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汉字与中国人的认识观
从认识方式上看，中国人长于直观地把握世界，重“体知”，轻“认知”，重领悟，轻分析。这种认识方式的形成，其中汉字的象征符号系统的建立和展布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以一组从采的字来考辨：悉、審、释。采，《说文》云：“辨别也，象兽指爪分别也。……读若辨”。而辨别鸟兽指爪，又恰好是造字的起点。審、悉、释由鸟兽之足谈起，造字也恰恰是由鸟兽之足的观照而产生。正是这种直接直观的结果，使得汉字成为一种象而不象、寓有用性与审美性于一炉的象征符号系统。但这种直观造字方法并不一定就会必然产生直观把握世界的认识方式。古希腊人认知世界的方式也是一种朴素直观的方式，这种认识方式在中世纪被重分析重科学的认识方式所取代，而我国一直固守着这种朴素直观的情势，满足以象喻理的思维途径。为什么我国没有出现象西方那样的认识上的嬗替变更，汉字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汉字是世界上唯一保存的象形文字系统，这种超稳定的延续对中国人认识机制发生了直接的影响。首先，汉字本身形象如画，形意融合的特征使得人们在使用这种文字时几乎不要了解它的读音，直接从形体上就可以把握这个符号所标识的概念意义，并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它所隐含的深层意念。认识汉字的过程其实就是以象见意的过程，这种方式的长期使用，势必会诱发刺激操习这一文字的人的思维，把他导向一种直观把握的途径。其次，汉字作为一种表意文字，是一种有象可征、有意可寻的符号集群，它提供给人的是一整套认识世界的建构模式，启发、激活人们模仿这种方式去把握认识对象。中国人在认识世界时，往往崇尚一种目击道存的感知方式，它的感知对象是融理性和感性于一身的感觉世界，这种认识对象之“象”和文字之“象”有某种相通之处，这种相通点为人们认识世界时取效汉字提供了可能性。 （摘自《安徽师大学报》第三期 詹绪佐 朱良志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呼唤书评家
我们的书评太少，少到与琳琅满目的书籍不成比例；我们的书评家太少，少到很难举出几位有知名度的书评家来。
书评业的兴旺，是当代世界文化事业的一种趋向。一些国家重要的报刊，几乎都有书评栏。书评家已成为一种专业，与剧评家、影评家同享盛名。一些优秀的书评，被列入大学的必修课程。
优秀的书评，对众多的出版物不仅有所鉴别，有所推荐，有所赞赏，有所批评，做到“评理若衡，照辞如镜”，而且对其思想内涵还有所发挥，有所提高，做到发人之所未发，言人之所未言。有些书评，包括序跋一类的文章，在看所评书以前值得一读，在看原书之后也值得一读，其本身就是有一定学术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好文章，其中甚至不乏传世之作。我们有些人总爱把书评看作是“小儿科”，是“二手学问”，这实在是一种误解。
我们的书评之所以未能兴旺，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比如，出版社和书评家之间缺乏经常的联系，书评家本身知识不广、涉猎不多，没有稍许灵活、特殊的稿酬制度，等等。我在这里想指出两个主观上的原因。首先，写书评的人，应该把书评当作一件长期的（不是偶一为之的）、严肃的（不是兴之所至的）工作，充满热情地、认认真真地去做。第二，在当前，要冲一冲那种温柔敦厚，人事不分的书评模式。朋友出了本书，写篇文章捧捧场吧！于是，书评成了赞美诗。如此下去，我们的书评家就只能是个可爱的老好人，写出来的东西也只能是标准的表扬稿。这样，我们就难以有真正的书评和真正的书评家了。
（摘自9月6日《光明日报》 刚建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吴起也是史学家
吴起不仅是我国战国前期杰出的政治军事改革家，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
据近人研究，吴起在《左传》的传授过程中做了承前启后的工作。他大量增补了鲁、三晋和楚的材料，最后编定此书，并传授给他的儿子吴期。因而吴起对于《左传》的成书所起的作用最大，贡献最多。
吴起引经据典，如数家珍，不仅能够根据需要随时随处讲述和评价各种历史事件，而且还在治国治军的具体实践中，注意学习、效法包括法家前辈和儒家先贤在内的诸子各派许多思想精华和有用的方略，特别是他在理论上、实践上都继承和发展了春秋时代著名将领孙武、伍子胥等人的兵家思想。由此我们可以窥见吴起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在他所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具有的风格和面貌。
吴起之所以能够熟练地掌握各种历史知识，并且在史学著述上取得重大成就，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主观条件上看，首先是他能广览博取，注意吸收各家学派的思想，并且具有良好的儒学基础。其次，吴起在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上的建树，对于他大量、生动地描写战争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优越条件。
从客观条件上看，首先是吴起一生经历了卫、鲁、魏、楚诸国，而这些国家都有丰富的历史材料。其次，吴起有研究历史、著述史书的充裕时间。吴起在魏国历经文侯、武侯两代，共二十七年，其中镇守西河长达二十三年之久。镇守西河期间主要是带兵打仗，但闲暇之时有充裕的时间从事研究和编撰历史书籍的工作。
（摘自《学术月刊》第八期 孙开泰 徐勇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丁玲笔名二三事
丁玲，原名蒋冰之。1921年她17岁时从湖南来到上海，入平民女子学校读书。她思想进步，具有反封建意识，跟一些进步青年一样废姓，只用“冰之”其名，这竟引起许多麻烦，于是她采用笔划最为简单的“丁”字为姓，叫“丁冰之”。1925年她想当演员，需要改名，便和几个朋友闭目在字典上各找一字。她摸到“玲”字，从此“丁玲”成为她的新姓名。她的处女作《梦珂》，第一次用此名字投寄《小说月报》编辑部。叶圣陶和徐调孚从大量来稿中发现了这一陌生稿件，于1927年12月10日用卷首的显要位置刊出。后来她的《莎菲女士日记》成名作，也署名丁玲，发表在叶圣陶主编的《小说月报》上。
上海话把东西碰翻后发出的声响叫“丁玲珰琅”。1932年3月15日，“左联”秘书处创办《秘书处消息》，这个内部刊物发表关于竞赛工作给全体同志的一封信，附有署名“珰琅”的挑战书和署名“洛扬”等的应战书。这个“珰琅”便是丁玲，而“洛扬”便是冯雪峰。当时，上海白色恐怖，禁锢比罐头还严密，“左联”青年作家柔石、胡也频等惨遭杀害，革命文学作家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珰琅”据说含有镣铐的铿锵响声，丁玲以此暗示对反动当局的蔑视，表示对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
（摘自9月11日《厦门日报》 李子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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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应把文化意识注入鲁迅研究
金宏达在《鲁迅研究动态》第五期撰文指出，鲁迅以一个文化巨人的雄伟气魄和坚毅精神，从事过范围极为广阔的大量的文化工作，特别是关于新文化建设的工作。终其一生，鲁迅都将注意力集中于中国社会文化问题。鲁迅著作之所以至今对中外读者保持历久不衰的魅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们具有极其深厚的文化内涵。
从文化角度研究鲁迅，应包含两大层面。一个层面是挖掘、分析、研究鲁迅的文化思想。他的文化思想，从广义的文化角度考察，可以说是他的思想遗产的主体。鲁迅对中国近、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对东西方文化，对文化发展的规律以及文化发展的方向的深刻见解，贯串于他的全部著述，与他的世界观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阐发。另一个层面则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认识鲁迅，认识他的道路、他的作品、他的思想所具有的巨大意义，当然，也包括他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这种认识会有助于我们更真实地描绘出鲁迅的形象。上述两个层面又是相互关联的。毫无疑问，以一种强烈的文化意识注入研究过程，一定会使我们对早已熟稔的对象的各个方面产生新的认识。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榆关为山海关辨
新版《辞源》、《辞海》均谓榆关即今山海关，隋开皇三年筑。然细读诸史，则见其不然。
《隋书·地理志》榆林郡金河县条云：“金河县，皇三年置，又置榆关总管”。金河在今内蒙托克托一带，榆关亦当在此地，整个隋唐时期榆关一直是西北地区的重要关口。唐末诗人韦庄有《赠边将》诗云：“昔因征远向金微，马出榆关一鸟飞”。那么，榆关又是怎样成为山海关的呢？
今秦皇岛一带古已有一渝关，因在渝水之侧，故又称临渝关。《通鉴》卷七八隋文帝开皇十八年条记“汉王谅军出临渝关”，胡注“临渝关，在柳城西四百八十里，所谓卢龙之险也”。北宋以后，由于西北之榆关湮没无闻，人们开始将渝关与榆关相混。司马光的《通鉴》往往将渝关写作榆关，如《通鉴》卷二一三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条：“薛楚玉遣英杰将精骑一万及降奚击契丹，屯于榆关之外，胡注‘榆’当作‘渝’，此渝关在营、平之间，古所谓临渝之险者也。”辽、金诸史亦每将渝关混作榆关，遂相沿不改，至明初徐达修山海关，自称因榆关之旧址（见《明实录太祖实录》），后人遂将山海关称榆关、渝关或临渝关。其实，古渝关旧址并不在今山海关，而是在秦皇岛市西南的榆关镇，明徐达不过是借重其名而已。因此，称山海关为榆关当系以讹传讹，称其为渝关亦不符合历史地理之本貌。
（摘自《中国史研究》第三期 郭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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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太阳在变小吗？
最近，美国著名天文学家艾迪根据格林威治天文台150年的资料研究断言，太阳的直径正在以每100年收缩0.1％的速度越变越小，平均每小时缩小一米半。若按这样的速度收缩下去，太阳将会在20万年以后消失在银河系。当然，这种变化是暂时的短期的震荡现象。
艾迪的论断立即引起科学界的关注，因为太阳与地球的关系太密切了。如果太阳在不断变小，那对地球一定会发生巨大的影响。不久，华盛顿海军天文台研究了1846年以来的资料，证实艾迪的观点是可信的。但是，人类观测太阳的变化时还必须考虑地球大气折射造成的误差，因此，这项研究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作出进一步的结论。
（摘自9月10日《新民晚报》 志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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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外艺术节
艺术节，作为一种大型的综合性的文化艺术活动，备受人们的喜爱。世界各地每年举行数百种艺术节。
艺术节，按其内容和形式来分，可以概括为综合性的和专题性的两种。综合性的艺术节包括戏曲、音乐、舞蹈、杂技、绘画、摄影、展览等艺术活动，如威尼斯国际艺术节，戛纳世界艺术节等；专题性艺术节只是进行专题项目的艺术比赛或表演，如奥地利的萨尔茨堡音乐节，意大利的威尼斯电影节等。
各国艺术节，有的有深远的历史和独特的丰采。象英国的艺术节，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各地各种艺术节达200多个。观众可以一览当今世界新颖、优秀的艺术，窥视现代艺术的发展趋势。
在美国，则以大众化的艺术节著称于世，各类艺术活动不受名优的限制，演出的节目多种多样。各类艺术节多达2800多个，每次举行较大的艺术节，几乎都要招徕数十万或上百万的观众和游人。
（摘自9月13日《内蒙古日报》 玉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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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香烟含有放射性元素
美国和日本一些大学、研究所最近研究表明：在吸烟者的肺、肝脏、胰腺、性腺，甚至骨骼中，都发现有放射性现象，这些放射性元素来自香烟。
烟草种植者常以磷酸盐（磷肥）作肥料；磷酸盐中含铀，肥料腐化后，铀分解为一些元素。烟草，特别是烟叶上湿润含脂的密茂绒毛，很容易从土壤、水和空气中吸附这些元素并积累起来。人们吸烟时，它们随着烟进入肺部，在肺部细密的小气管里沉淀下来，烟吸的越多，沉淀的也越多。沉淀得多的点，称为放射性物质的“热点”，这些“热点”正是肺癌滋生之处。
（摘自9月8日《云南日报》 李英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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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企业精神是一门学问
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一个企业也应该有个精神。如同过去学校里有校训，抗大就有校训。日本的企业有社训，他们把工厂叫“社”。美国把企业精神叫“企业哲学”，有的也叫“企业文化”。这几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很多企业也搞了企业精神。
什么叫企业精神？我认为，企业精神首先是企业管理的指导思想。当然，办企业的指导思想与企业精神还不完全一样，有共性，也有特性。办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总要有那么几条共性的东西，但每个企业还有自己的特点。把许多内容浓缩成几句话，反映共同的要求不容易。
企业精神实际上是讲对人的管理问题，企业需要凝聚力、吸引力，要大家有光荣感。过去美国不讲这一套，他们把流水生产线上的人当作活的机器部件，三十年代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就反映了这一特点。日本把美国的科学管理引进以后，加进了对人的工作，把西方的管理和东方的哲学结合起来。日本的厂长介绍情况，第一句话就讲他们十分重视人的作用，把人作为第一位的问题来研究。进入八十年代以后，美国也发生了变化，出了一个新学派，主张重视人的作用。许多企业都在管理的实践中研究如何发挥人的作用，重视人的积极性。我国粉碎“四人帮”以后，提出了实行物质鼓励的原则，但又出现了奖金万能，什么“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这是不行的，过去搞精神万能不对，现在搞金钱万能也不行，需要把精神作用和物质利益原则结合起来。
当然，搞企业精神也不要“刮风”，不要“一刀切”，不要给企业压力。要让企业感到培育企业精神是企业内在要求，不搞形式主义。有些厂长体会到，企业精神也要深化，不断发展，不断充实；培育企业精神要转化为物质力量。这些意见很好。
（摘自《中国企业家》第九期 袁宝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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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费开支太大了 王建明
（原载《吉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