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9月3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理论)
专栏:探索与争鸣

康有为《大同书》的历史价值
马洪林
《大同书》是康有为的主要代表作。1902年至1903年间完篇于印度大吉岭,全稿直到作者逝世后8年,才由他的弟子钱定安交中华书局出版。近年在上海博物馆和天津图书馆找到了康有为《大同书》手稿全帙,1985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在海内外公开发行。它是康有为留给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一部既有史料价值,又有书法艺术价值的文化珍品。
建国以来,我国学术界对《大同书》的实质和价值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争鸣,力求科学地区分这部著作的精华和糟粕,以期正确对待和继承这份历史文化遗产。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是:一、认为《大同书》主要内容是“通过乌托邦的方式来表述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二、认为《大同书》既有批判封建制度、向往资本主义制度的观点,也有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向往超过资本主义的“公产主义”制度的论述。三、认为《大同书》是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反动作品,是康氏晚年“麻痹群众”、“反对革命”、“主张保皇复辟的理论基础”。
说《大同书》是反动的作品,那是经不起历史和时间的检验的。在旧中国,工农大众被剥夺了学习文化的权利,根本接触不到《大同书》这样的哲学作品;当时从封建营垒中走出来的少数知识分子,在读到《大同书》的某些内容时,激起了反对封建主义的勇气。显然,这“麻痹群众”、“反对革命”的看法,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保皇复辟确系康氏晚年的政治主张,但指责康有为《大同书》是其主张保皇复辟的理论基础,则除了论者一些主观推测和分析外,迄今并没有举出令人信服的事实来证明这种观点。我认为,应当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事求是地重新评估康有为《大同书》的历史价值。
首先,康有为《大同书》在其产生的历史时代,反映了人们追求幸福、向往未来的进取精神。
人类进步的文化链,是一个联结着一个,一个否定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由蒙昧走向文明。康有为《大同书》虽然承袭了孔子以来的中国大同思想,但并非孔子大同思想的简单翻版。孔子的大同思想着眼点是向后看,眼睛盯着唐虞三代,口口声声“吾从周”,认为古代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康有为《大同书》虽然继承了这份大同遗产,但他受西方进化论学说的影响,眼睛是向前看的。他凝视前方,憧憬未来,向往着更高级的人类理想社会。
康有为《大同书》设计的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呢?
在《大同书》中,康有为提出了废除私有财产、实行财产公有的构想。他写道:“今欲致大同,必去人之私产而后可;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康有为:《大同书》,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240页。以下只注页码)并具体规划说,农业要实行“公农”,凡天下田皆为公有,私人不得占有和买卖;工业要实行“公工”,凡天下的工厂、铁道、轮船皆归公有,私人不许独占;商业要实行“公商”,凡天下的商业皆归公政府商部统一管理经营,不准有私人商业。从所有制来看,康有为描绘的似乎不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而是带有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
在《大同书》中,康有为还对未来社会的生产和分配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康有为从未来社会是公有制的社会的幻想出发,认为这个社会政府部门的主要职能是组织生产和分配成果。公政府所属的农部、工部、商部必须按全体人口的需要和各地物产的丰歉,制定相应的计划进行生产、运输和消费。这样,人民群众的需要和产品的供应就会相等,既不虚耗人民的宝贵光阴,又不浪费社会的精美财富,做到“地无遗利,农无误作,物无腐败,品无重复余赢。”(第246页)
在康有为设想的未来社会中,劳动者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既然未来的社会是建立在公有的基础上,一切社会财富是由工人劳动创造的,“故太平之世无所尚,所最尚者工而已;太平之世无所尊高,所尊高者工之创新器而已;太平之世无所苦,所为工者乐而已矣”(第247页)。“故野蛮之世,工最贱,最少,待工亦薄;太平之世,工最贵,人之为工者亦最多,待工亦最厚。”(第248页)这里描写的工人状况,显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状况,而是未来的大同之世的劳动者的地位。
康有为设计的空想社会主义社会的远景是,世界大同,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但是,康有为没有科学的世界观,不懂得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不理解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杠杆。所以,他虽然写了渗透中西文化的《大同书》,描绘出一个色彩斑斓的人类理想社会,但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只有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科学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把人类逐步推向美好的理想社会。
《大同书》表述的这种不成熟的理论,产生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反映了当时中国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和不成熟的阶级状况,因而这种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陷入纯粹的幻想。然而,康有为《大同书》所表达的追求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他那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精神还是应当肯定的。恩格斯在高度评价欧洲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历史地位时指出:“让著作界的小贩们去一本正经地挑剔这些现在只能使人发笑的幻想吧,让他们以自己的严谨的思维方式优越于这种‘疯狂的念头’而自我陶醉吧。使我们感到高兴的,倒是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而这些却是那班庸人所看不见的。”(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9页)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这些评论,对于我们探讨《大同书》的丰富内涵,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其次,《大同书》包含着浓厚的民主主义思想。
康有为撰写《大同书》是经过长期的思考和亲身的社会观察,在积累了丰富的资料的基础上几经修改而成的。康有为是当时到过世界各地最多、接触各国人物风情最多的中国人,其视野之广阔,见解之独特,表示了一个东方学者对世界问题的看法。他看到的当时世界是个悲惨的世界,到处充斥着痛苦和呻吟,他以同情世界人民苦难的笔触写道:“盖全世界皆忧患之世而已,普天下人皆忧患之人而已,普天下众生皆戕杀之众生而已;苍苍者天,抟抟者地,不过一大杀场大牢狱而已”
(第2页)。
在这个悲惨的世界上,中华民族在世界各民族中所受的苦难又最为深重。他描写中国农民遭受压迫剥削的惨况说:农民生活最为穷苦,胼手胝足,风吹日晒,辛勤劳动一年,被地租和赋税榨得颗粒不剩,啼饥号寒,转死沟壑,天下竟有这等不公平的事!他诉说矿工的痛苦说:采矿工人,赤身露肤,深入洞穴,潦水燃火,牛拖马拉;煤矿工人更苦,煤气熏灼,身手漆黑,触鼻恶心,常人一刻也受不了,而矿工却终生在毒气中工作,一旦洞裂地陷,压死不觉!他形容被迫出国谋生华侨的悲惨生活说:他们弃家离乡,万里渡海,漂泊异国,卖身为奴,筑路开矿,任人鞭笞,驱若牛马,瘴疠疾病,生死莫问,呼天谁知?
康有为这些控诉和描写,不仅是真实可信的,而且是尖锐深刻的,可以说这是《大同书》最激进的一部分内容,也是康有为民主主义思想的闪光。正因为康有为对穷苦的劳动者寄予深切的同情,所以敢于对封建剥削制度发出抗议的声音:“人民生丁斯世,既有仰事俯畜之需,而租税所需,迫于星火。征符杂下,胥役纷来,鸡豕任其宰割,室屋听其摧毁。或当水旱疾病,公租不偿,男子押追于牢狱,田园典质于他人。甚或鬻妻以偿,卖子相继,为人奴婢,分弃夫妻。惨状难闻,苦情谁救,牵裙挥泪,呜咽涕零,然且骨肉分离于前,吏徒敲扑于后。故元结以为官劫过于贼,而孔子以为苛政猛于虎也。”(第34—35页)康有为并不懂得阶级分析的方法,但他实际上是站在批判封建主义的立场上,用锐利的笔锋刻画出人民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的痛苦生活。
第三,《大同书》呼唤人类相爱的人道主义精神。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晚季,哲学思想史上有所谓“理”“欲”之争,其实质是人本主义和禁欲主义的争论。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揭露了封建道德的虚伪性和残忍性,阐扬孔子的“泛爱众”思想和佛家“慈悲”的观念,论证了人类生活去苦求乐的正义性和合理性,散发出浓郁的中国传统的人本主义思想气息。
康有为把这种人本主义的思想表述为人道,提炼升华为“仁”,并把这种“仁”的思想渗透在《大同书》的全部内容中,简直成了它感动人心的哲理性的思想灵魂。如果说人道主义是欧风美雨,属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话,那么仁道主义则是一种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表达的人道主义,发展到康有为的《大同书》,这种仁道主义既有天赋人权等西方资产阶级理论色彩,也具有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特有的人本主义思想。他把“人”与“仁”糅合为一体,指出“人之所以为人者,仁也”。“舍仁不得为人”。他从自然“天性”和“元”的本体结合的轨迹上,推导出“仁”的基本范畴,提出“仁”是爱的本质,人际之间惟有爱是高尚的,即他说的“不忍人之心”。他吁请人们不独要与本国人亲,也要与全地球之人亲,还要与将来无量世之人亲。
这种仁道主义的哲学思辨,是从反对程朱理学的角度提出命题的。在《大同书》中,康有为把“人”摆在“天理”之上,有力地肯定了人的价值。他争辩说:“火齐、木难、水晶之珍,人犹宝之”,人是“天地之精英”(第133页),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东西,社会有什么理由抑塞人才,遏夺人权呢?康有为主张,一切要以人为转移,以是否对人类有益来评断功过是非。他振振有词地阐述其真谛说:“人道者依人以为道。依人之道,苦乐而已,为人谋者,去苦以求乐而已,无他道矣。”(第5页)在封建主义视人民群众若牛马虫沙的时代,康有为大声疾呼,肯定人的崇高价值,提出世上的一切活动应为人类谋幸福,让世界上充满着爱,这种人道主义的精神应当说是很可贵的。
从人道主义思想出发,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对专制帝王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列举种种事实,控诉封建主义社会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他从不同的视角,用中外古今妇女备受苦难的实例,大声疾呼男女不平等的不人道,说天下不公平之事,莫过于男人压迫女人,直到《大同书》的尾声还念念不忘地写道:“始于男女平等,终于众生平等,必至是而吾爱愿始毕”(第297页)。这些精彩的片断,都反映了康有为的民主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也构成了《大同书》民主性的精华。


第5版(理论)
专栏:书评

读卓炯《再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何伟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卓炯同志的《再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书。当我们读到这部著作时,卓炯同志已经与世长辞了。
卓炯是我国老一代的著名经济学家,他是我国最早(1961年)提出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人。几十年来,他为了研究商品经济理论,进行了辛勤的劳动,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突破经济学某些传统观念的框框,创建了系统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受到学术界的尊敬,成为广东省特等劳动模范。《再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书,可以说是比较系统地概括了他的有关商品经济理论的全部思想,是他的一本代表作。读后有如下几点体会。
第一,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方面,卓炯同志有他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生产的存在,所有制则决定商品生产的社会性质和特点,因而商品经济范畴属于一般劳动的范畴,只有当它与社会经济形式相结合,才转化为生产关系范畴。他把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看作是劳动生产率的规律,是发展生产提高经济效益的基本规律。在这一前提下,他把商品经济区分为简单商品经济和扩大商品经济;扩大商品经济又区分为自由商品经济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前者属于资本主义性质,后者属于社会主义性质,这样就把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区别开来。卓炯指出,商品经济的范畴,具有一般性和特殊性二重性,前者属于一般劳动过程的范畴,后者属于社会经济形式范畴。拿价值规律来说,它是一般物质规律的价值规律,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又是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如果不把二者区分开,就会把价值规律看作“洪水猛兽”。价值规律还可以区分为微观价值规律和宏观价值规律。与此相适应的资金,可以分为“资本”和“社本”,剩余价值可分为“无偿占有价值”与“公共必要价值”。正因为卓炯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和系统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所以成为我国一个独立的经济学派。
第二,卓炯最初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及以后发表的一些观点,曾被看作异端邪说,离经叛道。其实,只要不抱任何偏见,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就会发现,他提出的每一个重大理论问题,都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大量论述为依据。他对待经典著作态度上独特的地方,就在于不停留在对一般原理从字面上作传统的理解,而是从更深层悟出一些新的道理来。从卓炯的这部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对《资本论》是非常熟悉的,有较深的研究,因而能够从中发掘出一些新思想。比如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些马克思只是随着逻辑的分析顺便提到,并没有展开论述,因而不大被人们注意的思想,卓炯却把它们提出来加以引申论证,赋予新的含意,成为社会主义下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理论基础。应当说,卓炯的商品经济思想来源,既不是照抄西方经济学的观点,也不是照搬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理论,而是以《资本论》为理论依据。他的大量研究和论著都是以“脱去《资本论》的资本主义外衣”,使其还原为一般原理,来为社会主义经营和管理服务的。
第三,从卓炯这本书中可看到,他的一些商品经济理论,不仅有坚实的理论基础,还以大量的实际材料为依据。在这本书的第四部分中,他引用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中的大量材料,用马克思的商品经济理论进行概括和分析,指出它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第四,从本书的内容可以看出,有不少文章是为了进行讨论和答辩而写的,其中有许多问题,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证明卓炯的观点是正确的。如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要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等观点,卓老都曾经讲过。但他并没有因此以一贯正确者自居,也没有因为有时处于逆境而放弃自己的观点,随波逐流。对于不理解他的观点的人,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详细阐述自己的观点;同时也能及时吸收别人的长处,补充自己的不足。他从来不因自己的观点正确而教训人,也不因有人曲解他的意见而抱成见。他对待不同意见,总是严肃认真的,在经过分析后,以平等的口气进行商榷和讨论,予以答复,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


第5版(理论)
专栏:

谈谈加强国土管理
蔡守秋
国土开发整治是一项振兴中华、造福全民的事业。随着国土开发整治活动的深入发展,加强国土管理十分重要。
国土管理是指运用行政、经济、法律、教育和科学技术等各种手段,对国土开发整治活动进行组织、指挥、监督和协调,以正确处理人、资源和环境的关系,合理地开发利用和保护、治理国土资源,逐步建立起一个生产发展、生活舒适、城乡协调、生态良性循环的国土环境。
加强国土管理,首先是由国土工作的性质、特点决定的。国土工作包括国土资源的考察、开发、利用、保护和治理,涉及水、土、海、矿产、森林、草原等各种资源和各个地区的开发建设,只有通过加强管理,才能组织、协调好这个大的系统工程。国土开发整治是一项依靠科学技术和人民群众才能进行的事业,而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在科学管理的条件下,才能得到最好的应用和发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成立了国土局,抓了国土整治方面的组织、协调、规划、立法、监督工作,国土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这些都说明,加强国土管理工作十分必要。
从全局看,国土规划是部署国土开发整治工作的蓝图。编制好国土规划,对于全面、科学地实施国土资源考察、开发、利用、治理、保护和加强国土管理具有重要作用。因此,编制好国土规划,采取各种政策和措施保证规划的实施,进行经常性的检查和监督,是国土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
加强国土管理的关键,是在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建立一个拥有国土管理监督权的、综合性的国土管理机构。国土工作具有战略性、综合性、区域性等特点,国土管理体制必须是一个综合的、以区域管理为主的、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体制。如果把政府国土主管部门等同于国土规划设计院或研究所,不但制定的规划难以实施,也会影响整个国土开发整治事业的发展。目前,我国参与国土资源开发整治有关的政府部门很多,但却缺乏一个综合性的政府国土管理机构。建立健全一个既管国土规划的编制与贯彻,又管国土政策和国土法规的研究拟定和监督执行,实行宏观控制与微观管理相结合的、综合性的国土管理机构,对于开创我国国土开发整治工作的新局面,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在全面加强国土管理工作中,国土政策研究和国土立法工作应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国土政策是指导国土开发整治工作的准则。国土资源开发整治中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只有靠正确的政策才能协调;国土资源开发整治任务中大量群众性的工作,主要靠正确的政策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去完成。国土法是由国家制定的、以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调整因国土工作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党和国家的国土政策的法定化。加强国土政策和国土立法研究工作,认真贯彻实施国土政策和国土法规,是国土管理部门一项长期的基础性工作,也是开创国土工作新局面的一项紧迫任务。只有在国土政策和国土法规健全的条件下,国土规划的实施才不致成为一句空话,国土管理才能真正走向法治,并实现科学管理,国土开发整治事业的持续发展才有可靠的保证。目前,我国有些宝贵的国土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合理的开发利用,有些地区的国土开发整治工作进展不大,重要原因之一,是缺乏能调动人们积极性的国土政策和国土法制的保证。因此,研究制定一套适合国土工作特点的国土政策,尽快制定国土法或国土资源开发整治条例,逐步实现国土开发整治工作法定化、制度化,是加强国土管理的一个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


第5版(理论)
专栏:学术动态

广东省加强改革的研究和探索
近年来,广东省采取了一些切实措施,从组织领导上加强了对改革、开放问题的理论研究和探索。
制订社会科学“七五”规划,突出应用研究的地方特色。今年4月召开的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制订了《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这个规划以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主题,以广东改革、开放的重大实际和理论问题研究为重点,立足广东,面向全国。规划中的重点研究项目80%属于应用研究。这些项目的确定,曾经过一年多时间的酝酿和论证,广泛征求了实际工作部门和理论研究部门的意见,其中有40%的项目是实际工作部门直接提出来的。项目的承担,采取了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相结合、指令下达与自选自报相结合的形式,少数项目采取了招标承包的方式。同时,还从事业发展和组织措施等方面规划了广东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决定在“七五”期间设立省社会科学基金,以资助重点项目的研究。
组织对广东社会经济发展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课题的攻关。去年,广东省委和省政府作出了制订《广东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规划》和《广东省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规划》的决定,分别成立了由省委和省政府领导担任组长的规划领导小组,组织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部门协同攻关,实行决策者、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三结合的方式,来完成这两个规划的制订工作。制订广东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是一项更为艰巨的工程,要通过对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的研究分析,提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方向和到本世纪末的总目标,并从中寻求出一条切实可行、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整个研究分为行业、部门发展战略与市地发展战略研究,分战略研究和总体战略研究三个层次。目前,一些既有充分理论依据、又有可靠实际依据和可供决策参考的研究报告正在形成。
组织理论研讨,加强对广东改革、开放、搞活经验的理论概括。据不完全统计,1984年至1986年,广东围绕改革、开放的问题组织的理论研讨活动达160多次,不少研讨成果已经在实际工作中起到了显著作用。但总的来说,理论研究工作还远不能与改革、开放的实践发展相适应。去年底,省委负责同志在听取理论工作情况汇报时,向宣传、理论部门提出了要下功夫把广东八年改革、开放、搞活的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的任务。今年初,省委宣传部与省社联、省社科院、省委党校、省委政策研究室和省府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决定,在今年9月联合召开一次全省性的改革、开放、搞活理论研讨会,从理论上总结和概括广东几年来在改革、开放、搞活中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用以指导今后的实践。广大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已为会议提供了百多篇具有一定质量的论文。这次讨论将会对广东的改革、开放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杨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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