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在时代熔炉中重铸
——对新时期歌剧创作的回顾与思考
居其宏
在第一届中国艺术节上，看到了歌剧《原野》和《深宫欲海》的演出，不能不为它们所取得的成绩而感到欣喜。不是歌剧圈中人，未曾尝过新时期歌剧创作的甜酸苦辣，恐怕很难理解这两部作品对我国歌剧界的真正意义所在。
一
依我看，新时期的歌剧创作，在十年中走了一个“U”字。
“文革”结束之后，在十年动乱中惨遭灭顶的歌剧艺术，如久旱之逢甘霖，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在各地歌剧舞台上冒了出来。1979年，一批歌剧新作参加了国庆三十周年的演出，其中较好的几部受到国家的表彰，从而形成一股颇具声势的歌剧复苏热。可惜这个热潮未能持续多久，人们渐渐发现，这一时期的歌剧创作虽然热热闹闹，但绝大部分作品缺乏时代感，主题开掘不深，艺术上比较粗糙，甚至某些获奖作品也未能摆脱公式化概念化的阴影。那些曾经领略过《白毛女》、《洪湖赤卫队》、《江姐》的巨大魅力并为之着迷的歌剧观众，既为当代歌剧能够如此迅速而大面积的复苏而欣喜，又为它们竟未恢复到五六十年代的中上水平而沮丧。
歌剧遭到了冷落。1980年之后的五六年间，中国歌剧界忍受着危机的煎熬，在理论和创作诸领域严肃反思，苦苦求索，探寻摆脱歌剧危机的道路。其间，曾召开了两次全国性的歌剧座谈会，也出现了《伤逝》和《芳草心》这两部在观众中引起热烈反响的作品，可惜后来的创作在质量上均难以为继，终未形成大面积的崛起之势。
1986年年中，转机开始出现。《情人》、《两代风流》和音舞诗剧《牛郎织女》的先后上演，奏响了它的序曲。岁末在湖南长沙举行“1986年歌剧交流演出”，来自全国各地的9部歌剧新作同时献艺，互相交流，共同探讨发展我国歌剧事业的规律和经验，并且涌现出《深宫欲海》这部较为成熟的作品。这样大规模的交流演出，不但为新时期十年来的歌剧创作做了总结，而且也是我国歌剧发展史上一桩意义重大的事件。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宫欲海》以及稍后出现的《原野》，不仅是有关创作人员和歌剧院团艰苦创新的结果，而且也是用全国歌剧界十年来全部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探索与追求、希望与痛苦浇灌、培育起来的歌剧之花；它们的出现，标志着新时期的歌剧创作正在历史性的蜕变中更新自己的生命机制，正在走出“低潮”的谷地。
二
在新时期歌剧创作提出的全部理论和实践问题中，思考和回答歌剧与时代的关系是其中最重要的课题。
毫无疑问，用歌剧艺术表现我们的时代，历来是中国歌剧艺术家的自觉要求，并在我国歌剧史上写下了许多值得自豪的篇章。但一个时期以来，人们渐渐形成了一种单向性的思维定势，歌剧艺术家们在强调“歌剧要表现时代”的同时，往往忽视了问题的另一面：时代呼唤着歌剧的变革，创造着歌剧的面貌，决定着歌剧的命运。以往的历史证明，任何时代都要在它的任何艺术形式上打上自己的鲜明印记，时代精神永远是推动艺术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艺术家们为了追踪时代前行的步履，总是不断调整自己的美学坐标，使创作适应时代提出的审美要求。在中国歌剧史上，从小型秧歌剧到大型歌剧《白毛女》的奠基性意义，其内在原动力正是时代精神的感召。新时期歌剧复苏热的骤然降温以及随之而来的创作危机，其根本原因可以说正在于当时歌剧审美理想和表现体制与整个时代的改革要求不协调。同是音乐戏剧综合艺术的戏曲与歌剧，进入新时期之后都曾有过由热转冷的相似命运。戏曲依仗自身的深厚积累而大量搬演传统保留剧目，确也造成一时的繁荣；但这种“翻箱底”式的遗产展览是无法替代今人的创造的。歌剧界的“翻箱底”则有所不同。它不似戏曲有丰厚的保留剧目可供搬演，因此确实创作了一批新作品。然而尽管这些作品音调有别，故事各异，但它们据以建构自身全部形态组织的“软件”系统——从总体美学观念、结构原则、艺术思维方式到具体的表现手段，却基本上翻用五六十年代甚至是四十年代的老箱底，这就不能不使它们与改革的现实，与当今时代的艺术精神相抵牾，发生审美理想的错位。新时期的歌剧危机无疑向歌剧界发出了警号：改革的时代呼唤着歌剧的改革；对现存歌剧传统和歌剧观念进行深刻的反思和积极的扬弃，已成为歌剧界无法回避和刻不容缓的课题。
三
正当理论家们为寻找歌剧危机的根源而各执一词之际，一场从观念到技法的深刻变革正在实践家的工作室和排演场中进行。得其风气之先者当推《伤逝》。大概对传统分幕分场结构的局限性以及后人在运用中的戏剧结构决定音乐结构、以话剧思维代替歌剧思维之类的弊端有切肤之痛，它把创新的突破口放在结构方面，创造了类似音乐中的奏鸣曲式的歌剧框架，并将人物简化为二，间以两位歌者穿插其中，交待情节，切割场面，从而首开淡化人物、淡化情节的先河。而一批轻喜剧的登台，则是这一时期歌剧体裁与风格从单一走向多元的重要标志。在这背后，则意味着审美功能的强化和娱乐功能的复归，是歌剧社会功能观由偏到全的拓展。《芳草心》之所以能成为新时期轻喜剧的代表作品，其主要贡献在于将通俗音乐引入歌剧殿堂，它的主题歌《小草》是新时期歌剧中流传最广的唱段。
拂去蒙在现实主义美学上的简单化尘埃，借鉴和吸收象征主义、写意手法、间离效果概念和现代表现主义、结构主义、荒诞派的某些美学原则，使歌剧现实主义成为一个包孕更丰的开放性体系；时空交错、中性舞台、写意布景、意识流、无场次等结构手法创造出许多新颖的结构样式，使当代歌剧在整体架构方面获得了表现生活的更大自由和“弹性”；在歌剧音乐创作中，单旋律的线性思维、单功能的抒情倾向、被动性的结构意识、老龄化的音乐语言、表层化的民族风格也处在深刻嬗变之中，交响性的立体思维、全功能的戏剧性观念、创造性的结构意识、深层的民族气韵、富有个性的音乐语言已成为许多作曲家刻意追求的目标，并在作品中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
新时期的歌剧创作经过一番改革、更新的历史性阵痛之后，赢得了歌剧思维的解放和歌剧本体意识的觉醒。若将《原野》、《深宫欲海》与8年前最优秀的作品作一比较，人们将不能不为其间的历史飞跃而惊叹。
四
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歌剧精神和歌剧面貌。但这一切不可能由少数哲人预先规定，而只能取决于那个时代所提供的精神、物质条件和当时歌剧艺术家对歌剧规律所达到的认识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时期歌剧创作在总体上尚处在探索和实验阶段，许多作品远未达到成熟的境界。这主要表现在：我们从古今中外众多的艺术参照系中吸收养料，极大地丰富了自己；但由于歌剧界在封闭太久之后一旦开放，五色斑斓，令人目眩，我们缺乏清醒的选择目光和强健的消化机能，因而作品中常常露出生硬、粗糙、模仿、堆砌、矫情的明显痕迹，未能把各种因素有机整合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品。对于歌剧来说，它的艺术魅力的奥秘，其实就存在于这种有机整合所形成的综合美之中。
诚如许多同志所说，歌剧这门综合艺术面临的问题积重难返，需要综合治理。而综合治理的根本途径是改革。改革无疑是一座时代大熔炉，它不但为歌剧的崛起创造一切必要的精神与物质条件，在主题内容上注入当代生活的源头活水，而且把古今中外一切可能为歌剧创作所利用的艺术矿藏和表现材料纳入当代意识的炉膛，经过一番打碎、过滤、熔化和锻造功夫，从而重铸出我们时代的歌剧理想、歌剧观念和歌剧面貌。自然，这个重铸过程迄今为止远远没有完结，但新时期歌剧创作只有在这个重铸过程中才能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稳步踏上更高层次的成熟和繁荣。《原野》和《深宫欲海》向我们宣告：这一天已经不太遥远了。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破除模式 投身生活
——改革题材文学深化问题之我见
刘绍棠
随着改革的深化，反映改革的文学创作必将又一次应运而兴；这是合乎时代之潮流，顺乎民意之所向的。
改革题材的文学创作，前几年曾经有过一个高潮，后来却出现了落潮。在这一次新高潮到来之前，应该对那一次从高潮到落潮的全过程进行必要的反思。
在承上启下的社会大变革时期，每一项改革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不是一蹴而就的。因而，作家对改革题材创作的思想准备很不充分，生活积累就更不充足。但是，作家为政治激情和社会需求所驱使，不能不迅速投入改革题材的创作，这就产生了必须与可能之间的矛盾。
桃三杏四梨五载，怎及当年有收成？只要出作品，哪怕萝卜快了不洗泥。这种创作上多而快，为改革文学造成了声势，赢得荣誉，但久而久之，无形中就形成了某种模式。
每写改革，必以两条路线斗争为主题，必是两个对立人物你死我活的决斗，必有阶级敌人或别有用心分子挑拨其间，思想落后的人被反面人物利用，又被正面人物唤醒，大同小异的桃色纠纷绝不可少。改革家的形象，无不是换了行头的高、大、全：西装革履，风度翩翩，开口便是格言术语，对待人民大众则是一副救世主腔调和态度。男角当有高、矮、胖、瘦的美女蜂拥而上，追逐求爱；女角则必能驾驭形形色色的男人为其效命，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对待改革题材的文学作品，某些领导部门和评论家，以所谓保护“新生事物”为名，时刻不忘“突出政治”；虽是新瓶旧酒也一味捧场，有人提出异议便急忙护短，以“不可求全责备”封人之嘴。如此，怎能不高潮来得快，落潮去得急？
这几年反映改革的好作品不是没有，而是太少。即便这些好作品，对照改革的发展变化，也会令人感到思想陈旧和目光短浅。描写某一项或某一种改革措施的实行，反映某个方面或某个领域的某些改革过程，或反映描写领导干部的选拔，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和深化相比，都显得落后和肤浅。
今后的改革题材创作，如何改变这种情况？我想，首先应该是作家要有理论指导，提高观察生活和认识生活的能力，认识到中国从事的改革是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绝不是一句例行官话。我们常常发现在某些作品中，以某种外国模式对我们的改革进行脱离国情的设想或脱离实际的仿造，以致读者和观众觉得写的不象中国人，不象中国事，因而也就失去了可信性，难以令人悦服和感动。
避免粗、浅、假、空的概念化、公式化、模式化，还用得着一句老生常谈，那就是写改革必须投身改革；也就是深入生活，同人民保持血肉的联系，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哺育自己，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为什么读者和观众对不少改革题材的作品有意见，就因为读者和观众把这些作品跟他们亲身经历和感触的改革生活一对照，满不是那么回事儿。以观察家或场外指导的态度写改革，是写不出改革的真情和人民的痛痒的。深入生活的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我个人更喜欢这样的方法：首先蹲点，其次跑面，点面结合。
对于改革题材创作，一定要坚持政治和艺术的统一，不要只因为它是改革题材就产生偏爱，滥施表扬，廉价吹捧，不能重犯因溺爱而致残的老毛病。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读《新时期中篇小说名作丛书》
李贵仁
近年来，我们的出版界和图书市场兴起了一股“丛书”热。形形色色的丛书，名目之多，令人目不暇给。相比之下，反映我国当代文学实绩的丛书，就未免显得少了。在这种情况下，冯牧同志主编了这套规模较大的十二卷本《新时期中篇小说名作丛书》，由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可喜而又可赞。
冯牧同志在这套丛书的序中说：“我们的评论家、编辑家和出版家有责任做好新时期文学成果的比较全面的选萃和积累工作。经过十年来漫长时光的检验，该是已经到了对我们的极其灿烂多彩的文学成果进行一番冷静而严格的选择、分析、判断和集纳的时候了。”这套《新时期中篇小说名作丛书》，从数以千计的中篇小说作者和数以万计的中篇小说作品中，精选出十二位著名作家的五十部代表作品，显然为研究新时期文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诚然，以新时期文学之丰富多采，仅靠这样一套或者几套丛书是绝难反映得很全面很准确的；即以中篇小说创作而论，在新时期十年里所涌现的杰出作家和优秀作品，就远不止于这套丛书所收之数；而且有许多未入选者，其成就并非在某些入选者之下。但无论怎样挑剔，我们也不能否认这套丛书所集纳的毕竟是较有代表性的新时期中篇名作，它们中的绝大多数，不仅在大体上符合编选者所确定的“真”、“深”、“新”、“精”的标准（即反映社会生活真实而深刻，思想和艺术上有新意，写得比较精美），而且在题材、主题、风格、手法等方面都体现了丰富性和多样性，能够较充分地反映出新时期实行“百花齐放”所促成的文学繁荣景象。
我之所以把这套丛书称为新时期文学的成功的缩影，除了上述理由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编选者在这里非常鲜明地突出了新时期的时代精神。新时期的文学从一开始就把这种时代精神化作了自己的灵魂。小说、话剧、诗歌、散文、报告把文学以及理论批评，都有相当一部分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中篇小说表现得尤为突出。而这套丛书的编选者们，对此把握得较准确，所以以此为重心来确定自己的编选对象。被他们选入丛书的中篇名作，题材、主题、风格、手法等等是那样的不同，但是绝大多数在体现时代精神这点上，却是大致统一、相对集中的。总之，由于编选者立意高，有匠心，这套《新时期中篇小说名作丛书》较准确地概括了我们这个改革时代的社会生活主流，突出地映照了这个改革时代的社会生活主流所涌起的思想巨浪；它的主旋律是民族振兴的呼声，时代前进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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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改革题材的文学探索
——谈青年作家王剑的创作
何开四
王剑是贵州一位颇具创作实绩的青年作家。自1980年他的反映知青生活的中篇小说《无果的花》问世以来，六、七年间陆续结集出版了《风乍起》、《二月潮》等4个中篇小说集和《强者》、《纵深地带》、《生活的法典》、《那天，你去了远方》等7部长篇小说。王剑的作品大多属于当代性的题材，其中反映改革生活和对伦理道德问题的探索，构成了他创作中两个重大主题。当一些人以淡化现实社会生活，写远山野情为高雅的时候，他却自觉地贴近时代，拥抱人生，以多彩的笔墨抒写变革生活的风云色变，并不断超越自己，力图在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上有所突破和创新。
王剑长期在贵州六枝矿区挂职工作。沸腾的工矿生活，牵动和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1982年，他创作了中篇小说《二月潮》，其后又相继写出了长篇《强者》和《那天，你去了远方》。在这里他倾注满腔激情塑造新时期开拓者、改革者的形象；小说的内涵也呈现出不断深化的轨迹。
《二月潮》和《强者》都可看作是同一层面的作品。两部小说都是以矿山领导班子的调整重建为贯串性线索，把社会和家庭、基层和上层、现实和历史、生产改革和人事纠葛交织在一起，在曲折的事件和尖锐矛盾中展现生活的历程和人物的命运，谱写出一曲强者的颂歌。但平心而论，作品犹嫌开掘不深。改革往往还停留于事件进程的描写，改革的冲突也主要是来自外部。《二月潮》中贺云路和《强者》中的孙肇元两个改革者的形象，虽然都有各自不同的个性，但无可讳言，两个人物身上都还依稀看得见初期改革英雄乔光朴、车篷宽一类人物的投影。《那天，你去了远方》则是王剑创作的一个明显突进。小说把改革的具体进程推后作为背景，乃至带有虚拟的成分；而把审视的中心集中到改革主体人的身上。作者站在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剖析人物的内心世界和道德情操，熔铸了深沉的忧患意识和批判意识。小说刻画的几个人物都是我们时代的强者，但是他们都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悲剧的色彩。冯万殊是声名遐迩的矿区青年突击队队长，被誉为“核潜艇”和“掘进王子”，是改革的排头兵；但精神的苦闷使他窒息，健壮的身躯却走不出历史陈旧的圈子，最后只能以自残来逃避生活的责任。更突出的是许臻，她是一个现代女性，能勇敢地蔑视和冲决传统势力的羁绊，颇有女权主义者的豪气；但她也承受不了现实沉重的十字架，而且她最终发现在其深层意识里，依然是“女之耽兮，不可说（脱）也”的传统观念，她追求的幸福无非是变形的封建伦常的虚幻外象，何尝摆脱了两千年的古老幽灵附身。它昭示了，改革不仅是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观念和意识的更新；如果改革者不能克服自身的缺陷，不能自觉地完善自己现代人的素质，那么改革也只能是“岌岌乎殆哉”的激情。
还需一说的是，《那天，你去了远方》具有意蕴的多义性，王剑摒弃了他以往某些小说主题单一的倾向。换一个角度审视，这部作品也可以看作是王剑道德系列题材长篇小说中的一部，而且是一个新的超越。在前年问世的《生活的法典》中，作者着力展示了现代利己主义、现代享乐主义对人们精神的扭曲和对社会生活所投下的阴影，大声疾呼“重新恢复我们民族历史悠久的‘道德法庭’”，这无疑有其积极的意义。但作者对传统道德的二重性很明显还缺乏深刻的剖析，甚至还出现了简单认同的倾向。在《那天，你去了远方》中，王剑对传统的道德问题作了反思。它揭示出，传统已褪去了神圣的光环，不再成为盲目膜拜的对象。在对几个人物悲剧性命运的描写中，他痛切地揭示了传统的惰性和克服几千年历史积淀影响的艰难，敏锐地指出了旧的道德观念今天正以新的形式复苏和蔓延，并残害着我们民族的肌体。
《纵深地带》发表后，有人评其为“军事文学的新开拓”。这固然和作者在新时期文学中较早地把作品的切入点凝聚到对当代军人道德世界的探索上有关，但作品在艺术形式上的别具一格，在当时也是颇引人注目的。小说塑造人物，用的是现实主义的手法；谋篇布局上，则是借鉴了拉美结构现实主义的技巧。作品完全突破了物理时间的不可逆反性，把战时和战后的生活呈共时态地平行交错起来；同时，在具体的场面和人物描写中，又注意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的映照渗透，将战争的纵深地带和人物心灵的纵深地带融为一体。这种双重结构不仅以经济的笔墨扩展了作品的思想容量，而且使结构本身也超越了形式因素而获得了独立的叙事功能和审美价值。小说在各个章节的衔接上，也自然、熨帖，尽管时空维度变化的幅度较大，却呈现出一种有序的走向，不给人以故弄玄虚之感。
《那天，你去了远方》是王剑长篇小说艺术探索的一次新尝试。王剑破例地采用了第二人称的叙述方式，这在当前长篇小说的创作中是较少见的。这种叙述角度的更新，为创作主体的自然介入拓展了天地；也使读者在接受过程中有身临其境的亲切感，能以“主角”的身份与作品对话；作品也由于审视者的差异而幻化出了不同的色彩。这种新颖的叙述角度，也直接牵动了结构的变化，使作品突破了封闭状态，呈现出开放和流动的生气。
王剑的探索是有成效的，但这仅仅是跨出的第一步，他以后的路正长。我们希望王剑不要安于小成，要不断争取有更好的作品问世。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新作
《中尉们的婚事》〔长篇小说〕
作者 李占恒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小说描写“文革”初期三个中尉和三位女青年的婚恋爱情。由于“左”的思想影响，他们原本可以成为眷属的关系出现了裂变、离异和重新组合。被政治化了的刘一凡先后失去了叶婷玉和唐世军的爱；淳朴善良和讲求实际的汤贵却意外地得到了新娘叶婷玉；唯利是图的高宏声视婚姻为政治联姻，终以性欲的满足而破坏了李秀芝母子的幸福，同时断送了唐世军的生命。
作品通过不同的爱情观，展示了人生不同的理想追求和复杂的人际关系，写军人的献身精神、写他们的情感心灵，以一个独特视角对极左路线进行批判。故事错综复杂，语言朴实。在人物情感挖掘方面，小说略嫌粗疏，影响了对人物性格的刻画。
（解社）