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全面认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
任弼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按：
最近出版的《任弼时选集》，收入了1944年4月任弼时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所作的关于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长篇演讲，题为《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这里发表的是其中的第四部分。任弼时曾长期分工指导陕甘宁边区的工作，是较早研究经济建设问题的我党领导人之一。他在这部分演讲中，着意阐发了革命的目的就是为着建设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指出贸易、金融、财政工作是组织全部经济生活的主要环节，培养大批贸易、金融、财政和管理企业方面的专门人才已是全党的严重任务。这篇演讲对于我们认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很有现实意义。
我们要承认，随着边区生产的发展，就产生许多新的需待我们解决的复杂问题，如贸易如何管理，金融物价怎样才能巩固和稳定，财政政策如何才利于经济的发展，如何运用因组织起来而节省出来的劳动力，怎样提高群众的文化教育水平以推动建设事业发展等。这些新产生的问题，其内容都是相当复杂的，我们过去对这些建设中的新问题是缺乏经验的。但是，这些问题今天又已经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解决，那就只有依凭我们的决心、努力和创造精神，从摸索中去发现其规律性。这不免要感到困难，发生缺点和错误，但遇到这些困难、缺点和错误也正表示我们是在发展当中，它们是发展中的产物。我们要不怕发生困难、缺点和错误，问题在于我们要以学习的态度与群众联系，集合群众的经验与智慧严肃地对待每一个新发生的问题。就是要每当一个新的问题发生需要处理时，能够事前加以深入的调查研究，事后详尽地总结经验教训，使我们少犯错误，不重犯错误，而能较快地走上正确的轨道。
我们过去在贸易、金融、财政问题上存在的缺点和错误，这次会议从思想、方针、政策、作风方面都加以揭发，算是在财经工作上作了一次比较深入的整风，初步总结了经验教训，确定了今后的新方针和办法，只要全党来注意这些工作，我们相信会很快地走上正轨，把这方面事情搞好的。
但是，要使全党努力做好财经工作，首先就要使各级党委，特别是县级和团级以上的党政军民和财经干部，在思想上能够全面地认识财经工作的重要性。边区的干部、党员以至于群众，对经济建设中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及发展农业生产的方法，经过去年的动员和实践，应当说是有了深刻的认识和很多的经验，现在，要使他们对于经济建设中的金融、贸易、财政及民间自给工业等类问题的重要性，也能有如对农业生产一样的认识，也加以很大的注意和努力，那我们就必然能够创造许多新的办法，发现和培养大批的干部，使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很快就可以收到成效。
我们要告诉党员特别是干部，使他们懂得：革命的目的就是为着建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为着中国的解放与建设。破坏旧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是为了要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使人民能够过着真正文明的物质和精神的生活。
为什么要破坏旧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关系呢，而且是用战争——不惜巨大的牺牲和流血，如象过去的内战和现在的抗日战争一样，去破坏旧的和帝国主义的统治呢？其原因就是因为旧制度和帝国主义的统治，是妨碍生产力，也就是妨碍人民经济的发展。
比如在旧的农村社会中，占人口少数的地主阶级，掌握了政权，垄断了生产资料（土地、农具、牲畜、肥料、种子）和社会财富，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反而没有、或只有少量的土地和生产工具，用高度的租额向地主租佃土地来耕种。地主对农民除开地租的剥削以外，还有劳役和其他的剥削。地主阶级依靠这些用无止境的剥削来增加自己的财富，而不愿意拿出本钱从改良农作法、水利、工具、种子、肥料等方面去增加土地的产量和社会的财富。广大贫苦的农民因为自己没有或者缺少土地，而租种的土地又没有佃权的保障，也就无力或者不愿意去改良土地的耕种。这样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自然就要严重妨碍农业经济的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使广大的农民群众呻吟于地主阶级统治之下，过着非人的生活。
今天的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来侵占中国，其目的自然不是使中国的经济获得发展，使中国人民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恰恰相反，日本帝国主义是要把中国人民变成为它的驯服的奴隶，以便于剥削中国人民的血汗，掠夺中国的物资，来满足它独霸东亚的野心。只要看现在沦陷区的同胞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他们负担着繁重的捐税，自己劳动生产的物品，都被日本强盗和汉奸政权强迫集中或廉价收买，而另以高价“配给”人民。他们过着牛马般的奴隶生活。
人民在这种政治制度和经济关系的下面，自然产生了革命的要求，一到这种要求达到觉悟高度的时候，就会不惜任何牺牲和代价，用暴力和战争去达到推翻这种统治和制度的目的。这在过去就叫做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制度，实现各种革命的政策；在今天就叫做驱逐日寇，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成立“三三制”的民主政权，用减租减息的方法逐渐改变旧社会存留的封建剥削关系。
但我们用革命的手段，把帝国主义势力赶走，把旧的制度和统治推翻以后，哪怕只在部分地区取得胜利，例如内战时期的革命根据地，目前的抗日根据地，在我们面前就提出了建设新的社会制度的任务。新社会制度的建立，就是为着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是为着促进经济发展，而且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使新的社会制度获得巩固的基础。并且还因为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一方面为着革命与战争事业的物质供给的需要，另一方面为着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都必须从事经济建设的工作。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等候把全部敌人打平后，才去进行建设工作。加以中国地方的广大，要使全国人民都信服我们所指出的道路的正确而拥护我们，参加革命奋斗，也需要我们拿出建设的榜样给他们看，才能做得到。
毛主席指示我们说：要破坏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队、旧政府，例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这些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军事政治力量不取消，生产力就不能解放，经济就不能发展。因此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倒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军事政治力量，这就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学过社会科学的同志懂得这一条，最根本的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我们搞了多少年就是为了这件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主要的就是讲的这件事，就是讲生产力在历史上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毛主席的指示也就是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即革命是为着建设，而建设的根本就是发展经济。
一切只能够破坏而不善于建设的政党，都是不能够获得最后成功而必然是要失败的。我们共产党人如果只晓得用战争和暴力来推翻旧的制度和统治，而不善于建设新的丰衣足食的幸福快乐的社会，那我们也是不会胜利的，而且也一定要失败的。毛主席曾经说过：“我们不但应该会办政治，会办军事，会办党务，会办文化，我们也应该会办经济。如果我们样样能干，唯独对于经济无能，那我们就是一批无用之人，就要被敌人打倒，就要陷于灭亡。”①毛主席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陕甘宁边区，今天是处在相对和平环境，而且大部分地区是经过了土地革命的，没有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也比较彻底地实行了减租减息。在没有战争直接威胁的条件之下（自然我们要随时准备战争），建设边区的最基本的、最中心的而且是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动员全党领导所有的人民和部队来进行经济建设的各方面的工作。
这种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早在1941年，当时的边区中央局即现在的西北局就已经明确地提出来了，去年高干会期间毛主席写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小册子，更规定了经济建设中各种具体问题的方针和办法。对农业第一的基本方针，边区的党和干部从实践中是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但对其他方面的认识和政策的研究，还是不够的。西北局对各种政策虽然已经有了指示，但应当说各地委和县委对贸易、金融和财政问题在整个边区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性，还是缺乏明确认识的。
去年下半年以来，因为金融物价的波动，虽然已经开始引起了地方党的注意，但对于这方面问题的调查研究和政策的讨论，以及负责任地来掌握这些政策，贯彻执行这些政策，还是非常不够的，甚至于还没有完全把它看成是自己担负的责任，以为这是物资局、财政厅、银行的责任。而在这些系统的工作同志，认为自己的工作只能够受本系统的上级领导，当地的地委县委不能够干涉，闹独立性，使地委县委也难于去管理他们。必须指出，这些情形的存在，对边区经济建设的开展是有很大妨碍的。
去年下半年开始的金融波动，对边区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是起了很坏的影响的，而且遭受了不小的损失，但也有一个积极的因素，就是大家从切身困难中，引起了对金融、贸易、财政问题的注意，这也是为什么要召开这次高级干部会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在这次高级干部会上能够和必须向全党提出贸易、金融、财政问题的重要性，把过去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订出今后努力的方针。我想这次高干会以后，应当是可以引起全党在思想上认识贸易、金融、财政工作的重要，认识贸易、金融、财政工作是组织全部经济生活的重要环节，离了它们，或对它们采取了错误方针，全部经济生活就会停滞或受到障碍，因此我们应该积极想出许多合乎实际的办法，来改进这方面的工作。
从这次金融波动中，也使我们大家认识到财经工作的复杂性，要求我们以认真的态度细致地工作，决不是粗枝大叶，凭主观设想可以把事情搞好的。每项有关经济的措施和政策的决定，都要直接影响到广大人民生活的安定与否和政府财政的收入；经济上的设施一旦弄错，就可以很迅速地招致极大的危害和损失。特别是在与敌人作经济斗争的时候，更不能有所差错，有如指挥作战一样，如果不能正确地判断情况，灵活运用政策，就可能遭受失败；相反，如果情况了解，措施适当，也就可以获得胜利。比如在边区内，某几种货物规定要用法币交易，结果会促成金融更加波动，引起物价高涨，人心不安，党的政治影响受到损失；相反，决定这几种货物在边区内贸易和在对外贸易时一律改为边币交易，边币市场马上扩大，购买力提高，物价也随着稳定，甚至下跌，边币的信用立即提高了。又如法币贬值时，外面物价高涨，我们不明情况，或者明知法币低落而不去适当地提高出口货物的价格，结果使我们的物资被人家套购出去了，或者变成了不等价交换，使我们蒙受很大的损失。相反，当法币回涨，物价低落，我们不知道按情况降低出口货物的价格，结果使我们的货物卖不出去，造成入超，也会使我们受到很大的损失。这些情形告诉我们，要把金融、贸易、财政工作做好，必须依靠我们正确地、艺术地、及时地去掌握政策，运用政策；否则，是会把事情弄坏的。
因此，在边区党的面前提出学会经商、搞好贸易的任务。须知商业贸易是有数千年的发展史，积累有非常丰富而复杂的学问，绝非一个门外汉所能立即精通的。年来我们参加贸易机关工作的同志，虽然在实践中也学会了一些，有了许多业务上的改进，这都是很大的进步。然而商业是一门复杂的学问，“行行出状元”，这一句话说明任何一个职业都有其精微奥妙的高深知识，绝不能看成是轻而易举的事，要学会一行，就必须虚心地从那一行的ABC学起才行。
列宁说：“问题是在于负责的共产党员——虽然是最好的，虽然是非常诚实，忠心耿耿的，虽然他曾经忍受过苦役而不畏死难，但他却不会做买卖，因为他不是一个经营商业的人，他没有学习过怎样做生意，也不愿意学习，也不了解他必须从ABC学起。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干过世界上最伟大革命的革命家，一个为众目所注视（如果不是为四十个金字塔所注目，则无论如何是为欧洲的四十个国家所注目）而抱着从资本主义下面解放出来的希望的人——他应当从一个普通的店员学习起，这个店员有十年的商店经验，他懂得怎样做生意；而负责的共产党员与忠实的革命家，却不仅不知道经营商业，而且甚至他还没有觉悟到他并不知道怎样去经营商业这回事。”②
的确，我们有许多同志，很好的干部，很诚实，甚至是很负责的干部，正如列宁所说，他还没有觉悟到他并不知道怎样去经营商业这回事。现在许多同志，至少这次到会的同志知道了搞商业，搞金融贸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正表示我们在这方面是有了进步。
经济建设工作既是当前任务的中心环节，而在这些方面我们又还存在着许多的缺点错误，需要加以纠正和改进。因此，我们在这方面必须培养大批建设工作干部，不仅是供给这一个区域的需要，而且要把这方面有经验的干部供给到敌后各个抗日根据地去。各地党组织应当下决心抽出一部分真正能够掌握政策而且党性又好的负责干部，让他们参加贸易、金融、财政机关的工作，以健全财经机构，这不仅是为着解决目前的问题，还要使他们专门向贸易、金融、财政和管理企业方面去发展，培养成为我们建国的专门人材。这是在我们全党面前已经被提出来的严重任务。
这次高级干部会议决定了对金融贸易财政工作的方针，到会的同志都有了新的认识，但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各地到会同志回去以后，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加以妥善的解决。
同志们，经济战线上的斗争是复杂的，其紧张的程度犹如军队作战一样，因此必须强调领导的统一。闹独立性，闹本位主义，互相竞争，不服从决议，破坏政策法令等，都只能是混乱自己的阵线，在客观上帮助敌人。这次高干会决定，各地金融、贸易、财政工作必须统一于各个地委的领导之下，各地委又必须统一于西北局及财经办事处领导之下。各地委的负责同志，应当看到自己的责任是大大地加重了，必须加倍努力把事情搞好。我们相信在加强领导之后，经济战线的事情是一定可以办好的，我们的建设任务是一定能够完成的！注释：
①引自毛泽东1942年12月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 ②见列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新的译文是：“问题在于负责的共产党员虽然是优秀的，人人知道他忠诚老实，受过苦役折磨，不怕死，可是他不愿做买卖，因为他不是生意人，没有学过也不愿学这一行，也不懂得应当从头学起。他是共产党员，是完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的革命者，虽然不是40座金字塔，也是40个欧洲国家怀着摆脱资本主义的希望凝视着他，然而他应当向那些在粮食行里跑了十来年而懂得这一行的普通店员学习。可是负责的共产党员，忠诚的革命者，他不仅不懂得这一行，甚至还不知道自己不懂得这一行。”（《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24—625页）（附图片）
任弼时同志像。
新华社发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团结战斗 玉汝于成
——学习任弼时同志善于团结同志的领导艺术
萧克
我在任弼时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过几年，以后又听别的同志称道他的领导作风，我感到善于团结干部一道工作，是弼时同志领导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到湘赣苏区后，是苏区的领导和团结的核心；二、六军团会师后，又成为两个军团领导和团结的核心。二军团和六军团来自两个不同的苏区，会师以后，能够成为团结的模范，正如贺龙同志所说“要怎么走就怎么走，要怎么打就怎么打”。一方面当然是在敌人追剿的情况下，团结战斗是两支队伍的共同要求，但另一方面，和中央代表任弼时及二军团领导人贺龙、关向应等同志互相尊重，善于团结有很重要的关系。所以两军会师后，在全国红军大转移的情况下，二、六军团能较顺利地建立湘鄂川黔根据地，以后又顺利地完成长征的任务。
任弼时同志善于以党的政治思想和方针政策来教育干部，按党的组织原则正确处理同志关系。二、六军团会师前，由于原湘鄂西的领导夏曦同志，执行第三次“左”的路线和政策，肃反扩大化，部队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遭受破坏，不少同志被错误地处理。任弼时和两军主要领导同志商量后，经中央同意，初步地批评了第三次“左”倾路线下的一些错误政策，重新使用一些同志，并且改组了原湘鄂西和二军团的领导机构，加强了二军团的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使大家团结起来，共同执行新的战略机动，即向湘西地区出击。那时，他认为各地红军虽然退出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但是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无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仍然是矛盾重重，红军可以利用敌人的矛盾，获得新的发展。特别是土地革命，是中国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红军走到哪里，只要打出土地革命这面旗帜，就受人拥护，不仅可以保存，而且还会扩大。所以我们在湘鄂川黔时，一面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一面在根据地内发动土地革命，建立各级政权及地方武装等工作。我们长征到黔东的石阡时，中央根据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中国人民的抗日要求，提出抗日民族统一阵线政策，任弼时同志很快采取行动。在黔西的盘县时，总司令部提出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到西康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北上的建议。任弼时同志认为红军要抗日反蒋，北上是大势所趋。由于弼时同志能从政治上、战略上及时地把握大局，并教育干部认清形势，使大家能在困难中看到光明的前途，自觉地按照中央的正确方向行动，所以常能化险为夷。这是一个高级领导人能够率领千军万马，信心百倍地团结奋斗的首要条件。
在领导方式上，任弼时同志很重视集体领导。六军团从湘赣出发时，他是军政委员会主席。在建立湘鄂川黔根据地时，省委和军委分会先后建立，这样，使根据地建设和军队建设并进。凡是重要的问题，大都经过集体讨论决定。即便在很紧张的情况下，也是尽可能集体讨论，或是由主要负责人交换意见后才决定。在讨论决定问题之前，他总是多方收集材料，有时是自己动手作调查，所以在集体讨论时，他能够对敌情和社会情况提出依据。在紧张的战争局面下，他为了调查研究付出的辛勤劳动，以及他的高度责任心使同志们叹服不已。在讨论问题过程中，他很注意倾听别人的意见，不先下定语，作结论。一经集体讨论决定后，大家都得照办。
弼时同志平等对人，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不管是在平时或在会议上，也不管是别人说话唠叨甚至言词激厉，他总是耐心地听，让人把话说完，不轻易打断别人。他坚持原则而不激动，议论不多而思虑周详。一边倾听，一边思考。不熟悉他的人，以为他城府很深，然而，当他考虑成熟以后，便“城门”洞开，如见肺腑，令人心悦诚服。特别是对有错误或缺点的同志，他经常采取耐心的启发，使人自觉；有时严肃批评，但态度诚恳，分寸恰当，决不轻易指责，或者声色俱厉地扣大帽子。
在湘赣时期，有位军队的同志，在工作上有差错，按“左”倾路线时期惯用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习惯，是理所当然地要被扣上大帽子的，但弼时同志还是循循善诱，启发他自觉地认识错误，继续团结他一道工作。夏曦同志的错误受到批评后，任弼时同志还是让他参加领导机关的工作，任军分会委员、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等重要职务。
任弼时同志这种善于团结，耐心教育干部的好作风，得到广大干部的衷心拥护，但是在当时流行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气氛下，有同志说他是“有教育精神而无斗争精神”。这当然是片面的。因为教育与斗争，是对立的统一，其目的是为了弄清是非，提高思想，使同志自觉地改正错误，声色俱厉地“残酷斗争”，如果不把道理讲清楚，不让对方说明情况甚至申辩，打击虽然无情，但认识不见得能提高，结果，不是压服，便是使人背上包袱。相反，坚持原则，平心静气地说理，启发别人自觉，效果适得其反。在革命内部的同志关系上，我们只应该是以说服教育为主，即使必要的斗争和处分，仍然应当说清道理。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在弼时同志身上，体现非常突出。可惜，在50年代后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这个传统被破坏了，无限上纲的坏作风横行，使同志之间，产生许多裂痕，带来许多后遗症。
在《任弼时选集》出版的时刻，我谨就弼时同志善于团结同志的好思想，好作风，谈一点亲身的感受，以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任弼时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