于中国连年对日贸易有较大逆差，这种状况是不可能持久的。近两年情况有一些变化，我国对日出口增加，进口有所减少，进出口总额略有下降，1987年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19.7％，进出口结构逐渐趋于合理。如果今后日本在扩大从中国的进口方面继续作出努力，加上中国出口企业在商品质量、包装、交货期、稳定供货等方面不断有所改进，那末，双边贸易额有可能稳步回升，即达到积极平衡的目标。当然，中国在扩大出口的基础上增加进口，将以技术和关键设备为主。日本方面是否能够适应中国方面的这一需求呢？万一再发生类似“东芝机械事件”、“搜查两商社事件”那样的事情，恐怕要给中日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增加新的障碍。
根据中国有关方面的统计，截至今年3月底，日本企业在中国直接投资兴办的合资、合作和独资企业共451家，占全部外商和港澳台同胞在中国大陆直接投资项目的4％；日本企业实际已投入的金额10.7亿美元，占中国实际吸收的直接投资11.6％。
这些日商投资企业的经济效益比较好，主要是由于多数为小型项目和非生产性项目。根据我在前面对日本和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情势所做的粗浅分析，如果日本企业界更多地到中国、特别是到沿海地区兴办先进技术企业和出口企业，则能更好地实现两国经济的互补和合作。
从提供的统计数字来看，日本企业界现在比起其他国家和地区已落后了一些，我谨吁请日本新闻界和朋友们对日本企业界施以舆论的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