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要闻)
专栏：
用政策调动农民积极性奋战各种自然灾害
今年我国粮棉油可望增产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记者周贻昶）据农牧渔业部今天向记者透露，今年我国农业生产虽遭多种自然灾害袭击，仍然呈现丰收年景。
人们普遍关心的粮食总产量，在去年增产的基础上，预计今年又有增加；连续两年减产的棉花今年开始回升，总产量将超过去年；油料总产量将比去年增加；近几年发展较快的水果，今年产量预计又有较大幅度增长；茶叶、蚕茧、烤烟、蔬菜等也呈增产的趋势。但因灾害较重、面积减少或增加不多，粮、棉、糖要完成今年生产计划还有较大困难。
今年我国粮食增产是靠秋粮实现的。夏粮和早稻种植面积较去年减少560万亩，又遇严重灾害，产量均不如去年。但秋粮生产形势较好，播种面积比去年增加560多万亩，达到10.65亿亩。单产较高的玉米、北方稻种植面积分别扩大近2000万亩和170多万亩，而产量较低的谷子、大豆等杂粮面积缩小，加上优良品种面积大，高产模式栽培、地膜覆盖栽培、配方施肥等新技术推广好于去年。各地开展了大面积农业综合技术推广。这些都为今年秋粮增产创造了有利条件。目前，多数地区秋粮长势较好，如无特殊灾害，增产有望。夏秋增减相抵，全年仍是增产局势。
今年我国农业增产来之不易。从去冬到今春，从今春到夏秋，自然灾害频繁。先是严重的干旱，影响北方一些省小麦播种计划和南方一些地区早稻栽插任务的完成；继而是低温、阴雨、冷冻，使丰收在望的夏粮出现减产的结局；入夏以来，北部一些地区持续干旱和南北一些地方的雨涝、风暴，都给农业生产带来严重困难。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受灾面积达6.7亿亩，超过去年同期1.2亿多亩。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农业丰收，靠的是进一步落实完善党在农村各项政策，用政策调动了亿万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加上国家尽可能向农民提供化肥、柴油等生产资料和农业贷款，增强农村抗灾能力，保证农作物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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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大常委会会议举行联组会
进一步审议几项法律草案
彭真强调立法要严肃执法也要严肃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今天举行联组会，进一步审议几项法律草案。
彭真委员长出席会议并讲了话。
会议首先听取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宋汝棼、项淳一分别作的法律委员会对大气污染防治法草案和档案法草案的修改意见的汇报。
张珍委员向委员们汇报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对山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情况的调查。他说，山西省是全国能源重化工基地，也是全国污染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大气污染物主要来自工业和民用燃煤。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尽快颁布大气污染防治法，继续发挥环保机构的监督作用，在城市广泛推行大气污染总量控制办法，下大力气把城市的煤气化建设搞上去。
侯学煜委员说，首都北京环境污染问题亟待解决。他建议，大力推行集中供热，减少取暖用的小煤炉，加强建筑工地管理，以免灰尘飞扬，制定汽车尾气排放标准和管理办法，搞好城乡绿化，改变过去搞卫生就是拔草的习惯。
副委员长耿飚、叶飞认为，档案多少年对社会开放是一件大事，法律应予规定。现在有些档案被垄断起来，不予公开。建议规定档案30年后要公开，科技档案开放时间可更短些。
邓家泰委员提出几点意见：一，坚决压缩和取缔计划外的基建项目，特别是一些楼堂馆所等非生产性项目，应限令下马。二，坚决纠正一些国营企业对生产资料滥涨价、乱收费的现象，切实扭转某些企业长期亏损，依靠国家补贴的不正常状况。三，坚决纠正盲目引进、重复引进的混乱现象，保证国家有限的外汇用到必须引进的关键设备、技术上。四，严格检查和制止有的地区和部门利用职权挪用资金，搞铺张浪费，保证我国经济建设持续、稳定地发展。
薛暮桥委员指出，审计机构应该保护好国家的公共财产。现在地方企业利用自有资金建设起来的固定资产究竟属于国家还是企业或个人？法律上没有规定，很模糊。至于利用银行贷款建设起来的企业，还本付息后归谁所有，更应当有明确规定。
马万祺委员对开发海南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他说，海南建省需要很大投资，而目前国家的资金有限，故应多利用外资，可由国家担保借入，自己运用，也可引进外资。
许涤新委员说，他担心把防治大气污染的排污费变成某一部门的收入。他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为人民健康和子孙后代的利益着想，不能要钱不要命。同意把环保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在联组会上发言的委员还有：苏步青、莫文骅、罗琼、章瑞英、何英、胡绩伟、袁雪芬、裘维蕃、段苏权、欧阳毅。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在今天举行的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联组会上，彭真委员长在听取了委员们的发言后，就有关问题讲了话。
他说，联组会是最近几年人大常委会在实践中形成的一种议事的好形式。这里，实行实实在在的社会主义民主，主要的是两条：一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有话就讲，实事求是，是就是，非就非，谁对就听谁的，目的都是为了社会主义利益、人民利益；二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话都讲了，意见不尽一致，怎么办？那就表决，少数服从多数。这样决定问题，就能够比较符合实际，有利于国家的安定。
在讲到这次会议审议的大气污染防治法（草案）时，彭真说，防治环境污染，关系人民健康，关系子孙后代。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了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和水污染防治法，现在又制定大气污染防治法，这表明全国人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对防治环境污染是很重视的。这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的任务。有了法，就有了一个纲领、奋斗目标。办好这件事，还要走群众路线，做好宣传，使全体人民、每一个干部和群众在重视发展生产的同时，重视环境保护，把防治污染作为一项公德，形成风气。
最后，彭真说，立法要严肃，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能办到的，就写上，一时还不能完全办到的，可以先做起来，以后再补充。执法也要严肃，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依法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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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以能源、交通、电讯和原材料为基础
福建构筑起新经济框架
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多形式开放格局已形成
本报福州9月4日电 记者张铭清报道：一个新经济框架正在八闽大地构筑起来。这个框架有坚实的基础——能源、交通、电讯和原材料。新建扩建的5个电站，总装机280万千瓦，其中装机40万千瓦的永安、漳平火电厂已经发电，装机30万千瓦的沙溪口水电站第一台机组今年年底发电。装机70万千瓦的福州火电厂和装机140万千瓦的水口水电站建成后，将为改善华东地区用电发挥重要作用。扩建的福州机场、新建的厦门国际机场，已开辟国内外航线54条，为福建起飞插上了钢铁的翅膀。马尾古港焕发青春，东渡新港后来居上，8个泊位的建成，敞开了福建海上的大门，有13万吨位的53艘货轮和有3000多客位的5艘客轮组成了颇为壮观的福建远洋客货运输船队，正在进行的鹰厦、外福铁路的电气化改造，将使通过能力翻一番。已开通使用的福厦两套万门程控电话和将开通的漳泉两套使福建的电讯水平跃居全国前列。基建之材的大幅度增长，保证了43亿基建投资顺利实施。
在这个框架中，农轻重的产值比例已从1980年的37∶38∶25调整为28∶45∶27，这表明福建以农为主、重工业过重的格局已经改观，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不但使种植业和林牧副渔的比例日趋合理，而且使福建的乡镇企业和新行业异军突起，20多万家、82亿多元产值的乡镇企业已超过了全省农业总产值，比1978年增长了8.7倍。560多种产品销往世界48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省外贸收购总额的17％，成为福建出口创汇的一支重要力量。
福建经济框架是色彩斑斓的，在公有制企业的顶梁柱周围，城乡合作、中外合资合作、个体经济、外商独资企业以及多种所有制联合体等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已批准兴办的861家“三资”企业，外商投资7.2亿美元。现已投产的400多家实现产值36.85亿元，利税2.37亿元，出口创汇产值2.4亿美元。
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决定了福建经济框架是外向型的。厦门经济特区是开放之门，福州开放城市是开放之窗，闽南三角地区11个县的经济开放区是开放长廊，从而形成了多层次、多形式、多功能的开放格局。厦门的“三资”企业出口产品总值已占其工业总值的一半以上。目前，外贸和地方投资扶持的出口生产基地有160多个，有一批创汇千万美元以上的传统产品，出口总值8年达51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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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保障促进改革开放顺利进行
我国经济立法初具规模
八年多制定有关法律30多个行政法规300多个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记者何平）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有关同志对记者说，现在我国经济方面的立法已经初具规模，经济立法工作的步伐进一步加快。有关方面正在加紧制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草案）》、《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草案）》、《海商法（草案）》、《大气污染防治法（草案）》、《野生动物保护法（草案）》等经济方面的法律。
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大力加强经济立法工作所取得的显著成果。
彭真委员长在1980年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上明确指出：“随着经济的调整和体制改革工作的进展，需要进一步加强经济立法工作。”本着这种精神，1979年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了30多个经济方面的法律。与此同时，国务院制定了300多个经济方面的行政法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400多个经济方面的地方性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对于保障、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据了解，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现已制定了《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试行）》、《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专利法》、《商标法》、《企业破产法（试行）》等重要的经济方面的单行民事法律。为了贯彻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还制定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海关法》、《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等。这些涉外经济法律，体现了平等互利的原则和保护外商正当权益的精神。
为了加强对经济活动的监督管理，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制定了《会计法》、《统计法》、《计量法》；同时制定了有关保护、开发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土地管理法》、《矿产资源法》、《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有关保护人民身体健康的《食品卫生法（试行）》、《药品管理法》等等。
对于有关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的问题，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必要时可以根据宪法在同有关法律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关决定的基本原则不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这样做，不仅促进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同时也积累了经验，为制定或者修改、补充法律奠定了基础。同时，各省、区、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大量地方性法规，不但解决了各地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实际问题，同时也为国家制定或者修改、补充有关法律提供了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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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务院发布航道管理条例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国务院最近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管理条例》。这个《条例》自今年10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管理条例》共有6章33条。《条例》就航道的规划和建设、航道的保护、航道的养护费征收办法及违反《条例》的罚则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这个《条例》的施行，将有利于加强航道管理，改善通航条件，保证航道畅通和航行安全，充分发挥水上交通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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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邓颖超会见二阶堂进一行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邓颖超今天下午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由日本自民党前副总裁二阶堂进率领的自民党“星期四俱乐部”访华团。
访华团成员中有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的女儿田中真纪子和女婿田中直纪。
在亲切友好的交谈中，宾主双方共同回顾了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时的往事以及周恩来总理与田中角荣之间结下的友谊，并对今后的中日关系表示了高度的关心。
邓颖超和二阶堂进一致强调要遵守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邓颖超说，15年前田中角荣克服了重重困难，决定同中国邦交正常化，表现了他的大智大勇。她还赞扬了大平正芳和二阶堂进先生对中日邦交正常化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并向二阶堂进表示敬佩和感谢。
二阶堂进说，“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原则不能光停留在口头上，还必须在行动上体现出来。他表示自己决心为使这个原则变为行动而继续努力。
真纪子向邓颖超转达了她父亲田中角荣的问候，并介绍了她父亲的健康情况。她说她父亲十分关心中日关系的明天。
邓颖超祝田中角荣早日恢复健康。她还就当前和今后的中日关系讲了语重心长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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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进一步解放和发展艺术生产力
——祝贺首届中国艺术节开幕
本报评论员
第一届中国艺术节，今天在北京隆重开幕，这是我国文化生活中的一大盛事，为即将到来的国庆38周年和党的十三大增添了喜庆的气氛。我们热烈祝贺这届艺术节获得成功！
举办全国性的艺术节，集中展现新时期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艺术创作和演出的优秀成果，检阅和表彰我国艺术工作者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所作出的贡献，开展国内和国际文化交流，对于推动文化艺术战线的改革，发展与繁荣我国艺术事业，使艺术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具有深远的意义。
当前，我们国家正处于全面改革的历史潮流中。改革的中心问题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采取各种措施来发展商品经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文学艺术属于意识形态，同一般物质生产的商品不同。但是，文学艺术的发展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物质生产的发展，要求并促进精神生产的发展。与此同时，精神产品的生产、流通与消费，也将大大促进人的素质的提高，并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促进艺术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同样是我们艺术战线改革的中心问题。我们只有在社会主义方向指引下，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美学追求，打破各种旧的、阻碍社会前进的传统观念的束缚，进一步解放和发展艺术生产力，才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艺术事业充满朝气蓬勃的时代生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繁荣。
解放和发展艺术生产力，要求我们的艺术家更好地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具有大胆的开拓与创新的精神。我们的艺术家要满腔热情地积极地投身到改革的时代大潮中，面向我们改革的伟大时代，反映我国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改革的伟大历史进程，讴歌四化建设中千千万万劳动者的英雄业绩和奉献精神。要在艺术上锐意革新，敢于创新、敢于探索，用多样化的、精湛的艺术产品，来满足不同层次的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艺术生产力，我们希望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全面地、稳定地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尊重、关心、爱护文艺家们的创造性劳动，妥善地解决他们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促进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长期稳定地、健康地发展。
艺术创造是一个具有独特性的精神生产领域，我们应该认真贯彻党的“双百”方针，鼓励艺术工作者的创造意识和竞争意识。没有不同形式、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竞赛，很难创造出具有个性的独特的艺术。同时也要鼓励各种艺术门类之间、各个艺术团体和艺术家之间的团结与合作。要注意克服行帮思想、门户之见，减少或杜绝无助于艺术生产力解放与发展的各种内耗。艺术领导者与艺术工作者之间、各个艺术部门之间、艺术家之间要互相沟通、互相理解，努力创造出一个安定团结、心情舒畅的良好环境。安定团结才有文艺的繁荣；文艺的繁荣兴旺，正是安定团结、长治久安的表现。艺术事业的发展需要全社会的关心。只有这样，我们的艺术才能得到更顺利的发展。
我们祝愿前来首都参加艺术节的各地艺术工作者演出成功；祝愿各国艺术界的朋友们生活愉快。我们希望我们的艺术家把这届艺术节所创造的良好气氛，变为一种推动力，促进我国社会主义艺术的更大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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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开始步入技术出口国行列
为适应新形势中技进口总公司更名为中技进出口总公司
本报讯 记者刘霄报道：中国终于结束了30多年单纯进口技术的落后局面，开始步入世界技术出口国行列。为了适应这一历史性的转变，“中国技术进口总公司”正式更名为“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这是中技总公司总经理许德恩9月4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的。
中技总公司是经贸部所属十大专业总公司之一。到今年9月，正好35岁。30多年来，中技总公司共引进各种先进技术和成套设备2000多项，累计成交金额280亿美元。随着科学技术生产水平的提高，我国某些领域的技术已经赶上和超过了国际先进水平，开始具备技术出口的条件。1985年年底起，中技总公司开始增加技术出口业务。到现在，已同国内几十家科研、生产单位订立了出口合作协议，汇集我国可供出口技术近千项。中技总公司已向日本、美国、西欧、非洲和香港地区出口软件、高技术产品、专利技术、成套设备及生产线60项，成交金额2500多万美元。其中已出口的“5笔字型”计算机汉字输入技术、频谱多功能治疗技术和设备等，在国内外的反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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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瑞环任天津市委书记
据新华社天津9月4日电 （记者丛文滋）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市长李瑞环今天下午会见了正在天津参观访问的朝鲜驻华大使申仁夏等朝鲜同志。
中共中央最近决定：李瑞环任天津市委书记；倪志福同志不再兼任天津市委书记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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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巧克力大厦”的脉搏
——记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本报记者 计泓赓
北京，建国门立交桥畔，一座深棕色的29层大楼。楼正面，叶剑英元帅的亲笔——“国际大厦”4个金色大字，在阳光下分外耀眼。夜间，楼顶上“CITIC”霓虹灯英文字母——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缩写，远近可见。外商送给它一个亲昵的称呼：“巧克力大厦”。
它是北京目前最高的建筑，也是第一幢主要供外商办公的写字楼。下4层，是中信公司办公的地方。5层以上，有98家外国商社、银行办事处、驻京的各类公司等在这里办公。由此，又有“小联合国”的美称。
众多的汽车，围着大楼穿梭。中国人、外国人在大楼门口进进出出，……在许多人眼里，它蒙上了几分神秘的色彩。那么，就让我们窥视一下它的“奥秘”吧。
“由你负全责！”
一个有胆识的决策正在作出。一个新生儿在孕育。
1979年1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邓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荣毅仁等几位原工商界著名人士。他以亲切的语调，对荣毅仁表示了这样的希望：摆脱一些社会活动，围绕开放、创汇，“出山”来发挥自己的作用，或主持某一方面的工作，或搞点什么别的。
小平同志点将，使荣毅仁激动、感奋。
“十年，整整闲了十年啊！宝贵的光阴被四人帮糟蹋了。今后，十年要当它二十年来干！”一向闲不住、喜欢做事的荣毅仁心潮起伏。
搞些什么好呢？谈话之后，荣毅仁在思索这个问题。搞个什么部吗？也许不成问题，因为中央领导同志透露过这个意思。不，我不想当官，还是当我的企业家。
荣氏有400多亲属分布在世界各地。有很多是热爱祖国的工商界、科技界知名之士。粉碎“四人帮”以后，荣毅仁利用自己的影响和在海外一些亲友的渠道，为我国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做了不少穿针引线工作。“实业救国”的荣家传统，对外开放的清新空气，出国考察的所见所闻，诸亲好友的有利条件……他头脑中谙于商品经济的思维活跃了起来！好，就搞个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吧。
信托投资（Trust and Investment），是外来语，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筹资、融资、发展经济贸易的方式。建国以来，谁也没有搞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无先例。
“荣毅仁真傻，放着部长不当，却去搞这有‘风险’的新玩意儿，他的苦头还没有吃够呢！”有人这样说。
年逾花甲的荣毅仁没理会这些。他专门从上海请来了几位原工商界的旧相知，把中央的期望和自己的一些想法谈了。
“我看可以，不妨一试。”70多岁的王兼士思想也是“解放牌”。
“今生不幸当了资本家，好不容易告老回了家，何必再冒这番险。”有人嘀咕。
“再搞这种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东西，弄不好能说得清楚？”有人怀疑。
荣毅仁明白，这是双关语。他们这伙人，曾被打成“小集团”，当时还没平反呢。他说：“冤假错案也不止是我们这些人，不都在平反吗？这事我们可以提出申诉。现在我们是为对外开放出力，有中央支持，就没有什么好怕的。”
现实与历史，理智与感情在交锋。多年被压抑的才干在催动。“大不了再挨斗呗！”“荣老板，既然你领头，我们就到北京帮你一段吧。”
荣毅仁邀请到了八九位原工商界人士，还有几位年轻人，他们把自己的设想起草向党中央、国务院打报告，提出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宗旨是引进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加速四化建设。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都一一圈阅同意了。陈云同志还为他们作了周全的考虑，为便于在国内外开展工作，提出中信公司办成国务院直属的国营企业为好。1979年6月，国务院正式发出通知，批准成立这家公司。
荣毅仁又一次见到小平同志，谈到公司的事，小平同志说：“人由你找，事由你管，由你负全责！”小平同志还一再告诫：“要排除干扰，不要搞官僚主义。”
1979年7月8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正式公布，中信公司筹备组同天宣布成立。
筹备之初，国家拨款尚未下来，荣毅仁自己拿出了一些钱，垫作开办费。荣夫人杨鉴清又把一大笔款子的存折交给现任副总经理王军。王军说等款子下来后定当加利奉还。荣夫人连连摆手：“不要考虑这些，不要考虑这些。”
10月，公司正式开张。叶剑英委员长和王震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
发债券，姓“资”？姓“社”？
“信托投资”是啥东西？许多人不懂。开初，常有人打来这样的电话：“你们那里有旧电视机、旧家具卖吗？”噢！被人误解为委托商行了。
外商来的不少，但试探的多，谈的多，成的少。头一、二年，搞成的中外合资项目为数有限。
公司的用武之地在哪里？内部有人半开玩笑地说：“咱们不妨先当个‘假洋鬼子’吧。”即以公司名义筹集外资，用来与地方和企业开展中中合作。
“假洋鬼子”该不该当，怎么当？
当时国家22项重点工程中的大项目——江苏仪征化纤工程因投资不足，准备下马。可下马造成的损失也会很大，而且这个项目生产的涤纶短纤维、聚酯切片又是国内所需要的，怎么办？纺织部找到了中信公司荣老板。
既然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国内资金短缺为什么不能向国外借？熟悉商品经济又懂得国际通行做法的荣毅仁和他的伙伴，脑子很快转到了这上面。不是么，外国很多资本家往往都不是等钱凑够了再办事的，只要项目可行，效益好，他们就大胆到国际金融市场上去融通资金，一个钱做几个钱的买卖，甚至更多。
“一定要救活仪征化纤工程，试试在国外借债吧。”荣毅仁想起出访时，联邦德国金融界元老阿勃斯讲起外国公司经常以发债券来筹集资金，就大胆提出了发债券的主张。在与日本金融界多方磋商并取得国务院主管领导同意后，决定以中信公司名义在日本首次发行日元债券100亿元。
热油锅里掉进了水珠，顿时炸开了：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居然搞资本主义那一套！”
“向资本主义国家发债券，丢人！”
“吃亏了，上当了。”
有人以这次发行债券的利率高于一般政府贷款和进出口银行贷款为理由，说中信公司干了傻事。
一时间，首次在日本发行债券之举，大有告吹之势。有人不禁为荣老板他们捏把汗。
荣毅仁的头脑是冷静的。这次发行债券的利率尽管低于国际商业性贷款，但比政府贷款是高了些。可是低息贷款受制于人，即贷款必须用来购买债权国的商品。用发行债券筹集到的资金，哪国东西好，就在哪里买。当然，低息的政府贷款和进出口银行贷款，也自有它很多可取之处。一切决定于时间、地点、条件，取决于决策是否得当。这叫戏法人人会变，巧妙各有不同。
在关键时刻，荣毅仁亲自出马，力排众议，陈述利弊，敢于负责，终于取得了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支持。1982年1月，首次100亿日元债券，终于发行成功了，债券很快在日本销售一空。
中信公司利用发债券所得的80％，加上从另外渠道筹措到的大笔外资投入仪征，与纺织部合资建设这个国内最大的化纤工业联合企业。发债券所得的其余20％借给广东省。
这一举，效果如何？实践作了回答：1985年，仪征化纤工业联合公司一期工程建成投产。每年可产涤纶短纤维和聚酯切片18万吨。当年就得税利1.3亿元人民币；1986年得税利2.7亿元；今年预计可得税利3.5亿元。工厂的负债已还了7500万美元，明后两年就可全部还清。一期工程总投资为10亿人民币，财政只拨款三成。这就是说，国家用较少投资，大部靠发债券、借其他外债筹集的钱，短短几年就赚回了一个大型化纤联合企业。这种做法，一时被誉为“仪征模式”。有人还称之为“借蛋孵鸡”。
五年后的今天，用在国外发行债券作为我筹集建设资金的一种方式，已经并不新鲜。人们理解了，接受了，国内别的单位也效法了。
到今年4月，中信公司已先后在日本、香港、联邦德国共发行了10次债券。他们用发债券筹集到的资金滚雪球，并把生意做到海外去。在澳大利亚，他们与人合资兴办波特兰铝厂；在加拿大，他们与一家公司合伙购买了塞尔加纸浆厂；在美国华盛顿州，他们经营林地；在香港，他们参加第二条海底隧道的投资，收购香港嘉华银行95％的股份和国泰航空公司部分股份……真可谓生意越做越大。
中国居然也在国外发行债券了，看来中国的开放政策收不了——外国投资者的心态也起了微妙的变化。
“第一个吃螃蟹”的公司
美洲银行中国处负责人理查德·旺说中信公司“是我在中国见到的管理最好的公司。公司人员训练有素，年轻，比较豁达和较少官僚主义，他们懂得国际商业的习惯”。
一家以从不做广告、收看率高而著称的日本广播协会NHK，今年2月16日晚用45分钟的黄金时间，播出了《引进外资——站在对外开放的最前线》电视片，专题介绍中信公司。之后，又重播一次，并对该片作了英语、日语专题报道。……
说来也怪，公司一向是多做少说。可是国际赞誉却接连不断。
71岁的公司董事长荣毅仁，被国际著名的《幸福》杂志选为1986年世界“最富魅力的50名经济界人士”之一。每天，当他迈着急促的步子走进办公室时，第一件事，便是打开路透社传送的信息显示系统的终端装置，饶有兴味地读着荧光屏不断闪烁变换着的数字。“他看数字似同看故事，他的形象思维好象是从数字来的。”他的秘书这样说。是的，他的头脑正如同不断闪现新思路的荧光屏。几位副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办公室也都有这种装置，他们的头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开放、改革的大背景下，中信公司进一步显示了自己“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的形象。
中信公司组建了国内第一家咨询公司——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它已被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确认为正式咨询机构。几年来接受国内外各类咨询委托200多项，其中较大的有中美合作经营的山西平朔煤矿的经济法律咨询和大亚湾核电站的法律咨询等。
国际租赁业务，过去国内人士对它也是陌生的。当时有人同公司一位负责人有过这样对话：
“租赁，不就是分期付款？”
“不，不能这样理解。”
“那是骗人的，是变相进口，你们不要上当。”
“上不了当，相信以后你们有一天也会搞这业务。”
中信公司开展租赁业务带来的第一个甜头是：为北京“白拣”了400辆进口汽车。1981年的北京街头，象样的出租汽车还很少，“噗噗”车穿梭而过，震得人心烦。他们的租赁公司为北京和首都两家汽车公司从日本租进丰田、达得胜牌小轿车各200辆，公司帮助解决外汇问题，汽车公司付人民币，不到两年，就全部赚回所付的租金并以低价买下了这批车。
他们说，租赁的奥妙是在资金短缺时，可以及时引进先进设备，不受通货膨胀影响；有利于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淘汰旧设备、旧技术；租赁期满，企业有充分选择的自由，不需者可退回，也可低价续租或购进等等。据说，外国的一些飞机、计算机都实行租赁。美国近年更新的设备，几乎1／3是租赁的。从1981年到1986年，中信公司及其参与投资和代管的中国东方租赁公司和中国租赁公司，租赁总金额超过了11亿美元，占全国总金额的一半。他们不光从国外租进，还开始把国产机电设备向国外出租呢。
房地产敢不敢作为商品？中信公司较早地成立了房地产部，现发展成房地产公司。他们自筹资金盖的这座“巧克力大厦”，预计四年就可收回全部投资。一座更高的52层京城大厦，正在北京亮马桥畔兴建。他们还与地方合资，正在兴建十多处宾馆和办公楼。一位负责人说，搞房地产，做房东，被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最具典型性的东西，我们该不该利用？房地产商品化，地皮就能很好利用。现在“画地为牢”浪费大，地皮反正是国家拨的，占了茅坑不拉屎，你奈何得了他？这个局面有待进一步打开。
在夹缝中冲出去！
新旧体制正在交替。在新与旧的“夹缝”中，率先“吃螃蟹”，有尝鲜的欢乐，也有扎刺以至卡喉的苦恼。
“头四年，公司内部每年总要争论方向对不对？争论的焦点之一：既然作为国家引进外资的一个窗口，办成政府机构岂不更好，何苦要搞这吃力不讨好的公司？”一位负责人回忆道。
按规定，公司有权“按经济规律办事”，但旧体制牵扯着，荣毅仁施展不开。他打报告：“我一个人哪能跑这么多部门，请指定一位直接管我们的人！”
一个同外商合资的重要项目第二天就要签约了，可批件还未下来！逼急了，荣毅仁就写信“告状”：“请理解我在夹缝中走路的艰难！”当然，这不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也不是哪个人在故意刁难。
荣毅仁感慨：“我们要快节奏，高效率，讲效益，既要反内部的官僚主义，又要与外部的官僚主义周旋，要付出双倍的精力，吃力得很！”
中信公司，荣毅仁，在夹缝中走着，路子越走越宽，因为他们有动力。
1984年公司成立5周年时，小平同志题辞又一次鼓励他们：“不断创新，多作贡献。”
在公司内部矛盾较多之际，叶剑英、王震等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谆谆嘱咐新去上任的公司副董事长、党组书记熊向晖说：成立这家公司的目的，就是要发挥荣毅仁他们的作用。
熊向晖经过调查，提出了公司党组六条职责、权限，总的是起保证监督作用。报告经赵紫阳总理批准。从此，解开了公司内部争论已久的党政关系一大疙瘩。曾任化工部副部长、公司副总经理杨光启说：“我们都是副手，不管你当过部长、副部长，凡在这里当副董事长、副总经理的，都受董事长、总经理领导。这里真正实行董事长负责制。我们都很尊重荣毅仁，荣毅仁也尊重我们。”
1985年5月14日，赵总理同意张劲夫国务委员关于支持中信公司在“笼子”内有进口木材经营自主权、而不必归到专业进出口公司统一经营的报告，并批曰：“照此办理，不准再扯皮。”
1986年9月9日，赵总理在办公室听取了荣毅仁的汇报后说：
——中信公司可以组成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集团。这要靠你们去闯，同意你们进行试点。
——同意你们公司扩大自主权。你们的投资项目凡电力、原材料、运输等外部条件具备，不需国家再拿钱的，可以授权公司自己决定，而不必什么事都要上面批。
——中信公司有很大成绩，国务院常务会议准备听取你们一次汇报。改革、开放、搞活是大势所趋，扭点秧歌的现象也会有，但总的方向是向前走，你们存在的问题是可以逐步解决的。……
多么强有力的支持！
“荣老板，你们公司也可叫‘四世同堂’、‘五子登科’了。”有人祝贺说。
原来，中信公司如愿以偿。今年2月20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在听取荣毅仁汇报后，正式同意成立中信社会主义企业集团，授予公司在一定条件下有重大项目的自行审批权。
看，中信房地产公司，中信香港集团公司，中信实业银行相继成立了。以开展国内外投资业务为主的中信兴业公司，类似综合商社的中信贸易公司等子公司正在积极筹备；向天津市长李瑞环要的开发区一块“飞地”上，正着手建立外向型的中信工业基地；公司投资的第一个大型电厂开始筹建，第一期工程完成可发电70万千瓦。中信公司将办成国内外产供销一条龙这样一个集团企业。这是公司又一次大胆的改革和试验。
占地1000亩、拥有先进生产线的大项目——中外合资秦皇岛渤海铝业公司第二期工程，不久前中信公司第一次自己审批签约了。
尽管与现行经济体制磕磕碰碰，但并没有出现过剑拔弩张的局面。第一副董事长唐克说：“荣毅仁还是很注意处理好人际关系的。经济大载体正处在改革、完善过程中，今后矛盾还会有，并不是哪个部门存心和公司过不去。”为使向集团性企业方向发展这个新宏图得到左邻右舍的理解和支持，今年新年、春节前后，董事长、副董事长、总经理和公司其他负责人联袂出马，与有关部门领导恳商。唐克幽默地说：“一路路‘菩萨’、‘财神’都烧香磕头了。”
经历过烦恼，有过阵痛的荣毅仁和他的伙伴们眉舒目展了。荣毅仁笑吟吟地说：“说我们‘四世同堂’、‘五子登科’，嗯，也对，母公司、子公司、孙公司、曾孙公司，生产、技术、金融、贸易、服务五位一体……
开放与信仰有矛盾吗？
以原工商业者为主体搞起的这家公司，如此放得开，搞得活，又不断与资本主义打交道，公司的政治空气与精神文明如何？开放与信仰有矛盾吗？
荣毅仁会见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哈默，风趣地说：“你是资本家，见过列宁，我也曾是资本家，干社会主义。我们两个都是资本家，可以谈得拢。”
荣毅仁给公司年轻人作报告：“人家都怪，我这个资本家怎么搞这玩意儿（按：指社会主义），我就是要搞这玩意儿。因为我经受过失败的教训。通过我经过的道路，我自己认识到，走这个道路才是出路。”
荣毅仁在纽约美东圣约翰同学会上讲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就是十亿中华儿女通过长期奋斗作出的历史性选择。”
一些好奇的西方记者，常常问荣毅仁，你是不是共产党员？荣笑笑说：我还不是，但我希望将来能达到党员标准。荣夫人说：好多亲友也问起这事呢。
中信公司创业时的“元老辈”，原工商业者，现仍在任职的，年长的已78岁，其他人也在70岁上下。他们过去做梦也没有想到，今天能如此大展宏图，能如此有职有权。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家对外开放的窗口，他们的身份、地位远非过去当一家或若干家工厂的老板所能比拟的。这8年，他们并不是在发挥余热，而视为一生中的“黄金时代”。
人称“小诸葛”的现任总经理徐昭隆，办公室一隅放着一座悬崖勒马铜制品。他说：“我们这些从资本主义走过来的人，过去受过冲击，确实犹如惊弓之鸟，不敢与资本主义沾边，在感情上也可说顾虑重重，忌讳这件事；但我又感到，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的积累，形成一套社会化大生产的办法，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而且我们这些经过沧桑的人，用起所谓带资本主义色彩的东西来，还慎重些。”看来，“悬崖勒马”这件摆设倒很能代表屋主人的个性，既敢于在悬崖奔马，又能及时勒马。
他们，过去的资本家，越干心情越舒畅，有些人发自内心地信仰起共产主义来了。
公司人员已发展到900多人，大学生、研究生占84％。这里的外事活动很多。几个会客室里，天天热闹得象茶馆。众多的黑头发又如何？
社会上某些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时，公司不少年轻人反倒提出入党要求。
“涉外‘窗口’不能做有损国格、人格的事。”他们说。是的，公司几乎尽人皆知，一个派往国外的“双硕士”，违反外事纪律，又自恃有才拒不认错，还以掼纱帽相要挟，公司毫不含糊地批准他辞职。
“这里是施展才能的舞台，又是造就人才的环境。”他们说。是的，打杂跑腿的初中生学习上进，当了公司一家海外企业的部门经理；大楼的服务员考上了公司的银行；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在独当一面……
“巧克力大厦”，这个中国实行对外开放获得成功的缩影，这块改革、搞活的试验田，其所产生的辐射作用，远远超过它已经办起的180多个中外合资、中中合资和独资企业。由问号（？）到惊叹号（！），当然现在也还有问号，人们对它的认识正合乎逻辑地发展着。8年的创业是艰辛的，他们感到欣慰的是：路，毕竟走出来了，而且前面的路还更宽广呢。（附图片）
1984年10月，邓小平同志接见中信公司董事长荣毅仁。
今年7月，中信公司董事长荣毅仁（左二）和总经理徐昭隆（左四）视察秦皇岛中外合资渤海铝业公司。 冀 峰摄
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大楼。 本报记者 沈进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