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学作品)
专栏：
一代名医张孝骞〔报告文学〕
郭玲春
献给他怎样的桂冠？这位唤回了无数生命、自己却走到了生命尽头的老人。
专家、权威、中国西医学的一代宗师。
不。他生前只取一个普通而又神圣的称呼：医生。
行医65年，他的人道的精神和超凡的医术足以大书一笔，他却一言带过：这最不足道。
在大地上留下实绩的，功过自有人评说。那些仰视他的、受益于他的、亲近他的，这样地说起他——我们的一代名医张孝骞。
他的同辈说：我们敬重他，因为他负着重荷，走过一代老知识分子都走过的路。
20年代留学西洋，象许多怀抱科学救国志向的人一样，命运注定他几十年间过着清苦、寂寞的学者生涯。每当他从案头惊起，惶惑地环顾身外的世界时，经历的是一次次对知识和知识界的冲袭。
但他走过来了。在关键的选择中，在蒙受委屈的不平时，他从不更移自己的主张。
抗战前夕，一辆敞篷车载着他和他的家，由北平辗转到长沙。已负盛名的年轻教授，不愿为入侵者效命，宁可解除协和医学院的聘约，到后方与民众共患难。
遍地疮痍的1946年。49岁的张孝骞应美国邀请，远渡重洋去讲学。有人预计，这位早年获得美国康州医学博士称号的人即使为了学业，也将留在异域。但他回来了，随身带着他就任院长的湘雅医学院极需的书刊和资料。
1948年的炮声又催他走出书斋，踏着浓重的秋色返回故都，在共和国诞生之初，成为恢复、筹办人民的协和医院的一员主将。
刚渡过十年内乱的中国还在喘息，他去美国考察。短暂逗留后又匆匆赶回属于他的天地——医院一间窄小陈旧的办公室里。
去年春天，为探亲和治病又作美国之行。89岁的老人本可以留在爱女身边。他却回来了，恰是离京前向党支部请假半年的期限。
他说过，生命的泉，即使拌和着血与泪，也要在自己的国土上流淌。早年为了贫病的中华和危患中的同胞立志习医。倘若离开了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包括医术、仁慈，又将有什么意义？
风云每变，他几乎无一幸免，几乎总要被一条人为的界线，把他推到对立的那一面。他忍让，律己，把潜能与个性压缩在铸就的框架里头。这里有这一代人久被抑制，能承受重荷的传统心理，更有一种支撑，那就是对于民族、国家至高无上的信仰与挚爱。
他并不轻易忘记屈辱。
一份歪曲历史的“定案”材料摊在他面前，那是人人自危的1972年。他轻蔑地望着那白纸黑字，在本人签字的地方留下一方空白。
肃反时，湘雅医学院对他不公正的结论，年前给予推翻了。当公文送到时，他一甩手：“噢，现在才想到？”
右眼手术后，按医嘱他必须抬头。平素不苟言笑的张老讲起了俏皮话：康生总是让知识分子低头。你看，我偏偏低不了，整天都得昂着头！
这就是一代知识分子中的一个。以他的忠诚、自尊将沉重的使命担起，也用辛酸、磨难填写了历史的这一页。
他的同仁、属下说：我们敬重他，因为不泯灭的科学精神在他身上得到光大，也因为他那伟大的人格力量。
毕生躬耕于医圃，恰象一株茂繁的参天大树。65年间，人们景仰着在中国西医内科学领域居于领先地位的这位临床医学家。
当今在我国内科学领域中担任要职或有所建树的一代人，几乎都与张孝骞的名字有着联系。
这位名满天下的专家直到三年前，86岁时还工作在病人中间。每去查房，身后的那支队伍会越来越长。听完旁人叙述，他发言了，用依然中气很足的声音：“我的想法有点不一样”。许多高年资的大夫掏出记事本记下他精当的分析。
他发现，并准确地诊断出世界上仅有七例的病症；
他使一个又一个被误诊多年的患者推开缠人的病魔。
他说，这里有疑点，那个病因恐在另一方面。你顺藤摸瓜，“命中率”近乎百分之百。
大树矗立，是因为地下伸展着丰满的根须。他的“富有”，除了天赋，更多的是对科学精神的崇尚。
在病人跟前，他揣着小本，象个恭敬的学生，记下他细致的观察，病人病情的变化，进而分析、校正，一直追踪到出院之后。年复一年，一个个小本积攒成几大箱，浩瀚的知识海洋便由这点滴汇成。
协和医院任期最长的这位内科主任在工作上是极其严厉的。一张病历上漏填了患者的姓名，他动怒了，紫涨着脸，几乎是在吼：“病人把身家性命交给了我们，懂吗！”有疑难请教他，从来是有求必应的。几天后，两篇文献或者一张字条会送到提问者手头，写着：请查阅一下某某号病历……
他蛮可以组织遍布全国的弟子编写一部内科学大书。然而，在很长时间里，他不肯留下著作，那是因为他对于科学，已严厉到不给自己一些儿宽容。只是近年同行们一再呼吁抢救他珍贵的所藏，他才拾起一箱箱的本子，给他的经验谈取了一个如同对科学一样谦恭的名字：《医学拾零》。
浮名虚利，对他来说只是过眼烟云。从他身上，看到的是我们民族谦虚、朴实的传统美德所焕发出来的人格的力量。
他甘于清贫。抗战时放弃厚禄而去办学，在茅舍里傍着油灯授课，只为中国的西医教学事业得以在战火中存活。湘雅医学院内迁贵阳，几经搬迁的家里剩余不多的财物可以割舍，但教学器材、病理切片以及供解剖用的尸体却一样也不能丢弃。
他曾为医士学校主编过教材。那是在热气腾腾的50年代。他将稿费如数缴回内科。他以为利用了业务素材和工作时间的所得，任何一个自爱的知识分子不应据为己有。
这位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拒绝领取每月按例应得的100元车马费。待送到他手里，不得已才存了起来，最后将这万元专款上交了国库。
这一切并不掺一些儿勉强。因为他面对的是一座神圣的科学殿堂。
这似乎显得呆气。不过，摆脱了利欲的操纵，却是人的精神的享受。一个把心供奉在事业前的知识分子的清高，会在寰宇间抹上一道清澄的光。
他的一代、再一代的学生说：我们敬重他，因为他从不停止向医学未知领域的进击，总是走在这支队伍的前列。
年新月异的医学是不顾及情面的。不须多少时日，新的疾病、药物，新的诊断方法，会把一个个跟不上潮流的权威甩在后头。
而他，从不凭借名望和头衔，而是随着一代又一代人，以自己的勤奋和智慧，跟踪现代医学前进的步点，毫无愧色地成为人所拥戴的专家、学者。
60名报考张老研究生中的一个，走进复试考场。居中坐着的正是她钦慕的师长。张老问：目前人们已认识清楚的消化道激素有几种？请就这方面谈谈你的看法。年轻的考生一惊。这在1978年的世界医坛上还是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只见诸国外文献，教科书上还不曾述及。
去查房。他对发现于70年代末的免疫母细胞淋巴结病的临床特征和发病机理讲得有条不紊，同行们为之咋舌，被他学而不倦的精神深深折服。
他一刻不歇地在吸收。年青人作学术报告他坐在会场一角，聚精会神地听到最末。一本最新的医学书刊即出，他忙到图书馆去预约：来了，请给我留着！当十年内乱中剥夺“反动权威”查找资料的权利时，他悄悄到锡拉胡同一家小书店去翻阅医学书，虔诚地站在书架前，用他左眼仅有的微弱的视力……。
然而他说，不要做“看书的郎中”，英文中的bedside，那就是临近病人的床。他行医65年，每与病人相伴，好似大树离不开泥土。从实践中练就的工夫，与患者相融的情感以及严谨的作风，成为他的医学思想，在医学界竖起一面旗帜。
他期望身后的队伍壮阔，后生越过前人。他为此而办学，半个世纪来吁请人们重视医学教育事业。湖南医学院桃李芳菲的校园，中国医科大学那块奠基石，都在无声地传唱着他的艰辛和功德。
他说过：一个人完成不了的事，靠大家一齐来完成。
他的亲属说：我们敬重他，因为他的真诚，也因为他缺少欢乐和情趣的生活。
过于刻板的日程，缓缓地载走了他的一生。看报，给人看病，看书，看信。衣著，当然简朴；吃的，也随和。1955年把烟戒了，年轻时喜欢的京剧老来也很少听。有什么嗜好？他自己说：给人看病。
一个不太合乎情理的回答，但绝对真实。
人应有的享受，窗户以外的世界被拒之门外，或许是他所处的这个严峻的时代，严峻的现实，需要他思索、克制，才能捱过一个个难关，以至生活只成了单一的色块。
他憎恨作假。那纯真，往往会被愚弄。有一件每提起便叫他伤心的事。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卫生部指令他撰文，他只从自己的理解就事论事。稿子没通过，于是层层修饰，直到面目全非；又不经他本人阅改，便登上报纸。他对身边人喊：这不是我要写的，也不是我原来写的东西。
到了垂暮之年，他用擅抖的笔迹写下了入党申请，一位出生于上世纪末，曾参加过国民党的人士，在比较了三个朝代之后所作的一次真诚的选择。等待的日子，他仿佛恢复了童心，常常问他的助手，我会获准吗？宣誓的时候应该举哪只手？
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这一年间，他所做的，诚如他曾经宣誓承诺过的，他为“铁锤与镰刀”的旗帜又增添了光辉。
了解一个人，不，应当说了解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的气节、情操和他们埋藏在心的深处的热忱，历史曾经花费了多少可珍惜的时光？！
笔者的话
不需要任何桂冠为他添上一层光环。他和他的同龄人需要的同样是理解，是情感的沟通。
当今青年对这过往的一代将投以怎样的目光？他近于洁癖的清廉，他杜绝欢笑的孤独，他纯真中不免有着盲从，他未及升华的丰富科学实践，以及那些产生在特定时代的观念和行为，能得到公允的评价么？
我愿说一句心里的话：代和代之间，如同锁链的环与环紧紧相扣，其中任何的一节都有自己的位置、作用，这才构成了一部完整的中华民族史。
我敬重他。因为他是人们心目中昂扬着头颅走着人生之路的一代知识分子的英雄塑像。（附图片）
雷猛画像
第5版(文学作品)
专栏：
初为人师
陈粤秀
课余搞一点“勤工俭学”，比如，去一所小学兼课，是我早就想试试的一件事。不过，真的付诸现实，却是出于偶然。
我和男朋友在散步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南大街小学。这小学，在北大附近的海淀街一条小胡同里。围墙上覆盖着灰黑的碎瓦，缝隙里一两枝光秃秃的小灌木把枝叉伸向明朗的初春的蓝天。三五只灰白相间的家鸽盘旋飞过，夕阳下，它们双翼两侧的白色羽毛闪着银色的光。当我们走过泥土操场上的小小的篮球架、小小的乒乓球台、小小的旗杆时，一种属于童年时代的奇妙感觉袭上心头，就连轻风吹来的尘土的气息也令人想起小时候玩耍的许多趣事。
我推开校长室的门。一提出求职申请，很快就得到应允。当我告别校长，走过等在门外的男朋友身边的时候，我竟目不斜视，悄声“命令”他出了校门再理我。因为我已经觉得自己是个老师了。“大老师”若知“小老师”有男朋友，恐怕会皱眉头的吧！
“没想到你比我先上班。”他故作愤愤不平状，
“要我来接你下班吗，‘陈老师’？”
“当然。”我骄傲地一点头。
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在哪一瞬间成为英语辅导班“陈老师”的。校长领着我走进一溜平房西头的一间小教室，40个孩子背着手，挺着胸，又敬又畏地盯着我。他们是从自愿报名的100多名孩子中挑选出来的，大的12岁，最小的才7岁。在校长的威严之下，他们个个板着小脸，瞪着眼睛，象小大人似的望着我。
我清了清嗓子，铮亮的声音在贴着宣传画、挂着卫生红旗的教室里回响。孩子们在倾听。我终于意识到我是一名教师了。在我还是小学生时，我就渴望能有一位和蔼、公正、有吸引力、有童心的老师来做我们的朋友，今天，我能够做到这一切吗？
没有那么容易。孩子们当然不会一直象听校长训话时那样正襟危坐，他们给我的意外实在是应接不暇。
第一节课，是讲学英语的重要性。我在黑板上画了一幅大大的世界地图，把说英语的国家涂成红色。我问他们“将来想干什么”，想以此联系英语的实用性。7岁的孙贺第一个举手，自豪地拖长声调说：“我想——当总统！”
“总统？”吓我一跳，“哪个国家的总统呢？”
所有的孩子都一本正经地望着他，没有一个人笑。孙贺显然没考虑过总统还要属于某一个国家，神气顿时消了一半。“没想好。”他说。
我请他坐下，不知道该怎样评价这“伟大”
的理想。
刚开始，我对孩子们举手发言的积极性很满意，由衷佩服他们不怕出错的勇气，后来，却渐渐头疼起来了，因为芝麻大的一件事，他们也要煞有介事地举手汇报。
“老师，她吃泡泡糖！”
“老师，他故意用桌子顶我。”
“老师，您瞧窗户外边有人看我们上课！”
终于，有一天，我忍无可忍地郑重宣布：“不是关于课堂学习的事不许举手，否则就把他的名字写到黑板上！”我转身刚愤愤然写上一个名字，下面立刻又有几人同时举手：“老师，您写错了。夏峥的‘峥’不是长征的‘征’！”
只好擦了改过来。我的“气焰”竟被他们不妥协的一丝不苟打掉了一半。我无可奈何。
课堂纪律的确不好维持，因为孩子们都好动。四年级的夏峥、周刚、郭小松几个男孩子尤其难对付，我一转身写字，他们就在各自的座位上呼风唤雨，把低年级孩子的注意力全吸引过去了。
不过，他们最后到底成了我的“手下败将”，而且心悦诚服地做了我的得力助手。为了让大家都能学得轻松愉快，我常常教他们做字母游戏，或者唱“会话”歌。最令孩子们兴奋的是小组竞赛，我把刚学的简单会话，诸如How are you、Thank you，分别悄悄告诉每组的第一个人。然后说“开始！”他们就一个接一个地把听到的话传给本组下一个人，看哪个组传得又快又准确。每到那时，四年级的男孩子便俨然成了各组的“头儿”，指挥若定，好不威风！
最快活的时刻是课间15分钟休息。孩子们团团把我围住，提出千奇百怪的问题。“为什么英语里姥姥和奶奶都叫grand-mother？”“老师您教我们英语，怎么你还要上英语课？”“苏联是说‘英语’吗？”……有时候他们在黑板上写满了大大小小的“陈粤秀”，缺横少竖的，看起来很滑稽。上课铃一响，滚了一身土的周刚照例一丝不苟地把黑板擦得干干净净。他一边擦，我一边使劲帮他掸裤子上的脏土。有一次吕晓晨神秘兮兮地招手让我过去，我刚弯下腰，她就踮起脚尖往我嘴里塞了一颗糖豆。“今天是我的生日。”她甜甜地笑着。
于是，那天我教全班说：“Happy birthday！”
常常想抱起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使劲亲亲他们小小的脸蛋和脑门，只是不清楚这是否符合一个老师的形象。他们实在是太可爱了，尤其是他们的纯真坦率，使我觉得有时他们才是我的老师。
“陈老师，那天是您吗？”小“四眼”郭小松
问。
我记起来了，上次，男朋友来接我，我俩坐在街心花园里，正巧被郭小松撞见了。男朋友还忐忑不安，生怕有损“师道尊严”呢！
“哪天？”我装傻了一秒钟，然后斩钉截铁地回答，“哦，是我。”
郭小松转动着眼珠子不再说话，显然有些意外。
“那是老师的同学。”我又加了一句。
“那您干嘛用手挡了一下脸？”郭小松学了一下我那天慌张的举动。
我的脸热了，说：“老师不好意思呀！”
“那有什么，我明白的。”他满意地一蹦一跳地走了。
自从每周六下午去小学教课，我的宝贵悠闲的周末下午就彻底变了个模样。每次下了课，走出那条又细又长的胡同，都能看见我的男朋友靠着自行车在等我，有时手里还藏着一串奖我的糖葫芦。一次，我的学生下课后跑过他身边，见他望着他们微笑，就冲他喊：“叔叔，How are you！”他回来告诉我时，简直比我还得意。唯一使我不满意的是我的嗓子常常是哑的，疼得没法笑出声来。他跑遍附近的茶叶店、药店，也没寻到“胖大海”，只好拎回六只巨大的鸭梨。
可是，有一天上课前，我发现讲台上放着一个上写“陈老师收”的纸包。打开一看，竟有20多个棕黑色的小球滚了出来。荷，是胖大海！是谁送给老师的？
没人回答，孩子们都笑眯眯地望着我，得意地守着他们共同的秘密。
“我知道这是你们送给老师治嗓子的，”我故意愁眉苦脸地说，“可这小球怎么个吃法呀？”
“我奶奶说用温开水泡，然后……”胖胖的薛飞“腾”地一声站了起来，刚说了一句就发现
“自我暴露”了，又慌忙坐了下去。大家都看着他乐了。
我同样不会忘记那个电闪雷鸣的下午，我顶着大风在雨地里“噼噼啪啪”地跑去上课。我答应了孩子们这节课要宣布听写比赛结果，还要发奖，无论如何也要赶到。曲曲折折的小胡同在我脚下延伸，雨水冲刷着那一座挨一座的小院、屋脊和土墙。不见鸽子们的踪影。跑到胡同口，迎面过来几个落汤鸡般的孩子。“陈老师？”他们大叫起来，“太好啦，您真的来了！”没等我说什么，他们就提着湿裤子欢天喜地地掉头跑起来。
“陈老师来啦！”他们小小的身影在窄窄的胡同中越跑越远，雨水蒙住了我的视线。身边的行人纷纷扭头看我这个被孩子们称为老师的满脸雨水的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