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
煞煞“煞风景”
何大钧
煞风景，古已有之。各书所记略有参差，但大体不出焚琴煮鹤、花间喝道、石笋系马、斫伐垂杨之类。对于这些与旖旎风光不相协调、败人清兴的行为，用一个“煞”字贬斥之，确乎颇具匠心。当然，观念是存在的反映，古人认为“煞”的，今天细细寻绎起来，就总觉得也算不了什么。
若问当代的风景被“煞”得如何，回答起来倒真用得着“于今为烈”这句话了。倘要列举条目，恐怕不是两位数能够打得住的。在名胜古迹处刻名留念，在草坪绿地上躺卧践踏……此风绵绵不绝固无论矣。而更“烈”的是“煞”的程度。在一些风景区，除了纸屑、果皮、食物残渣而外，塑料包装物、玻璃饮料瓶、金属罐头盒……不易被土壤吸收的物质，充盈于那些僻静幽深的情侣去处，着实令人惊心，悬想不出若干年后那里会变成什么样子。至于烟熏古塔，炮震名寺，河湖污染乃至生物灭绝、大气恶化、草木凋零……也已经不是新闻了。而且，不仅是自然景观、名胜古迹、生态环境的被“煞”，更有对艺术品及公用设施的摧残。君不见，有几处雕像陷入于伤肢毁容的不幸，几多水泥桌凳被掀得东倚西斜，缺角断腿，仅免于斩劈粉碎的命运么？
古代的煞风景，招来了雅人的不满；当代的煞风景，勾连着的却是百姓们的心，以及子孙后代的生活！
值得庆幸的是，在经过了多少年的蒙昧以后，我们终于认识到环境恶化虽然伴随工业生产和生活排污俱来，但它又是完全可以通过综合治理加以控制的。防治水和大气污染法的制定，将有可能为我们展示一幅天空明净、蔚蓝，河流清澈，水草丰茂的图景，但关键还在于执行。
几件新鲜小事也给我们在景物的保护方面带来了希望：
——首都的一名少先队员随大人在长白山游览时，看到一些男女青年乱扔食品包装物，他气愤，但无力制止，便一一将这些盒呀、瓶呀捡起来，送到不远处的垃圾箱去，这情景恰巧被一位外宾捕捉到，便立刻揿动快门，抓拍下了他在中国的美好印象……——某地工人游长城时留下的大名以及单位，一封通知送到该厂，不知怎么一来，他竟甘愿自费来北京作了一番检讨……
——美丽的西湖虎跑泉等处，出售葵花子同时附带一报纸口袋，茶桌上以及附近地上竟见不到狼藉的瓜子壳……
这些大约也算不得什么高招，无非是说：教育首当从小抓起，罚款千万不要都归了公家报销，管理的方法则要切实，切不可弄花架子。至于如何把这三端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作用，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无烦在这里一一絮叨了。
为了使我们免于受到大自然的惩罚，也为了免得我们的后代把“煞风景”的释义弄得扩大化了，煞一煞“煞风景”的始作俑者，此其时矣！
第8版(副刊)
专栏：
普陀历史的另一面
史莽
素有“海天佛国”之称的普陀洛迦山，在东南一带很负盛名，这次有缘去游览了一下，确实感到新鲜。我久住西湖边，平日看惯西湖，只见湖平如镜，游船点点。普陀山却是东海一千多个岛屿中较大的一个，站在山头上向外海看，只见大海浩瀚，海上大小列岛浮于海面，有如大陆下沉而未尽，又如海底上升而初出。南天门外，巨石排空；千步沙头，大浪淘沙，都是特有的海岛风光。普济寺前的多宝塔，是元代的珍品。法雨寺中的九龙殿，是明初的杰作。这些都是可以独步江南的古建筑。稀有的鹅耳枥，千岁的大樟树，也都令人久久不能忘怀。
谈起普陀山的历史，历代志书记载：后梁贞明二年（公元916年），日本僧人慧锷自五台山求得观音像，乘船返国。船到达普陀洋面，触到新螺礁，不能航行了。慧锷向观音祷告：“使我国众生无缘见佛，当从所向建立精蓝。”祷后不久，这船居然又启动了，直达普陀山的潮音洞下停住了。慧锷于是登岸，靠了当地居民张氏的帮助，建庵供观音像。这庵就叫“不肯去观音院”。
这是传说，真假我没有考证，不敢妄说。不过唐宋年间，日本来中国的“学问僧”确也不少。唐末有位日本名僧惠萼，曾三次来中国，第二次曾携本国的桔皇后亲自绣制的袈裟送往五台山，倒见于记载（见《日中文化交流史》）。此惠萼与创建“不肯去观音院”的慧锷，异字同音，时代又接近，不知是否同一人？如果是的话，倒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这是普陀山历史的一面，历史还有另一面。
就在“不肯去观音院”左前方百步之遥，在潮音洞的上方，海岸滩头的乱石丛中，我发现了一块久经风化的漶漫不清的摩崖（如再不保护，所刻文字将完全看不清了）。细认许久，总算把多数文字认出来了。大意是：
“明嘉靖癸丑季……
副使李文进参将
俞大猷都司刘恩
……灭倭于此
原来这海岸滩头是剿灭倭寇的古战场。明嘉靖后期，日本来的倭寇十分猖獗，浙江、江苏、福建等省沿海各地备受涂炭，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癸丑”是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倭寇攻陷昌国卫，普陀山也深受其害。胡宗宪《筹海图编》中有一则关于当时普陀山的记载，大意是：倭寇盘踞普陀山，参将俞大猷潜遣奇兵，派百户邓城，武举火斌、黎俊明等偷袭倭寇，大胜，收复普陀山。十天后，附近各岛倭寇全力攻普陀山，邓、火、黎诸人都壮烈战死。
这是普陀山历史的另一面。
历史是全面的，不能取一面而弃另一面。
第8版(副刊)
专栏：
青蒲
陈加正
青蒲生长的地方很小很窄
但那里可是孩子们的乐园
他们在蒲丛中可以玩藏猫猫
可以执一柄青蒲剑
演他们自编自导的“抓奸贼”
而且他们个个都会唱“青蒲歌”
都会唱——
五月五日五
屈公骑艾虎
手持蒲蒲剑
驱魔归地府
那调门很好听
很有点青蒲微熏熏的味道
折一截青蒲也可以作笛
可以“嘟嘟”地吹出南方的亲切
如果你听见哪儿有蒲笛和青蒲
歌悠悠地飘出
那里就准会有
关于《离骚》、关于青蒲剑
最初最初的传说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心探访
海外谈艺感慨多
——访钱君匋
钱宁文 苗地图
钱君匋，书画篆刻家。30年代即以书籍装帧而知名，曾为鲁迅、茅盾、叶圣陶、巴金等著名作家的许多作品设计过封面。去年秋季，他应邀赴美讲学，向西方听众介绍中国传统的书画篆刻艺术。
记者：听说，您在美国各大学讲授中国古老的篆刻、绘画和书法艺术时，很受欢迎，大教室里总是挤得满满的，许多听课的人因为找不到座位而不得不坐在地板上……
钱：来听课的人的确很多。象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讲课时，每次教室都是满的。听讲的人有学校里的大学生、研究生、教授，还有工友和社会上的名流。我做示范时，许多人恐怕看不清，干脆都爬上了台子……我先讲篆刻，用了三个小时。通过放幻灯，将篆刻艺术的源流变化简要地介绍一下，然后，具体讲解篆刻时的字形、排列和刀法，并当场以凿印刻法刻了一枚“有朋自远方来”。课讲完后，很多人不肯走，围上来，有的还拿出自己刻的印章来请教。下一次，讲绘画和书法，同样是先放幻灯，后做示范。我那次画了一幅“芭蕉梅花”和一幅“芙蓉花”，学校要求收藏一张，我就把“芙蓉花”送给他们。还写了一幅六尺草书对联：“琴言清若水，诗梦暖于春。”写完后，也是很多人围上来，不肯走，要我写字留念……
记者：真没想到，在美国竟会有那么多人爱好中国古老的书画篆刻艺术，而且热情如此之高。
钱：他们爱好是爱好，但这里面更多的恐怕是好奇。中国艺术家在美国表演刻印章，他们是难得看见的。我80多岁了，又有眼疾，篆刻的时候要带上七倍的放大镜，可他们看见我在石头上刻字，手一点不颤抖，劲道还很足的，都奇怪得不得了。
记者：您是说，他们赞叹的实际上并不是中国书画艺术的高超精妙？
钱：这次在美讲学，我感受最深的就是西方人对中国传统艺术所知甚少。他们倒是很想了解，听课都很认真，但有许多东西听不懂。我讲完篆刻，就有人来问：刻印章为何不用机器呢？对中国绘画的写意传统，他们也感到难以理解。至于书法欣赏，对他们来讲，更是如观天书了。
记者：如此看来，轻易就将中国艺术或文化在西方所引起的一点好奇性的赞赏热情形容为“轰动”，并以此而沾沾自喜，四处夸耀，有时真是挺滑稽的事情。考虑到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东方艺术想在西方寻找知音怕是不太容易吧？
钱：这里就有一个对自己民族艺术宣传的问题了。在美国，讲到东方艺术，一些人先想到的是日本，然后是台湾，最后才会想到大陆。有的甚至只知有日本，不知有中国。难道中国的书画艺术就那么不如日本吗？显然不是。但是，日本在宣传方面占了绝对的优势，他们出版了大量印刷精美的画册来传播自己民族的艺术，而且，一出就是几十本一套。相比之下，我们对自己民族艺术的宣传就太不重视了。当然，中国书画艺术的价值并不取决于西方人的褒贬，但我们应当有气魄让全世界都能了解和欣赏我们民族古老的艺术，这也是一种“对外开放”。
（附图片）
第8版(副刊)
专栏：诗画配
坐小茶馆
荒芜诗 丁聪画
小茶馆里吃闲茶，坐听街坊白磕牙。
恰似书斋诠小品，乡谈巷议即名家。
第8版(副刊)
专栏：
山林的黄昏
尚建国
生命的最后一段岁月，不知是他选择了山林，还是山林选择了他。经霜的秋叶，是他酡红的脸庞；在迟暮的黄昏，有他灿烂的足迹。他渐渐枯萎的身躯，生命正一点一点离去。但他栽种了满山满坡的树木，带有他体温的绿树将会代替他站立在那里，承受阳光雨露的温情。
树是他的体魄，他是树的灵魂。他无言，熠熠的焰火从他的瞳眸里喷出。他老了，山林却年轻。渺茫的前身或后世，都不必多想了，只能往前走，和时间手拉手前行。一阵潺潺的林涛，打湿了他葱嫩的遐想。
这些山林或许是他的儿孙吧，绕膝穿行，或歌，或泣，或愁，或乐，都是他给曾经是荒凉的秃山的馈赠。在这儿，他又想起了自己的一生，他已经活了很久了。
在鄂西北的一座无名的深山里，老人就这样剥蚀着他的姓名，滋润山林的清晨和生命的黄昏。他几乎没有姓名了，但他是大山的儿子，山林的父亲。
我见到他的时候，夕阳正在他肩头慢慢陨落，他的额头却有许多美丽的姿影翩翩起舞。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化雅俗谈
戏曲演员唱歌
唐全贤
在红氍毹上，出现了一件新鲜事——戏曲演员唱歌，一些颇有影响的青年演员相继登台，从个别演员发展到各个剧团、各个剧种。
唱戏与唱歌，并不是水火不容的。善于作横向借鉴者，尽可从对方吸取有益的成分。徐丽仙的新丽调里有流行歌曲的声腔；童芷苓唱京戏，用了电子琴做配器；关肃霜吸收花腔女高音到京剧唱腔里，获得了成功；刘慧琴唱河南梆子，但西洋咏叹调也唱得很好。著名越剧演员戚雅仙、毕春芳认为戏曲演员唱戏与唱歌，是个“位置摆正”的问题。唱戏是基本，唱歌是多能。倘若为了丰富唱戏的手段而唱歌，也用唱戏的优点去发展唱歌，做到一专多能，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唱戏与唱歌在行腔、发声、吐字等方面又有很多差别。戏曲特别讲究“韵味”，各种不同的地方戏曲，由于有特定的旋律、唱腔，因而有特别的韵味。基于此，戏曲演员唱歌，应当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为了提高、丰富戏曲声乐艺术，而不是降低甚至破坏戏曲声乐艺术。说得具体一点，不要让戏曲变成歌曲，而要吸收歌曲中的有益成分来发展戏曲。
对戏曲演员唱流行歌曲，我是持保留态度的。因为用气声唱歌，对于提高戏曲声乐艺术，并无多大好处，弄得不好，会使讲究韵味的戏曲里兑进一些气味不正的东西，在唱戏时反会吐字不清。戏曲无疑要革新，要多争取青年观众，但当务之急是需要在改革戏曲的唱腔，提高戏曲的艺术质量，使戏曲的内容与形式符合当代人们的审美趣味上下功夫。戏曲演员以唱流行歌曲来招徕观众的“好奇心”，似是一条近路，其实是戏曲改革的下策。如果一些好的戏曲演员学唱某些流行歌曲并不成功，到头来，会不会反而降低了戏曲的上座率？
至于戏曲演员“反串”唱歌，有人确实表现出了突出的唱歌才能，唱歌比唱戏更有发展前途，当然可以改行。郭兰英、李谷一即是先例。但这已不属于本文的讨论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