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经济)
专栏：
在改革中造就农村一代新人
本报评论员
中国正处在巨大的社会变革之中。社会变革，不仅是经济、政治、科技、教育等体制方面的变革，也是人的变革，包括人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革。80年代大批涌现的农民企业家，正是农村大改革所造就的一代新人。就某种意义说，成千上万新人的诞生，是比成千上万乡村企业诞生更富意义的成果。
乡村企业的大发展，是当代中国激动人心的历史趋势。不少同志看到了大批工厂的建成、大笔财富的创造，却忽略了一代新人的成长。这样看问题显然是不够的。企业的成功，说到底是人的成功。大批农民企业家随着乡村企业一起成长，这是农村大有希望之所在。他们必将创造更为灿烂的未来。
今天的广大农村，是一个新人辈出的环境。通讯《成功之道》写到的人，只是最近评选的优秀农民企业家的一部分；这次当选的100人，也只是全国优秀农民企业家的一部分；若论农村新人，还有成千上万以新的方式从事商品经济以及投身改革、站在前列的各业各界的能人。在短短的八九年里，出现这么多的新人，这是中国农村从未有过的事情。其中缘由，很值得作一番探究。
许多农民企业家的成长经历说明，他们之所以能在知识、经验和其他许多条件很不充分的情况下获得成功，归根结底是有一个允许他们发挥聪明才智的机制，一个有利于竞争成才的机制。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党的农村政策的一个基本点，就是放手让农民创造，有什么本领用什么本领，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要合法、于国于民有利就行。农村人才就是在亿万农民“八仙过海”这样一个生机蓬勃的环境里迅速成长起来的。有了这种环境，就能释放出人的更大创造性，没有钱可以凑钱，没有人可以聚人，没有经验可以在干中学习，这是今天农村必然新人辈出的基本道理。
当然，任何一个优秀农民企业家的成长，又都是其个人努力的结果。这种努力，包括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自己两个方面。创业艰难，农民创业尤其艰难。如果不努力改造自己，早就打“退堂鼓”，或者走上歪门邪道了。成功的农民企业家各有自己的成功之道，而改造自己是他们成功的根本之道。任何一个农民，要想成为企业家或其他能人，都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自己。就此而言，优秀的农民企业家也要戒骄戒躁，进一步提高自己各方面的素质，使之能适应现代商品生产的需要。创业没有止境，竞争在继续，不进则退则衰。
改革创造的生动环境，正在造就更多新人，农村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保护和发展这个环境，引导更多农民在这个环境中不断进步。
第2版(经济)
专栏：
顺应改革开放的冲击
——评述大连市经济管理调节部门的变化
本报记者 林晰 莫新元
作为一个对外开放的“窗口”城市，大连市的经济工作讲究在“环境”两字上做文章。时隔一年，我们重访大连，发现这里的“硬环境”建设取得了新的成果，港口、机场、道路、通讯等设施有了很大的改善，经济技术开发区也实现了“七通一平”，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外投资者。
然而，我们在大连市采访期间接触得更多的话题，却是“软环境”建设。我们访问了大连市的经济管理部门及经济调节部门。这些部门的同志顺应改革开放的冲击，不断以新的标准来调整自己的观念、习惯及行为。他们为搞活企业、发展商品经济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也促进了自身地位和作用的转变。
从属地位上升到支配地位
搞活企业以来，银行、税务、财政、劳动、物价等经济调节部门，不断受到来自基层的强烈冲击。市长魏富海在去年年底召开的全市经济调节部门改革动员会上指出：“在过去产品经济、单一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调节部门基本上是处在从属地位上，主要是按计划要求，分资金、定价格，劳动工资和利税都是定死的。在发展商品经济的今天，价格、信贷、税收成为最有力的杠杆，经济调节部门已从从属地位上升到支配地位。”他要求这些部门的同志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积极投身于改革，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起开路作用、先导作用。
发展商品经济，资金是第一推动力。大连市各金融机构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的号召，搞活金融市场，扩大资金来源。今年上半年，融通资金39亿元，多发放贷款12.8亿元。对急需上马的大项目，加强横向联系，组织银团贷款。象大连钢厂的改造、中美合资的金纳肉牛加工项目以及即将兴建的500万吨炼油厂，如果没有3.2亿元的银团贷款，根本无法上。
哪里有商品活动，金融服务就要伸向哪里。为了解决下面缺腿现象，大连市各银行今年上半年建立了168个金融机构，其中161个设在基层。这些新建机构的存放款业务以基本分工为主，适当交叉，开展了适度的竞争，初步打破了专业垄断，改善了服务质量。为缓和基层信贷员不足的矛盾，农业银行增加了200人。这些指标过去有，但只限于市内各部门调剂，现改在乡镇就地招收。新招人员熟悉当地情况，很快开展了业务。
各专业银行今年上半年积极探索，向多功能方面发展。工商银行与市科协联合，成立了项目工程咨询公司，对技术引进、技术改造项目进行评估论证。建设银行针对大连市建筑安装企业设备落后的状况，试办了机械设备租赁业务，深受建筑企业的欢迎。经上级部门批准，部分金融机构还开拓了对外业务。近一年来共筹措国外商业贷款4500万美元，为企业调剂外汇2453万美元，促进了全市由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的转变。
商品经济的发展，必须改变人员统配、封闭的状况。市劳动局在搞活用工制度的同时，全方位开放了劳务市场。今年上半年举行的两次人才交流会，吸引了435个单位、19012人参加，其中8539人得到了安置和流动。最近，大连市还开始实行了城镇集体企业退休基金统筹办法，缩小了集体企业职工与全民企业职工在退休待遇上的差别，有利于人才在更大范围内交流。
魏富海对我们说：“经济调节部门地位和作用的转变，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对此认识得越早工作越主动，转变得越快，见效越快。”
一切为了生产力的发展
随着企业自主权的不断扩大，市场机制的不断加强，当前企业对政策的要求，往往比对资金和物资的要求更为迫切。当大连市的经济调节部门意识到这一点时，他们就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选择：如果企业的合理要求与原有的条条发生冲突时，该怎么办？
去年4月，市财政局为了对资金的使用加强管理，对资金使用单位实行了专项资金追踪反馈责任制。大连玻璃纸厂找上门来了。这个厂由于生产任务没完成，发不出奖金。他们不要钱，只要求放宽分配政策。干不干？干，不合章法；不干，市场又急需玻璃纸。从有利于生产发展出发，合同还是签订了：超计划每多生产一吨纸，奖励300元；完不成计划，扣厂长及有关人员的工资。结果到年底生产计划超额完成，奖励职工10万元，却为国家新增利税265万元。市财政局与14家企业签订了类似只要政策不要钱的合同，给这14家企业的奖励不到300万元，而这些企业为国家多增利税4500万元。
与过去从属地位相联系的，是唯书唯上，墨守陈规；在地位发生变化的今天，大连市的经济调节部门逐步确立了一个新的标准：衡量一项政策和措施是否正确，就看其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近年来，这些部门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各种变通措施减轻企业负担，增强了企业发展后劲。财税部门通过提高折旧、调减税负，增强了企业的财力。去年对国营企业实行分类折旧，使企业多提更新改造资金1000多万元。对一些特殊企业和行业，特别是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和企业，各调节部门积极取得上级部门的支持，实行让利减税，变通信贷政策，调整产品价格，促进了这些行业和企业的发展。
今年上半年，在原材料、能源涨价等不利因素较多的情况下，大连市工业总产值、销售收入和实现利税仍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9.4％、20.5％和14.3％。这个市的工业生产近几年来能始终保持稳定发展的势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一条实事求是的行为标准。
着眼于自我完善
长期以来，部门林立，条条垂直领导，造成了企业的“婆婆”多。为了克服这一弊端，大连市不是急于在机构上动手术，而是着眼于改变工作方式，促使各部门的自我完善。去年市政府成立了市生产政策协调办公室，直接对市长负责。办公室由市经委牵头，各经济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参加，采取联合办公的形式，共同研究解决企业急需解决的各项政策性问题。
联合办公的优越性，不仅表现在变政出多门为一个“漏斗”，提高了办事效率，更重要的是增强了大连市各项经济政策的综合协调能力，提高了为企业服务的质量和水平。这一点在去年大连市搞活企业的过程中表现出来了，在今年推行企业承包责任制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大连市的承包有两个特点：一是“成功率”高。不搞全面开花，全市102个大中型企业，截至目前只承包了44个重点企业，但承包一个，见效一个；二是水准高。承包期一定4年，承包基数以今年计划为准，高于以去年实际完成数或前3年平均完成数为准的一般做法。
承包的关键，在于定准基数。大连市承包基数定得较高，而企业能够接受，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工作做得细，对企业逐个反复摸底，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确定承包基数和承包办法；二是各经济部门协调一致，分别从贷款、税收、工资、物价等各方面对企业实行奖励政策，使承包上足了压力，给够了动力。今年上半年，44家承包企业实现的产值、利税和销售收入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9.7％、27％和27％，高于全市的增长水平。市经委主任鲍岱枝说，没有联合办公，我们的工作不可能做得这么细致，也不可能取得这么好的效果。
市委书记毕锡祯认为，“软环境”建设是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大连市经济管理部门、调节部门的“软环境”建设，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们今天的实践和探索，也为今后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第2版(经济)
专栏：
商品粮基地建设进入推广发展阶段
本报北京9月5日讯 记者高保生报道：我国商品粮基地建设工作已从试点阶段转入推广和发展阶段。今天由农牧渔业部、商业部负责人代表甲方，20个承建省、市、区的有关负责同志代表乙方，在北京签订了协议书。确立了全国111个商品粮基地县。
我国商品粮基地建设试点，是从1983年开始的。在国家计委、农牧渔业部、水电部和商业部的密切配合下，各省市区共同努力，进行了将近5年的探索和实践。这次确定的“七五”计划期间第一批111个商品粮基地县，总投资规模3.8亿元，实行甲方投资与乙方上交粮食挂钩。
商品粮基地县的建设，标志着我国农业建设和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国家将加快步伐，继续扩大各种产品生产基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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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做好核安全保障工作
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核材料管制条例》
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 （记者许志敏、通讯员伊远量）记者最近从国务院有关部门获悉：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核材料管制条例》。这标志着我国核能和平利用的新发展和核材料管理控制的系统化、法规化。
近年来，核材料在我国的应用越来越多，分布越来越广。为保证核材料安全和合法利用，减少环境污染，确保国家和人民的安全，国家有关部门在总结我国核事业30多年来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核材料管制条例》，决定对铀、钚等5类核材料和制品进行严格控制，实行核材料许可证制度。
条例规定，持有核材料许可证的单位必须设专职机构或指定专人负责保管核材料，严格交接手续，建立帐目与报告制度。对生产、使用、贮存和处置核材料的场所，建立严格的安全保卫制度，采用可靠的安全防范措施，防止事故的发生。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由国家核安全局、核工业部和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等部门组成的核材料管制机构，制定了一套监督管理制度和申请核材料许可证程序。
据有关部门介绍，当今世界各国十分重视核材料的应用，仅核电站就有近400座，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15％，同时核事故也时有发生。如何做好核安全保障工作已成为世界性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核材料管制条例》的实施，将有利于我国核安全保障工作的发展，推动核能的和平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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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国核技术展览会在北京开幕
本报讯 美国核技术展览会九月五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开幕，核工业部部长蒋心雄为开幕式剪彩。
美国核学会一九八一年首次在北京举办核技术展览会，这次展览是第三次展览，组织了美国、英国、日本、加拿大、意大利和联邦德国近二十家公司，展出的核电站部件、核电站发动机、核燃料、辐射技术和设备等产品的实物、模型与图片，反映出当今世界核工业发展的新动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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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六千多大中商业企业实行承包
本报讯 据中国商业报报道：到六月底，全国已有六千八百三十三个大中型商业、饮食、服务企业实行了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占全国大中型商业企业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点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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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衡广复线实现安全生产一千天
本报广州九月四日电 到九月三日十八时止，衡广复线实现安全生产连续一千天，创全国铁路既有线改造中安全生产最高纪录。去年以来，全线共排除各种事故隐患六百一十起，防止客货列车行车事故一百八十九件，其中防止重大事故十一件。（高曦球 梁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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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岛电冰箱总厂推出新型产品
中国青岛电冰箱总厂最近正式投产一种新型豪华的琴岛—利勃海尔牌电冰箱。这种二百二十立升四星级豪华电冰箱，冷冻室设三个抽屉，可分别装盛不同食品，用户根据需要自行调节，能在十二个月内保持新鲜。冷冻室还装备两个储冷器，可以保证突然断电后四十八小时内食物不化冻。储冷器还可提携上市，夏日购买冷饮尤为方便。（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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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成功之道
——部分优秀农民企业家访问记（下）
“罢工是可怕的，怠工也是可怕的……一个企业，厂长既要有‘慈母’之情，又要有‘严父’之威，精心培养企业的‘群体向上’精神。”
8年前，当李桂莲揣着30000余元资金，领着80多名农村妇女创办大连新金县杨树房服装厂时，不知是否想到会有今日的光彩和气派：全国十名最佳农民企业家金榜有名；产品100％出口，无一索赔，无一返工，无一延期，年创汇1000万美元；外商下了飞机，不进大连市，直奔杨树房……还有4000万元的产值，600万元的利润，1500万元的固定资产。可用李桂莲的话说：把这些“死”东西并不放在眼里。她最珍贵的是自己领导下的3000多名职工。“这才是真正的财富”，她骄傲地告诉记者：“开起大会，鸦雀无声；散会干活，呼啦啦的，象冲山头，什么任务都能拿下来。”
呱呱叫的队伍，靠什么？李桂莲有自己最朴素、通俗的哲学：人，总是要生活的。厂长要想方设法叫工人心情舒畅。
李桂莲这么想也这么干。乡镇企业的工人，不吃“大锅饭”，没端“铁饭碗”，担心年轻拚命干，老了没人管？于是厂里实行了退休制。女职工要忙工作又要带小孩，拖累太重，厂里适时办起了托儿所。农村燃料不易搞，厂里送去了煤气罐。3000多名职工，无论谁过生日，都会接到厂长送来的祝贺蛋糕……
厂长投桃，工人报李。李桂莲每次外出开会，时间稍长，人们便念叨：“怎么厂长还没回？”服装行业规定，83分到94分是一等品。李桂莲提出口号：消灭一等品，全部优等品。检验结果，全厂产品都在98分以上。一次，一位工人只得了96分，他抱回衣服就哭，说没脸见人。
若以此认为李桂莲工厂那种“群体向上”精神靠的只是这种“慈母”法，那只是说对了一半。全厂职工，无人不知李桂莲当众宣布的23条厂规。犯规者，没有不受处罚的。只是李桂莲还有这样一个观点：“重罚只能使工人达到低标准，重奖却能使工人奔向高水平。”所以，李桂莲还是当“慈母”的时候多。
“办工业，不会，这没关系，干起来再学”。“不能等到学会了再干，时间不允许呀！”
这俩，一位是甘肃省榆中县甘草水泥厂厂长吕全福；一位是甘肃省酒泉市果园乡砖厂厂长于国华。你一言，我一语，分外投机。
这也难怪，他们二人的经历是那样相似，20多年的村队干部，搞农业，说来就来；开始办厂，一窍不通。吕全福建水泥厂时，还不知道水泥为啥要分“标号”；当于国华把第一台制砖机搬进一间简易房时，他问：“怎么每块红砖上都有两个洞？”听起来好笑，细一想，我国农民企业家有几个不是这么过来的呢？
这俩也有与众不同处。于国华从此开始走南闯北，跑了好几个省，专找制砖厂的门。人家保密，不让看，这个老实巴交的乡下人，竟能想出不少办法溜进去，并且同车间的师傅交了朋友，最后又悄悄把师傅请到自己厂。“我也不知怎么回事，竟干起偷偷摸摸的事来了”，他不好意思地笑了。吕全福的运气比于国华好，他进厂时就同几家大水泥厂挂上了钩，带着一批批农民去学习。工厂建成，第一批技术人员也回来了。他俩各以自己的方式不断地学，到现在都成了“土专家”。于国华靠自己的新知识把砖的成本降低了1／5，而质量和产量都大大提高。吕全福则使产品合格率由61％升到100％，并且使产量大大超过设计能力。
善于学习，是攀登成功的阶梯，舍此无路。“学会了再干不是更好吗？”“不行！不行？”他俩几乎同时摇头。为了摆脱“干一天还挣不了一个鸡蛋”的日子，他们等不得了。吕全福说，“时间不允许呀”！
“经营上的风险，也是欺软怕硬。你越怕他越找你。当然，有一种‘风险’，不能不叫人担心……但不管怎么说，我要继续‘冒险’。”
问到办个体企业有没有风险，双鬓染霜的庄荣昌微微一笑。答案大出记者预料：
“许多别人认定的‘风险’，对我们来说不算什么。有的企业赔大钱，有的垮了台，不是遇到什么风险。而是不会经营，或者是内部有不干活的‘寄生虫’、专门谋私利的‘蛀虫’。市场变化吗？那叫什么大风险？现在市场还不算活，比起有些国家的市场，那是小巫见大巫。办一个厂，上一个产品，只要你多多琢磨，仔细掂量，横竖砸不了锅。我前后办了十几个企业，没干成的少。”
庄荣昌不吹牛。作为河北清河企业有限公司的经理，他经营的近20个工厂，个个生气勃勃，仅生产精梳山羊绒的“三利”联合厂一年就可创产值500万元，创汇上百万美元。
可庄荣昌又说有风险。他的企业属私营性质，不比那些亏不亏好赖有人兜底的企业。他不行。一旦失利，倾家荡产，哪敢大意！“失败？有的。做买卖总是有赔有赚，香港的包玉刚、霍英东，恐怕也是经过几起几落才发起来的。失败一次，琢磨一次，下次就成功了，就能赔出800，赚回8万。”
人说庄荣昌生来就是块办厂经商的料。这话未免夸张。不过经营上的风险，他总觉得不那么可怕。他难以把握的，是另一种风险，说不定哪一天来个变化，把数年的心血一锅端掉。他说，中央政策好，省、地、县领导都支持，可就是有个别人老找别扭……他叫记者把他讲的此类离奇古怪的事在报道时隐去。有人现在奈何他不得，就扬言走着瞧。他苦恼：地、县委书记作后台，离职了怎么办？省委书记好，远水难救近火。他是土生土长人，走不掉跑不脱。苦恼一阵子，心中又亮：不就是白手起家有了几百万元的资产，全都明帐清簿标在那里……再说，近几年这么好的政策，谁想变，怕都不很容易！
所以，庄荣昌决心照自己的想法干，继续“冒险”。
“高明的厂长，不是只满足于自己有权威，而是要让手下的头头脑脑也都有权威。不能只向上面吵着要权，却舍不得往下放权。”
柴竹金谈权威，那口吻那神态，很难让人相信他是一个乡办企业的厂长：“一个企业的领导人，没有绝对的权威，打不了胜仗。”
正如他领导的天津双街钢管厂的产品在市场独树一帜一样，柴竹金也总有与众不同的想法。他坦然地告诉记者，并不希望厂里职工都听自己的话。渴望有绝对权威而又不希望别人听自己的话，怪！
对宣传、表扬某厂长、书记在车间和工人一样干活，他很不以为然，认为那是笨厂长。“你的车间主任在干什么？你的科长在干什么？”他象问自己又象问记者。
如今，他的厂子已成了大“气候”。今年产值可达7500多万元，7年累计创汇2000多万美元，产品由市优而部优，成为响当当的免检产品。厂子一天天壮大，柴竹金手中的权却一天天少了。柴竹金说这叫：“己有之欲，应施于人”，就是厂长不能一面向上拚命要权，一面却把手下人箍得死紧死紧。在管理上，他向上要权，寸土不让；向下放权，豪爽大方。他的厂由厂长任期目标责任制发展到企业内部层层目标制，以前掌在柴竹金手中的各部门的人权、财权、经营管理权，都已实实在在地放到车间主任和科室头头的手上。
主任、科长有职有权，干着舒心；柴竹金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在他看来，每个人在工厂都只应有一个适当的位置，厂长再聪明能干，总不能事无巨细，件件躬亲，总不能36行，行行都精。只有善于调兵遣将，使人各显其能，才能把自己的经营思想变成全企业的行为。他不无得意地对记者说：“车间主任们在工人面前有了权威，不等于是我在工人面前也有了权威。”
柴竹金放了别的权，却没放管头头脑脑的权和经营决策权。他有个原则：做错事，改了就行；做坏事，绝不轻饶。
“凡是成功的事，都已成为过去，我更看重的是今天、明天……”
对于偏僻的大西北来说，年产值1600多万元、利税500多万元的陕西省三原中国食品机械、包装机械技术开发中心美乐公司，真是一家大企业。可这一切的主持人——总经理郭建民竟是那么腼腆，不善言辞，问一句便小声地答一句，总把眼睛盯住一个地方，他似乎在想什么。
“我在想下一步”，郭建民说。谈起将来，他的话忽然多起来。这个人的天性似乎就是“想下一步”。
1984年，在北京举办的全国食品、包装机械展销会上，“美乐”签订了1200多万元的产销合同，占展销会成交额的1／7，相当于上海30多家工厂的成交额总和。这是一个大成功吧。然而郭建民一人冷冷清清地躺在饭店的客房里，眼望天花板在想：厂里只有两名助理工程师，太少了，下一步必须建立起技术人员网……
1985年，北京又一次大型展销会。254家工厂与“美乐”竞争，而“美乐”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它的成交额占大会成交总额的1／4。此时郭建民又在想，先搞简单的发酵工程设备，然后开发遗传工程设备……
1986年“美乐”的总产值已达到1600多万元，利税500多万元。它成为陕西省第一个年缴税过百万元的企业。现在，郭建民当选为“最佳农民企业家”，又有人称他为乡镇企业的“西北军司令”，但他对这些桂冠似乎一点也不感兴趣。他又在想什么？
“我想建立食品包装技术工程集团”，郭建民接着说。他的计划正在实施中。已有35个单位报名加入这个集团，有东南沿海省、市的一些科研单位与国营大厂，也有内地的一些较小的乡村工厂。“美乐”将成为“龙头”。
“我的设想是把科研与生产拧在一块，”郭建民说，“这样，今后发展的天地就更大了。”
他不喜欢讲过去，只全神贯注于今天与明天。也许，这便是他在自己走过的道路上留下一连串成功的奥秘。
成功者的足迹是闪光的。但我们的农民企业家朋友们并未被已经取得的成绩所陶醉。他们进京受奖，来得匆匆，去得匆匆，谈也匆匆，与昔日肩扛褡裢，陌生生、慢悠悠进城的“梁生宝”迥然不同。为什么？郭建民道出了他们此时此刻的共同心态，日渐加快的改革进程、同行们创造的业绩、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使他们产生一股强烈的紧迫感。他们都在争分夺秒地思谋着，怎样迎接新的挑战？怎样开拓企业、事业更加光辉的明天？
我们热切期待着优秀农民企业家的新成功，也热切期待着农村的广阔天地里涌现出更多的优秀企业家！
本报记者 刘允洲、吴长生、凌志军、蒋亚平、陈健采写
第2版(经济)
专栏：
全国农村电气化县之一的湖南酃县，充分发挥水利资源优势，开发小水电。目前，已兴建大小电站230座，装机容量20128千瓦，除满足本县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用电外，还可向国家大电网输送电能。
欧阳蒲芳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