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漫谈改革题材文学
王蒙
改革题材文学创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一大批优秀的作品，打动了千百万读者。改革开放仍然是我国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是兴奋点，改革的前途、命运、困难、出路、方法、步骤……所有的一切都牵动着中国人民的心，甚至牵动着国外许多人的心。因此，说改革题材作品不受群众欢迎是没有道理的。如一些反映改革的电视剧，尽管不是十全十美，尽管文艺界对它有不同的议论，但它在群众中掀起那样的热潮，反映了人们对改革事业的关注。
但是，我们对改革还有一个认识过程。一些改革题材的作品有简单化的倾向，反映出我们对改革的认识还比较肤浅，甚至幼稚。一种倾向是把改革观念化，似乎改革只是和保守观念作斗争，只是一念之差，一念被纠正过来，改革就大获成功，天上就掉馅饼，四化就指日可待。但事实上，这同改革进程相去甚远。任何一种看似保守的观念，都同许多实际利害关系、实际生产力发展水平相联系着。如大锅饭，批起来容易，真正解决起来困难大得很。平均主义，克服起来也非常困难。还有一种倾向是两极化，把改革的过程说成是以改革为一方、保守为一方的斗争，斗倒了保守的，改革就能胜利。这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受了以路线斗争为纲这一观念的影响。因为改革的过程不但是一个斗争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建设的过程，发展的过程。改革的水平，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还有一种情况是清谈化，把改革者、改革家的形象塑造成了清谈家。
出现这些问题，不是由于我们写改革写得太多，毋宁说是写得太少了。是由于我们的作家对改革的切实体验，钻研，分析，认识，比较，积累还不够。
如何反映改革，有一个问题，至今我们认识得不够，或者说还刚开始认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的精神生活、精神面貌，它的规律是什么？它的发展状况有什么规律性的东西？改革时期，题材仍然是广泛的，可以写工业改革、农村改革，也可以写儿女情、家务事，也可以写历史、神话，也可以写大自然……但不管写什么题材，都应尽可能体现出我们这个全面改革时代人们的精神力量、精神活力、精神追求、精神上的探索。尽管在这一点上，人们至今很难作抽象的理论上的界定。
由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时期的精神生活的规律还没有完全掌握，就会形成各种议论，就会开出各种的药方。如有人认为改革时期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希望中国能回到四五十年代革命战争时期，希望人们具有和当时军事共产主义制度相联系的那样一种崇高、激越、蓬勃、献身的革命精神、革命斗志。这个想法的出发点是好的，我们就是要很好地继承革命传统。但也不是说可以原封不动就解决问题。我们必须研究和解决新情况新问题。因为当时处于战争状况，吃大、中、小灶，住窑洞，很难再用这种方式来组织今天的社会生活。有些老艺术家感慨地说，当年演戏，领导早上给一个任务，我们一边行军，一边创作，晚上，战士休息时，我们就能演出；现在演戏还要钱，这些演员都应送到老山去，体验体验生活。真的去体验战争生活，我很赞成。但我有一个疑问：如果仗停了怎么办？是否说我们就会堕落了？只有靠革命战争，人的精神才能振奋，才能升华？而一旦进行和平建设，特别在多种经济形态下进行建设，我们的灵魂就会坠入地狱？我们要学会的恰恰是在建设四个现代化，在改革、开放、搞活的条件下建设精神文明。
又如一些改革家从西方接受了不少新名词，一张口就是耗散结构、增熵、负熵，或引用什么皮亚杰的心理学，一张口，大话连篇，宏论盖顶，把改革说得易如反掌……似乎这样就能救中国。事实上，中国近百年历史上，常常有从西方学一点皮毛的所谓新潮派或假洋鬼子，最后是一事无成，孤家寡人，下场惨得很。
所以前一段对改革的议论很活跃，很热闹。但也显示了对改革的认识还处在一个热情澎湃的阶段，没有完全进入对它的科学的认识。
在新时期、全面改革时期，人们的精神状态、精神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是否应具有创造、开拓精神，而又是脚踏实地的？只有创造、开拓精神，有时会变成空想家、清谈家。在中国，空想家、清谈家即便是有很可爱的性格，但下场往往是很悲惨的，也不受欢迎。改革是一种充分开放的，但又是清醒的选择。我们不讲开放精神不对，不讲选择也不对；不讲热情不对，不讲清醒也不对。诸如此类。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切题材的文学作品，一切题材的当代作家写的作品，不可能不受改革时期人的总的精神状态的制约。甚至于一些表面上看不是写改革的作品，但只要是真实地反映了同时代人的思想、情感、脉搏，就必然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改革时期人们精神的解放。反映这一精神解放的创作模式我们现在还在探索。刚才讲了两种：一是四五十年代的模式；二是“皮毛”西化的模式。还有一个模式，现代意识与东方审美观念的结合。这个模式作为一家之言，当然可以探讨，而且也很有趣味，有价值。但很难用这种模式来观察、测定当代多数人民群众的心态，因为这个文学模式主要是洋与古的结合，缺少的恰恰是中国今天的东西。
如果说文学对改革应做出什么贡献，那么直接反映改革，提出改革中的问题，号召人们进行改革，这是第一个层次的。第二个层次的贡献，是反映人民群众精神的解放、精神潜能的发挥，反映我国人民思想的活跃，这种活跃是建设性的，不是动乱的、制造事端的。第三个层面的贡献是通过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审美水平，对改革予以积极的促进。因为改革的目的是富裕和文明，仅仅有富裕而没有文明，这不是我们所追求的。这种现象在农村已开始出现，比如有人发了财，把钱埋在地下，怕银行坑他。中国封建社会也有人富裕，富了后一是赌钱，二是讨小老婆，三是修坟墓。所以，仅有富裕，没有文明，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从这点来讲，提高精神文明和发展物质生产几乎是同样重要的。因此，通过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逐步养成尊重、爱护一切创造性、建设性精神劳动的社会风气，用美的标准改造自己不文明的生活习惯、不文明的精神状态，这对改革也是一种推动。文学作为对改革的一种精神上的促进，应是多方面的。若从这三个层面来看待文学与改革的关系，就不会过分狭隘化。
最后一个问题，改革也包括文艺事业的改革。文艺家写改革时指责别的行业，这儿保守，那儿落后，但反观文艺本身，种种文艺体制如剧团、作协、文艺评论队伍、专业业余作家制度同样也有许多事情需要改革。如果我们自己不进行改革，难免有一种空谈让别人改革的倾向，文艺事业也不能很好地发展。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为了文学的成熟
李国文
文学发展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文学的成熟，既需要时间，更需要实践，自然也包括失败和成功，或者再失败，再成功这样不停地反复实验在内。因此，考察文学进程，也要尊重这样的客观规律。
一部划时代的石破天惊式的作品出现，绝非偶然。其中必有前人筚路蓝缕的努力，象垫脚石一样使作家攀上不朽的高峰。从“初唐四杰”到盛唐李杜的演变，《金瓶梅》对于《红楼梦》的影响，都充分说明文学发展的积累过程。所以，指望一种类型或一种题材的文学出现伊始，便有臻于至善至美的作品问世，是不大切合实际的。
谈到改革题材的文学，若从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算起，到张洁《沉重的翅膀》、张贤亮《男人的风格》、柯云路《新星》……时间是相当短暂的。如果哪位评论家仅就这几部只不过是投石问路的作品，匆忙做出改革题材文学成败得失的结论，我以为为时过早。因为毕竟生活本身，也即是我国改革开放搞活的局面，刚刚冲过起跑线不远。文学超前生活，文学与时代同步，并非绝无可能，但大多数作者对于剧烈变革的生活，总要有一个调整适应，认识理解，消化沉淀，融会升华的过程。托尔斯泰写他的史诗《战争与和平》是在1812年战争以后的40年。曹雪芹于“蓬牖茅椽，绳床瓦灶”间作《红楼梦》，已是“风尘碌碌，一事无成”的“半生潦倒”以后。这“时间差”有助于历史自身的沉积，有助于作家得以从宏观的角度来审视事物的进程。登高望远，俯瞰而寰宇尽摄眼下，作家的视野愈宽，作品的气势愈大。因此，在经济体制改革初见端倪，政治体制改革即将开始，改革题材文学应运而生，是正常的，所出现的作品，有这样和那样的不足，也是正常的。我之所以这样说，并非护短，对从事改革题材文学创作的作者来讲，在如此迫近的距离里，写出如许作品，已属难能可贵。至少，体现了作家的责任感。
文学，毫无疑义应该提倡多样化；同样，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学，也应该奏出时代精神的主旋律。这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独尊一花，罢黜百家，文学便失去了丰满的血肉之躯。反之，在一整代人的作品中，看不到时代强烈的印记，听不到在劳作、在变革、在创造的人们的声音，只有轻歌曼舞，花前月下，形影相吊，自作多情，恐怕那只能称之为断了脊梁的文学。
当然，更不容忽略的一个事实是，改革、开放、搞活牵系着亿万颗心，事关每一个人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以至思想观念、精神状态。人们有权利要求通过多种传播媒介，看到自己在改革这巨大的舞台上的形象，听到自己在这时代的回音壁前传来的回声。文学艺术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更深层次的融会心灵、交流心声的纽带，也是焕发力量、鼓舞精神的链环。所以，文学参与改革生活，决非急功近利，是作家的责任，更是时代和人民的需要。
当然还是要多样化，甚至改革题材文学本身，也应当提倡多样化，在这场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之宽之广的情况下，也为写改革题材文学的作家，提供了可驰骋的空间。随着改革的深入，随着政治、经济体制的巨大变革，必然带动的思想观念、精神状态的深刻变化，这一领域最容易为作家提供鲜活的，生动的创作素材。无妨预言，改革题材文学经过数年来潮涨潮落的实践，巨澜兴起，将不会很远。
我以为对正在成长中的改革题材文学，更需要关心、帮助、扶持。今天，我们不妨回过头来研究一下“《新星》热”反映出的“柯云路现象”。这个作品，有它成功的地方，但也有其不足之处，宣扬清官意识，强调“铁腕人物”的“人治”。但是，小说和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却引起了从大学教授到普通市民、工农群众各种文化层次的观众，普遍的强烈反响。这究竟为了什么？值得深思和研究。对于《新星》，评论界的冷淡和群众的热烈，曾形成强烈的反差。与此同时，评论界狂热推崇的作品，在广大群众中了无反应。究竟专家脱离群众，还是群众脱离专家，难道不应该冷静地进行自省么？
假如评论界对于《新星》或其他改革题材的文学作品，表现出稍多一点的热情，不仅使作者获得教益，读者和观众也会在评论界的指点下，进一步提高鉴赏水平。
写作，是绝对的个体劳动。但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学，却是集体的壮伟事业。这需要作家、评论家，也包括读者在内的共同努力，才能创造出丰硕的成果。当务之急，应是投身到改革洪流中去，投身到无比丰富深刻的现实生活中去，在变革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变革主观世界，只要这样坚持不懈地深入实际，深入日益变革的社会生活，改革题材文学发展进程的前景，必定是乐观的。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绘画语言功能谈
——从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谈起
李燕
今年，国内外学者们纷纷撰文，纪念唐代伟大的美术史论家、美学思想家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面世1140年。这是因为，他的一些观点，在今天仍有理论价值。特别是面对当今绘画语言的混乱现象与绘画功能的谬用，重读张氏著作，诚感必要。
“绘画语言”这一概念，原从“语言”概念衍化而来。根据俄国巴甫洛夫创立的学说，语言是人类相对于人和动物都有的“第一信号系统”（条件反射）而言的“第二信号系统”。“第二信号系统”的第一表现形式是语言，第二表现形式是语言的符号化——文字，正如张氏所云“……受命应箓，则有龟字效灵”。
但是，内中有一环节常被忽略：从听觉的语言到视觉的文字（图画文字——符号文字）必需经过一个“约定俗成”的筛选、沉积过程，此乃人人必循的规律，否则你自命苍颉所造的图画与符号，别人却不认识，不承认它们是可通行的文字。在此当读张氏所云“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创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可见，“绘画语言”本是为完成绘画沟通作者与观众的思想、情感之联系的特殊“语言”——方式；凡是从人们生活经验范围内择取的一切视觉形象因素而约定俗成的绘画语言，便都是人们可以理解的绘画语言；反之，则势必流入“密码”，难破其意，不堪传达任何思想。
其间还有一点易被忽略，那就是，在人类使用符号与广义的图上存录形式的历史中，根据需要，分成三大类，即张氏借南朝宋人颜光禄之言所指出的：“图载之意有三：一曰图理，卦象是也。二曰图识，字学是也。三曰图形，绘画是也。”明确之至！图上可载的只有三种形式（现代才有“图理”中分化出的公认的自动机械划出的“图表”，姑置不论）。仅由少数专家学者们内定推行的特殊符号便是“图理”（不入此行便不懂），如古人以“－－”为阴，以“－”为阳，形成了《周易》的八种卦象，以参运天地之理，正如张氏所云“阴阳陶蒸，万象错布，玄化亡言，神工独运”，至今为英国李约瑟博士所钦敬。至于“文学”之所以为“图识”，即看“图”可识：从远古象形文字的意象逐史沿革而约定俗成，以至“月”全不似?，但国人皆识其为月。它们的功能除记录语言外，进而产生了兼得“形外之妙”的文学艺术。法国大雕刻家罗丹说：“用文字来和抽象的东西戏耍的技能，在思想领域中，也许给予文学一种便利，为其它艺术所不及。”这其它自然包括绘画了。从这儿可以顺便启示我们理解张氏所说的“宣物”与“存形”之别，进而理解第三类的“图形”——绘画。它完全借助视觉表象的画面（存形），以类乎“条件反射”的规律引起观者的理解与共鸣，写实绘画多如此。但人们还创造了一种突破这“表象语言”的“意象语言”：以意择取表象因素而另行合象。我国在世界画坛早以书法篆刻艺术与写意画达到了“合象”——“意象语言”的高峰！须知，这里的要点在于：第一，世上至今只有这两种绘画语言，“表象”与“意象”的语言。第二，两者都是“眼识”之象——“具象”，而绝非“心识”而看不见的“抽象”；“抽象”只可载于脑中，不能为“图载”之。“印象派”画师塞尚说过：“我们这项艺术基本存在于我们眼睛的思维里。”但遗憾的是，通行的外来词“抽象绘画”被译成了一个含混不清的概念。现代绘画大师毕加索明言：“没有所谓抽象画，人必须用某些东西开始，后来可以把现实的一切痕迹去掉，然后……事物的观念在其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号。”又说：“绘画有自身的价值，不在于对事物如实的描写……不能光画他所看到的东西……在我的画幅里，我运用一切我愿意要的东西。”可见，“抽象画”概念理应给予科学的界定。
“图载”本意既明，绘画功能自明。张氏提出了绘画的功能在于：“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藉同功……见善足以戒恶，见恶足以思贤。留乎形容，式昭盛德之事……”按其精神来理解，就是：绘画应成为社会“德育”与“智育”的辅助“美育”之良好方式。
然而，近世见到一些所谓现代派画家、理论家则不然。或者对三种“图载”毫无常识，乱派用场而泯其功，甚者以伪学术惑世而谋私利。例如海外学者指出的一批当世自称“观念艺术”的画者，他们“几乎摒弃一切美学上的限制而直接地把他们要说的话在画布上用文字写了出来”。这真是以文字语言消灭“绘画语言”从而证明他们没有掌握“绘画语言”的典型！
复读张彦远所讥的当时的画坛赝品的话：“今人贵耳贱目（只听名气不信自己的眼睛），罕能详鉴。”“今之画人，笔墨混于尘埃，丹青和其泥滓，徒污绢素，岂曰绘画！”噫！新谬不谬，腐之尤甚，只堪匆匆来去，安能统领当代美术的主流？
今天，我们重温张彦远之文，目的在于古为今用，力求以正确的绘画语言完成其应有的社会功能，继承发扬祖国画论的优良传统，对人民负责！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多棱的性格 杂色的世界
——读两篇报告文学新作有感
李运抟
贾鲁生的《丐帮漂流记》（《中国作家》1987年第3期），描写的是当今一帮乞丐极无光彩充满病态的盲流生活；戴善奎的《大江千古事》（《现代作家》1987年第6期），则展示了当代一群中华热血儿女首次漂流探险长江全程而饮誉中外的历史壮举。将这样两部题材不同、意旨迥异的报告文学新作搁一块议论，乍看似乎有些不伦不类。但当我们发现它们不谋而合地具有那么相似而具有开拓意义的审美意识或曰创作意念时，就会感到它们的可比颇有意味。这种共同的审美意识，便是对生活真实的健全性的真实处理。
以崇尚真实为天职的报告文学创作，其状人叙事究竟如何才能达到令人信服的真实境界，这在理论上素来众说纷纭，而实践起来则五花八门。比如，就已经选择的某个具体写作对象而言，作者可以专写他所喜爱的闪光之处而舍弃无甚光亮的部分，反之则可能专事揭橥对象的丑陋之外而不顾及其他复杂因素。当我们明显能够意识到这类可谓“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选择，只能带来反映对象的局部或表层真实时，却又无法否认这还是一种真实的选择。但显然，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真实——它肢解了客体对象的复杂构成而无法揭橥对象的本质内涵。这样的一种凭作者主观好恶来处理材料的真实观念，如果再加上一种非此即彼的简单的价值判断，报告文学的真实只能出现残缺不齐、偏执一隅的真实从而导致非真实。当我们承认新时期十年的报告文学较之以往确实有了长足的发展时，也不能不看到上述弊症的存在。“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的简单分界，对事物喜走极端的处理意识，这并非是当代报告文学创作的鲜见之物。
也正是从这种偏狭的真实观来看，《丐帮》与《大江》就表现了难能可贵的拓展与超越。两部作品皆注重了对客体对象的多角度表现与多层次的揭示。多棱的人物性格与多色调的事件呈现，构成了杂色的世界，令人信服地表现了报告文学真实性的所在，尽管这真实仍然是相对的。
《丐帮》处理的是一个小小乞丐王国，若不从化丑为美的艺术审美的角度而仅指题材的意义，乞丐生活自然不是一个富有光彩的话题。但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按某些通常的惯例单写乞丐生活的丑陋不堪，而是将这一社会现象作综合审视。乞丐盲流帮里固然有形形色色为人们所耻为社会所嫌的病态畸形，却也有常人的悲欢与善良、正直、同情心、互助之情理的不泯。丐帮头儿“魔术师”对“偷了一位乡下老大娘的包”的大徒弟的喝骂与对小东北兄长般的关心爱护，老叫驴与小东北在外国人面前表现的爱国心，他们对“野鸡”的驱赶以及不与恶偷恶盗为伍，如此等等，都使我们难以以单一的价值眼光来看待他们。这诚如作者所谈，丐帮盲流中的心态行为“就这样简单又那样复杂”。这或许正是社会上任何事物的基本特征。马克思曾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看待乞丐盲流，恐怕我们也正应该从现实性的社会纽结中去审视他们的复杂人生，而不能从机械的认识观念出发来对乞丐们指三道四。《丐帮》的作者正是从复杂的生活现象出发来综合审视乞丐盲流，从而取得了合乎情理的真实处理。
毋庸讳言，《大江》面对的是与《丐帮》完全不同的极富光彩充溢壮美的题材。但同样可贵的是，作者并非一味锦上添花。他既写了英雄好汉们的壮美之处，也写了非壮美之处，又写了既不怎样壮美也不怎样低下的平俗情境。英勇豪爽、慷慨无私、视死如归、团结友爱等素质性格与虚荣怯弱、排他心理、拖拉作风、骄躁不宁等等交结一体，看似不协调而实则浑然，生活就是这样复杂，这不为奇特反为正常。
我以为，《丐帮》与《大江》的作者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创作态度与辩证意识来处理他们面对的客体对象的。我们的报告文学若想取信于广大读者，不能不在这样的道路上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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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学新作
《姑娘跑向罗马》
〔长篇小说〕
作者 李玲修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部描写女子长跑运动员生活的小说。罗马，奥林匹克运动场，对一个在黄河岸边吃红薯长大的小姑娘黄秀女来说，无异于一个遥远、朦胧、充满神秘色彩的梦，但她跨越了多少人生道路上的障碍，终于雄心勃勃地冲出亚洲，跑向了罗马。
四百米一圈的跑道上，演出了多少纷繁曲折的人生悲喜剧！既有堕入情网不能自拔的尖子运动员洒泪告别跑道，又有为理想割断初恋之情的崇高牺牲；既有大赛中跌倒跑道上的终生耻辱，又有跻身罗马奥林匹克运动场的殊荣……
作品善于开掘人物的感情世界，成功地塑造了运动员、教练的感人形象。故事曲折，娓娓动人，诗意盎然，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
（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